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研究中心（CPPI）高级政策分析师谭杰伦表示，例如首相纳吉以国家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和日本较高的比率作了对比，以证明我国的经济是健康的，那么这是误导。
谭杰伦指出，在日本，虽然国内生产总值收缩，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高达10多年，惟未对债权人的偿债能力和信心造成影响。
谭杰伦告诉《透视大马》：“因此，被认为‘太多’债务数额是由国家定下的，这些都必须根据国家的财政状况而做出评估。”
纳吉以新加坡高达112%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做为比较，谭杰伦认为，有关指标在衡量危险债务水平中并不完全准确。
排除政府担保的贷款在外，政府的债务从2007年的2667亿令吉起，平均每年上扬10%直飚2017年的6815亿令吉。
按此比例，处于预算之内的政府债务将于2021年高达1万亿令吉，2028年2万亿令吉，2032年3万亿令吉。
纳吉于上周披露，截止2017年6月，我国债务是6815亿令吉或占国家生产总值50.9%，和其他国家相比起来，总体政府债务只是我国的一半。如果和新加坡的公共债务对比，这些债务却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2%。
经济学家指出，纳吉没有提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法定机构积累的债务，也未在国会上作出披露。
The Edge最近计算的预算外支出，至少2210亿令吉，占了国内生产总值16.9%。
谭杰伦说：“2210亿令吉是政府债务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加入这个数字，那么将逼近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的70%。”
“这个数字每年都在上升，政府将这些债务转移到法定机构后，不仅美化了纸面上的数字，也让政府的债务看起来不会那么的膨胀。”
谭杰伦补充，捷运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这个计划增加了政府担保的债务多达43.4%，由于它由国家基建基金公司承担，所并未列为政府的债务。
联昌国际股票研究指出，从安邦至冼都的捷运3在2027年完工后，工程耗资大约930亿令吉。
由The Edge整理的政府贷款担保书中，国家高教基金（PTPTN）占最大部分，2016年的债务高达40.35亿令吉，接下来就是国家基建基金公司，贷款总额297亿令吉。
由财政部拥有的一马公司（1MDB），包括伊斯兰债券和长期债券在内，截止去年10月尚未清还的债务325亿令吉，其中一些在2036年到期。
谭杰伦补充，布城也未能缩减经营支出，这些支出多年来一直都在增长，包括发展支出的比率。
报道指出，我国在2018年财政预算案的运营支出是2342.5亿令吉，比去年同期的2148亿令吉上涨9%，即使近两年来的发展拨款维持在460亿令吉。
仅政府的运营支出就占2018年2902.5亿令吉预算的83.6％。
谭杰伦说：“换句话说，政府主要依靠增加收入，主要是通过实施消费税，并促进经济增长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这种结合使得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略微下降，并且促进了走向平衡的预算前进。”
经济学家佐摩瓜梅孙德兰指出，更高的政府债务意味着仅仅为这些借款的利息提供服务就会转移其他部门的资金，例如医疗保健或教育。
佐摩认为，这种预算外的支出，与“可疑”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财政上不负责任”，所以缺乏透明。
根据财政部2017/18年最新经济报告，联邦政府于2017年的偿债费用预计310亿令吉，或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13%。
相比之下，我国于2017年消费税收入是415亿令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