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困境，出路何在？

•于祖尧•

党的十八大规划了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目标、前景，同时指出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我记得，大约九年前，政府领导人曾坦言，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后来，在审议政府工作时，这位领导人又多次重申这一总体判断。那么，人们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久拖不解呢？造成“三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摆脱“三不”困境的出路何在？

近30年，GDP超常态高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笫二位，外贸总额居世界第二，但同时又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其中，尤以三个“老大难”题最为突出。三个“老大难”久拖不解，正是造成经济“三不”的缘由。

我国，30年前就提出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我国经济建设转移到一条速度比较扎实、效益比较高、人民能得到较多实惠的新路。但时至今日，进展甚微。30年来，“科学发展”实际上仅仅是记载在文件上的可望不可求的美好愿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政治上和思想上拨乱反正，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通过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走上了常态化轨道。1981年，中办研究室在邓力群同志主持下，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新问题。作为此项创新工程的成果，明确提出了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应当走一条速度比较扎实、效益比较好、人民能得到较多实惠的新路子。研究报告将这条新路具体化为十条方针、政策。这些内容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经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成为全国共识，并具有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效力。“新路十条”的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与现在讲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新路十条”的继承和发展。然而，30年来靠GDP非常态增长，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经济发展总体却脱离了发展新路或科学发展观的轨道。第二经济大国这顶华丽桂冠，让我们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沉重的代价：稀缺资源配置不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宗旨，而以利润最大化和GDP高速增长为动力；靠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低效益、低消费，维持长期高速增长态势；环境严重污染、生态全面恶化，陷入边增长、边污染、先增长、后治理的恶性循环；黑煤窑、黑砖窑之类血汗工厂，黄、赌、毒等非法产业。在沿海和内地许多地区死而复生；将招商引资政绩化，代工厂遍地开花，加工贸易迅猛扩张成支柱产业，美其名曰“世界工厂”，实为“世界打工仔”，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对外依附的困境。现在我们甚至后代将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贯彻科学发展观是永恒的、长期的任务，但转变发展方式，根治野蛮增长方式、改变粗放经营方式，却己刻不容缓、迫在眉睫。拖延越久，包袱越重，矛盾越多，欠帐越沉。现在不仅耗尽祖宗积累的家产，而且己经留下了让后人偿还的巨额债务。

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己经拖延20多年，成为发展和稳定的严重障碍。

早在1992年12月，邓小平同志就严肃地告诫我们：“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邓小平年谱l975一1997》（下）笫1356一1357页。）

1993年9月，邓小平再次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己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同上。第1364页。）

邓小平发出的警世之言，至今己经20年之久。他当年指出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愈演愈烈。解决分配问题，拖不得，绕不开。

必须明确，邓小平讲的分配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收入分配，首先是社会财富即生产资料的分配。社会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并不是互不相关的两类分配。在同一经济体制中，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社会财富分配对收入分配起决定性作用。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数量，决定收入分配的方式和数量。收入积累到一定规模，转化为投资，变成能够给所有者带来收入的财富。

改革开放30年，随着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私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和扩张。改革过程实际上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实行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非公有经济的原始资本积累，一是在公有经济改制和转轨过程中，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办法，重新分配存量资产完成的；二是靠雇佣廉价劳动力，推行血汗工资制，瓜分增量资产。我国新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在近现代经济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据不完全的统计资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

据胡润最新统计，身家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中国己超过美国，中国有212人，美国有211人。但全球最大、最优企业，中国竞没有一家。这表明，中国富豪财富积累主要不是靠生产经营。

2004年，10％最低收入家庭在全部家庭总资产中仅占1.4％，而10％最高收入家庭却占有45％。二者差距达到32倍。目前这一差距己增至40倍。在8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中，15％的大额储户拥有4.345万亿元的份额。50个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农民的年纯收入。300万个富豪的资产，相当于9亿农民2年的纯收入。

据联合国资料，2012年中国大陆有13％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

收入分配格局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在大规模招商引资常态化，成为制约发展的要素之一，外资直接通过多种渠道、用各种方式参与分切我国“蛋糕”。在研究收入分配时，是绝不可以舍弃不计的。然而，查阅官方统计资料，却难觅踪影。针对国人对GDP情有独钟，西方商界流行一句名言：“GDP归你，利润归我。”外商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途径进行掠夺： 诸如，减免税负，廉价甚至无偿供应土地，加工贸易高价进低价出，做假帐虚亏实盈，以次充优，利用垄断地位操纵价格，借口保护知识产权牟取不法利润，对员工实行血汗工资制，等等。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发表的报告，外国资本每年从我国掠夺的财富大约相当于年GDP的60％。

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过程难免之事；出现新生资产者，也不可怕。问题的特殊性和严重性在于，由于我国正处于体制改革的社会大变动、大改组、大分化时期。这个时期分配问题有不同于定型的常态社会的特殊性。在各个社会阶级、阶层之间，除了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之外，还多了一个公正分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公平分享改革的成果和收益的难题。能否妥善地处理好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能否实现。但是，近20多年，改革在全面推进后，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分摊改革成本、分享改革成果却出现了严重不公平、不公正。有的社会群体，成为改革开放的获益者，但却不承担改革的代价和成本； 有的社会群体，承受了改革的巨大代价和成本，却不能充分得到相应的补偿，更不能公平享受改革的成果。这是比分配不公更严重的更突出的社会问题。被改革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恰恰正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政权的阶级基础，党的依靠力量。他们占人口的绝对多数。改革的最终目的正是要让他们首先富裕起来。但是，时下他们却沦为被改革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其中，包括因企业改制而下岗的职工，因企业破产倒闭而失业的大批工人，因征用土地而沦为“三无”（无地、无工作、无收入）农民，早年退休职工、转业军人。还有因改革失误而蒙受损害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群众。例如，房改、医改、教改，推行泛市场化，导至压在群众肩上的新 “三座大山”；价格改革，盲目推行“放开物价，一步到位”，迷信市场供求调节，导致高通货膨胀，物价轮番上涨；加入WTO，接受了美欧强加于我国的屈辱性的诸如“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条款，使我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最终落到了职工头上； 农村过剩人口转移，充分验证了所谓“比较优势”理论的效应，但亿万农民工却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从事苦脏重活，低工资，无社保，无权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不能享受天伦之乐，沦为城市 “二等公民”。这类由改革引起的涉及人们物质利益分配的社会公平问题，波及面广，人数众多，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根源。

如果按照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人均日消费2.5美元），我国现时贫困人口将为2亿多。其中，多数正是被改革边缘化的城乡贫困群体。

前不久，国务院公布了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意见》。初步分析，这个意见书存在严重的缺陷。

倡导 “自主创新” 己经十多年，现在从上到下炒得依然火热，但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与提出这一方针的初宗相距甚远。贯彻实施“自主创新”，必须正本清源。

有人认为，创新是企业的事，市场的事，政府不要喧宾夺主，搞什么“政府主导” ，否定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这种观点误导了舆论，干扰了“自主创新”方针的贯彻实施。

提出“自主创新” ，其意首先在于，正确处理好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又必须把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定位问题。

应当澄清一个广为流传的谎言：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这是弥天大谎。事实是，不是我国对外闭关锁国，倒是西方国家对我国长期实行孤立、封锁、歧视、不平等政策。甚至中国加入WT0，美欧都把本国的国内法强加我国，迫使我国接受屈辱性的“非市场经济国”等条款。至今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中国投资拒之门外。我们现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但是，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美欧主导、美元称霸的不平等的世界。我国政府再三庄严承诺永远不称霸。我们期求别国平等互利待我。但我们对西方国家决不报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指望它们会发慈悲之心，恩赐中国变成现代化强国。如果期望一个在全球称王称霸一个世纪的帝国，能容忍在自己身旁站立着一个具挑战性的竞争对手，那就太天真了。

近20多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西洋人送给我们的那顶“世界工厂”的桂冠。这个美名颇令一些国人陶醉。然而，这却使我们十分难堪，因为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十分不相称。我国虽是发展中国家，但我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应当对人类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在实施对外开放国策首先必须明确的国家位置。基于这个定位，所谓“世界工厂”。“世界市场”之类都是错位的。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代工厂要建，加工贸易要做，但决不能把它们提升为主导产业、支柱产业。

自主创新是统领全局的发展战略问题。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自主创新的主体、主角是企业，政府不应喧宾夺主。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当然，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承担者和载体，自主创新最终要落实到企业肩上，企业也必须靠创新求生存和发展。但在我国发展现阶段，自主创新首先是国家层面上经济发展战略全局性问题。

－－这是抓住机遇，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但战争一时还打不起来。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和平机遇，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决不能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

－－近现代经济史表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是普遍的规律性。无论先行的国家，如美国、德国，还是后起的，如日本、韩国、俄罗斯，无一例外不是利用了这一规律，实现后来居上的。中国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大国，拥有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不仅有必要，而且完全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实现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

－－现代社会化生产力，决定了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精细的系统工程，必须有一个社会中心统一规划，协调各方，合理配置有限资源，从而以较少投入取得较大收益。这个重任便历史地落到国家身上，由国家来充当主导。无论单个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都无法取代国家承担起统揽全局的重职。

－－自主创新在经济战略层面上，必须落实到建立现代化的先进的、开放型的、相对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这应当是有限资源分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成这个经济体系，我们才能摆脱“世界打工仔”的尴尬角色，才能把千百万劳工从“血汗工厂”里解放出来，才能使我国摆脱对西方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依附性，才能使我国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经受住世界经济危机、衰退的冲击。不要被所谓“优化资源配置”糊弄，那是个没法度量的主观随意性概念。“比较优势”要利用，但只能当配角，否则，必然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实施自主创新，建设独立经济体系，应当发挥市场搞活经济和激励的功能，但市场不能取代政府充当主导。设计这个经济体系是多学科协同创作的智慧结晶。靠市场成就这项复杂精细工程，那不过是天方夜坛的神话。如果市场能成就这个雄伟艰巨事业，那还要科学干什么？ 如果市场能承担此项重任，那只要一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够了，其它学科都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实施这项工程，必须精心组织施工。市场的作用不能忽视，但也不可完全交给市场。

历史表明，世界上发达国家没有一家完全是靠市场自发调节，靠所谓“大数法则”或“丛林法则”自立于强国之列的。即使是英国这个老大帝国，也是依靠政府暴力，用血与火的文字谱写工业革命历史的。原因在于，成千上万个企业作为市场行为的主体，各自的行为都服从于自利最大化的原则，与国家的整体利益是矛盾的。很难设想，众多企业能够自发地劲往一处使，围绕同一目标，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各展其长，互补其短，发挥整体优势。如果让“看不见的手”任意主宰，听任“丛林法则”或“大数法则”，那将会导致资源浪费，错失良机。

－－有人认为，政府主导创新，就是否定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自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提法出现在中央文件之后，学界对此就有不同的诠释。一种是用“市场供求决定论”来解释，认为由于资源的稀缺性，资源的配置只能由市场供求形成的价格来决定。另种观点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即认为价值规律即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商品交换按价值量进行，这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它调节资源配置，最终实现按需生产，达到供求均衡，供求本身只能影响价格波动，价格最终要由价值规律来决定。用供求决定论解读“市场基础性作用”，在理论上是倒退，对改革实践也是有害的。

上述三个“老大难”，一个拖了30年，一个拖了20年，一个拖了10余年。从时序上看，是继起的，从因果关系看，是互相关联的。根子还是出在老旧发展方式固化、停滞化。后果突出地表现在工业产能严重过剩。 劳动群众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产能严重过剩尤其以传统工业最为突出。以钢铁为例，2013年粗钢产量将达到7.5亿吨，在建项目还有5000万吨，过剩产能超过2亿吨，我国钢铁产量占世界产量46％。全国70％的钢铁企业亏损。“产能过剩” “内需不足”，这两大难题早己是公认的事实。但这只是现象，不是问题的实质。产能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不能充分利用，造成设备闲置；需求因购买力不足而相对和绝对萎缩，以致形成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总量失衡从局部发展到全局，经历了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最终成为障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超高速增长几度难以为继，不得不借助外力，靠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推动来“保增长”、“稳增长”。但这种宏观经济对策并不能给经济稳步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一旦药力消失，经济便重新陷入低谷。

近30年，GDP年均增幅9％以上，但并没有摆脱周期性的困扰。其病源就在于这个主要矛盾。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导致企业开工不足，资源闲置。另一方面民众的消费需求因购买力匮乏而得不到满足。我国投资率在2003年后一直保持在40％以上。2010年一度升至48.6％，创新中国建国以来最高。而消费则被大幅挤压，1978年￣2009年消费率从62.1％降至48％，2010年降至47.4％，远远低于全球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7％左右的水平。“产能过剩”这个附着在西方资本主义机体上的毒瘤，我们并不陌生。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体上为什么也出现了它的身影呢？答案要从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中寻找。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快速发展和总体水平提高，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市场化扩展，所有制日趋多元化，市场主体日益个体化，社会利益日渐分化。由此引起，一方面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推动各个市场主体大力发展生产力，不顾及市场实际需求，增加市场供给，以致社会生产呈现无限扩张的趋势； 但市场扩张却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一是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二是有购买力的有效需求的约束。于是，价值规律便以经济危机或衰退形式强制地用破坏生产力的方式，恢复失去的总量平衡。

传统的方法是用GDP年增幅来判断是否发生经济危机和危机的程度。但这个方法用来分析中国经济，人们不仅看不到潜伏的深刻矛盾，甚至作出相反的判断，认为“风景这边独好”。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首先，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本轮危机最先在沿海珠三角地区暴发，一大批工厂开工不足，一大批工厂倒闭，大量农民工失掉饭碗。当沿海地区己经出现危机或危机先兆时，内陆地区还沉醉在GDP赶超热潮之中。因此，GDP平均增长值不能反映真实的态势。

第二，当一国经济社会化超越国界，当世界经济趋向一体化时，世界市场的供求对一国经济周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这在此次世界大危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影响可以是相向的，也可以是相背的。近30年，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最终消费所占的比重早己呈现下降的趋势，但出口高速增长弥补、掩盖了消费的颓势。我国钢铁的产能达到近9.5亿吨，虽己绝对过剩，且资源枯竭，但新建项目仍在继续，国际市场铁矿石供应源源不断，钢铁行业呈现近乎无限扩张的趋势。新兴产业也出现产能过剩。近几年，光伏产业近乎疯狂扩张，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加工制造产能，2008年到2012年5年中，光伏产品制造能力提升了10倍，全国有100多个城市建设了光伏产业基地，90％以上产品依赖国外市场，内销占比不足3％，全球光伏产能超过实际需求1.5倍到2倍。家电行业在利润和价格的引诱下无序扩张，至使几大件的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城市居民需求趋于饱和，农村有需求但因购买力限制了市场容量，造成全行业产能过剩。

2005年发改委公布有11大行业列入产能过剩行业，2013年增至19个行业。在巨额利润的驱驶下，城市住宅建设快速崛起，成为拉动经济的支柱产业，呈现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城市住宅市场供求却极端畸型，一方面商品房大量闲置，开发商资金积压，另一方面大量居民因房价居高不下买不起房，需求得不到满足，以致出现供过于求的假象。面向国际市场的加工贸易的发展支撑了地方经济，缓解了就业压力，增加了农民工收入，但厂主用低工资、降低劳动保护标准等办法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此外，不少地区还滋生了黑煤窑、黑矿山、地下工厂，久己绝迹的血汗工资制、包身工又死而复生。这种野蛮的增长方式严重地阻碍了发展方式的转变。

30年超常高速增长在二战后世界经济史上没有先例。说“超常”，是因为它并非完全是客观规律使然，超越了经济、自然环境、资源和民心的承受力，既透支了前人的积累，又加重了后人的负担。在GDP增长的同时，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不安定、不稳定的因素也在滋生。它不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的产物。无论从国内状况还是国际环境看，都不可持续。当务之急，是把GDP增长幅度降低到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内，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优化产业结构上。

近20多年，宏观调控既没有找准病症，又开错了药方，因而收效甚微。主管部门不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症诊治，而是迷信西方教条，天真地认为，既然实行市场经济，就只能走西方的套路，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幅只能靠货币政策。在本世纪这场世界大危机中，货币当局效仿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开动印钞机，2008年——2012年向市场投放了60万亿元天量货币，保住了GDP，但埋下了通胀和泡沫的严重隐患。对于严重的产能过剩，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了一副助燃剂，而紧缩政策只能应对增量。对于像过剩数亿吨的钢铁行业，靠收紧银根延误了结构调整时机。危机逼迫我们必须调整结构。只有调整结构，理顺比例关系，才能推动经济复苏，并引领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活路。

涉及经济全局的结构大调整是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它要通过关仃并转，优胜劣汰，实现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因此必须制定完善的总体规划，不能头痛医头、脚疼治脚； 不能靠打补丁，或拾遗补缺。

结构调整必然要实行关、停、并、转。小调整只涉及企业，大调整则扩展到行业。这个过程是存量资产重新分配的过程，实质上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由于市场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结构调整所引起的损益是不可能均等的。因此，调整必然会在行业内部、在企业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引起博弈，会遭遇到依附于旧结构的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这种阻力单纯靠利率调节是克服不了的。西方国家通常是靠市场、靠经济衰退即危机强制地自发地实现的。结构调整不可再拖延，阻力必须化解，代价要尽量减小。为此，政府应当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利益兼顾，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

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和非农产能过剩的矛盾，是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表明，市场经济制度一方面为生产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因而是适应生产力性质的，但另一方面又不利于生产力持续发展，因而与生产力发展存在矛盾。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既适应又矛盾的状况，这是政府必须正视并紧紧把握的主要矛盾。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坚持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要求，适时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于主要矛盾的看法，党的八大基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建立的实际，认为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己经取代阶级矛盾而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后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肯定了这一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二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议》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个深刻变革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后果。党的八大所讲的主要矛盾，可以看作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矛盾； 社会生产高速增长趋势和人民群众有购买力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则应看作是在尚未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特别是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主要矛盾。

党的十八大把改革和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30年来，我国己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既定方针，更不应改道易旗。现在，有些顽固不化的新自由主义信徒睁着眼睛说瞎话，矢口否认近十年来改革的进展，鼓吹继续推行“自由化市场取向”改革。当前，深化改革必须以党的十八大规定的路线为指导，正视我国发展和改革的现状，抓住经济中的主要矛盾不放松。如果听任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和发展，只能加深和进一步恶化主要矛盾。本该是解铃还得系铃人。但时至今日 ，没有一个新自由主义信徒站出来作自我批评。

进入新世纪，以华尔街为首的美欧垄断资本，把全球拖进了一场战后最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如果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为起点，迄今为止己历时5年，尚不见底，前景难料。由于受学界主流观点的影响，从政府主管部门所言所作所为来看，官方认识仍存疑惑。危机重创了我国经济。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交付了高昂的学费。既如此，就应当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首先是关于危机的性质。是局部的危机、短暂的衰退；还是全面的、制度性危机 ； 出路是只需加强监管，还是根本改革经济体制。

当我国经济学界主流派一些人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大唱赞歌，散布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垂而不死”，相反正“如日中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全球。不仅我国经济学界主流学派毫无思想准备，西方新自由主义者也被打得措手不及，以至英国女皇责问：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预见到这场危机？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寡头成了众矢之的。甚至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谴责华尔街贪婪。面对这场战后最严重的浩劫，西方国家的政府采取了贯用的应对危机对策：紧缩财政开支，削减公共福利经费；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 ； 开动美元印钞机，滥发纸币，转嫁危机；操纵汇率，压低本国币值以扩大出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进口贸易设置障碍；加强金融银行监管，同时用财政资金资助大银行和大工商企业免于破产，等等。

现在，大危机虽未继续恶化，但出现了演变为长期慢性综合症的趋势。一些国家复苏势头缓慢，不少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债务不堪重负，许多国家失业人数骤增，贫困人口上升，社会矛盾加剧，有的国家一次危机尚未见底，又临二次灾难，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经济、金融、财政、外贸等危机和社会矛盾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甚至有人妄图从战争和经济军事化中找寻出路。

－－所谓 “同舟共济，共渡时艰”，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和善良愿望。

自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以来，我国经济己深深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这个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同舟”了。至于说是否因此做到“共济”，那并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和我们单方面的行动。危机以来，我国政府信守承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危机对西方国家的压力，尽其所能帮助它们走出困境，例如，继续增购美国国债；增加进口，减少中美贸易顺差； 维持大宗商品如铁矿石等进口量，支撑出口国经济； 减缓危机对西方国家低收入群体的压力，继续供应价廉物美的日用消费品；进一步拓展开放领域，为西方过剩资本和增加就业提供出路；在货币和金融政策方面，决不乘人之危，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我国政府所作所为，有目共睹，事实表明，我国是信守承诺的可信赖的民族。我们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我们也没有因人有求于我乘机勒索。

但是，我国的善举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善报。它们并不因此取消对华歧视性贸易条款。“非市场经济国家” 成了西方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把利器，随时用来鞭笞中国。但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标准，并不是国际公认的国际标准，而是美国的标准。美国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强加于WTO，这完全是霸道行径。我国入世己经10年，但至今不能与美欧平等行使WTO赋于的权利，而且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美国是直接和间接从中国发展中获益最大的国家。但美国政府却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操纵汇率，开动印钞机，转嫁危机，使我国蒙受巨大损失。

西方国家所作所为表明，金融帝国的秉性注定了它们不可能与我国“同舟共济、共渡艰险”。在现实的市场中，呈现在人们视野前的，却是利益相关方的严酷的博弈。

－－在世界大危机中，我们能为“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所陶醉吗？

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几乎无一幸免都遭到华尔街掀起的金融风暴的袭击，都或深或浅地陷入经济衰退的泥坛。唯有中国经济仍然保持高增长的态势。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一度高达60％。国人为此感到骄傲。有些媒体乘势鼓吹“风景这边独好”，“中国是世界经济领头羊”。西方企图把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行列除名，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义务救援身陷危机的国家。

大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有目共睹。在沿海地区，成片工厂倒闭、停产或半停产，几百万工人失业 。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由于美欧经济衰退，导至订单剧减，出口骤降。

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之时，我国经济保持了正增长。但这并非内生机制的作用结果。而是由于政府步西方国家后尘，实行了超强度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投放创世界记录的天量货币，超前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实行这一以“保增长”为宗旨的短视对策，GDP增长是维持住了，但久己存在的结构矛盾却进一步加剧，为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

－－危机逼迫我们必须调整和改革产业结构。我国产业结构改革是走美国的路，还是立足于国情，走自己的路，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坚持虚拟经济服务于、依附于实体经济，防止经济虚拟化、泡沫化。

30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错位，铸成了扭曲的依附型产业结构，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有些人主张我国结构调整和改革应以美国为参照系，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将三产比重提高到70％。然而，他们却忘记了本轮金融经济危机的惨痛教训。华尔街在“金融创新”、“金融改革”的旗号下，导致金融衍生品大肆泛滥，金融业不再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宗旨，不再依附于实体经济，形成了巨大的金融泡沫，导致三产服务业恶性膨胀，GDP被注入大量水份 ，最终将实体经济拖入危机泥坑。我国结构改革和调整应引以为戒。

－－面对危机，是消极被动应对，还是应有所作为，化危机为机遇，乘势发展自己。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应对经济危机，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对策：一种，是西方国家至今还在沿用的，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和消费，缓解总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矛盾； 另一种 ，则是立足于扩大内需，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发展自己，引进西方闲置的资金。 设备、人才，加快工业化，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是斯大林时期苏联走过的路。从斯大林1924年接班到1936年，苏联实现工业化仅用了12年。其秘诀之一，就是斯大林紧紧抓住西方大危机时机，化危机为机遇，利用西方在经济上有求于苏联市场、资金，发展自己。这是互利双赢的平等交易，斯大林并没有乘人之危敲诈勒索或落井下石，但他对西方决不报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比我国政府在本次危机中所作所为，斯大林比我们高明，他为后人创造了一个化危机为机遇的成功范例。

我以为，在本次危机中，我国政府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应当有所作为：例一，讨回失去的公道。我国加入WTO时，迫于美欧压力，我国接受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条款，承诺在15年内按此条款处理贸易纠纷，允许相关国家向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10年来，我国厂商蒙受不白之冤，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有了“非市场经济国家”这顶套在中国头上的紧箍咒 ，美欧可随心所欲对中国厂商进行惩罚。但是，此项条款并不是依据公认的国际法，而是美国根据本国法律强加给WTO的，是美国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霸道行径。何况中国经过30年改革，经济运行早己进入市场化轨道。现在，美欧身陷危机困境，顾不上脸面，向我国求援。我们为什么不据理力争，讨回失去的公道呢？！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亿万人民用血汗换来的。

例二，我国应不应该为建立公平、公正、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面对美国依仗霸主地位，四处伸手，到处挑衅，我国是否应当继续以韬光养晦为由，束缚自己手脚，无所作为？

当今世界经济秩序远不是公平、公正、平等的。世界虽然出现多极化的趋势，但美欧主导、美国霸权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己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当今世界，任何重大经济问题解决，都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中国不称霸，也不争霸。但是，当别人侵犯我国的核心利益，当有人用武力试探中国政府的反应如美机轰炸我驻南使馆时，中国政府能甘当缩头乌龟吗？现在，美国政府陷入内外交困，我们为什么不利用机遇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提出责疑、约束、挑战？不应当忘记，美元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市取代黄金充当世界货币，并没有经过合法的国际立法程序；对美元的发行和流通，也缺少权威国际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美国享有美元世界货币的权力和利益，但并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无意挑战美元地位，不会无视客观条件的许可盲目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也不奢望人民币取代美元。但是，在现行世界经济体制框架内，我们有权要求联合国相关机构将美元发行和流通纳入国际法律管辖和监督之中。这是限制美元霸权的必要步骤。于理于情 ，美政府都没有反对的理由。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而不是为生产而生产。同理，改革也不是目的，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改革是实现目的的方法和途经。但是，这些年改革被某些人异化为政治标签，把改革之外的功能附加在改革身上，改革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我国发展现在己进入新阶段。新时期改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从客观存在的矛盾出发，而不应死抱着所谓“市场化、自由化” 的教条不放 ，让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把我们再次拖入新自由主义泥潭。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即生产超高速增长的趋势和劳动群众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只有紧紧抓住并切实解决这个矛盾，才能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协调发展。

解决这个矛盾从何下手呢？是做锦上添花，让己经富裕了的人更富裕呢，还是扶贫济困，让占人口多数的相对和绝对贫困的群众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应当说，这是偿还30年对他们欠下的债务，是补偿他们在改革开放和发展中所受到的伤害，是支付他们为改革和发展所垫支的成本和代价。这个亟待救助的弱势群体，包括进城从事重苦脏活但不能享受城里人待遇的农民工、国企改制下岗职工、早年退休职工、农村五保户、老少山边地区贫民等。这个弱势群体人数众多，而且曾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是党依靠的基本群众。为他们服好务，是改革发展应有之意。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参与，后续的改革和发展是难以为继的。要记住恩格斯的名言：人们奋斗是为了利益。毛泽东告诫：要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13亿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富饶“金矿”。此时不开发，更待何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2013.5.30。完稿）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