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分析
（二）涛声依旧，美国又在重复着苏联帝国的故事
不幸的是，后来的美国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认识并没达到基辛格的深度，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陷入“不战而胜”的狂喜之中，并手持着苏联时期的“旧船票”，沿着昨天苏联的路线，以更为傲慢的态度登上那艘曾将苏联送上末途的“客船”。要理解这一点，得从石油美元说起。
1.石油美元是美国衰落的元凶
“尼克松是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第一位以国家利益为号召执行外交政策的美国总统。”[75]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说服华尔街同意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交易成本”即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以此使依附于美元之上的华尔街的资产增值。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径直变成了脱离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及由此造成的世界对美元的短缺性需求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旨在保证石油采购的美元结算的国家对外战争。由于美国的发展重心从国民劳动移至美元的世界需求上，其结果美国政府就从美利坚民族的政府异化为给华尔街“打工”并任由“财政悬崖”摆布的办买办集团。
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只能使用美元。由此美元从黄金本位被推到石油本位，支撑美元的基础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在几十年间迅速严重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尼克松之后，美国外交的重点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而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用军事手段予以惩罚。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由此产生的必然逻辑就是：石油美元的动摇，如没有其他浮财及时补偿的话，就是美国的动摇。如下图[76]所示：
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它通过计算美元和对选定的一揽子货币的综合的变化率，来衡量美元的强弱程度，从而间接反映美国的出口竞争能力和进口成本的变动情况。由上图我们看到，从1971年石油美元问世至2014年，美元指数经历了1978年、1992年和2008年三个低谷和1985年和2000年两个高峰。第一个美元高峰的出现有赖于英国撒切尔、美国里根推行的以长期大量赤字刺激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特别是亚洲出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及由此出现的几乎以天文数字增长的美元需求增长的推动，这一高峰至1987年后下落，经几次小幅反弹，至1992年跌到低谷。而挽救这次美元低谷的是苏联解体。苏联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国民财富以及1997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财富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巨大流失瞬间成为挽救美元的“浮财”。
浮财挽救了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但没有挽救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国民劳动而是对外战争，“美国制造”的不再是民生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昔日以工业托拉斯为主导的华盛顿的美国蜕化为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华尔街的美国;美国由以往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的社会结构，美国人民日益丧失了生产能力，而深陷于古罗马式的堕落之中。从1990年到2011年20年里，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程度大幅提升。如下表所示:
美国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1990-2011)
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201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2014年版。
我们看到，从1990年至2011年20年里，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0.16%下降到-8.4%，第二产业即工业从0.05%上升至19.4%，第三产业从1.05%飙升竟至89%。我们再来看这二十年里美国三产的产值构成变化。如下表所示：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1990-2011)
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201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2014年版。
我们看到从1990年至2011年间，美国第一产业在GDP总产值中的比重从2.1%下降至1.2%，第二产业比重从28%下降至20%;而第三产业从69.9%飙升至78.8%。这说明，支撑美国经济的因素已不在国内生产，而在美国用枪杆子支撑的石油美元。只要美元坚挺，美国人民不用劳动而只印美元就可以得到来自全世界的产品。美元就是美国制造并销售到全世界的“商品”。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种浮财至2000年普京上台而终止，更为危险的是，1999年诞生的欧元动摇了石油美元的绝对地位。“2000年3月以来纳斯达克指数大幅地下挫，以及美国经济由持续高涨转入低迷状态”[77]。为了挽救美元危机，美国以“911”反恐为借口，挥师中东，企图从中东助推石油美元。结果陷入中东沼泽不能自拔。2008年，美元指数跌至从1971年以来的最低谷，这一年，美国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军。失去中东，石油美元就失去了基础。
一般来说，主权国家的不动产是国家货币价值的承担者，在此之上的劳动产品的价值是其货币增值的前提。美国曾主要以军事工业生产提升美元的价值，但与世界石油比，美国军工这时毕竟还是国民劳动的产品。尼克松将美元直接与世界石油挂钩，美元在军工之外又多了世界石油这个新支柱。这样，美国金融集团便有了双轮滚动出的利润：军事胜利既拉动了军工又保证了国际石油以美元结算，美元结算造成美元坚挺;美元坚挺又有助于军事持续胜利并反作用于美元的坚挺地位。尼克松之后，石油在世界经济中就成了保障美元坚挺的杠杆。如下图[78]所示：
从上图呈现的原油和美国的指数变动的曲线中，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美元指数下落都是从原油价格的上升中得到补偿的。而近三十年间石油价格的峰值恰恰就出现在美元指数变动曲线的最低谷，这说明，原油价格上扬并不是国际需求的结果，而是美元的政治需要：通过石油提价造成美元的国际短缺，并由此推动美元的国际需求。似乎是美元的回光返照，2008年，当石油价格被推到接近不合常理的160美元一桶的价位时，迅速回落跌至40元/桶的价位。此后石油价位与美元指数在2008年前后形成鲜明对比：2008年前，石油价格低位运行，美元强势有力;此后，石油价格高位运行，美元疲软乏力。这说明，石油已不能成为拯救美元的工具。这是因为，要保证石油为美元托底的作用，其前提就是美国为控制世界富油区而进行的战争必须持续不断的胜利，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同时也意味着石油——本质上是军事力量——为美元托底的作用失效。
石油美元的衰落直接影响到华尔街的资本财团的收益及竞争力。据报道[79]：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以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提振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经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这一比例也创下纪录水平。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
“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为可以说明西方投行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黯淡下来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这家投行连前10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如下图[80]所示：
摩根大通投行主管Daniel Pinto在纽约举行的年度投资者会议上表示，2016年一季度债券和权益资本市场承销业务带来的收益下滑，可能拖累收入下滑25%。高盛分析师Richard Ramsden表示，预期华尔街第一季度资本市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为近年来最差开年。摩根大通和高盛去年分列全球收入排名第一、第二位。标普500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今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人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近期该行屡次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据美国财经网，该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从一月的8900万美元增加至13亿美元。[81]
与此相应，目前中资投行从西方投行手中夺取业务的势头愈发强劲，主要是因为中资投行能够为交易提供巨额贷款。
亚洲市场竞争激烈，亚洲地区每年的投行排名变化要比美国市场大得多。在美国，高盛等一些大投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奥纬咨询(Oliver Wyman)驻新加坡的合伙人Claudio Lago de Lanzos称，全球银行业最关心的是今年来自中国客户的交易活动量，而中国客户往往会选择中资投行来进行合作。据Dealogic提供的数据，今年迄今为止，中资发行方在亚洲股票资本市场中占比高达83%，高于一年前的72%。[82]
显然，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华尔街感受到了其利益在亚洲受到强有力的竞争——竞争力主要来自社会主义中国，如果联想1991年撒切尔在休斯敦的那篇讲话——那时欧洲经济面临的主要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强有力的竞争，那今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就可知一二，改用撒切尔的话说就是：必须采取行动，削弱中国经济，用非常手段为中国“制造其内部问题”[83]。
2.战争成了美国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
2015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在华盛顿召开。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也将举行会晤。《纽约时报》发文感叹“美国的盟友都被亚投行诱惑”，称“在全球经济盛会上，美国领导地位日显衰落”，文章认为，由于美国两党长时间的内耗、奥巴马的有心无力、分裂政府的机能失效、国家缺乏充足的资源在全球部署经济力量，“美国正在从国际舞台的中心撤退”。[84]
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将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放在国内产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这等于将美国的安全基点从本土移至中东，这样，华尔街国际财团就将超负荷的国防任务强加于美利坚民族并使之自越南战争后再次透支了它的国力。2007~2009年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的96%左右[85]，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其间的关系是，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能源的扩张;军工能源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反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并对华尔街金融产生日益严重的依赖。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而危机又恰恰以战争的失败或难以为继为先导。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经济政治危机，欧洲人来到远东，用大炮打开中国和印度市场，中国和印度的殖民化为西欧释放的巨量浮财使欧洲渡过难关并进入了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20世纪末，苏联解体又为处于低迷的美元注入浮财，这使美国经济转入“持续高增长”[86]的阶段。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的美国不能找到像苏联解体那样的巨额浮财，美国从而美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有可能还是很快的。恩格斯在分析古罗马衰落的原因时说：
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已经不能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87]
列宁说：
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其数额，如我们看到的，分别达到1000-1500亿法郎(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88]
今天的美国同样陷入罗马帝国自己编织的悖论之中，即不管劳动还是不劳动，这在美国都“不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那么，如果没有其他像苏联垮台那样的国际“浮财”挽救，美国除了革命，还会有其他出路吗?没有。稍有区别的只是，目前白宫政府急需“浮财”，而美国人民则急需革命。现在美国白宫正在与人民“赛跑”。
http://news.youth.cn/gn/201301/t20130129_2846710.htm。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19454.html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和本文链接
责任编辑：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