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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 •于祖尧• 我是过了“不惑之年”才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1978 年，我由学校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讲坛步上科研殿堂。与同事们相比，我从事学术研究，起步晚，起点低。然而，幸运的是，我从事学术研究恰逢盛世。粉碎“四人帮”，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迎来了我国科学事业百花争艳的又一个春天。 1979 年3 月，我公开发表了第一项研究成果，题目是《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我的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我的入门之作。30 多年来，我始终矢志不移，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随风飘。按照当初的定向，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经济学界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关于改革究竟应当选择何种经济模式问题，众说纷纭。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有的主张“市场社会主义”，有的主张“社会市场经济”，有的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经济”，有的主张“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有的主张“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等。但主流的观点依然固守“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1979 年4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江苏无锡市召开了全国性的研讨会，就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会上，有几位无名之辈包括我在内，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但他们向传统观念挑战的胆识并未被与会人士肯定。在会议过程中，一位远在北京的学者致信会议，批评了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的观点， 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符合实际，比较确切： 一是经济运行机制和基本经济制度，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同一经济制度可以采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同一经济运行机制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经济制度。 二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的转换经济运行机制。 三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不可能越过商品经济形态，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以逾越的经济形式； 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大发展，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四是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市场机制是价格规律借以发生作用的必然形式。因此，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没有本质的区别。 五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选择的市场经济是发达的、现代的、规范有序的、实行政府计划调节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六是既然商品生产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别，那么就应当承认市场经济也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别。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是错误的，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也是不对的。七是经济改革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是可行的选择。 我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较注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我曾经阅读了《比较经济学》和相关的文献与资料。比较经济学按照资源配置的方式，对现代各国经济体制进行了分类， 比较各类经济模式的优劣。这种横向的静态比较方法，开拓了人们的思路，为人们选择经济体制提供了参照。但是，比较法对各类经济体制的形成及运行状况缺乏历史的分析。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和交换方式。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选择生产力，因而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和交换方式。当代各国各种经济模式的形成，都是特定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产物。要认识中国在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为什么必须重新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必须求助于中国经济史。为此，我重温了中国近代经济史、根据地经济建设史、新中国经济史、苏联经济史、近代世界经济史，还有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从中我领悟到，商品—市场自降生人间以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变革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商品—市场经济是任何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都不可逾越的经济形式；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导致商品经济大发展，商品—市场关系量的扩展和质的深化是必然的客观趋势；限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内涵的理解，有一个随实践的发展逐步深化的过程。最初，我的理解是：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作出的推断和设想，而不是成熟的经济形式。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时指出，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只能在改革的实践中产生，并受实践的检验。 第二，不是“受限制”的、处“消亡中”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是现代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货币关系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方面、再生产全过程。 第三，商品—市场首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形式，它通过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劳动的合理配置。 第四，价值规律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社会劳动分配的调节者，它的作用范围遍及生产和再生产的全过程。计划必须按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它可以弥补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但不能代替市场调节。经济调节体系应当寓市场与计划为一体。30 多年来，我在学术研究中一直坚持上述基本论点。 是《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把我引入经济学的殿堂，它给了我取之不竭的精神食粮。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起步时，我曾经把西方现代经济学各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作与《资本论》对比阅读，把书中的观点、体系、结构、方法、逻辑加以比较，这种读书方法使我获益匪浅。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从中领悟到：首先，马克思的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它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关系，揭示支配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分配的规律；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上属于应用经济学，它研究经济运行中人的行为偏好和准则，不承认经济发展和运行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主流学派的基本观点所依据的理论几乎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马克思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无论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供应学派、新自由主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从马克思经济学中寻求理论支持，都或深或浅地打着《资本论》的烙印。在我看来，不读懂《资本论》，要想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一番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是十分困难的。其次，经济学研究方法不同，成就了学术研究的不同成果。《资本论》成为经济学的经典，是因为它所揭示的原理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这不仅是由于它严谨的无懈可击的逻辑，更重要的是由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相反，现代西方经济学却深陷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它或者求助于经济人的心理因素， 或者运用惯用的简便的交易成本分析方法， 对资本主义周期爆发的各种矛盾穷于应付。各个学派乱哄哄，你方唱罢了，我登场。学说的表面繁荣，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的困境。既然西药治不了西方自己的病，怎么可能成为医治社会主义体制弊端的良药呢？ 为了探索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市场经济，我把马克思商品货币理论区分为特殊和一般两个部分，即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特殊商品理论和适用于各种商品经济形态的商品货币理论一般，并且把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一般和他的社会生产方式理论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这种研究思路进一步加深了我对马克思商品理论一般的理解和认识。在《商品经济一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等文章中，我分析了商品货币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形式的特点，指出它能够适应多层次的、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生产力，具有继承性、独立性、普遍性、多样性的特点，自商品货币产生以来，始终作为促进生产力的积极因素起作用，因而有顽强的生命力， 从当代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来看，还看不到它行将消亡的前景。所以，不管社会主义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取得胜利，商品货币关系大发展都是不可避免的。 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和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下商品消亡的推断和设想，我没有采取“倒洗脚水”的简单化的非科学态度，而是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我批判“商品消亡论”，依据的不是别的，恰恰是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马克思认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表现为产品的价值，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即个人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质，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已不复存在。但是，马克思又认为，这时，分配的原则是商品经济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平等， 仅在于劳动平等和领取报酬的权利平等，至于消费品的分配不能依个人实际付出的劳动为根据。否则，权利平等就成为一句空话。因此，社会只能以社会必要劳动为同一尺度分配消费品。这就意味着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并不具有直接的社会性质，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依然存在，个人劳动仍然要通过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所以，如果依据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条件，按照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从中必然推断出商品、货币、市场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商品消亡论”的错误在于混淆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商品消亡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制度准备了自身灭亡的条件，但不能成为就是商品消亡的条件。 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面临的又一大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如何全面评价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理论创新和经济改革，不是对历史的全盘否定，而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历史是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已经给并还在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 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的先辈曾经进行过艰难然而卓有成效的探索。从第一个红色根据地创建时起，我们党就开始领导经济建设，至今已经有70 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有走过弯路的教训，更有成功的丰富经验。我们对市场经济并不陌生。在根据地建设时期，尽管环境艰苦， 但当时既没有搞指令性计划，也没有实行配给制，而是实行减租减息、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互助合作、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和破坏，保障了人民生活，支援了前线，赢得了战争胜利。根据地的经济景象与国统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统区，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经济萧条，恶性通货膨胀，币值一落千丈，民不聊生。在根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照抄“战时共产主义”模式。党和苏区政府赢得了民心，显示了中共不仅能够打碎旧世界，而且能够建设一个新世界。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政策。那时，并没有指令性计划体制，而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统一全国财经。仅仅用了3 年时间，便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平抑了物价，整顿了市场，消除了城市人口失业，改善了人民生活，迅速将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 并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践，再次证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是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可行选择。 我在《新民主主义光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一文中，较全面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分析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评价了新民主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和政策的现实意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经济学界的伟大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史和现代经济学说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人的智商并不比西方人低；中国的事只能靠我们自己。还是邓小平说得好：“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对于改革开放前的20 多年历史， 难道因为指导思想失误就要全盘否定吗？ 难道因为改革开放就应把过去一笔抹杀吗？ 在社会主义经济史上，率先向苏联模式和传统理论提出挑战的，恰恰正是我们党和我国的经济学者。20 世纪50 年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论述；60 年代，毛泽东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党的八大提出的关于搞活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60 年代初，所制定的各种条例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国情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度。这些可贵的探索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即使前人的错误和挫折，我们也应当引以为戒，避免再缴“学费”。应当清醒地看到，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党的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要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然而，无论发展或者改革，都可以看到往日的某些片面追求高速度、热衷于表面文章的阴影。 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对各种改革方案的设计关注较少，但对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和已经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给予较多的关注。改革是前无古人、今无先例的事业，改革又是在缺乏理论准备的条件下起步的。我们只能在改革的实践中学习改革，学会改革。但这决不意味着提倡盲目性， 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否定理论研究超前的必要。事前诸葛亮固然高明，事后诸葛亮也不可少，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着重探讨了以下的问题： 一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矛盾。实行商品—市场经济是必然的选择，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有相适应的一面，也有不相适应的矛盾。因此，在改革过程中会引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系列矛盾和负面影响。必须重视和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不能因为有了成绩，就对改革中的问题和指导工作中的失误视而不见。 二是重大改革措施出台所必需的条件，坚持条件论。经济改革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基于历史的教训，决不可超越生产力的要求为所欲为，决不能只讲必要性，决不可照搬照抄外国模式，决不要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决不能搞运动。 三是关注改革引起的社会阶级关系、社会群体的分化，分析这种变化的趋势以及对改革前景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四是剖析我国社会经济中深层次的隐患。例如《中国经济内忧》、《求解难题：我国经济内忧之成因》， 我是怀着对我深深热爱的国家和民族的情感撰写的。 为了拓宽研究的视野，这些年我十分注意我国邻国的改革，先后考察了俄罗斯、越南、蒙古、东德、匈牙利、捷克等原社会主义国家。我特别关注俄罗斯的演变。1991 年11 月，我在莫斯科访问时， 亲眼目睹克里姆林宫上空红旗落地、苏联解体、经济衰退的状况。随后我对俄罗斯改革进行了跟踪研究。2000 年10月， 我作为全国人大财经委代表团成员应俄议会邀请，对俄进行了实地考察，广发接触了各界人士，阅读了大量资料。回国后，我又查阅了国内外对俄罗斯改革各种评价的文献，并重温了苏联经济史料。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俄罗斯改革是人类现代史上的一出悲剧，是对俄人民的一场空前的浩劫，是俄罗斯历史的大倒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西化”、“私有化”的样板。《“休克”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一文的结论是：还是毛泽东说的要以苏联为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依然是需要长期探索的“必然王国”。中国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的研究如果说有成果的话，不过是为后人提供了批判的材料。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1期，摘自2013年第2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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