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战略选择

安东尼奥•安东、 魏文编译

为了处理和走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西方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战略：一方面，统治阶级的选择是自由主义—保守的战略，其基础是紧缩政策；另一方面，作为附属的方式为一种公正的、民主的和团结的选择下赌注。

第一种战略承认两种可能的演变：一是以某种灵活性和更加缓慢地实施连续性的更新，坚持结构性调整，在欧盟和欧元区内，在德国的盟主权力之下，把减少公共赤字（和债务）和实现新的经济的和机构的平衡放在优先地位；二是偏向强制地实施紧缩，特别是倒退性的紧缩，是分裂的和南方服从的紧缩，但是中心的民众阶层很不稳定，它们的统治阶级因软弱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非法化，以及欧盟和欧元破裂的风险，新的民粹运动的加强，它由极右分子和排外分子组成。

第二种选择是一项计划，一种变革的推动。在南部有很大的社会合法性，但是没有足够的社会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更小）去实施短期和中期的计划。这是一种选择性的经济政策，扩大就业，改善（南部的）生产结构，实现欧洲的团结和一体化，重申欧洲的社会模式、劳工的社会权利以及政治制度的民主的蜕变。这项计划是防御性的，但是作为加强对社会和民主退化的方针、进步力量的团结和走向一种倒退较少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社会政治条件的抗拒是有意义的。

在前两种待选择之间，由于第一种选择的耗尽、失败和变化，应当有第三种“近期的”选择，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障第二种选择。这意味着在部分自由主义的和机构的权力与欧洲社会的合法性与重点单位之间，加上南部国家（包括法国）的压力，达成了某种协议或是平衡。法国总统奥朗德的计划（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计划）最初的前景可能开始走上这种选择的道路，但是他们的政策继续被封锁，没有完全与第一种选择破裂。忍受着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存在着相反的趋势：一是自由主义的政治霸权和主要经济的与企业界力量的霸权，保障社会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合法性、对第三国的竞争力……这是为了经济体系的再生产和它的权力的合法性，以及在中期和长期的分配收入；二是民众和左翼力量以及进步的社会运动持久的压力，拥有一种社会模式与 “充足的和一体化的民主制度”。

结果是我们有了三种处理危机带来不同的结果的选择：1,继续有两个变数的紧缩，一个是民粹主义的专制，另一个是实施更灵活的紧缩，加上其他的补充因素或扩张刺激因素，后者趋向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因素；2，中间的选择，将经济增长和加强财政放在优先的地位，这对社会凝聚、合法性、机构的和国家的以及欧洲的平衡是敏感的，尽管类似经济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主导权；3，实行重要的、公正的和民主的变革，加强财政的和重新分配的团结和欧洲的社会模式，通过南部欧洲的生产结构的现代化，欧盟的政治制度和机构的民主化，发展一种平衡的经济，让左派和进步的社会运动占有重要的地位。

持续紧缩不是解决办法

现在的和已经陈旧的紧缩政策表明它的失败，但是新的政策(增加就业、权力的再平衡和欧洲的团结一体化)将不会出现。阻挠新政策提出的统治集团继续是强大的和压倒性的，首先它要保护自己眼前的利益：归还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使劳工成本更低廉，保障企业的高利润，让民众阶层服从，减少社会的权利、保险和公共服务，削弱左派和抵销公民的愤怒……此外，不考虑对社会巨大的越来越严重和积累起来和负面反响，机构的不合法和中长期内不稳定的根源。它的回答是企图从加强对机构的控制和使媒体工具化而加紧对社会的控制。

当然，也包括巩固专制主义的选择，这在经济上是很大的倒退，在政治上出现软弱的民主制度和右派强烈的民粹主义的思潮，出现更大的社会分裂和进步的民众运动，批判的左派行动能力受到破坏。

另一方面，不可能确保实现一个“民主的和起步的”出路，或接近一种更加先进的社会前景，在短期内这是极不可能的。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扩大对一项民主的、变革的计划的社会的支持是有意义的，以便凝聚和加强这个进步的社会基础，为整个进程创造条件。

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们的赌注似乎是走向继续执行紧缩政策，但做轻微的修改：鼓励增长，合并银行，债务的部分转换……这是中欧(德国或北部欧洲)保守的战略，它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关键的认同和其他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精英们相对顺从，尽管因为它适合或是服从适应新的生产和机构的地位的程度而出现某种紧张。

这项战略试图抵销对经济组织和社会的凝聚更有破坏性的后果，以及抵销政治的不合法和在南部的反感，避免不可控制的非支柱性的力量，试图使精英部分合法化，实现新的权力再平衡，面对欧洲公民进行机构的设计，在国家之间不搞民主化也不搞社会连带主义，不要欧盟的斡旋。这意味着除了“北方的”经济霸权之外，实现由德国占主导地位和法国与其他外国国家（德国的欧洲）紧张的服从的政治的和机构的再平衡。对于让欧洲南部（包括法国）重新适应服从 和贫困化的欧洲社会（包括中欧不稳定的阶层）来说，这是一个缓慢和昂贵的出路，特别是对它们的民众阶层来说。这意味着它的经济机构的独立和分裂，社会的极大不平等和软弱状态，公民的合法性受到限制。

由于欧洲和西班牙的多数公民仍支持民主的和平衡的价值，可以预见公民的愤怒和社会的不合法或对政治精英不信任的危机将会保持，这些精英负有责任，但是他们对公正和民主地解决制度的危机无能为力或是持消极态度。这造成在消极的宿命论与积极的愤怒之间，在竞争性的分离与进步的集体回答之间的文化对抗。在这种连续性或变革之间的紧张的深处，一方面是经济权力与现在的统治阶层占优势地位的技术官僚的思考，另一方面是公民和人们的无能为力，他们具有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文化，坚持自由、平等、团结和基本知识的价值，以便推动一种先进的社会模式。

让我们集中看欧洲南部，头两个因素(社会经济的和政治—机构的)的冲击形成了一种艰难和严重的场面。社会和经济的危机是深刻的，它的经济结构是脆弱的和有依赖性的，它们的福利国家更为软弱。它们的精英在各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已经失败，现在负债更多，更加屈从和依赖欧洲中部(德国)和世界的权力轴心。尽管在希腊、葡萄牙(和冰岛)为一方与西班牙和意大利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之后是与法国的分歧。这对它们的精英们的更新和再度合法化，它们的经济现代化和它们的政治制度民主化，是一种挑战。

总之，目前的紧缩政策已经明显地失败了，甚至是对有势力的精英阶层来说。开始的转换是焕然一新的连续性的选择和再合法化的思考。在秋天德国大选之后，预感到的欧洲机构的赌注是继续执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政策，试图抑制欧洲的不平衡，同时进行最低限度的重新定位—紧缩的灵活性，主权债务风险的国有化，增长的因素。尽管分担了一种言辞上很丰富的攻势，但是对于解决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不是够的，至少对这些外围国家是这样。可能为它们的社会经济形势提供一点“氧气”，缓解某种更严重的形势。但是对保障中欧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工人阶级的权利还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于欧洲南部的国家，在中期内不会提供合理的和平衡的解决办法，也不能消除恐惧、失望和愤怒的社会意识。

因此，这项战略和主要方面是“改变某种东西以便什么也不改变”，也就是说，继续坚持现行的经济政策和权力结构，做一些小的变化，以扩大朝着走出危机的某些有进展的前景，伴随着说辞上的攻势抵销制度合法性的裂隙，加强这种极大不平等的倒退的动力。

扩大紧缩的非法性和有选择的赌注

在欧盟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经济和机构的集团将赌注下在第一种选择上。欧洲南部社会的大多数和北剖重要的阶层都反对紧缩和削减社会开支，反对缺乏社会合法性的政治阶层。

这样，根据欧洲一个民意测验机构(IPSOS)对居民日常生活调查的结果，对60%的欧洲人来说，危机的困难使他们生活更加糟糕了(20%认为非常糟糕，40%认为有些糟糕)，32%的欧洲人认为没有任何改变，情况仍是同样的，8%的欧洲人回答得到了好处。在欧洲的南部与北部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别。在西班牙感受到危机的消极后果的人占受访者的76%，他们拒绝削减社会支出；在德国54%的居民也就是说半数多一点感受到危机的消极后果。此外，在西班牙90%的公民认为在这场危机中经济困难使他们减少了自己的支出(在意大利是95%，在中欧是76%)。接受调查的四分之三的欧洲人认为2014年的形势将会更坏，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当局实施的政策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是机构的领导人承诺的结果。更为阴暗的预测是关于将来的几代人的。有半数的被调查者担心他们的阴谋诡计到成年时情况会比现在更糟糕，另外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相信那时的情况将会类似现在。也就是说，只有25%的受访者认为新的一代与他们的家长现在的情况相比将会更好；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前景被打破，对危机的消极后果持续存在而失望的情绪加强，对政治精英和欧盟本身的机构设计的不信任扩大了，“黄金时代”没有能力提供一个更为完整和民主的出路。

根据另外一项不同的民意调查，存在一种对统治的政治阶级的社会信誉的破坏，这被认为是一个补充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办法。特别是居民对政治领导人（拉霍伊和鲁巴尔卡巴）的管理的不信任度高达80%。

多数人对危机消极的社会后果的认识和感到机构的管理没有保障一种可能改善的前景，促成对现在的紧缩政策和它的管理者的严厉指责。这是一个能够形成支持一种进步的选择的要求的社会基础的条件。但是，因为积极的社会压力的软弱，它的有组织结合的分裂特别是在选举机构的领域内变革的力量不足，这种愿望只达到一半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左选民中占主导地位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核心（德国）没有明确地与第一种选择拉开距离，尽管有一些阶层（法国）已经承认它需要改革。这样，面对这种代表性的无依无靠的情况，尽管社会党有某种反感，它们是实施紧缩的责任者（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它们的一部分选民转向了左翼，毫不奇怪的是民众对在短期内进行机构变革的可能性信心很不足。

因此，为了推动走向第二种（和第三种）选择，重新定位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以实现新的平衡（带有冲突和协议），已经迈出了重大的一步：1，紧缩政策的明显失败，社会上反对它的倒退性质的广泛愤怒；2，对它的管理者广泛的批评，更大的公民的非合法化；3，积极活动的公民（从工团主义和不同的社会团体到西班牙3月15日运动及其他组织）重要的民主参与，这是新的社会抗议浪潮的表达，其最后的环节是在3月15日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但是需要迈出第地一步，加强这三个特别困难的积极因素：1，一个强有力的进步的社会运动，组成一个变革的社会政治阵地，能够取得社会多数人的支持；2，加强政治上的左翼、重新定位和团结，并反映在机构上；3，更新思路和领导阶层央战略上重新定位，提高人口的质量和政治精英、工会人士和进步社团包括知识分子的伦理道德。 (作者安东尼奥•安东是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1期，摘译自2013年5月28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