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向往“外国的月亮”，觉得欧美大学的学风自由开放、教育素质良好，但忘了省思为何国内大学落于人后。我们会执着于本地大专的世界排名，或为象牙塔内偶尔爆出的风波点个“愤怒”，却极少关心学术人员和学生如何度过他们的日常。
《透视大马》带您走入校园一探究竟。
马来亚大学副校长办公室的诚信单位于2017年11月底向所有学术职员和大学生发出一封电子邮件，禁止大家发表公开声明。
有关“提醒”（Peringatan）上写道，根据2000年法定机构（纪律和职责惩罚）法令或俗称的605法令下的纪律条款第18项，除非获得相关部长批准，否则人们不可以口头、书写或任何其他方式，发表打击校方或政府施政、羞辱或破坏校方或政府名誉等的公开声明。尽管通告发给了所有人，但校方后来澄清，这项“封口令”只针对学术职员。
但这样就已经够了。
“给棺材钉上的最后一根钉子”
马大学术职员职工会主席阿兹米沙隆（Azmi Sharom）形容，马大校方是“给棺材钉上最后一根钉子”。
阿兹米指出，我国政府百般打压言论和表达自由早已不是新鲜事，但至少在象牙塔内，一直以来都还保有一定的言论空间。
他说，当初政府通过605法案时，马大校方曾经反对并尝试和政府沟通。尽管最后反对无效，但法案通过后的这些年来，校方也不曾正式通过白纸黑字来禁止学术人员发表意见，直到如今。
“我告诉你，学术人员是很紧张的生物。现在他们会说，‘我的天，我最好还是什么都别说’。”
“封口令不会让他们停止工作和研究，但他们可能开始自我审查。我们不会马上看到封口令的影响，但长久下去学术成果将会大大下滑，尤其是在政治科学方面。”
“而且我们的学术人员也不是说特别反叛或‘狂野’，我们的大学也还不至于说是滋养革命的温床，为什么还要祭出封口令呢？”
“其实现在我们的教授和讲师应该要发起罢工、停止研究、停止教学，告诉政府别再干预学术自由。但没有人会这么做的。”
“封口令只会对已经有限的学术空间给予致命一击。”
阿兹米语带嘲讽地表示，政府会设立605法令来限制言论自由是预料中事，因为执政党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尝试压迫所有言论和理性的“生物”。
“大学如今是承认并合法化恶法。“
阿兹米也感慨，如果作为国内最悠久大专学府的马大“都这样了”，可以想象其他国立大学的情况只会更糟糕。
“我曾受学生邀请到国民大学给法律讲座，结果校方如临大敌，关灯、打开警铃、逼我离开。我是国立大学的讲师耶，但他们说他们怕我煽动学生。哈哈。”
学术人员薪水是人民给的 “我们该对社会负责”
阿兹米指出，学术人员的责任就是批评和纠正政府的政策、计划和立法等，要求学术人员消音等于让学术人员无法工作。
“法律专家就该批评政府的立法、经济学家就该批评政府的经济蓝图、社会科学教授就该监督政府如何管理社会，即便是医学院的学术人员也该关注公共卫生议题。批评政策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事。”
马来亚大学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副教授也告诉《透视大马》，校方似乎搞不清楚到底学术人员的薪水是谁给的，然后学术人员又该对谁负责。
“我知道公家机构需要有特定的管制和规定，尤其是一些公务员的发言可以被诠释为政府立场的时候，他们就很小心翼翼。”
“但是，公立大学不是一般的公家机构，他是学术研究机构，是被赋予公共任务的公家机关。作为公共学术人员，我们所负责的对象不是政府，而是国家和社会。“
副教授也质问政府和校方，如果相信自己所做的政策都没有错，那为何要害怕不同的意见？而如果当局没有勇气面对批评，他们又怎能确保自己的政策是对的？
这名副教授也指出，大学是办教育和做研究的机构，这就意味着大学需要开放的环境，才能培养敢于创新、敢于冒险、敢于打破既有限制的人才。如果整个环境和大学理念不相符的话，那这所大学就处于矛盾的地位了。
“政府近年来的教育改革，不也是强调创新、独立思考和高层次思维吗？那他们就不能把大学当成一般行政机构来管控。”
勿沉迷排名 大学之道在百家争鸣
阿兹米也是副教授。两位副教授都异口同声地对《透视大马》说，作为学术人员，他们最向往的是畅所欲言的工作环境。两位也都认为，政府不应该认为自由开放的言论空间是很可怕的。
“一所大学只要够开放，基本上同一个课题会有支持和反对的人。当有人不赞同政府立场的时候，同样也会有人赞同政府的立场。政府要有这样的自信。“
阿兹米也笑说，我国政治人物和社会人士很沉迷于大学的世界排名，每每大专排名上升就庆贺一番，排名下跌就会被反对党当议题。但他认为，排名无法反映一所大学真正的素质，因为向外国学生人数、论文数量都是可以特意推高的。
“现代大学并重专业培训、科学研究及国家建设，这三种大学办校哲学没有任何一种比其他更为重要。大学应当要拥抱多元，应当到了解每个科系都有不同的需要，应当捍卫自由与自主。“
“这才是真正顶尖的大学。“
“所以我不会闭嘴。我会坚持发表意见，只要是对的，只要有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