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菲 · 2017-01-22 · 来源：建国门学派
新自由主义体制运行的第一个显著成果，是加剧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生产与消费的对立。这组矛盾应该算是一张老面孔了，我们在前两章中也已经做过了解。一边是资本利润率往上涨，另一边却是工人实际报酬往下降，由此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消费需求不足。
给工人的工资，到底是高了好还是低了好?这个问题一直让资本家们很伤脑筋。早在18世纪初，曼德维尔就在他著名的《蜜蜂的寓言》一书中探讨过这个问题：“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因为谁去劳动呢?……如果某处有一个属于最低阶级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劳和忍饥挨饿来摆脱自己生长起来的那种环境，那谁也不应当妨碍他，因为对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无可否认是最聪明的办法;但是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能使工人勤勉的惟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垂头丧气，或者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傲慢不逊，好逸恶劳……从以上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1]这番话说得既深刻又坦白，道出了一个“自由民族”致富的秘密，连马克思也称赞曼德维尔是个“诚实的和头脑清晰的人”。
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积累与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即使工人不通过斗争去争取待遇的改善，工资也是有可能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而获得提高的。“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2]因此，工人的待遇再怎么丰厚，也绝对“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
以这个程度为标准，由资本积累带来的工资提高就可以分作两种情况：一种是，资本增长得太快，引起了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所以只好提高工资吸引潜在的劳动力。这时候，单个工人的无酬劳动减少了，而利润就是靠无酬劳动创造的，所以利润率下降了。不过，由于资本的规模和统治范围在扩大，因此积累并没有受到工资提高的妨碍，依然在兴冲冲地进行着，高工资也能够持续下去。另一种情况是，高工资的存在把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的动力不足，资本减少，从而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这时高工资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于是，“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3]可见，在资本的天平上，工人数量多少和工资水平高低的适宜程度，完全是按照资本积累的需要判定的。
新自由主义体制时期的美国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况。近三十年来的劳动者们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生产力和高科技空前发达的时代，但也很不幸地生活在一个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时代。美国经济学家大卫•戈登(David M.Gordon)研究了上世纪60年代至上世纪末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变动情况：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早期，工人平均小时税后实际工资在波动中保持增长，到1972年达到战后最高点。在此后的1973~1989年，以年均低于1%的速度下降;1989~1994年，以年均0.6%的速度下降;到1994年，小时实际工资已从1972年的顶点下降了10.4%，回落到低于1967年的水平。而在此时，人均实际经济产出已比1967年增长了53%!吃下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为工人设定的生存模式。
对这样的结论，有些人是不认可的，他们的反驳理由是，工资虽然低了点，可是你们还享受到各种福利了呢，那也是要雇主掏腰包的呀。针对这类的“福利抵消说”，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艾里克•尼尔森(Eric A.Nilsson)采用实际小时报酬概念(等于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实际小时福利)考察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生产工人实际生活水平的变动，这样就把雇员的非工资福利变动也考虑进来了。他的主要结论是：(1)美国的生产工人纳税后的实际工资在1978~1995年期间降低了12.5%。(2)由雇主提供的福利的实际价值比实际工资下降得更快，在同期下降了21%。(3)生产工人实际小时报酬，在1978~1994年期间下降了13.7%。[4]真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这已经不仅仅是报酬水平相对于利润水平下降的“相对贫困化”了，而是更为严重的“绝对贫困化”，就是说，在纵向的历史比较中，实际报酬水平绝对地降低了。新千年以来，这种态势有所遏制，但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仍低于生产率提高的水平。
工人怎么肯平白无故地接受低工资呢?再说工人消费能力的不足对生产的扩大形成严重制约怎么办?驶上了新自由主义轨道的美国对此很有一套办法。
第一招，直接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斗志。政府与企业联手，软硬兼施，既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打压工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并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监控，将劳资关系完全市场化，又通过高薪收买、扶植部分雇佣劳动者，分化瓦解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同时，货币主义者们大声疾呼通胀之虎如何如何厉害，绝不能加以姑息，于是政府顺理成章地制定了紧缩货币、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而这在实际上又制造了更多的失业，从而压低了工人的谈判力量。
第二招，制造国际范围内的就业竞争。通过对外投资，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资本像一股席卷全球的飓风，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广博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土地和销售市场统统动员起来，吸纳入自己所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这样，既能直接提高利润率，又能通过壮大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后备军队伍，使劳动者丧失讨价还价的优势，从而压低全世界、特别是国内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就像《资本论》中讲到的，“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5]
正因如此，无论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我们自以为步入文明社会的今天，童工问题始终存在。在当时，法律规定儿童每天做工不得超过8小时，于是资本便积极鼓动政府把对“儿童”的界定年龄降低——“根据资本主义人类学的说法，儿童时代到10岁，或者至多到11岁就结束了。”[6]而今又如何呢?据世界劳动组织披露，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就业大军中，竟然有两亿多是5至14岁的童工!而且，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推向强迫劳动的深渊。[7]
第三招，充分享用物美价廉的进口消费品。美国人的好胃口是世界闻名的，吃穿用一概来者不拒，反正交换别国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又不用拿出真金白银，只要掏出一把自家印的美元“绿纸”就行了。按照通常理解，廉价消费品的大量进入，应当使美国工人能够用同样的工资买到更多的消费品，即所谓实际工资上升。这在一定时期内是成立的，但问题在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出劳动力所需要的商品的价值决定的，只有工人所消费的东西便宜了，工人本身才会便宜，“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8]现在有了大量的进口商品就更方便了，相当于拒环境污染于国门之外，而便宜的物质资源顺利涌入，这些廉价的消费品可以维持国内低通胀、低工资的有利环境，却无需付出真实的等价物。
第四招，鼓励工人花借来的钱，寅吃卯粮。既然工人的实际工资无法迅速提高，那么如何才能维持工人的消费甚至使之略有扩大呢?信贷消费的发展，暂时解决了这个难题，不仅满足了企业主们既想压低工资又想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并且确保了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有效地延缓了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的到来。1990年，美国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尚不足80%，到2005年，已迅速提高到120%。(参见图3-1)美国GDP的近3/4是由居民消费拉动的，这已成为保增长的绝对主力。当然了，这也相当于让工人提前花光了他们未来的收入，这正应了前面曼德维尔的那句话，“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
总之，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强化了资本的力量而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当劳动力商品买卖的双方都要坚持自己的权利时，“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9]。由于工人和工会一方在与资本方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工资难以增长，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乏力，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好处都进入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口袋，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一场经济危机已在酝酿之中。
在“自由”的旗帜之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鸿沟日益鲜明，凭借个人奋斗、勤劳坚忍就能打拼出一番天地的“美国梦”，越来越成为个例，甚至褪色为一种虚幻的传说，最终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而破灭。这不由地让人记起，160年前，马克思是如何在他著名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毫不留情地撕下“自由”的面纱——“先生们，不要受自由这个抽象字眼的蒙蔽!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在对待另一个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10]
无止境地追求自由的资本，必然要跨出国界，翻越千山万水，将整个世界都开辟为自己的活动场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正是在“自由”的名义下，一轮有史以来最强劲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呼啸而过，淹没了一片又一片广袤的土地。
本文摘自《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一书第一篇“难逃危机宿运”第三章“自由起舞的世界性危机”。
[1]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1728年伦敦第5版。转引自《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0页。
[2]《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4页。其中的“特有财产”是指古罗马法中家长能够分给一个自由民或分给一个奴隶经营或管理的一部分财产，拥有特有财产并没有使奴隶摆脱对主人的从属关系，特有财产在法律上仍然归主人所有。见《资本论》第1卷注释427，第945页。
[3]《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5页。
[4]戈登和尼尔森的研究结论转引自丁为民：《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经济增长的矛盾与危机——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再思考》，载《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3期。
[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8页。
[6]《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7]资料来源于中国新闻网2009年6月11日电：《全球金融危机致使童工数量增加 报告吁救助女童》。
[8]《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页。
[9]《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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