张文木：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下）

2013-12-20 10:23:01 来源：乌有之乡

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32]。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33]。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拣软的捏”。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34]，并认为“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35]，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的“优先权益”在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苏联于1953年继而1955年初将中东铁路及旅顺港交还中国。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并为蒋介石政府承认了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所向披靡且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中国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中国空军并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获得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而对苏联，尤其是对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会形成严重依赖，这反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不仅如此，这样的后果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的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已为中国完全控制的中国东北境内。这不仅将“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压至最小，大大缓解了外蒙古独立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压力，而且还使外蒙古由此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不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

高超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博大的胸怀和长远的历史眼光是紧密相联的。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些作法也有怨意，斯大林也有对不住中国革命的错误，但毛泽东仍能准确地把握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曾在战争期间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的。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36]斯大林去世后，就在其坟墓上堆积起越来越多的“垃圾”的同时，中国却涌动起“历史之风”：就在苏联政府摘下斯大林画像并在全苏联“声讨”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的画像还是始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对毛泽东感激万分的”。[37]中国学者袁南生认为：“实实在在地说，死后的斯大林最大的、真正的知己是毛泽东。”[38]笔者深以为然。

比较李自成流动作战和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研究：在低潮时均没有选择入川实行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动折师北上进入贴近中原的陕南商洛山和陕北高原蛰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随后便长驱直入北京。

三百年间与此相反的人物是张献忠和张国焘。张献忠与李自成分离后转战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两度步诸葛亮后尘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选择，张献忠本人连同他的政权于1646年被清军剿灭[39]。由此后推三个世纪，毛泽东与张国焘于1935年6月也发生过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40];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41]。事后张国焘归队及中国革命从陕北成功的经验已使毛张这场争论的是非有了明确的结论;同样的理由，当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决策要远比张献忠入川作诸葛亮式的盘踞高明。今天再读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补充的结论则是，如果当年张国焘真与中央分裂并入川实行割据，其结局决不会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张献忠更好。

今天回头看，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抉择——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42]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份，也有“人谋”的因素。在前者中，司马迁揭示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43]在后者中，首功当推毛泽东。鉴于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更为深刻历史洞察，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弃南而就北，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

说到大西南，让人想起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苏联在北方制造新疆居民“外逃”事件，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印度事关西南稳定，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印度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个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度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硬是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在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有意留待将来从长计议。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为了中国大西南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

今天总结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进战退和于瞬间，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让人体会出了毛泽东军事艺术所呈现出的那种“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44]的极高境界。每读史及此，令人不由击节赞叹并为之神往。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

说到这些，我们真要感谢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感谢毛泽东同志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9月15日， 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45]。10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46]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针对这个条约，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47]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词用字不雅，这反说明，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随后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由此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48]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49]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50]的艰难处境。而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毛泽东的明确回应：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毛泽东告诉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51] 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但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却是有增无减，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对此，毛泽东给予更坚决的回应：1969年9月23、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予以回应。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毛泽东面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终于迎来了不利于苏联却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大变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他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52]当听到周总理要接见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据基辛格回忆：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53]。哲学问题当然就是方向问题，这些会谈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54]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国家外交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以斗争求和平，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在对手的敬畏中主导着历史的方向，同时也为十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布下了伏笔。

我们知道，后人常将秦国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55]解释为秦之“严刑峻法”，这其实说不通。因为在刑罚的残酷性上其他六国并不比秦国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残酷性往往与国家获得人民的支持程度为反比存在。与其他六国政策比较，商鞅建立的军功与土地奖励相联系的产权制度是秦王朝获得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因素。这个以土地奖励耕战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会基础扩大到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这些人在其他六国，只能从贵族手中而非国家手中获得或租得土地。这样，与将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贵族基础上而“严刑峻法”并不逊于秦的其他六国比较，秦国由此获得的社会基础就显得广大得多。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那么，仅靠“严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商鞅为秦王朝建立了小农所有制，这使秦朝获得比其他六国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从而统一了中国;同样，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的扩充的话——就难以长期维持。这不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的蒋家王朝灭亡的主要规律性原因。

毛泽东同志注意到并成功运用了这个规律。20世纪初中国农业及小土地农民大面积解体，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巨大的革命资源并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迅速将小农经济归并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避免了历史上必然出现的小农在获得土地后即迅速两极分化的恶果并由此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

在此，对我们最有学习意义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范围开始的生产资料改造工程并依此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所选择的时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与此同期，美国联合整个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战略物资“禁运”[56]也全面升级。

面对这样的压力，新中国需要更为坚固的社会支持力量。毛泽东同志首先从所有制而不象蒋介石那样四处“发饷”(接近今天的“发红包”)着手在国内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当天(1950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57]，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也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58]

就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预见到西方不会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必将对新中国经济实施更大的封锁和压力，而应对这样的困难需要更为广泛的人民基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11月4日，

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批评那种一些人以“普惠”代替以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为“总路线”认识倾向，指出：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59]。“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60]，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61]

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生产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62]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将西方在同时期实施的对华经济禁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反者道之动。今天回头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63]。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其社会支持基础就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这样说决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当殖民统治经验的英国人最早看到这一点。1949年8月，他们就为美国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时，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策略，当月19日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指出：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64]

要保证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来自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并未能使其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苏联的经济进步却使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由此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西方反共老手丘吉尔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也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65]曾长期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对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对斯大林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66]

现在回头看来，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义” 的“普惠”政策——为突破口团结和组织人民，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人民支持国家动力的治国经验，对于今天中国政治家而言，需要认真领会和学习。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是保证而不是剥夺，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着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国是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是中国工农联盟的基础。只有发展、壮大和不断巩固这种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乡间的人口形成双向即自由来回的而不是今天这样为资本驱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只有农民工的生活在城乡之间来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时，社会才能稳定，城市商品住房经营才能成为兼顾资本与消费者利益平衡的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营。而能保证进城务工人员自愿回流农村的因素，在现阶段不仅仅是家庭土地承包权，而是保证农民土地权利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权利的国家所有制。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会有稳定的工农联盟，从而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稳定。早在1959年底毛泽东就注意到这一点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注道：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67]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国农村经济已有使普通劳动者与土地生产资料永久分离的危险[68]，有些地方官员连同一些学者，为了一点“房地产”或某些资本集团的利益无视劳动者的长远利益，用所谓“城市户口”“城市房产权”，在没有充分就业保障的前提下，使进城农民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与集体所有制相分离[69]。更有报纸发表推波助澜的“调查文章”，说“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70]。这样舆论引导的后果显然是危险的，因为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保障而又在农村“无立锥之地”的话，当年他们养不起耕地的困境就会迅速转化为养不起用地权换来的房权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今天卖掉房子的速度比当年卖掉土地(经营权)的速度要快得多。

与失去土地相比，没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对社会稳定会形成更直接的破坏力，而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天价商品房反过来又会使已涌入城市却又不能再回到农村的“市民”退为城乡地带的流民。而流民历来就是社会大动乱的温床。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样面临并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在1887年1月10日为《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写的序言中说：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71]

恩格斯接着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建立起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后消灭城乡差别。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差别还将长期存在。由此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些负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样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利的后果。那么，上述住宅问题的不利后果是什么呢?恩格斯以德国为例说：

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乎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化为领主的大农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业和农业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末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动，那么德国一定会开始攻击，而形成“光荣战斗军”的农民子弟一定会给予英勇援助。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切农村房主变成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旋涡”的小农的旧日的闭塞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极其低下的状况;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动最保守的阶级变成革命的苗圃，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72]

若再结合中国目前的日益严峻的“住宅短缺”问题来看，我们便会认识到，恩格斯所指出的现象是现代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在社会转型中很难避免的。现在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越来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抛弃的流民转化为“光荣战斗军”，“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的历史恶果发生在当代中国。

当时恩格斯提出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消灭城乡对立”[73]。目前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的时间内都做不到这一点。但资本主义国家却用转移危机的方式将本国内部的“城乡对立”转变为外部世界的“南北对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对立缓和了本国城乡对立及由此引发的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但这条道路对后发国家，尤其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已不可重复。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什么“社区花园”、慈善式的“社区服务”和言不及义的“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政治稳定问题。

改革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有阶级属性的行为，言不及义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泽东曾批评这样的政策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74]。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能基于资本财团——这是蒋介石走过且失败的道路，而应该基于工农联盟——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实践已经证明并获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部分。没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产资料，而失去了生产资料，我们的人民就会转化为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形容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75]的贫民和流民，这样党的执政基础也就名存实亡。而建立在流民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就会象目前中东一些国家，一遇外来压力即刻崩溃。

历史反复表明，国家政权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长短及其相应的抗压能力的强弱，与其所依靠的社会基础的大小为正比，而社会基础的大小又与其所依赖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纳和解放的劳动力的广泛程度为正比。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战略能力的差距，是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此前，国共合作开展北伐，实现中国统一，大得人心，这时蒋介石手头几乎有无限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可供调配，北伐战场上也是捷报频传。1927年始，他向工农开刀，转靠买办封建势力，这便失去工农支持，以至在1948年国共两党进行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靠“发红包”和“抓壮丁”补充军事编制，但重赏之下已无勇夫;蒋介石方面已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共产党方面则有源源不断且自觉参加的人力资源可随时投入战场。这为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取得胜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用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制度团结了全国人民，才使新中国冲破国际国内的重重恶浪，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哲学关乎方向，没有方向的战略只能沦为玄学;刀剑是实现战略的利器，只有正确方向而没有实施战略的利器，这样的战略绝无实现的可能。国家战略不能只是请客吃饭和绘画绣花。做秀只能在极次要的问题上产生效果，但在核心利益上若再玩这些“花活”则必败无疑。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的实施是一定是要带刀子的，刀子是用于解决敌我矛盾的工具。当前的中国战略研究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矛盾论》[76]。只有弄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才能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没有敌人即满眼都是“战略伙伴”的战略则一定会遇到缺少盟友的尴尬。共产党早期的战略只有共产主义纲领，而没有明确和具体的敌我判断，结果在蒋介石“四一二”屠杀中近乎全军覆没。此后共产党人认识到战略真得不能绘画绣花，战略最终是要刺刀见红的。关于此，马克思说得好：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77]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78]在这方面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实践论》[79]。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战略是确定方向的学问，而策略是寻找战略边界的学问。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对立的方面规定的，因而只有找到合理边界的战略才是有意义和可实施的。

但是，这些的道理对处于巅峰时期的国家来说，则容易被忽视。就在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霸主的1943年，美国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80]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了警告。他写道：“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81]1947年，李普曼针对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82]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了《冷战》一书指出了美国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83]

李普曼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84]的看法对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来说已难以接受，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85]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激进建议，挥师冲向世界，这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与美国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却在中国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关注。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2年间，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约有350篇，其中全文转载李普曼观点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较集中的时间段是1956年至1958年。[86]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87]

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战略拖垮美国的原因，是他为美国设计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结果让美国老虎吃天，耗尽了力气。20世纪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凯南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更是后悔不迭，他在一次讲演中说：

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型发展，这一点我和许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们都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并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设施。这么搞的结果对我国的经济生产实力不会有好处，只不过使我们每年都不能把成百亿美元用作生产投资。这些年来，我们已被迫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情况。这个习惯已经达到我曾大胆称之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不出现严重后遗症的情况下把它甩掉。除了数以百万计的穿军服的人以外，还有成百万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中谋得生计。数以千计的企业靠军工维持，更不用说那些工会和社区了。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88]

尼克松是纠正凯南战略失误的政治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说，我要去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边界及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握手，这个世界就变了。事实上，毛泽东注意到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89]为美国设计的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的“遏制”战略是拖垮美国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90]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学习毛泽东，不仅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更要学习毛泽东成熟的政治素养，它不仅包括制定战略的能力，而且还包括为实现战略而具备的制定政策和策略能力。

1972年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91]，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92]。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就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随尼克松来访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93]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基辛格说的问题，在当时既存在于美国和苏联，也存在于中国。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94]，这让毛泽东在晚年对当时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95]——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96]此前两个多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97]，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98]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中国高层出现那种手中只有“圣像”而没有“子弹”、更无使用“子弹”的沙场经验，或出现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那种只知“卫星上天”而不知“红旗落地”的人物。

在这个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特别告诫我们：“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99]

事实上，作为我们的对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对手，美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毛泽东并在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随尼克松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100]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在当天的唁电中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101]美国人说，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102]。

历史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战果辉煌，在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奋斗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

这些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具有基础意义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贯通传统与现代并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中，是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践深入学习和运用的思想精华。

[1]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1949年5月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338页。

[2] 关于这份文件，我们目前可以在各类历史研究著作中看到原件的影印件，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对其具体内容有明白无误的记录。他说：

当时正是商谈问题的好时机，所以我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务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有自己的利益、使团和代理，不要为了小事闹分歧。就英国和苏俄来说，如果让你们在罗马尼亚占九成的优势，而我们在希腊有九成的发言权，我们双方在南斯拉夫各占一半，这样行不行呢?”翻译在翻译这些话时，我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
苏俄……………………………………………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90%
(与美国一致)
苏俄……………………………………………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苏俄……………………………………………75%
其他国家………………………………………25%

我把字条推过桌子给斯大林，他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勾，然后把纸条递还给我们。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记录下来还要快。

当然，我们已焦急地考虑过很长时间了，这只是处理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战争胜利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

随后有一阵沉默，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这样做是否太草率了，难道不会被人认为是玩世不恭吗?咱们把纸条烧了吧。”

“不，你留着。”斯大林说。

参阅[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9页。

[3] 《斯大林同多列士关于战后形势及法共路线问题的谈话》(1944年11月1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0页。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319、321～322页。

[5] 《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月1日26)，转引自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6] 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说，“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79、883页。

[7] 参见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475、476页。另可参阅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3、724页。

[8]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9]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10]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得到当天的消息，在此次炮击中，英舰上“死亡17人，20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舰长和一名医生。‘僚舰’号舰(Consort)由此驰往拯救，结果9死数伤，‘黑天鹅’号舰(Black Swan)和‘伦敦’号舰(London)也驰往拯救……4艘战舰约有100人死伤，将近半数死亡”。司徒雷登以欺软怕硬的心态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这乃是一次不可宽恕的袭击，我们美国舰只幸亏没有派去。” 陈礼颂译、傅经波校订：《司徒雷登日记》，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11] 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页，注释41、42。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4~85页。

[13] 贾瓦拉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00页。

[14] 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M.K.甘地在回答英国记者费晓提问时，直截了当承认国大党的经费“实际上全部”来自印度的富翁。参见：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3页。

[15]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16]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17] 《诗•大雅•荡》

[18]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划分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 Lothar，约795～855)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Charles Le Chauve，823〜877)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 (Ludwig der Deutsehe,约804-876)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

[19] 毛泽东非常重视秦王嬴政的这一贡献。1964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1973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一诗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3页。

[20] 原子在化学反应中是最小和最稳定的微粒。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而质子和中子由三个夸克构成。电子的质量为9.1091×10^(-31)kg，而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分别是电子的1836倍和1839倍。。

[21]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11年版，第1491页。

[22]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把中国拖入战场。”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23]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24]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页。
[25]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26]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27]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页。
[28]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87~188页。

[29] “三韩”是指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

[30] 《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年5月～1945年9月)，《党的文献》2005年 第5期。

[31]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再访西柏坡侧记》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13/c_116524927.htm 。

[32]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33]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5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581~582页。

[34] “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35]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58页。

[36] 转引自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37] 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页。
[38] 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页。
[39] 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号大顺。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
[40]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4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页。
[42]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43]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44] 《孙子•虚实篇》，《武经七书注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45] 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46] 转引自何明、罗锋：《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47]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48] 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有4189次之多，其中最严重的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和同年8月在新疆铁列克堤的军事冲突。参见潘光主编：《当代国际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49]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50]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以《冬云》为题作七律诗记录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诗曰：“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5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页。

[52]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673页。

[53] 基辛格著，范益世、殷汶祖译：《白宫岁月》(第四册)1349页。基辛格的这段回忆，在熊向晖写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第273页中也有确认。熊向晖说：“基辛格记述的这段话虽与记录不相同，但却相当准确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本意。”

[54] 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293页。

[55] 贾宜：《过秦论》

[56]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6月25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6月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接着美国又向英国、菲律宾和“巴统”国家[56]提出类似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禁运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第500(五)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对中朝两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10月26日，美国国会又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其目的是“对于威胁美国安全之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国家在内，达到管制输出及其他目的”。参阅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页。

[5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条。明确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等在农村的土地。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团结中农，保护农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材料，除依法收归国家所有的外，应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同样分给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该法对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问题的处理，以及土改的执行机关、执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体规定。该法自1950年实施，1987年底失效。

[58]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59] 《论语•卫灵公》
[60] “四大自由”，指在土改后的农村中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
[61]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62] 详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63] 详见《土地改革：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64]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65] 转引自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66]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67] 参阅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上册，1998年，第304页。

[68] 据《新京报》提供的研究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失地农民约4000万。2009年，政府获得1.5万亿土地出让金，2010年全国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达2.9万亿，同比增长106.2%。2010年外出和在本地从事非农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24223万，其中外出农民工由2005年的9809万增至15335万，全国工会会员中农民工也占8855万，在城市里从事苦脏累险工作的70%以上都是农民工。调研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16～25岁的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5～30岁的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国情调查专家称我国失地农民约4千万 愿回乡民工不足1成》http://www.haijiangzx.com/html/2011-10-31/page_10306.html 。

[69] 广州日报 2011年2月20日载，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樊纲表示，工业化进程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按目前分析数据，如果计算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至少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尽管他们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长，但其收入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照此不应出现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但现在，确实出现了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情况，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他说，此悖论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工业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劳动力进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农村。他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院长 迟福林更直接表示：“总的看法是：‘十二五’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做得到，也有条件做得到。”“‘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当作为‘十二五’城乡一体化的重大突破。”参见《十二五期间资本的重点攻击目标》，载《时代与思想评论》2011年第1期。

[70] 《记者调查发现南京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来源：2011年02月10日《新京报》 http://nc.people.com.cn/GB/13882705.html 。

[71]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页。

[72]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469页。

[73]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74]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75] “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76] 《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作于1937年8月，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7]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78] 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4年版，第1193页。

[79] 《实践论》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代表著作，写成于1937年7月，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0] 沃尔特•李普曼，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长于国际问题的战略分析，在传播学史、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地位。

[81] 沃尔特•李普曼著，罗吟圃译：《美国外交政策》，北京：人文出版社1944年版，第17页。

[82] 乔治•凯南，美国“遏制”政策的提议人。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通过明码电报，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 542个英语单词的电报，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苏冷战的先声。在电报中凯南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1947年7月7日，凯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战略”并被美国政府所采纳。

[83]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

[84]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页。

[85] 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是美国共和党人，狂热极端的反共分子。1946年，他依靠激进的反共观点当选为参议员，其间，他推动在全美清理共产党运动，指挥调查委员会调查美国民主党成员以及政敌、对他有意见的新闻人物，不少人被撤职、逮捕甚至被处死。后来他在军队中搞忠诚调查，引致艾森豪威尔的不满。1954年，参议院通过法案谴责麦卡锡的政治迫害行为。1957年死于肝炎。

[86] 宋石男：《伟大的旁观者：李普曼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02页。

[8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03页。

[88] 参阅[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页。

[89] 乔治•凯南(1904～ 2005年)，美国“遏制”政策的提议人。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通过明码电报，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 542个英语单词的电报，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苏冷战的先声。在电报中凯南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1947年7月7日，凯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战略”并被美国政府所采纳。

[9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91]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92] 徐景贤：《毛泽东曾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载于《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 http://www.people.com.cn/GB/news/37454/37459/3649720.html 。

[93]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94] 基辛格评论赫鲁晓夫说：“他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95] 斯大林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参见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页。

[96] 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97] 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964年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98] “由于我们在1904年整个一年和1905年战场上遭到节节惨败，所以德拉戈米夫将军就编了一则挖苦的笑话，后来在俄国各地传开了。他说：我们总想用圣像去打日本人，他们却用炮弹和炸弹来揍我们;我们用圣像来对付他们，他们用子弹对付我们。”参见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

[99]《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299页。

[100] 转引自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页。此事也在尼克松回忆录中有确认，参见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页。

[101]《美国前总统福特去世》，载《京华时报》2006年12月28日，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06-12/28/content_87961.htm。

[102] “近几年，中国军队去美军西点军校参观，该校学者在介绍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总要反复说一句话：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怕的是中国军队毛泽东化。美军为什么这样讲?对这句话，人们可以有许多理解，但有一点，也是它的真正关键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与优良传统。可以说，这就是美军害怕的中国军队毛泽东化的‘秘诀’，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宝库和战斗力的源泉。”肖裕声：《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与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