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 · 2016-08-12 · 来源：乌有之乡
纳萨尔派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陈俊杰
2017年是纳萨尔派诞生五十周年，该派的发展前景将对印度政局乃至世界各国毛派影响深远。该派植根于印共内部反对温和路线的极左势力，得名于1967年发动农民暴动的印度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Naxal bari)村，萌芽于印度各派激进势力的联合。如今，该派已发展为以“马列毛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夺取全国政权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以“持久的人民战争”与“多党竞争民主”为战略、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党。
一、历史沿革
在近半个世纪的演变中，纳萨尔派从印共(马克思主义)分裂出来的印共(列宁主义)中进一步分裂为印共(毛主义)，经历了崛起、分裂、复兴与整合等四个阶段，逐步发展为影响印度政局乃至世界各国毛派的一个重要政治势力。
(一)纳萨尔派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崛起
印度独立之初的农地改革失误导致更多的农民失去耕地，从而为纳萨尔派提供了群众基础。1966年以马宗达为首成立“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中心”，纳萨尔派初露端倪。1967年纳萨尔巴里村该派分支“打土豪”而激发农民暴动，马宗达号召全国将其引向“人民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旋即发表社论“春雷隆隆”，视该起义为毛式国际共运的一部分。此后，相邻诸邦相继组建该派分支。该派批判“四座大山”(美帝、苏修、印殖、地主)并走上反政府路线，但印度多数左翼党派走的是议会路线而导致该派边缘化。该派模仿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但由于国情、时代与社会形势不同，这套理论在印度并不完全适用。他们起初都轻视组织与教育群众，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工作被放在一边，游击小分队消灭阶级敌人、夺取富人钱财、袭击警察成了活动的主要内容。群众不理解他们何以杀人越货，甚至帮助警察追捕他们，非理性的极左暴力袭击定格的“红色恐怖主义”形象更使他们日益孤立。但由于印度社会的贫富悬殊积重难返，他们在多数农村与山区仍能坚持作战。该派设计的土改路线与保障社会公正的政策对很多无地贫农与低种姓群体有很大的吸引力，印度政府在此类地区的统治也相对薄弱，一条“红色走廊”由此从尼泊尔边境到印度东部逐步形成，而沿线是严重缺员的地方警察及其老套的武器与训练。1969年纳萨尔派建党，总书记马宗达宣称“中国的(毛)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强调“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仅完全适用于印度，而且是印度人民获得解放的必由之路。”
(二)纳萨尔派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分裂
1971年纳萨尔派分裂，马宗达遭到温和派挑战并在政府军的“跨越障碍行动”中被捕，1972年病故于狱中。此后该派的“人民战争集团”转向中间偏左路线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者中心”坚持极左路线，亲马宗达的毛派内部又分裂出支持林彪模式与反对林彪模式的阵营。此次分裂既有国内背景又有国际背景，既有理念之争又有利益之争。从赫鲁晓夫改革导致中苏两党论战到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形成，纳萨尔派的统战工作无不遭到干扰。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因为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较近，纳萨尔派站到后来被打败的巴基斯坦一方。这种反民族主义举动很难被印度国内多数民众接受，导致该派的影响力进一步削弱而日益分化，其分支要么停止武装斗争，要么转入地下缩小斗争范围。到了1981年，印度共有13个印共派系，其中较大的有“毛主义共产主义者中心”、“印度共产主义革命中心(毛主义)”与“人民战争集团”，等等。20世纪80年代印共各派系的总人数接近3万人，领导群众组织200多个。1982年“印度人民阵线”成立，但组织较为松散。1989 年该组织参加比哈尔邦人民院选举并赢得胜利，第一名 “纳萨尔分子”进了国会。1994年该组织解体，纳萨尔派孤掌难鸣。
(三)纳萨尔派在20世纪90年代的复兴
苏东剧变后印度政府加速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的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是纳萨尔派复兴的重要背景。1993年4月11日《印度时报》宣称：“极左分子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有明显的回潮趋势。”从1993年至今，印度绵延的农村与山区的加速贫困化为该派提供了广阔的武装斗争舞台，其游击区也从印度28个邦中的的4个邦扩展到13个邦。纳萨尔派到处毁坏铁路、抢银行、劫狱，尽量让自己曝光于印度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在革命策略上，该派继续强调“农村包围城市”，计划“持久的人民战争”，但又不拒绝在有利条件下与政府谈判，乐意通过议会选举和平民主地赢得全国政权。2006年印度总理辛格哀叹：“人民流离失所，谁能阻挡毛主义的兴起?……在奥里萨邦的卡林加纳加尔已遍布反圈地的人民运动，一年来公路全部被堵死，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被逼上梁山，他们汇入了毛泽东主义的洪流……发展成这幅鬼样子，要不是我这一大把年纪，身体也不行，我早就是一名毛泽东主义者了。”苏东剧变后国际共运陷入低潮，纳萨尔派的激进作风随之而有所收敛，尤其是不再指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修正主义”嫌疑，不再指责毛泽东的继任者背弃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那种共产主义信仰。
(四)纳萨尔派在21世纪初期的整合
面对21世纪初国际国内垄断资本的合围，由印共(马克思主义)分裂出来的几个主要派系希望重新合并以走出低谷。2004年印度最大的纳萨尔派分支合龙，即毛派共产党中心(MCC)、印度共产党(马列)(CPI-Marxist-Lennist)与人民战争集团(PWG)合称“毛派”共产党(CPI-Maoist)，贾纳帕蒂任总书记。植根于广泛的社会基础、强大的新型社会运动的声援与新的团结而统一的领导，纳萨尔派以安德拉邦为新的中心恢复统战工作。2003年末该派的活动范围只有9个邦的55个县，2004年末猛增到13个邦的156县。该派一整合便发动凌厉攻势，尤其是对金道利县巡警、杰哈纳巴德监狱、奥里萨邦警察训练学校与恰蒂斯加尔邦安全部队发动的伏击战影响较大，印度所有的社会不公都在恢复他们的影响力。该派在28个邦中的22个邦开辟了游击区，在600多个地区中的165个地区有较大影响，活动范围从尼泊尔边界延伸到印度西海岸，控制了印度近1/3的版图与人口。2007年该派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宣称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奋斗目标分为三个阶段：近期目标是建立一个紧凑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从尼泊尔边界到比哈尔邦再到安得拉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中期目标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印度继续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以“间接统治、剥削与控制”为形式的新殖民主义政权;终极目标是根除“人剥削人的制度”，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理想。2013年该派宣布将争取在2050年之前武力夺取全国政权，2015年奥巴马访印期间打出“奥巴马滚回去”(Go Back Barack Obama)的标语，2016年该派毁铁路等恐怖袭击活动为印度政府出兵“反恐”提供了新的口实。
二、复兴原因
较之于其他毛派，作为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引爆点与国际共运的一个新标杆，纳萨尔派在印度的复兴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一个必然结果。
(一)印度种姓制度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纳萨尔派复兴的根本原因
纳萨尔派的同情者集中在农村与山区，那里日益被新自由主义权贵盘剥而愈加贫困。1992年印度前总理拉奥承认新自由主义改革解决不了导致贫富悬殊问题，此后印度的基层选举接踵而来，但贫困山区农民的生活并未因此得以改善，而纳萨尔派的土地革命目标恰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大资本。印度10亿多人口中80%人口以上连自行车都买不起，15%人口买得起小型摩托车，只有2%人口垄断了印度经济“奇迹”的红利。在印度经济高速发展的21世纪，贫困农民的自杀率却在扶摇直上。在纳萨尔派影响较大的邦，表列种姓与贫困人口也较多。僵化的封建依附关系导致农民无法“耕者有其田”，摆脱贫困无望而倾向于拥戴纳萨尔派。印度的种姓制度将农民隔离而迫使贫困人口容忍高种姓或统辖种姓的残酷剥削，直至越来越多的底层农民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印度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很难惠及广大贫农、佃农，而农村的种姓制度的固化难辞其咎。比如，印度各党派为了一己之利而不择手段争夺各级潘查雅特种姓选票，“潘查雅特的领导人只注重权力斗争，而不太注意乡村经济的发展与建设。”新自由主义改革成果多为富农阶层侵占，相对贫困人口增多为纳萨尔派提供了新的革命依据。
(二)国际国内两种共运的路线之争是纳萨尔派复兴的直接原因
印共在共产国际与英共的扶持下诞生，但在发展初期并未形成一套成熟的指导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体系，党内也缺乏权威的领导核心凝聚印度各派共产主义者。苏东剧变前夕印度共运饱受国际共运退潮打击，对国大党政府的态度与对革命手段的选择随之而分歧加剧，直至四个印共派系分庭抗礼。早在特仑甘纳农民暴动期间安得拉共产党最先挑战印共中央，要求以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迂回路线取代十月革命式城市暴动路线。中苏两党论战导致国际共运分裂，印共内部的两条路线之争随之而公开化。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支援尼赫鲁并要求印共不再反对政府而激化了印共的党内路线之争，丹吉等转而支持政府，孙达拉雅等主张“人民民主革命”而转向议会道路，马宗达等认为二者都倒向了机会主义路线而另立“真正的共产党”。一度被苏联遏止的毛主义倾向在印度复杂的国内外共运形势与尖锐的党派恶斗中“复活”，从意识形态分裂走向组织分裂，从党内秘密争吵发展到独立建党。印共多数毛派组织的分歧集中在革命策略问题上，这种矛盾毕竟是非对抗性的，而毛主义理论为纳萨尔派提供了整合各派的蓝图。苏东剧变后该派在“以马列毛主义为共同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恢复统战工作，复杂环境下的党内路线之争是其被迫独立建党的重要因素。
(三)合理的政策与策略的落实是纳萨尔派崛起的现实原因
纳萨尔派善于揭露政府的专制本质及其政策的反动性，重视将自己的相应主张向劳苦大众宣传。比如针对无地少地农民脱贫无望的现实而呼吁通过彻底的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针对农村与山区的被剥夺程度呼吁发动不同烈度的革命推翻剥削阶级，此类主张唤醒大批年轻人走向革命。该派还在其控制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维护底层民众权益，将打土豪所得大部分无偿分给治下民众，因此政府发出通缉令时他们总是被受惠民众自发保护。该派通过袭击警察使自己经常曝光在官方报端，利用秘密刊物与深入民众的方式揭露官员贪腐要案。在印度的许多农村与山区，该派取代当地政府靠税收维持自己的运营。比如恰蒂斯加尔邦盛产竹子，该派就向往来的竹子商人收税。该派建立了严密的地下组织，使不了解当地情况的警察很难找到他们。针对印度政府打谈结合的策略调整的新挑战，该派利用中央与邦政府之间行动统一性的缺乏在游击战中频繁转移阵地，与政府展开“拉锯战”而赢得空间与时间。正视自身实力远不如政府军的现实，该派强调“持久的人民战争”与游击战术选择恰当的袭击目标，在运动式袭击中不断积累自身的实力与经验，在频繁出击中不断扩大自身影响。思想理论宣传、政策主张解释与斗争实践中战略策略的正确运用，有利于该派统战工作顺利恢复。
(四)政府警力不足而难以有效治安是纳萨尔派复兴的暂时原因
长期以来，印度政府一直将纳萨尔派定性为国内治安问题，所以只愿交给各地警察管治。该派活跃在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农村与山区，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警力有效管治。该派壮大的地区往往经济落后，警察缺乏、业务能力差、整体素质不高，而且装备落后训练不足，无法有效遏制该派游击区的扩张。该派也把警察作为主要袭击对象，导致地方警署损失惨重。2013年有93名该派官兵牺牲，而印度安全部队、警察与平民却有166人丧生。毋庸讳言，印度地方警察对该派打击不力导致该派武装的袭击事件逐年上升。不过，印度军方参与打击纳萨尔派的倾向也随之而越来越强烈。印度政府及其军队在政治上的的反人民与非正义性注定了其铩羽而归的下场，而争取人民的支援打持久化人民战争是纳萨尔派致胜的关键，将保护领导层提升为战略的重点则是该派破解政府军“斩首行动”的必要措施，对内加强党的建设反对各式非无产阶级倾向的滋长以实现党彻底的布尔什维克化、对外发动革命宣传战以反击政府军的信息心理战更是该派正在开展的工作重点。经过反“剿匪”斗争，纳萨尔派控制的地区反而进一步扩大。面对同胞而临阵倒戈的倾向，是参与“剿匪”的政府军官兵的最大弱点。
三、最新进展
21世纪初纳萨尔派未能彻底整合印共各派系，但在国内凝聚了一支实力与影响最强的武装力量，长期的理论建构与革命实践让该派动向举世瞩目。
(一)纳萨尔派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马列毛主义思想理论体系
纳萨尔派志在推翻印度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并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在思想认同上因意识形态、革命目标与施政纲领等鲜明的革命性质而逐步形成广泛的号召力。在指导思想上，合龙之前较大的“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者中心”与“人民战争集团”已有“消灭阶级敌人”的共同目标。该派一整合即宣布以马列毛主义为一切行动的基本纲领，强调“毛泽东主义”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是继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后国际共运走向第三阶段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的标志，毛主义与马列主义合成当代印度版马列毛主义，而该主义是当代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务须掌握的完整思想体系。具体到实践，纳萨尔派认为，毛泽东主义较之于马列主义更重视农民阶级而早已为他们奠定了以游击战为基础的战略指导思想。由此，他们重视发动农民自力更生，具体方式是在山区发动“人民战争”，此类措施契合了印度的革命实际。
(二)纳萨尔派组建了较为严密的各级政治经济组织
纳萨尔派坚持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发展党组织分支，按地域或生产领域从上到下依次为中央委员会、地区或部门委员会与基层委员会。该派强调组织性与纪律性，明确划分各级党组织的权力职责，细化组织运转的原则与程序。该派明确规定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并结合实际严把入党关，从源头上遏止敌对分子与机会主义分子混入党内而危及党的纯洁性，从而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并不断提高其战斗力。该派将军队界定为“在实现革命任务的过程中鼓舞、动员、组织与武装人民的首要工具”，所以强调务须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要求军队的排、连及其以上单位都要建立党委。纳萨尔派领导的军队除了完成革命作战任务之外还要密切联系群众，主导自力更生的生产劳动与常态化的税收工作。该派还重视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在合法斗争战线与秘密地下组织中充分发挥党的作用，扩大党对外围群众组织的影响，为未来革命的成功展开全方位的准备工作。如此完整而严密的体系，为该派的壮大与统战工作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组织基础。
(三)纳萨尔派发展了较强的武装力量与广泛的群众基础
纳萨尔派武装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发展迅速并走向正规，而游击战的初级阶段必然向人民战争的高级阶段发展，建立正规军乃大势所趋。该派正式建立解放区革命政权后，原来的游击队迅速发展为由主力军、游击队与民兵构成的相对专业的完整军队。“人民解放军”组建之前已有近7000名武装士兵与5500多支枪炮，还有一支技术型班队能制造并修理各种武器，有相当的实战能力，更有完整的军队建设纲领、统一的指挥与丰富的斗争经验。该派也很重视壮大群众基础的工作，强调对外围群众组织、统战与理论宣传部门的领导。该派在控制区的政权建设中广泛施惠于群众，在游击区极力争取群众，在城市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该派重视通过党刊《人民行军》与宣传公告《人民真相》传播其革命主张，善于利用官方媒体对其袭击活动的报道扩大其社会影响力。该派革命手段的不断创新，与2014年上台的莫迪延续“两条腿走路”的一系列“剿匪”新政策针锋相对。
(四)纳萨尔派安排了明确的革命路线与较为稳定的经费来源
基于“印度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认识，纳萨尔派的首要目标是建成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植根于土地革命战争的基础之上，因此农村与人民战线是该派的工作重心。该派对内领导广大农民发动土地革命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军队与红色革命根据地;对外与尼共(毛派)保持战略配合，积极引导南亚各国的毛派运动并支援秘鲁、菲律宾、土耳其等国的革命。在国内块状根据地之外，该派还在“红色走廊”推进带状、片状革命根据地的发展。2009年纳萨尔派“人民解放游击军”播下的革命星火已燃遍13个邦，下一步是建立武装根据地与人民政权，正式形成武装割据政权后组建“人民解放军”以将游击战推向全面的“人民战争”。纳萨尔派逐步认识到革命经费是其发展壮大的一个关键要素，因此越来越重视组织党员与军队发起自力更生的生产劳动，通过征税、“打土豪”等渠道维持后勤，在控制区内对行商与工程承包商强征“税费”并到处开采自然资源。印度的采煤产业集中在该派控制的7个邦，虽然自然资源丰富，当地人类发展指数却很低，而贫富差距拉大恰恰为该派提供了经济基础。
纳萨尔派在可预见的未来大致有三种走向：一是其有生力量被歼灭而走向衰落，分散成小股在边远山区开展小规模武装斗争;二是与政府保持战略僵持，其主要力量得以有效保存而转向长期的拉锯战;三是应对危局措施得当并化危机为转机而迅猛发展，甚至夺取全国胜利。其中，第二种可能性相对较大。
四、主要挑战
目前纳萨尔派仍然处于大整合的历史阶段，以该派为首的南亚各国毛派分久必合，共同面对的是统一思想理论与政治路线、实现毛派的内部团结与南亚各国毛派的整合、在新时代条件下的理论与战略战术创新等一系列重大挑战。
第一，“议会道路”与“武装斗争道路”之争始终困扰着纳萨尔派的行动路线，而路线之争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逻辑及其延伸的理论逻辑。与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不同，二战后资本主义体系在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无论从中心到外围都在被迫做出某些局部调整，其中包括部分的政治、经济改良。比如，政治上允许共产主义倾向的左翼政党参与议会政治，经济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等等。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印度部分左翼政党难免会产生通过参与议会政治和平改变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憧憬。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更加有组织化、系统化、全面化地加强了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其领导阶层的经济收买与思想渗透，诱使后者蜕变乃至叛变。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复兴，冷战期间资本主义迫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被迫发起的政治改良运动成果毁于一旦，走议会路线的各国左翼政党普遍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纳萨尔派内部的“议会道路”与“武装斗争道路”之争将长期存在。
第二，印共长期而频繁的分裂困扰着纳萨尔派，国际共运陷入低潮更让该派无法置身事外。冷战后期纳萨尔派一度分崩离析，截至目前能为该派提供成功整合的范例只有尼共(毛派)、阿共(毛派)与“南亚毛主义政党与组织协调委员会”。2012年一度扮演南亚各国毛派领导者角色的尼共(毛派)再次分裂，担任新一轮南亚各国毛派运动“组织与协调者”的“南亚毛主义政党与组织协调委员会”活动中断，孟加拉与斯里兰卡的若干毛派的整合计划始终未能落实。导致这种分裂局面的主要背景是南亚各国缺乏一个有成熟的领导阶层、成熟的思想理论与战略战术，尤其是缺乏被实践检验与证明的成功力量中心整合南亚各国毛派。整个南亚都在期盼有这样的一个力量中心，而纳萨尔派是目前南亚各国毛派中表现最成熟的一个派系，不仅在整合印共毛派分支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且逐步在南亚各国毛派运动的战略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整合到分裂再到整合，从高潮到低潮再到高潮，国际共运其实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第三，印度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支援的“剿匪”压力增大，“恐怖主义”标签越来越不利于纳萨尔派的暴力革命。1986年美国某军事智囊团的《战争理论的技巧》等报告提供的“低烈度战争”思路，在镇压纳萨尔派的游击战与“持久人民战争”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21世纪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各国劳动人民的思想控制之巧妙与严密史无前例，这是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未遇到的。二战之前大众传媒对劳动人民思想的控制程度远不及如今，而“9•11”事件后美国借“反恐”之名大肆反共，将纳萨尔派等共产党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如何突破这种舆论围剿与军事围剿并在理论与实践上有所创新以摆脱孤立局面是该派被迫面对的一个新挑战。2014年人民党政府上台后加大了对纳萨尔派的军事攻势，“新政府要求中央和邦政府、各邦政府之间、中央军事力量和各邦军事力量、情报部门和警察力量之间、警察和政府部门之间，加大协调力度，施加于人民的战争以密集度更高、协调性更强的凌厉态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第四，垄断资产阶级的信息技术垄断不利于纳萨尔派的秘密行动，二者之间的技术差距逐步拉大。在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掌握的军事技术实力在战争过程中逐步形成不同程度的均衡;在21世纪的全球化条件下，二者之间的技术鸿沟将进一步扩大。信息技术的突出特征是投资规模巨大、集成化程度高，尤其是离不开庞大的技术阶层支撑。例如，在“绿色狩猎行动”中，印度政府在美国军方的支援下利用信息技术优势监控纳萨尔派领导层的通讯信号而利于实施“斩首行动”。在整个信息产业与整个互联网核心技术都被美国控制的背景下，连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都要面对美国的网络战争与信息战争的不对称威胁。在现代通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军事手段先进多样、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纳萨尔派很难再靠“小米加步枪”与“农村包围城市”的旧套路武力夺取政权。以前这种斗争方式被称为“革命”，现在则被视为“恐怖主义”而全球喊打，大气候越来越不利于纳萨尔派。该派要想生存则只能另谋出路，而尼共(毛派)通过议会路线上台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五，正在崛起的印度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国内都希望有所建树，因此不会无限度地容忍纳萨尔派坐大。该派一旦真正发展为国家繁荣强盛的拦路虎，印度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征讨。印度政府打击纳萨尔派主要是靠警察，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也不是正规军，因为按照印度的法律，中央正规军主要负责对外作战，只有在国内安全极端恶化的前提下才会介入。较之于印度的军事实力，纳萨尔派胜算不大。现在该派面对的最大压力是，随着其社会破坏力越来越突出，印度正规军介入“剿匪”的可能性也在增大。从1991年“一月觉醒计划”(Jan Jagran Abhiyan)经过2005年“和平行动”(Salwa Judum)到2009年“绿色狩猎战争”(Operation Green Hunt)，印度政府打击纳萨尔派的力度越来越大。
第六，纳萨尔派的直接拥戴者局限于农村与山区，但其在城市与相对富裕的农村地区的间接同情者的比重并不高。相比之下，印度各级中心城市的多数中产阶级对纳萨尔派持反对态度，尤其是印度首都一带始终没有遭到该派的致命威胁。在大城市，即使同为左翼政党的印共(马克思主义)与印共(列宁主义)都不赞成纳萨尔派的极左路线，认为该派的斗争手段过于残暴。不仅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无辜生命因之而丧生，印度国内声讨纳萨尔派的呼声也在高涨，要求政府加大打击力度的舆论压力有增无减。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老百姓“越穷越革命”。21世纪的印度等“金砖国家”正在充当领跑全球经济的火车头，鉴于国内民意基础不足而国际共运陷入低潮，纳萨尔派激进路线越来越难以维系。
五、初步结论
左派革命一般始于温和争论而逐步激进化，过了一个临界点后退潮乃至反动，其间激进派与保守派会反复较量，最后回到起点并谋求最初成果的巩固。因此，现在也许只是纳萨尔派的一个间歇期。左派革命都有过暴力斗争与非暴力斗争的反复交替，鉴于非暴力的游行、集会、静坐、绝食等是印度社会政治运动经常采取的斗争形式，纳萨尔派难免要经历一个衰退期。从农耕者到边际农再到部落民、山民，左翼激进政党能动员的社会基础越来越狭窄，这在相当程度上与印度政府的行政管理范围越来越普及有关。因此，纳萨尔派的当务之急是立足现实考察世界反省自身，在修正主义与恐怖主义两个极端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印度有左翼学者认为，当代印度社会活动中的多数进步因素能追溯到纳萨尔运动。历史上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联合尼共(毛派)“人民战争”的先例，加上印度的革命条件与社会环境，在思想与实践两个方面都在强化纳萨尔派的执着追求。鉴于武力镇压不断失利，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被迫采取打谈结合的围剿策略，希望藉此将其引向建设性反对势力的一面。然而，有别于印度国内发酵的宗教极端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纳萨尔派等印共毛派的革命目的直指全国政权，要求打碎国家旧机器而建设“新世界”，因此在短期内仍将独立发展而有所建树。
纳萨尔派未来仍要面对诸多新旧挑战：一是该派立足于农村，而面对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城市扩张，落后的山区条件与农村基础越来越无法独撑先进革命斗争的历史使命;二是现在的印度国内政治民主制度越来越得到认同而趋于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也有相当的成就，政府为低种姓与部落民等底层群体预留名额更是直接剥离了纳萨尔派的党群联系;三是印度政府越来越将纳萨尔派视为国内头号威胁，而正规军介入“剿匪”的动向更让该派在体制外靠武力夺权的胜算越来越小。总之，纳萨尔派的前途不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国际国内形势的演变将不以该派的意志为转移，尤其是国际共运的周期性、西方国家的制度变迁与印度政府在各领域的治理能力，都是该派无法掌控的重大变量，到底是“别无选择”还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要经过多方博弈后方可定论。
现在纳萨尔派的整合尚未完成，与政府的对抗还处在“战略相持阶段”。当代国际共运正在向多样化与独立自主的方向转型，纳萨尔派在这种阶段很难获得国际共运的直接援助而只能自力更生，在理论与实践上也只能展开独立自主的探索。在这一阶段的长周期内，在应对政府围剿而遭受严重外伤的同时，纳萨尔派还不得不面对因分裂传统与党内斗争分歧而可能带来的威胁组织统一的内伤，这就注定了该派在未来还要经历一个“内外兼修”的艰辛过程。就目前来看，纳萨尔派实现问鼎全国政权的目标仍不失其可能性，但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际学术界对纳萨尔派的定性分歧较大，截然对立的两种看法是，持肯定态度者认为该派是国际共运的一部分，持否定态度者认为该派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本文认为，纳萨尔派是植根于印度劳苦大众的激进党派，因此在失去一切外部支援的不利条件下面对印度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仍能持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正在布局“一带一路”战略，而南亚是其中的一个地缘政治节点，该战略要赢得广泛响应则务须打造一个全新的升级版第三世界全球化模式，藉此突破美、印等全球或地区霸权的围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贫困人口问题是南亚最突出的问题，而西方新殖民主义剥削是南亚崛起较晚的原因之一，“一带一路”战略要顺利落实则务须与南亚广大贫困人口的利益诉求对接，以免被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全球或地区霸权都在打着“反恐”旗号搅局“一带一路”战略落地南亚，中国则有必要针锋相对地将挑战各种霸权的毛派武装纳入战略视野，而其中的纳萨尔派又是代言南亚广大贫困人口的标杆，因此也是打通“一带一路”的潜在战略助力。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再输出战争，但“一带一路”战略无法回避其南亚节点上纳萨尔派的合理经济诉求。
现在纳萨尔派是国际共运领域实力最强的一支毛派武装，也越来越被南亚霸主印度视为国内头号敌人，双方博弈的结局将直接影响国际共运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而没有全人类的解放则不可能彻底实现共产主义。苏东剧变后中国不再过问他国共运，但印度等地区霸权却要配合美国的全球霸权围堵、肢解中国，国内国际形势一旦告急，则中国声援纳萨尔派的合理经济诉求不失为制衡印度暗助“藏独”、搅局南海争端等反华政策的一个战略选项。
【作者简介】 陈俊杰，男，1973年11月生，河南信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通信地址：河南省新乡市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邮编：453007，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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