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丽莉娅•谢夫索娃 、（美）大卫•克拉默
威权资本主义回潮
一年前，全世界都在热议欧元危机，担心欧盟分裂。到2012年底，这种讨论转向了自由民主模式本身的危机。如今讨论的焦点不再是“凯恩斯与哈耶克”，或者扩张还是紧缩财政政策，而是影响西方文明的系统性问题。当前的政治进程不断引发忧虑，可将其称之为“危机三重奏”。－方面，人们目睹了一个更具进攻性的全球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之间的冲突，后者形成于二战后并在70年代有所改进。另一方面，也看到政治经济制度与后工业社会结构和社会愿望之间的冲突。现存的自由民主的政治机制不能阻止社会不公平问题恶化，也无法确保社会正义或统治精英的官僚技术性决策合法。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习惯了社会不公，但欧洲人显然对福利国家的衰落未做好准备。最终，欧洲的危机也非常严重。
上世纪70年代，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西方通过新自由主义手段限制政府的作用，以此克服经济危机，却释放了自由市场的力量。如今，备受非议的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解决方案。任何以经济或技术途径解决危机的努力都会损害治理的合法性，因为许多选民不支持这种方式。欧洲社会对民主制度失去了信心，因为它没能保证社会稳定，前景也不明朗。欧洲各国政党、议会和政府失去了信誉，人们对欧洲联合计划的支持下降了。人们曾经大谈“向民主过渡”，现在却不得不认真思考“从民主过渡”。人们开始转向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将“强人”视为救世主。匈牙利是这种潮流的一个典型事例。
美国的自满和对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自信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资本主义失灵以及对政府完善该模式缺乏信心，并非造成当前忧虑的唯一原因。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美国存在“政治僵局”的观点令人信服。从国际视角看这场危机，目前的美国领导层逐渐无心也无力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同时，当今世界也没有做好迎接多极的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对威权资本主义的支持正在回潮。多年前有人支持这种模式，现在他们又在大唱赞歌。他们通常以赞扬威权主义政权的方式否定自由民主制。普京的支持率有所下滑，但他领导的俄罗斯有时候也会被当作赞誉的对象。然而，对威权主义政权支持的回升反映了西方政治思维的危机，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重塑自由民主模式的方法。
自由主义危机的负面影响
当前的自由主义模式和意识形态危机显然比以往任何危机都难以克服。领导人成为问题的焦点。奥巴马总统和默克尔总理能够应对这些新挑战吗？对于当前危机或承担全球与全欧责任的必要性，他们都没有做好准备。相反，他们追求一种退缩和实用主义的政策，这只不过是逃避战略性责任的另一种形式。他们最终的成功将取决于能否认识到规范性和系统性变革的必要性，以及设定西方集体议程的决心和执行议程的意愿。
当然，一些问题仍存争议：西方政治体制的变化是否会像以前那样取决于领导人的努力？或者，在探索新的决策机制方面，是否只有限制或取消领导人的作用，才会产生变革？如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谁将是西方社会的“变革性”力量？不要忘记，通过变革克服危机与西方精英维护现状的努力背道而驰。 这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自由主义危机对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社会有何影响？已经有迹象表明，自由民主制的危机以及无法为后后工业社会提供经济稳定和社会公平，正导致许多非西方国家对西方模式的醒悟。当然，这些国家能否克服自身问题取决于其国内政治进程和是否准备好接受新规则。不过，怀疑西方模式很难保证它们找到摆脱威权主义的出路。而非民主国家的变革进程减速会对西方文明的外部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恶化的外部环境将加重西方国家的财政负担，因为它们不得不增加国防开支。因此，如果西方文明失去吸引力，它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而非自由国家将面临更加痛苦的自由转型。
新的历史条件不利于西方模式影响世界，特别是其推销民主的政策。如果推销民主的国家没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它们能否向其他国家推销民主？答案是否定的，不过在非自由国家的西方慈善家已经开始面对更复杂的局面了。西方声誉下降还带来一个具体的任务：需要重新定位西方的外交政策。西方内部的危机必将改变自由民主国家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这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外交政策范式。换言之，这种范式应该建立在利益与规范”新平衡“的基础之上。这是外交政策向规范性维度的回归，这种维度在苏联解体后受到极大削弱，后又因美国入侵伊拉克而扭曲。
穿越“泪之谷”走向复兴
自由民主制的兴盛与非自由国家的民主觉醒存在某种相关性。阿拉伯革命发生在西方进入危机阶段。西方也曾对苏联加盟共和国（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抱有很高期望，尽管这些国家最终还是维持着政治多元主义。但作为一种寡头政治的政治多元主义并未阻止俄罗斯滑向威权主义的深渊。欧亚大陆的这些运动前景十分光明，甚至推动了“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现在，我们以“民主衰退”指代这一地区。“自由之家”最近发布的世界自由度调查报告表明，世界范围的自由度已经连续第七年呈倒退趋势。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西方的危机紧随俄罗斯社会的觉醒而爆发。然而，这种觉醒未来还会更加剧烈。首先，俄罗斯个人色彩浓厚的政权依然掌握着许多资源，可以支撑其压制性统治方式。其次，自由民主制的危机不会激励俄罗斯进行民主化改革。此外，在俄罗斯黯淡的民主前景评估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意外因素：西方政治精英正在寻找对付俄罗斯的新机制。《马格尼茨基法案》便是这种新尝试的例子。如果有意志和决心，它可以成为影响威权主义国家腐败政治精英的一种新机制，同时也能清除西方社会的腐败根源。
一些老练的政治革命分析家对未来谨慎乐观。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起源》一书中指出，“考虑到政治腐化问题，一个曾经在历史上成功的国家未必总能保持成功。”但他也表达了对西方的希望，“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国家将胜过那些缺乏责任感的国家。”政治学教授菲利普•施密特也是谨慎乐观，“欧洲的民主国家将度过这两场危机（欧元危机和欧盟危机），但将不得不继续背离二战后社会民主党人和基督教民主党人建立的民主制度，而它们现在已经与以往不一样了。”施密特相信欧洲民主国家需要设计一个“新型社会契约”和一种受到更多管制的经济，当然也包括新型的民主参与途径和对公民的负责机制。但现在，情况正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为了刺激自由民主制走向复兴，当前的模式危机或许应该更严重些。只有一场严重的危机才能迫使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精英进行痛苦却有意义的改革。自由派政治家拉尔夫•达伦多夫在思考东欧国家脱离共产主义体制的出路时指出，这些国家需要通过那座“泪之谷”，为了摆脱旧制度它们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显然，同样的命运在等着西方文明，在采纳一种能够成功解决“危机三重奏”的制度之前，它必须穿越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山谷。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6期，摘自2013年3月7日《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