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童工屡禁不止，每个小清新都有罪

最近，媒体揭开了服装行业的童工黑链条——在江苏常熟，很多服装厂都会通过中介从云南等地购买童工。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被骗到工厂里没日没夜地干活，只要不听话就会挨打；他们不干到年底就拿不到工资，只要想逃跑就会被扣押身份证、银行卡和手机，甚至遭受暴力。

在社会舆论愤怒的声讨中，一些另类的观点却显得格外刺耳。如有媒体就评论称“两年前深圳一家电子厂被曝非法使用童工后，那些来自大凉山的孩子们拒绝被解救理由——“这里每天都有米饭和肉，回家只有土豆”。如果围观者将姿态放低，或者去西部贫困地区走一走就会知道，每个童工身上都背负着城里人很难理解的艰辛故事，他们中的一些人早一点出来打工赚钱，可能是相对务实的选择。”也有一些网友认为，“我虽然反对童工，但不干这个（童工）也没啥更好的出路啊。”

真是这样？我们真的可以从“收入”或“生活会更好”的层面去“务实”的理解童工？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有关童工问题的全球报告指出，儿童往往是“成就型”的，他们想要表现良好，但在处理危害方面没有经验也没有接受过培训。工具和机器不是给他们用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危害更大。他们也没有组织、没有权力、更容易被胁迫和操纵。鉴于儿童的身体和精神都还在发育，他们比成人更脆弱。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同样的任务由儿童来承担比由成人承担的风险大得多。

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是欧美等工业国家大量使用童工的年代。为了微薄的薪资，童工们在幼小的年纪里从事着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之艰苦超过想象。这些童工的工资远远低于成年劳工，而且经常被迫去危险的地方工作，而且通常没有反抗的能力。1900年美国发布的官方数据表明，美国当时工人中有18%年龄低于16岁，而事实上在美国一些地区，这个比例要大得多。很多孩子在工作中生病、出工伤失去四肢甚至死亡。

因此，文明社会反对使用童工，绝非是因为一些小清新的理由，而是基于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儿童和容易被裹挟、强迫劳动，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也更大，劳动市场上也对成年人的工作造成冲击。

最终，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劳工的认知，继而最终促使各类劳工权益保护法案的通过。但这些法案通过的也绝非一帆风顺。由于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掌握在保守派手里，信奉“人的自由包括契约自由”，“人们的商业行为完全是根据自然权利所拥有的私人领域”的理念，因此曾判决一批劳工权益保护法案违宪。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为了通过新政，甚至一度建议国会通过增加大法官的方式“废掉”最高法院。相比之下，新中国在法律方面做的要好得多，自从成立后，社会各界就没有对童工这种形式认可过。

基于这一点回头再看云南和大凉山的这些童工们，我们的认知也会更基于社会责任而非肤浅的同情心。孩子们贫困艰辛的生活绝非是允许童工存在或原谅童工现象的理由，任何对童工的认同，都是对裹挟和强迫劳动行为、在精神和肉体上伤害儿童行为的认同，是对我们构建社会文明的底线的严重冲击。冷酷一点来讲，他们外出打工比在家中挨饿吃土豆对社会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这就好比贫困人群再穷再饿，也不能默许他们种鸦片致富一样。

童工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非中国特有。但由于中国特有的“法不责众”、“法不责贫”的执法环境和舆论环境，治理整顿童工现象变得尤为艰难。只有对父母和工厂加大处罚力度，才是杜绝童工现象的关键。由于童工绝大多数都由父母送到工厂，由工厂强迫儿童劳动，所获收入大部分都交给父母，事实上都已涉嫌非法奴役。但这条在西方国家已获普遍立法的罪名，在中国似乎还没有提上日程。与之相似的只有强迫劳动罪，在立法之日起也没听到怎么用过。剥夺抚养权的法律倒是在，但因为网络舆论莫名其妙的“父母肯定对自己孩子好”认知和社会福利机构的不健全，一样没用过几次。在童工新闻的跟帖中，爱心泛滥的小清新们只懂得加倍同情可怜贫穷的童工父母，使得执法者对父母的追责难上加难。

今年4月，被父母送去打工的14岁的王攀暴毙，一时间舆论鼎沸，但都集中在批评工厂上，对其父母只有一篇惋惜同情之声，据说父母还收获了不少慰问品和善款，使用童工的公司更其向支付赔偿款15万元。孩子活着可以赚钱，死了还能再赚一笔，这样活生生的案例足以鼓励更多贫穷家长将孩子送去打工。小清新们看不得孩子们吃苦吃土豆，于是就只能给孩子们被裹挟和奴役找理由，或者把责任推给政府和工厂了事，但剥削自己孩子的父母，因为贫穷而在小清新眼里永远无罪。

那家即将关门的报纸标题说的没错，“童工问题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但文中称“对于如何解决童工问题，我也给不出多么高明的意见”，就是一种典型的小清新式的无奈。照笔者看来整治童工其实并不难。雇佣童工者按强迫劳动罪处理，童工父母剥夺抚养权，孩子交给福利机构负责吃住和教育就行。只要从这几点入手，即使不能杜绝，也必然会大大缓解屡禁不止的童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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