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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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坎贝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从事研究马来西亚知识分子历史的Deborah Johnson博士，在这篇研讨报告中畅谈马哈迪时代参与国家事务的马来西亚知识界（主要是马来知识分子）。他指出，人们通常认为知识分子大都是处在权力 圈外却敢于向当权者讲实话、坚持真理的一类人。而马哈迪和安华正是集知识分子、官僚、政治领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全文于2004年8月3-5日假万宜马来 西亚国民大学召开的“第4届国际马来西亚研讨会”上发表。
文章阐述了马来西亚产生这类“参与国家事务知识界”的过程，并指出：这类知识分子一方面对国家前途高瞻远瞩、决心将其宏图大略变成现实，让领袖人物的理念 形成国家意识。但另一方面，他们却限制和支配公共领域，约束对不同思想见解的讨论，还强调实行“持久性统治”和所谓“马来西亚民主”的必要。阿都拉巴达威 当上总理之后，他开始对很多机构进行改革，但在放松限制、让公共知识界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方面却看不到有什么改变。
文章开头引述Syed Hussein Alatas 教授1998年写的论文指出，处在权力圈外的知识分子，走向两个极端。第一类是对现行的规范提出质疑和争论。第二类是对现实做出某些基本的适应。只有前者 才真正担当起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曾经有学者在一场关于〈知识伊斯兰化〉的辩论中认为，马来西亚的知识分子舞台，完全被经理、官僚和专家占据。Syed Hussein Alatas 和学Rustam A.Sani 在他们1990年代的著作中都认为，马来西亚欠缺“起作用的知识分子集团”以及欠缺“现代的知识分子文化”。这些论述唤起了本文作者Deborah博士的 兴趣，他于是在马哈迪医生当马来西亚总理的后期，开始研究20世纪的马来西亚知识分子。
‘ 马来西亚知识界’是个大题目，范围广阔。本文作者仅选择讨论其中的一面，也就是作为知识分子、专家、政治领袖三位一体的“参与国家事务的知识界”。出现这 一现象的根源在于马来封建政治。特别明显的就是马哈迪医生的出任政府总理。有争议的是，这类知识分子中产生出来的领袖人物，眼光长远，而且立志要使其宏远 成为事实，使领袖人物对国民意识和国家机构的形成起重要作用。同时，另一方面，这一类知识分子却容许新封建结构继续存在，主张所谓的‘永久性政府’和非对 抗性的‘马来西亚民主’是必要的。然而，其后果却是限制和支配民众的活动范围，束缚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讨论。
本文作者的论述，选择从研讨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位置开始，然后分别探讨马哈迪以及安华的思想和作风，最后略为谈谈巴达威领导下的趋向。
以下是这篇研讨报告各部分精粹文句的摘要介绍：
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
* 有一位学者Antonio Grramsci 在其1971年发表的著作中提出说，他以为处在社会运作枢纽地位的不是阶级，而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执行知识分子职能的人有两类：第一类‘传统知识分子’ 如教师、传教士和行政人员，他们一代又一代继续做同样的工作。第二类‘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上积极活动，坚持他们改变人们头脑的斗争；他们和利用知 识分子去谋取利益和更多权力的阶级和企业有直接关系。
* 已故印尼国民教育协会主席Mohammad Hatta在1932曾设想过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封建民族主义’，一种是‘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本文的论述就是以Hatta 的阐述作为基础。 Hatta对国家、社会、知识界各自的领域（以及所担当的角色）有这样的划分： 国家：统治者，政府/权力部门，政府报告书，法律，官方的宗教，指引/领导，精英和中上层阶级。知识界公民团体/非政府组织 ：报界/媒体 ，代表/捍卫/影响/参与，中上层阶级，—（属公共范畴）。社会 ：人民/群众，小说，家庭/甘榜/家乡，追随/独立行动，下层阶级和中层阶级，– （属私人范畴）。其他 ；以殖民主义，西方，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机构(IMF)等作为代表。Hatta认为，新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站在一起。民族精神源自人民，不是出自殖民者的、封 建的、宗教的或其他有抱负的精英们。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于坚决支持人民的心愿，明白指出人民的心愿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Hatta 还把马六甲王朝的著名人物Hang Tuah划归国家领域，Hang Jebat – 知识界公民领域，Dang Wangi – 社会领域。他为此绘制的示意图显示出，国家和社会，公共和私人的范畴有些是重叠的。
* 马来西亚基础教育的普及，产生出有较好教育的官僚、扩大了的中产阶级和受过更多教育的选区。但是，尽管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们更加多元化，执政当局不仅能够保 持而且还加强它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控制和影响。它限制了马来统治者的权力，趋向表现领导者的个人气质。就这样，权力集中在领袖个人手上，而不是集中在政府部 门和政府机构。权力个人化意味着政府机构将根据领袖的旨意改变，因而领袖的素质和意图以及一个人和领袖的关系也就十分重要。批评性意见以及继承问题也更具 挑战性。
* 人数扩大了的马来知识界对马来西亚和对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的政治影响也增加了。年青的，受过教育的‘次精英’们和前辈的知识构成很不一样。他们出来 挑战国家独立时的掌权人。1969年5月种族骚乱过后，被东姑阿都拉曼称作马来激进分子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其中包括国会议员马哈迪医生和学生领袖安华衣 布拉欣，高声叫嚷要东姑总理下台。他们支持副总理敦拉扎克。 （待续）
(本文的原题目是：“Intellectual Statesmanship in Mahathir Era”作者Deborah Johnson 博士也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 研究学者’。英文原文可以从策略创议中心英文网站http://english.cpiasia.net教育栏第61条查阅。或点击http://english.cpiasia.net/dmdocuments/Intellectual%20Statesmanship%20in%20the%20Mahathir%20Er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