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2月18日 ■来源：新华博客
2009年2月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60周年纪念日。傅作义之女傅冬讲述有关北平解放的往事。
友军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后来应聘到天津《大公报》做一名编辑。就在我离开西安，去天津《大公报》工作的时候，父亲所部连续与八路军发生了冲突。
开始，是因为受降问题，父亲遵从蒋介石的命令，从绥远省的归绥东进到绥东、察哈尔、热河去接受日军的投降，可这些地方大部分是八路军的游击区，八路军在这 里与日军打了几年的仗，按理说应由八路军去受降。并且朱德总司令也已下了命令，让当地的八路军受降。父亲与他们发生冲突后，一下子由抗日时期的合作的友军 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这时，他还以个人的名义公开致电中共中央，说共产党打了第一枪。接着1946年秋，眼看解放军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他却为阎锡山的 部下解危大同，并先后从解放军手里打下了集宁、丰镇，他连得数城后，又公开致电中共中央，要他们放下武器，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
我与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
我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就利用星期天，还请了两天假，乘火车来到了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当时，我就抓住了两件事对他实施“ 猛烈进攻”。一件是轰动全国的五原战役：1940年3月至4月，父亲率部在五原战役中，取得了击毙日军水川中将，歼敌3700多人的胜利，得到全国人民包 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的慰劳。 4月6日，蒋介石发来贺电，并宣布授予父亲“青天白日”勋章。对此，父亲于5月22日发表辞勋呈文，公开予以辞绝。辞呈表面看是推诿功微，不能拜领，实则 是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的不满。
第二件事就是我抓住了父亲说的一句话：“抗战胜利后，我要‘解甲归田’。 ”批评他言行不一致，嘴里说“解甲归田”，行动上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急行锋，解危大同，攻占张家口，被国民党捧为“中兴大臣”、“塞上英雄”、“天之骄子”！
由于我的话有时说得太尖刻，把父亲激怒了，他说：你刚刚走出校门，年轻，对社会了解多少？你知道吗？爸爸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费尽了多少心血才经营了 这样一支军队？那时，要打鬼子使人民免受鬼子的奸淫烧杀，就需要枪炮子弹、军饷军粮，这些东西靠谁供应，只能靠我心里非常不满意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八路 军抗日，不也需要国民党政府供给吗！我打了胜仗，蒋介石要给我授勋，我坚决辞勋，不给蒋介石好脸看，不就是表示：对他的不抗日、假抗日、真剿共灭共的政策 不满吗!抗日胜利后，我又连续提出辞呈，也是对蒋的对察绥军奉行的“排斥、渗透、控制、互解、吞并”等一系列政策的抗议！我不会忘记，时时警惕着蒋想利用 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捆住我的手脚，让我充当他们的鹰犬，去咬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百姓。所以，我所带的这支部队，是在控制与反控制、吞并与反吞并的斗争 中逐渐壮大的，也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你小小年纪，哪里懂得爸爸的苦衷……那天夜里，父亲也向我诉说了不少在别人面前无法启口的隐情。
这一夜，我与父亲的争辩对父亲触动很大。事后，我从他身边的一些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经过认真思考，对这些人说：这样再打下去，我们即便战死在疆场，也不会有人来为我们收尸！
在父亲身边卧底
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时间不长，我就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并得到了批准。1948年9月，我又到北平来组稿，任务完成后，我 就要返回天津了。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刻，李炳泉同志上车来找我，一把把我从火车上拉了下来，对我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 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还让我转告你，北平党的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没过几天，我爱人周毅之 也来北平了。从此之后，我就留在了父亲身边，并与佘涤清书记接上了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佘见面，有时佘有事来不了，就由崔月犁秘 书长替他来。我将能观察到父亲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3日，蒋介石来电，要我父亲到南京去开会，说是最高级的军事会议。那天，李世杰参谋长、张濯清总参议等等，都来劝他 不要亲自去，让李参谋长代替去。怕蒋把父亲扣在南京，不让回来了。这天夜里，我就在父亲的屋子里等他回来，想从父亲的言谈中探出点情况。
父亲回来后，嘱咐我说：我明天去南京开会，我不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特务们盯你的梢。我问父亲，开几天会？什么时间回来？父亲很不高兴地说：这些事，你 不该问。这时，我想，父亲去南京开会，肯定与平津的战局有关，我怕他像过去一样，蒋介石给他升个什么官，他再跟着蒋继续去打内战，于是我说：爸爸，今天我 见到了一位老同学，他非常关心我，也十分关心你。他说：战争的形势发展这样快，你父亲是抗日英雄，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并肩作战，所以有接受和谈的 可能，共产党希望你父亲再次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再遭战火摧残！
我父亲一听，马上反问：你说的老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特务？你可别上当，要碰上假共产党就麻烦了。我说：是真共产党，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务！他又问了几 句后，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思考才能告诉你。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 你的。
致中共中央求和电
1948年11月7日，父亲从南京开会回来了。开始，我看他的情绪还算正常。没过两三天，他又在屋子里踱起步来。我想，父亲肯定是在考虑前途问题。
连续几天，我在向佘涤清或崔月犁汇报上述情况时，他们对我说：11月8日、9日，山东《大众公报》连续发表了在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王耀武的 《告国民党官兵书》和《告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书》，11月15日王耀武又亲自在山东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你父亲要是知道了王耀武讲话的内容，肯定会有 反应，会有新的决策，我们希望他向有利于和平解决平津战事方面决策，你这几天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11月17日早上，我来到父亲的房间，父亲说：近日你与那位同学又见面没有？他到底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我回答得很肯定：是真共产党!父亲说：那好， 请他替我给中共发个电报。我说，好，就要去拿笔、纸。父亲有些生气地说：“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 点痕迹不能留下。”于是，父亲口授了两遍，又让我复背了两遍，没有错误，这才罢休。
电报的原文大意是这样的：
我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和随蒋戡乱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的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中共方面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平商谈和平事宜。
电报发出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父亲问过我，我也问过佘涤清和王汉斌，谁也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包围北平后，第二天，父亲就派了崔载之为代表，在李炳泉的引导下，到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去了。正在谈判期间，解放军连续攻 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消灭了三十五军和一○五军，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也在里面，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 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 政治生命也完了！”我刚要说什么，刘厚同老先生来了，他说：“宜生，不要悲观，旧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开始！现在要紧的是，你要认清形势，下决心，把 和谈道路走下去，我不相信共产党非要用武力解决平津问题。 ”
父亲说：“人家要价太高，我无法满足。”“高！不就是让你把中央军的军师长抓起来，宣布起义吗，你办不到，说明情况再谈吗！”“人家要的条件，是让我对不 起朋友，也对不起死去的郭秀山（郭景云的字），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 ”“宜生，此念差矣。前些日子，我不是对你讲了，什么叫忠，忠要忠于什么人。 ”
关于“忠”的问题，刘老对父亲是这样说的：商汤、周武是桀、纣的臣，后来讨伐桀、纣，后人不但不骂他们是叛逆，倒赞美他们是圣贤。忠，要忠于人民，并非忠于一人。如果你能按照历史发展，顺应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箪食壶浆欢迎你，谁还会骂你叛逆呢？
我把父亲大闹居仁堂的情况向佘、崔汇报后，1949年1月1日，中共方面为父亲不理解为什么宣布的战犯中也有他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给父亲，电报发到平津 前线指挥部，是林彪派李炳泉回来传达的。这封电报，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元旦六条”，一下子解除了父亲的思想疑虑，把父亲又拉到了谈判桌上，这才有了派周北 峰出城进行的第二次谈判。
1948年12月底，父亲把邓宝珊将军接到了北平。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到马占山将军家吃饭。他们三人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拜了把子，成了异姓兄弟。邓伯伯来平不久，就与崔月犁同志接上了头，二人商量着如何做父亲的工作。
后来，我去向崔月犁汇报情况时，我还没开口，崔问我：前一两天，你与父亲和邓宝珊将军一起吃了一顿饭吧？我很惊奇地说:你怎么知道？他答：邓将军对我说的。他说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下决心与我们党合作了。我当时听了这话，高兴极了！
没有封口的信引起的波澜
1949年1月25日、26日的晚上，邓宝珊将军和解放军最早入城的苏静处长，来到中南海居仁堂来看望父亲，父亲就让值班的勤务兵端茶倒水，与苏静处长热 情地聊了起来。我就退到了里边房间。紧接着，邓伯伯也随我进了里屋，并把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交给了我，他说：冬菊，你先看看，尔后抽个适当机会交给你爸爸。
我看后，感到措辞很严厉，好像一份通牒。信一开始就指责父亲率部大肆进攻解放区，先后占领了70多个县镇，并且一一列举了县镇的名称。接着就指责父亲所部 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给父亲指了两条路，一是自动放下武器，一是出城改编，并限1月20日下午12时前作出抉择。
我看到信时，国民党军正在向城外开，父亲看到信后，一旦生了气，把协议推翻了怎么办？我决定，等国民党军队都开出城之后再说。
谁知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发表了这封信，我父亲看后大发雷霆，说什么登报前不给他看，这是打他的闷棍，有意把他在全国人民面前搞臭。
后来我听段清文说，父亲把邓伯伯找了去，问这是怎么回事？邓伯伯说:这封信是林彪在通县谈判完后交给的，他看后认为已经签了协议，没有必要再交给父亲看了，所以回城后就把信交给我，让我收起来存档就行了。邓伯伯就这样把事情搪塞了过去。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953年 “三反”“五反”时，我所在的支部有人把这事提了出来，说我扣压中央给我父亲的信。我不仅写了文字检查，还在支部委员会上作了检讨，这才算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