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处在美洲国家组织攻势的中心，也就是说，处在美国和本大陆接近它的政府攻势的中心。这两个国家公开宣布自由贸易，反对华盛顿保护主义的抨击。
玻利维亚面临一个选举的时期，在那里正讨论从2006年开启的变革进程。
右派的政府和“支持市场”的政府在本地区的一些国家变得稳固，甚至它们中的一些发挥改革浪潮的主角作用。
我们的美洲处在动乱和辩论之中，不仅是因为它的国家的或地区的进程卷入了一体化的进程或是解体的过程，而且因为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主持美国政府。他的“民族主义的”政府提高了分行利率。
一项美国的对外政策按照帝国的逻辑扩大到整个大陆，因此它怀疑中国在本地区贸易、经济和金融分量增加的存在。
关于方向辩论的框架发生在世界经济增长可怜的时期，地区的经济演变减速，影响到各国人民在历史的斗争中赢得的社会经济权利。
正在博弈的东西是日常的事情和满足社会广泛的需求，因此，我们有兴趣讨论在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建设中我们将走向哪里。
正如我们在开始所指出的，我们在问自己这是不是一个如同墨西哥新政府设想的改革的时期;是否是反对由于巴西政府上台出现的改革的时期;或是确认古巴革命60年释放的前景。
“我们的美洲”向何处去？
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变化鼓励辩论，我们的进程的出现，对保守的传统讨论了几十年，特别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的共识。
新奇的事情是社会主义的地平线改变了孤单地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从1959年由古巴表现的社会主义的经历。
在政治语言中，委内瑞拉出现了21世纪的社会主义地平线，或是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与争取“美好生活”的宪法为特点，分别出现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
由于新的一体化进程也出现了分享收入分配的建议，甚至包括未完成的“新的金融结构”的建议，是为了更新生产和发展的计划，期待它的实现更好的机会，特别是在食品或能源的领域。
“我们的美洲”以一种恢复200多年的解放前景的身份出现，有能力与土著的人民祖先的传统相互作用。因此我们强调的经验包括出现新的主体，看到我们时代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斗争的复杂性。
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土著的、印第安的和农民的运动，它在文明的冲突中有漫长的经历，特别是在安第斯国家，扩大印第安人斗争的属地，从2006年起玻利维亚的政治变革进程成为大陆和全球性质的明显的现象。
在这个秩序中促使社会考虑妇女的斗争和不同思潮与词义的女权运动要求性别平等和反对所有的性歧视。运动具有一种文化的规模，它经历整个社会，在要求的社会化中形成一种飞跃，从少数族群中出现，特别是为了社会的和普遍的改造。
环境的斗争同样显得突出，保卫共同的利益，反对影响和破坏自然和世界上的生活条件的生产和发展模式。加上考虑到居住环境、城市化、在城市和乡村日常生活服从于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殖民化。
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斗争的复杂化使阶级对抗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的传统多样化，以便从这里获得其他的经过协调的规模，挑战有效的秩序，使社会的冲突和阶级斗争构成新的特性。
观察现在的局面，按照作家安德列斯·里维拉的说法，革命继续是一个永恒的梦想。他在19世纪初曾恢复在海地和南美洲的期望。1959年我们在古巴、1979年在尼加拉瓜设计了经历的进程，它们在整个大陆近期具有特色。
一种梦想以争取社会改革不同的预期为基础，这些改革促成对改革和革命的辩论，甚至是反对改革的辩论，要求我们解决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方向现在与未来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之下争取平等的斗争是可能的吗？
除了革命，21世纪创造了分配收入和满足最脆弱的阶层的需要的期望。从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确定的社会经济指数注意到收入分配的改善，但是不是必然的财富分配的改善。资本主义的改革幻想在政治上赢得空间，鼓励新的和更新的幻想以便重复经验，这超出了对霸权主义的和统治的阶层反动的行动。
大规模的社会政策出现在舞台上，节制收入和财富的集中最有害的后果。这是一项将“转向左派”的国家进程扩散大规模的社会政策，更加普遍地超过了政府的右派或左派的方针。
此外，在现在右派的全面攻势中社会政策的规模没有减少，而是扩大，包括社会冲突的前景。在这种连接改革与革命前景的条件下，复仇和反对改革的时期没有等待，保守的和传统的政治霸权争夺社会的共识。通过得到议会或司法制度支持的软政变去做，或是通过媒体的操纵的渠道选举去做。
为此使用了传统垄断的私人的或公共的媒体，加上新出现的被“有能力的人自救吧”的个人主义宗教观和意识形态渗透的社交网络，其功能符合资本主义统治的逻辑，以个人的安全为轴心。
这样资本主义的秩序寻求它的正常运转。也就是说，利润和积累正常，远离任何革命的或改革的前景的现实。已经不再求助公民的军事政变，而是以操纵社会的共识甚至对现实造假为基础的新奇的机制。
我们试图讨论的事情是正在实施的民主的和经济的进程和它的整体，这意味着争取平等的对抗的地平线，同时争取选举和治理的自由。争取平等、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的斗争还不够，如果同时在现实存在的民主的形式之下不质疑政治的和文化的秩序的话，这意味着超越民主的集体性质，以便在做出决定时发挥社区作为主角的机制。
在我们的美洲存在过的一个矛盾出现在独裁与宪法的民主之间的时期，但是现在在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宪法政府后面，需要讨论一项经济和政治的整体战略，平等和自由的战略，以便解决大多数贫困和受剥削的民众的要求。
为了一个解放的未来的经济和政治权利
需要一场关于解放的内容的讨论，同时辩论社会的政治参与的形式。食品、能源或金融的主权要求在对日常生活决定性的形式中的主权。社区需要表达内容和形式的方向以便解决没有满足的需求。
这不仅是经济或政治，而是经济和政治。生产的模式和发展的模式，是在我们的时代社会共处的方式，寻求超越周期性的辩论。因此，在有限的选举进程中将讨论的内容限于重新创造过去的社会重建的时期是不够的。
严格地说，变革来自在社会运动中展开新的实践，能够改变集体的觉悟，这样从文化的主导权试图将新的生产、分配、变革和消费的方式机制化，在主角作用的模式之下扩大参，做出关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决定。
我们想指出如果不同时改变政策，或行使人民的主权，将不会有收入的分配，更没有财富的分配或新的经济秩序。(作者胡利奥·C.冈比亚是阿根廷政治和社会研究基金会主席)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1月2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