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畅】
因为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以及官方频道播放辱华节目事件，瑞典这个偏居一隅的北欧国家，这些日子频频被国内媒体提起。但与以往媒体口中的“福利天堂”不同，如今的瑞典被难民、经济衰退、政局变动等问题笼罩，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出于瑞典事件在中国游客中引起的担忧，有媒体在近日采访哥本哈根市市长弗兰克·延森时问及哥本哈根对中国游客的保护措施。延森立刻热情地回答说，“我为中国游客选择到哥本哈根旅游感到自豪，中国游客‘行为很得体（behave so well）’！”
市长亲自为本市旅游拉票，可以看出丹麦人对中国游客的欢迎。而长期生活在哥本哈根的笔者眼见着这个童话之都，在难民潮的影响下也面临着和它的邻居相似的危机。
中东移民越来越多，形成了自己的社区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6年底，瑞典共接收难民、寻求庇护者以及无国籍人士共计约35万人次，而与其紧邻的丹麦，这一数据则是4.7万余人次。
截止到2018年第三季度，来自叙利亚的移民和后裔共计4万余人，来自非西方国家移民以及后裔共计约50万人，约占丹麦总人口的10%。而从2013年到2018年，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移民以及后裔大约增加了10万人，来自其它西方国家的移民及后裔只增加了5万人左右。
在哥本哈根，随着某些区域的中东人口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一些以中东移民为主的社区，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东商店和伊斯兰服饰的店铺，在哥哈的许多地方形成了一个个小中东区或者移民聚集点。而本土丹麦人也从最初对移民和难民们的欢迎和热情接纳，转向到今天国内针对难民和移民问题的种种政治讨论，并出台各种针对移民的不断收紧的文化政策，使整个西北欧在过去五年间普遍经历了一次社会稳定的巨大考验和政治立场转向。
毫无疑问，许多移民和中东难民的进入让本来高度同质化的丹麦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移民聚集的哥本哈根，中东移民开的快餐店、理发店和电子产品修理店几乎随处可见，还有许多中东人开的杂货铺，和亚洲超市一样销售更加便宜的蔬菜水果，还有各种调味品。以多元文化闻名的诺雷布罗（Nørrebro）区域为例，一些小型社区广场常常聚集着许多年轻的中东男性，还有随处可见的越来越多的涂鸦和开着许多豪华汽车的中东移民们。
然而，随着难民的增加，种种文化和生活背景的差异也导致了许多冲突和摩擦。在一些中东移民聚集点，个别地方偶尔会出现枪击和放火焚烧等严重的治安事件。这些现象让原来生活在这里的丹麦居民们感到担心与不安。而这种不安与媒体持续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加深种族之间的隔阂与仇恨。
在《纽约时报》2016年9月的一个采访中，一位65岁的丹麦银行退休职工Johnny Christensen和记者描述道，他以前一直认为自己对于从战争中逃难的人们很有同情心并且欢迎移民，但自从有三万六千人的穆斯林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过去两年来到丹麦，他说“我变成了一个种族主义者”。他认为这些新移民正在耗尽丹麦珍视的社会福利制度，但未能适应其习俗。他说“这些穆斯林想要保留自己的文化，但我们在这里也有自己的规则并且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它们。”
收紧的难民政策与兴起的右翼势力
丹麦的13个政党中支持率最高的一直是政治立场偏左的社会民主党，然而，随着移民问题的日益严重，丹麦人民党的支持率一路走高，并在2015年帮助以自由党为首的丹麦中右联盟在大选中胜出。丹麦人民党目前在丹麦议会占有21%的席位，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与社民党不同，人民党的政治立场偏右，支持推行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
2015年9月丹麦移民部门在四家黎巴嫩报刊上公开刊登题为“丹麦移民机构通知新一届丹麦政府实施的有关移民丹麦条件变更”的广告，“丹麦决定收紧有关接受难民的一系列领域的相关规定，丹麦议会刚刚通过了一项规定——大幅减少社会福利，新进入的难民所获得的社会福利救济将减少50%”。不仅仅是丹麦，挪威和芬兰等北欧国家也纷纷削减了难民福利，并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向难民宣告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
丹麦前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和 移民部长斯特伊贝尔（Inger Stojberg）在允许没收难民财产辩论会上
2016年1月，一个丹麦中部小镇兰德斯的日托中心因为穆斯林学生不吃饭而停止供应猪肉丸后，随后，镇议会勉强通过了一项措施，要求“与其他种类的食物平等地供应”猪肉，并声称提供传统的丹麦食物例如猪肉是保持国家认同的必要手段。推动这项措施的议员丹麦人民党的Frank Noergaard说，他对“猪肉可以在丹麦被抛弃”感到愤怒，并补充道，“如果你放弃了猪肉，下一个是什么？”
除此之外，丹麦政府还根据相关标准，每年进行一次“问题区域”（Ghetto）评选并公布相关区域名单。除了失业率、收入、教育背景、犯罪率等标准外，其中一项评估标准是当地居民中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移民及其后裔比例超过50%。新一届政府更是提出在2030年以前彻底消除这些移民聚集区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同样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文化融合与同化的措施。
例如，所有居住于这一区域的儿童从1岁开始，需要强制参加每周至少30小时内容为丹麦价值观和丹麦语的学前课程，然而其他区域的居民将不需要接受同样的措施。相比之下，居住在被划归为问题区域的父母如果不履行这项政策，将会面临无法继续获得相关社会福利的惩罚。此外，从2019年开始，在拥有超过30%来自问题区域学生比例学校就读的学生还将强制参加丹麦语考试。
而在Facebook上，《时代周刊》关于这一新闻的评论区里最热门的评论却大多数是反对难民的声音。例如“丹麦接受的难民比例远远超过其应有的。如果你来到另一个国家寻求帮助，国家给予了，包括由其公民资助的福利，你至少可以尝试融入社会成为有生产力的公民。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那么为什么会有任何国家欢迎你呢？”以及“丹麦不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而且有它自己的文化背景，所以移民应该融入丹麦社会”等等。
今年8月，丹麦政府更是出台了最新的政策禁止穆斯林女性佩戴遮面的头巾。而这一政策在哥本哈根引发了多场游行抗议。但丹麦并不是第一个出台这项禁令的国家，法国和德国早在2010年和2016年分别出台了相似的禁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丹麦民众都对难民和移民持有消极态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成立了专门帮助叙利亚难民学生在丹麦申请继续学习的组织。在众多游行中也有许多丹麦人加入了声援，捍卫人们的自由。今年8月份，在一场关于头巾禁令的游行抗议中，一名维持现场秩序的女警和抗议中的一位穆斯林女性拥抱的照片感动了许多人。让许多人看到了警察作为执法者之外，对难民抱有同情与支持的另一面。然而当事警察的这一举动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和来自右翼政党的批评。
丹麦的难民问题并不是欧洲或是北欧的某一个个例，作为欧洲内接受难民最多的德国，今年以来东部城市爆发了多场针对反对难民的游行抗议。而欧洲多国也在不断加强边境检查和境内针对中东移民的种种限制。
后难民时代：身份危机与融合困境
长久以来，人们容易将欧美社会混为一谈，认为欧美都属于经济发达、政治体制相似的地区，并以此推断欧洲与美国的社会结构也应该接近，其实不然。这两个地区虽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有许多相近之处，但是在民族结构与社会多样性等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
这种同与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共同导致了欧洲社会今天的难民问题和社会内部的分裂。文化上的交融与亲近性使得欧美两国人民普遍消费同样的文化产品。而美国近些年文化输出中对种族多样性的强调，尤其是美剧和电影等文化产品，在各个方面影响本国消费者的同时也影响着欧洲的观众们。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多样性是理所当然的，多种族的社会也可以很美好。
然而，欧洲的年轻人们忽略了美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移民社会所经历的漫长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又经过了多少年的抗争才取得今天接近平等的地位。甚至直到今日美国的各种种族问题依然存在。而难民危机则是对所有自以为可以接受甚至拥抱多元文化的欧洲人的一次巨大考验。几乎所有欧洲民众在叙利亚难民危机爆发之初，都对难民抱有强烈的同情心和想要帮助他们的愿望。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进入自己的国家和社区，他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还需要解决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如何共处或者能否共处的问题。而在此之前，欧洲人并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
难民问题的一个核心矛盾是，我们对弱势群体的支持是否是无国界的？作为纳税人，我所缴纳的税款愿意用于帮助外国人吗？如果不愿意，当这些外国人也成为这个国家的正式公民，我是否会改变想法？又或者说，我们应该接纳这些人成为我们国家的公民吗？以及为了成为我们原有社会的一员，他们应该满足怎样的条件呢？
北欧与中国都同样属于同质化很高的社会，并非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接纳一个多样化的社会是非常困难的。而在后难民时代，对于接受了众多难民的欧洲国家而言，比减少难民进入之外更加重要的任务，也许是应该如何解决难民与本土居民的融合问题。作为普遍信仰尊重人权和自由的国家，是否需要重新定义人权和自由？以及面对一种外来文化，政府和人民应该如何坚持对人权的尊重？在一个采访中，一位穆斯林受访者表示，她认为强迫女性不戴头巾和强迫女性戴头巾都同样是一种强迫。换言之，在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国家，人是否应该有权利选择不自由的自由，这也许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责任编辑: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