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德坤•
所谓意识形态霸权( Ideological Hegemony) ，就是将本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经济模式等，通过武力、诱导、渗透等手段输入其他国家，以消解他国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和核心价值的凝聚力，以及政治制度的认同力，最终软化或瓦解与本国意识形态异质国家的合法性政权的存在。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来看，捍卫自由、推进民主、倾销人权早已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长远目标，这是美国独有的政治制度、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等各种元素共同发酵的综合效应。
一、意识形态霸权: 在场之理由
自上世纪50 年代开始，西方学界就炮制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到冷战结束前后又出笼了“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去意识形态化”等论调。按照西方理论界的话语逻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终结后，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就应该消失或大大减弱，那么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霸权就可以“终结”了、“退场”了。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说道，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意识形态失去了“归依”价值，世界出现了所谓非意识形态化进程，结果导致了国家对于核心文化价值认同的依赖，从而加强了文明圈的内部凝聚和外部边界，故而21 世纪的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流范式。
然而，意识形态却是无处不在，似乎谁也无从逃脱它的陷阱。因为，“‘意识形态’可以指称任何事物，从曲解对社会现实依赖性的沉思的态度到行动取向的一整套信念，从个体赖以维系其与社会结构之关系的不可缺少的媒介，到使得主导政治权力合法化的错误观念，几乎无所不包。意识形态正巧在我们试图摆脱它的时候突然冒出来，而在人们认定它会存在的地方反倒不会出现”。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曾论证，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社会存在条件下人们基于一定的利益取向而形成的观察客观对象的方式，它是每一个社会集团所不可或缺的甚至难以避开的，人类的所有社会知识都是意识形态。所以，所谓“去意识形态”，如同想要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可笑，而“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则已被证明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另一种绝妙表达而已。可见，只要人类还有阶级对立和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就永远不会消失。
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虚假意识或欺骗意识的代名词，而是社会总体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人们成套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信仰的体现，并且每种意识形态都有一个坚实的制度和组织基础。英国思想家伊格尔顿认为: “意识形态话语经过一定方式的解码和破译之后，将在凸现和沉默以及断沟和内部矛盾中显示出物质冲突的印记。那么，意识形态就是权力的并且需要所产生或扭曲了的一种思想方式。但是它不仅留下了张力和不一致性的重要踪迹，而且代表着一种遮盖它所由产生的冲突的企图，要么否认它们的存在，要么肯定它们无足轻重或不可避免。意识形态是种种话语策略，对统治权力会感到难堪的现实予以移置、重铸、或欺骗性的解说，为统治权力的自我合法性不遗余力。”意识形态作为意图指引全社会的思想体系，必然极力证明自身的正确性，同时隐含着否定其他与自身的异质价值的倾向。意识形态自身的性质，决定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交锋成为必然，或者说意识形态内生地具有霸权性和政治性。这是因为，霸权则意味着社会权力、社会权威的强大，表现在赢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力，但是这些领域的统治是相互结合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的。
美国学者加迪斯认为: “有意识形态要比没有意识形态使人们更容易地对待现实。意识形态为理解复杂的现实提供简单的模式。意识形态指示着历史运动的方向。意识形态赋予行动以正当性。因为意识形态履行着这些功能，所以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吸引着各国领导者，以它们来指导行动。”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受意识形态指导的，更不会明目张胆地宣示自己的战略目标是在意识形态掩盖下推行的。这是因为，“政治舞台上的演员情不自禁地要‘做戏’，他们戴上政治意识形态的面具，隐藏起自己政治行动的真实面目”。意识形态是执政者维护合法统治最有效的价值理念和思想体系，同时也是国家对外战略中掩盖真实目标的最具隐性的强大武器。由此，“美国强大的实力总体上有利于稳定与自由民主的传播，而稳定与自由民主的扩展则总体上有利于美国”。一个国家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设计既与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和地位有关，也与国家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意图相联。
二、意识形态霸权: 在场之作用
意识形态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为制定明确的外交目标提供意识指导。美国学者罗纳德•奇尔科特认为，美国充满了意识形态，“认为美国好，认为进步是美国体制演变中所固有的，认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就是要保卫和扩展自由并在互惠基础上保证经济繁荣。……因此美国必须保卫自己不受诸如国际共产主义等外力的渗透，这就产生了世界范围内善与恶的冲突。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必须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不发达国家人民中显示它的文明传统”。可见，意识形态深深地扎根于美利坚民族的思想意识深处，成为了一种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内在信念。
第一，意识形态影响国家对外决策的性质与走向。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和一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美国的艾尔登认为: “就像在国内政治中一样，在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通过提供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不仅对决策起着约束作用，而且还发挥着创造性的作用。”同时指出，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外交决策中具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提供符合选民意愿和公众舆论的价值观，即表达出外交政策目标; 二是提供外交指导思想，用以制定符合价值观的政策; 三是行政部门在贯彻政策过程中可借之形成领导能力，尤其是可用以统一国会议员的思想。事实上，每个政治家的对外决策行为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早已潜移默化、先入为主地决定了他们观察世界、判断是非、处理信息、做出决策时较为固定的认知框架。制定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样表达自己国家的目标和表明本国的态度，并采取相应的对外行动，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因此，“意识形态很重要，因为它们构成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这些问题”。所以意识形态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各国对外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它决定着一国对外决策的性质和趋向。
第二，意识形态为国家的政治目的提供解释和辩护。各种意识形态都声称自己是真理，但却反映了特殊团体的各种利益诉求，这样，意识形态就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托辞，使各国为推行种种政策与行为进行辩护具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卡尔•曼海姆认为: “当意识形态一词意味着我们怀疑我们的对手所提出的观念和主张时，意识形态便被赋予特殊的涵义。那些观念和主张被认为是对一种情况的真正本质多少有意的掩饰，因为认清这种情况的真实性质不符合他的利益。这些形形色色的歪曲表现，从故意说谎到半有意和无意的掩饰，从存心骗人到自我欺骗。”冷战时期，“美、苏两个大国竭力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地位，为此它们使用了从大众传媒到个人策反、从心理压力到各种讹诈的一系列可以使用的手段。它们每一方都重视公众舆论，为对方抹黑并夸耀自己取得的成就。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把自己的政治制度说成是‘最佳政治秩序’。”所以，“用意识形态作为对外关系的准则，其实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它经常会用来掩盖其实并非意识形态的意图。”因为每个国家都不愿意让别国了解自己的真实政策意图，都需要政治道德和政治价值这些意识形态因素来为其正当性、合理性进行解释和论证，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国内民众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以保障本国国家利益和对外基本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三，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是诱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各国都有自成体系的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之间比较容易产生亲近感，不同的国家之间则存在着严重的疏远感，从而成为国家间对立与冲突的重要根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来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人类对自身如何走出困境的一种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双方也许面临着相似或相同的社会问题，但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无法根除，这种差异既体现在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也融入了它们的外交实践中，使它们从一开始就作为对立面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成为两种在意识形态上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或敌对。今日的中国已经将源于“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等旧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辩证的扬弃，对内引入市场经济模式、倡导竞争机制、重视利益驱动、主张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对外主张对话与合作、宣扬和平与发展、着力构建和谐世界、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已将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及振兴中华民族变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然而，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远没有结束，它正以一种新的方式、一种更加隐性的形式在开展着和延续着，两国存在的所有摩擦以及战略互信的缺失的症结乃是意识形态偏好所致。
第四，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和价值整合的重要工具。“它集合了众多思想家的精华，规定了理想秩序的见解。”它的作用是“在推广某种信念及行动纲领，它在形式上往往与其他意识形态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区分，而在诉求对象上则企图使广大的民众成为追随者”。[15]8 意识形态是思想信念系统化、教条化的结果，是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纲领，具有一种超乎个人人格的普遍化力量。意识形态是国家权力资源中的一种软实力，不仅能够整合国家内部的各种关系来增强本国的内聚力与公民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而且能够利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将其传播和投射到其他国家，促使别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利用这种“非暴力的”手段以达到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标。美国等西方国家力图通过向其他国家传导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欲发挥意识形态的示范和样板作用，改变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信念是统一和团结本国人民的思想基础，是国家实力构成的重要精神要素。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需要坚强的、统一的政治信仰，利用政治信仰和文化思想等意识形态因素来动员和团结本国人民，鼓舞决心和斗志，从而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和国民士气，增加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
三、意识形态霸权: 在场之特征
美国自建国以后一直把自己的国家誉为“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基辛格曾说: “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 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类作榜样，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 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球推广这些价值。”可见，美国总是喜欢以自己的价值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始终认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将自己的价值体系推广到世界各地，以美国的价值观作为整合世界的基础，把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整合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之中。
意识形态霸权历来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工具，美国正是运用这样的软实力手段，在冷战时期卓有成效地肢解了当时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后冷战时期如法炮制地发动颜色革命导致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等国家改变了政权颜色，并且通过输出民主和武装占领相结合的方式民主改造阿富汗、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与北非地区。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并没有减少对外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内容，反而变本加厉甚至使用武力手段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大有在全世界进行一场更加全面的“意识形态战争”、“价值战争”和“文化、文明战争”之势。小布什就曾表示，“我们要向全世界传播孕育了我们伟大民族的价值观”，要“让自由的力量遍布全球”，还声称“美国的价值观总是美国日程的一部分。我们倡导人的自由并不是一种外交形式，而是我们国家所承担的一种基本义务。共产主义在任何形式上已经到了末日，这是我们信心的源泉。”奥巴马在2009 年5 月发表的《保卫我们的安全和价值观》的演讲中也明确提出:“我们维护我们最珍视的价值观，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么做是正确的，而且也因为这么做能增强我们的国家，保障我们的安全。我们的价值观一再证明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最宝贵的财产——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国运顺畅之时还是社会动荡的时代，都是如此。”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于2009 年9 月发表了题为《中国登场: 一种全球关系的战略框架》的报告，着重从意识形态和美国亚洲战略的角度论述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还特别强调美国要谋求与亚洲地区民主伙伴进行战略和外交合作，将亚洲民主伙伴关系作为“平衡”中国的重要手段，并将美国的“推进民主战略”作为加强亚洲民主伙伴关系的战略指南。报告还批驳道:
“有关推进民主政策已经终结的传言不足为凭。”人们希望美国能够在外交上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着眼于互利共赢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美国的历史传统和今天的现实，决定了美国是绝不会淡化其意识形态霸权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言: “因为从逻辑上讲，推进民主确实有利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越多，就越有利于美国维护其领导地位，因为民主国家更愿意接受美国这个最强的民主国家的领导，至少愿意同其保持良好的关系。”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信息网络化的迅猛发展，国际意识形态交锋和斗争呈现出交锋主线的不变性和长期化、交锋领域的复杂性和扩大化，以及斗争形式的广泛性和多样化等新特点。胡锦涛曾经指出: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较量和斗争依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西方国家加紧向全世界传播它们的价值观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
目前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已经呈现出新的态势: 范围扩大化——从制度霸权、文化霸权扩展到科技霸权、信息霸权; 层次多元化——从普通民众到政治精英、从大众文化到精英文化; 手段先进化——越来越具有柔和性、隐蔽性和灵巧性。美国利用意识形态手段遏制中国的意图越发明显，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危害性就越大，中国政府预防和治理的成本就会大幅上升。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处理国与国关系上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却忽视了美国意识形态霸权的新走势。中国学者不无忧虑地说: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显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最近30 年有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是，似乎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即完全没有意识形态。”并且，“中国没有全民认同的意识形态，而这是超级大国不可或缺的秉性。而且，中国不仅没有可供出口的意识形态，甚至连可供本国人民信奉的意识形态都没有。”但是，“缺乏具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不仅会让中国丧失了成为超级大国的资格，还有更糟更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国家凝聚力形成威胁——国家凝聚力也是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此话提醒我们，虽然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及冷战的结束，以反共主义为内核的美国意识形态霸权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鲜明的中国自然成为美国意识形态霸权的主要指向。犹如胡锦涛所言: “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中国要应对外来意识形态的渗透冲击，执政党要在绩效之外寻找更为持久和稳定的合法性依据，对内中国社会政治需要更深层次的整合，对外需要通过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总结和阐述来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这些都需要加强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来完成，都需要不断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渗透、抗辐射的能力。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40期，摘自2012年第6期《山西师大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