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07 08:19:45 来源：天熹策论 作者：杨成
换而言之，普京要想继续长期执政，做大侧近人士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分利集团的红利蛋糕，成为了必然选项。
总投入足够大的足球世界杯和以往俄罗斯先后承办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游泳世界竞标赛，和2012年曾经承办过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样，都可以扮演一种特殊的分利工具功能。
索契冬奥会曾因昂贵的造价引致俄罗斯国内外的无数诟病，其中包括造价惊人的城际铁路等项目。但对于莫斯科来说，与其纵容俄罗斯精英集团不断借住政府的攫取之手为己谋利，还不如用承办大型国际活动的方式巧妙地加以引导，既满足政—商界的分利诉求，又至少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给俄罗斯经济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相较于纳瓦利内大肆批评的腐败链条，克里姆林宫更在乎的是秩序和稳定。
在此前提下，130亿美元的投入只要发挥了上述政治功能就绝对物有所值。用俄罗斯朋友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绝非最有选择的政治决断，但这种次优选择实际上一方面可以通过一种类似赎买的方式，为克里姆林宫赢得了政治—经济精英的忠诚和支持，另外一方面至少给民众留下了目前仍有相当不足的基础设施。
调节地区发展不平衡痼疾
第三，借举办足球世界杯的东风部分调节地区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痼疾，给俄罗斯地区发展提供新动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考量。
广袤无垠的空间及附属于其上的丰厚资源储藏既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羡慕嫉妒但又无法恨的俄罗斯的比较优势，又是俄罗斯快乐并痛着且难以跳脱的影响其发展路径的比较劣势的根源所在。研究资源能源经济的国际学界所百般诟病的“资源诅咒”和“荷兰病”现象在俄罗斯都有所体现，日本一桥大学久保亭真彰甚至直接将俄罗斯过于依赖资源、结构性调整因此困难重重的病灶及其表征命名为“俄罗斯病”。
应该说，这种发展悖论跟俄罗斯幅员辽阔的地理特征及其必然带来的治理效率难题有一定的关联性。仅仅因长距离运输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物流成本，就让每一个进场的市场玩家都望而生畏。空间因素大概是为什么自沙俄以降市场经济模式和理念在俄罗斯始终颇为水土不服的根脚所在，这完全契合了秘鲁经济学家狄索托首先使用的“布罗代尔钟罩”概念所指向的市场经济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认知。
俄罗斯有句俗谚称“莫斯科不是整个俄罗斯”，描述的恰恰是这种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俄罗斯共有十五座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第三名新西伯利亚才160万，最末的伏尔加格勒只有101万人。
也因为如此，从沙俄到苏联再到当代俄罗斯，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极具历史穿透力的常态：一是三个俄罗斯都始终面临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治理难题；二是俄国中央政权始终都想通过一种非市场的手段试图调节和化解地区差异问题。历史上的军事总督制和当代的财政联邦主义都可以归入此类措施。
普京执政以来，转移支付较为有效地缓解了欠发达地区的财源不足以及随之而来的发展乏力问题。因此，克里姆林宫本次选择了十余座城市来承办不同阶段的不同场次比赛，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可以尽可能地通过世界杯组织资金的分配和再分配部分调整日益加大的发展不平衡难题。11个世界杯举办城市中，既有伏尔加格勒、下诺夫哥罗德等基础设施和整体经济发展都很落后的地方，也有萨兰斯克和索契这样人口不足50万难以具备规模效应的城市。
俄罗斯世界杯举办城市
当然，这一次克里姆林宫出人意料地只选择了其欧陆部分的城市，而没有把远东等边远地区纳入。但这不妨碍世界杯安排的地方维度的解释力。世界杯是系统工程，而不仅仅只需要考虑中央-地方关系一个层面。
欧陆部分单位基础设施相较于边远地区总归要更好，对于经济实力有限的莫斯科而言有更高性价比；相较于整个远东只有625万人口，俄罗斯欧洲部分城市的规模更大，更能发挥集聚和乘数效应。横跨十一个时区的国土决定了集中安排在欧洲部分对球队和观众都会更便利。
概而言之，莫斯科本次的选择考虑到了地区不平衡的因素，130多亿美元的整体投入可能会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责任编辑:李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