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厚文•
政治生涯中的四落四起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政治生涯，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其实还不止三落三起。
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选入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担任中央秘书，与陈独秀等一起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但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这次会议他因在湖南老家养病没有出席）上，他没有被选人中央委员会。这是第一次起落。
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随后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他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出发，果断改变中共中央原定的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农村进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一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壮举，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支持，反而遭到了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的批评。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这一决定在井冈山传达时，又被误传为“开除党籍”，结果他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是第二次起落。
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起落，发生在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七次至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在6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关于加强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正确意见没有得到当时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没有继续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
毛泽东受到的最大一次挫折，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统治中央期间，遭到错误的批判，并被剥夺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召开会议，对他正确的军事方针进行了批评和指责。会议停止了他对红一方面军的军事指挥权。会后不久，又任命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实际上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他离开红军的军事领导岗位长达两年多，在中央和红军的重要决策上，都失去了发言权，直到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才重新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四次起落。
在遭受“左”倾冒险主义者打击和排挤期间，毛泽东处境艰难。他受到孤立，被“搞得臭得很”，许多人不敢与他接近，“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他的亲属也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妻子贺子珍由管文件改当收发；弟弟毛泽覃受到批判并被撤职；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被撤销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并遭到批判。
毛泽东的四落，是政治生涯中受到的较大的四次打击。除此以外，他还受到过其他的一些打击。这些打击究竟有多少呢？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记得起来的就有20次。”到底是哪20次，毛泽东没有一一列举，只是说：“比如，不选做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
毛泽东受到的打击和处分绝大多数是不公正的。他曾说，他并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真正的错误没有受到过处罚，而受到的打击和处分则“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
认为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
很多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往往从此消沉下去，一蹶不振。在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之后，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依然保持顽强的革命意志，成功地走出逆境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能够正确分析和对待不公正待遇。
毛泽东对不公正待遇产生的原因曾作过富有启示性的分析。他认为，不公正待遇是难以避免的。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会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这种不公平、不公正，有时是为了照顾整体的公平而造成的。例如，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为了选举出一个能够执行七大路线，领导全党、团结全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央委员会，制定了三条选举方针，这三条选举方针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为了团结全党，为了集中各个方面的智慧，要照顾各个方面。按照这样的选举方针，在中央委员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势必会使得一些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知识水平较高、能力较强的同志不能被选人中央委员会。对这些同志来说，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如何看待这种不公平呢？毛泽东在七大上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些够条件当选的同志不能当选，从一个侧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从更大的方面看、从全面看，是公平的。”
毛泽东还认为，思想认识上的不一致，党内外存在的各种矛盾，也会导致一些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在中共八大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在回顾了自己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后，分析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同志在历史上为什么会挨整，会受到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思想认识不一致。他说，那些整人的人跟我们并不是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他们跟我们以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思想认识不一致，必然就会产生矛盾，必然就有人会产生主观主义，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而这种思想认识的不一致，在开始的时候是难免的，党内外的各种矛盾永远都会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些同志在某些时期受冤枉和委屈是难免的。
视不公正待遇为一种锻炼和教育
毛泽东认为，不公正待遇并非有害无益，关键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它。既然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它当做一种有益的锻炼，当做一种有益的教育。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一方面指出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又强调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不公正待遇。他说：“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做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这两种态度，无疑是后一种对自己和革命工作都更加有益，是党员和干部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干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讲到不公正待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当事者是有益的。在这次会议上，他号召发扬民主集中制，开展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强调不要压制批评，认为批评所导致的结果无非就是被批评者下台、被撤职，或者被调离原岗位，这对被批评者来说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他说：“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毛泽东从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中，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统治中央期间，他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长期“靠边站”。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另一方面，又使他得到了较多的空闲时间。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他在1957年曾经这样谈及：“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这段时期阅读的马列著作，让他受益匪浅。他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在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期间，毛泽东还抓紧时间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两篇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把不公正待遇当做一种有益的锻炼和教育，并不是毛泽东对党员和干部所做的一种空洞的教育，而是他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信非虚言。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97期，摘自2012年第1期《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