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发布于 2016-07-15 00:00作者：editor3
第十六章：建立武装斗争基地
第一节 批判斯里阿曼談判
第二节 1 9 7 7年9 . 1 9会议
第十六章
建立武装斗争基地
第一节 批判“斯里阿曼”和谈
1973年“斯里阿曼”和谈使武装革命受挫，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的拉让江地区的北加人民军对路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我们开展对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学习运动，并把学习与路线斗争结合起来。经过2年的反复学习研究之后，才搞通了路线问题。1976年8月22日，我们公开批判错误路线，并号召在《谅解备忘录》下出去的前同志返回部队，但响应这个行动的很少，OMT单位只有3位，下游单位也只有3位。
“斯里阿曼”谈判后， 坚持在拉让江地区的人民军内部， 对“斯里阿曼”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批判和总结。
一、 对所谓“谈判”的批判
当时国内情况是：大多数同志有信心坚持武装斗争;大多数革命群众还是支持拥护武装斗争，没有同志和群众提出要和敌人进行和谈，国内阶级矛盾没有缓和，也还在激化；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没有条件主动向敌人提出谈判。黄纪作私自主动找敌人“和谈”，只能暴露自己的弱点，助长反动派的气焰。所谓“谈判”，不过借“谈判”之名，行背叛和取消武装斗争之实。
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事关重大问题，不能个人专断，个人说了算。一定要经过组织研究处理，绝不允许不经组织商讨决定，而由个人私自行动的事情发生！
在谈判之前，黄纪作没有事先征询其他领导的意见，是严重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其实，要争取联络，完全是有可能的。对林和贵、黄根本不想去联络他，和他商量此事。即使出去谈了，只要争取，耶谷首席部长还是会给予黄纪作去联络的方便，但他放弃了。同时, 也不须那么快与政府独自签订《谅解备忘录》，可在征询各单位的意见后才签，但他也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
二、 对《谅解备忘录》的批判
《谅解备忘录》中的“放下武器，重返社会”是其真正要害和实质所在，即停止武装斗争和向敌人投降。同时，由于它公开的无情的宣判了武装斗争的死刑，它也只能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自白书。
三、 对“停止武装斗争，参加和平合法斗争”的批判“斯里阿曼”谈判所谓“停止武装斗争，参加和平合法斗争”,其实是从根本上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是从根本上违背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 是违背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意愿，是和现代修正主义唱同调，是彻底的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
执行这条路线是错误的，因为：第一，它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二，北加的武装斗争是有它坚持和发展的一定条件。由于北加是个殖民地社会，同时已有一定的党、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基础，有一定数量的北加人民群众是同情支持武装斗争的。我们有广阔的森林，国内外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和仍然会得到国际上反帝反殖斗争的支持等等所决定的。第三，还没有出现可供利用的和平合法斗争的大好形势，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提出“和谈”是完全违反人民的意愿，也缺乏必备之条件,即使有，也不能取消武装斗争。第四，武装斗争既然已经搞起来了，就必须坚持下去,不能因为暂时的挫折就放弃,不然其结果对革命是更为不利的。
正当第一省和拉让江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还处于高涨之际，只是在第二省黄纪作所领导的武装斗争面对较大的困难。因此，“我们非常需要改变斗争形式，从武装斗争改为和平合法斗争”的分析是缺乏根据的,完全是为了摆脱个人困境，寻求出路所走的下台阶。
林和贵初时虽持反对的态度，但没有真正带动大家进行抵制，而且在文铭权公开批判错误路线之后率众出去。
犯上这严重的路线错误，除了历史等因素外，对个人来讲,绝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根本是思想立场问题，主要是缺乏革命的彻底性，严重的主观唯心思想和领导间的不团结而削弱了战斗意志，因而对革命产生悲观消极和容易屈服于一时一地的困难，以至滑到严重的错误路线上去。
四、对“留下精干坚持武装斗争，但大量削弱武装力量并加强非武装斗争”的批判
留下精干坚持武装斗争是对的，而主动大量的将武装人员送到敌人手上削弱武装力量，实际上是变相的投降，是错误的。加强非武装斗争是有必要的，但不必通过削弱武装力量去加强它。这个路线是向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妥协屈服的做法。它只是犯上程度不同的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它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而是折衷主义的手法。
我们执行了这一路线的后果如何？在维护革命方面是：我们能够保存精干的武装力量，使党、统一战线和军队不致于立即瓦解，继续推动和带动一切革命斗争，并继续使敌人受到相当严重的威胁、打击和破坏；能够使华族农村革命阵地免受到更早更大的破坏，也有利于革命的巩固一面。在破坏革命方面：使革命武装力量遭到更早更大的削弱和使革命内部出现更早更大的分化淘汰；使部队不能更广泛的活动更深入宣传组织群众和限制部队战斗力的提高；打击党和领导的威信，影响革命内部的团结；不能及时有力的打击制止武装斗争的错误路线的执行；模糊敌我界线，更大的削弱武装斗争和反马观念，更大的打击武装斗争信心和积极性；不能更大的打击和破坏敌人，更助长反动气焰，更有利反动派的和平欺骗和渗透瓦解革命组织；更不利国际间斗争的互相配合和支援，等等。
即使是这样的一条路线，在当时也只有拉让江地区的武装力量才充分的执行它，第一省还是很不充分的执行，黄纪作在第二省所属的单位和第一省黄纪晓所属的单位则执行了完全停止武装斗争的彻底错误路线。
拉让江地区的主要领导为什么也会犯上这些错误？主要的原因是：
（一）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够高,还缺乏辩证思考能力，特别缺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也就是缺乏识破错误路线的能力。
（二）还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对各种路线的执行结果不能有全面深入和正确的敏锐感受力。
（三）对我们各主要武装力量内外情况还缺乏了解，彼此也很缺乏经验交流,这就影响到对斗争规律、趋向、前途的更明确估计，这就影响到正确掌握战略战术。
（四）对国内外的武装斗争经验还缺乏及时正确的吸收。例如：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后原有根据地为什么还能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为什么马来亚国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武装力量活动？北加的武装力量为什么不能继续坚持印尼边区？北加人民军第三支最后放弃印尼边区武装斗争基地进国内对吗？……等问题都还没有弄清楚。这就影响到我们产生过高估计敌人而过低估计自己与不利发挥革命英雄气概。
（五)对克服武装斗争中所出现的困难（解决保存与粮食等），还缺乏明确有效的办法。
（六)对和平合法斗争形势的估计不够正确，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造成不可避免的犯上这次的路线错误。
五、 产生错误的原因
产生1973年的严重路线错误，是由一定的国内外因素所促成的。
在国际方面，当时所出现的中美妥协，中马可能建交，以及敌人的和平欺骗的政策。这些情况容易使不够坚定老练的革命者产生和平幻想，革命内部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容易出来破坏革命。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有些东南亚国家的修正主义都先后公开的或秘密的向各该国的反动派投降。北加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也在这个时候登台表演, 就不是偶然和孤立的。
在国内方面，在思想和理论上是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够高，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不好，因而犯上个人主义，投机取巧，主观唯心主义；在组织上，是我们还缺乏一个革命的团结的和强而有力的党中央（特别在国内缺乏一位坚定的、正确的和有领导权威的中心领导）的领导。同时，在党内又受到宗派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在政治上，从70年代开始，反动当局开始争取民心运动,致力於经济发展，散布和平民主的思想，拉拢人联党加入联合政府，更加削弱了民族的统一战线；在军事上，没有解决好战略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好武装斗争基地和根据地问题；在经济上，没有及时的解决粮食的自力更生问题等。
由于有以上种种的因素，所以当武装斗争面临困难和敌人威迫利诱时，加上倾向相信与服从高级领导的号召，就容易犯上严重的错误。
六、 必须遵循的正确路线
以坚持武装斗争为主，不主动削弱武装力量，放手武装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武装斗争基地同时加强非武装斗争。这才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遵循这条正确的路线，就必须继续坚决坚持武装斗争，同时坚决批判错误路线，对反复说服无效而放弃武装斗争的，可设法转去非武装战线，对于不愿投降，也不愿参加非武装斗争者可安排到社会上过半合法的生活；适当的节制华区的武装斗争，同时大力加强民族区和其他省份的武装斗争，并通过其他的途径加强非武装斗争；努力建立武装斗争基地，使部队不但是战斗队，而且同时是宣传队和生产队，实现不同程度的粮食的自力更生。
我们如果能够坚决执行这条路线，我们一开始就能够坚决有力地打击错误路线，能够早日建立武装斗争基地，能缓和革命内部的分化淘汰和保存更多的革命力量，更有利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提高群众的斗争觉悟，使党军减少受到投降主义的沾污和更好的保留崇高的战斗威信，更能促进革命内部的团结和积极性。那么，敌人的和平欺骗、分化瓦解和渗透革命力量，就无法得逞；我们就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促进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
七、 必须认真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
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必须认真吸取以下的各项主要经验教训：
（一）必须加强党、统一战线和军队的建设，做好这三件事，是党避免犯路线错误和战胜敌人的最大保证。
（二）要大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要加强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改造，这是每个党员不犯或少犯错误的最大保证。
（三）必须充分注重战争和战略问题。
（四）必须学好历史和关心阶级斗争发展形势，认真及时总结斗争经验和研究斗争政策。
（五）必须自觉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宗派主义。只有正确的进行这些斗争，革命武装斗争才能胜利发展。
（六）必须坚决反对重大问题个人专横独断，要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充分走群众路线。
（七）重大的斗争形式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当武装斗争开展起来后，必须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即使遇到孙中山和苏加诺那样容共开明的资产阶级政治领袖，我们也只能适当节制武装斗争和更重视非武装斗争，但还必须注重武装自卫；除非斗争遭到失败之后，革命又从头搞起，才能在一定时期内以和平合法斗争为主。
（八）建立一个坚决革命、团结一致，能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领导核心。
我们由于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付出不小的代价，但从中也吸取了很好的经验教训。
第二节 1977年“9.19”会议
北共中央新的第二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于1977年9月13日至19日在拉让江中游举行。北共中央第二分局副书记洪楚廷主持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会议一致拥护洪楚廷为中央第二分局代理书记，并推举王连贵为副书记和温贤定同志为中央第二分局委员。
会议认真总结了过去武装斗争经验，进一步批判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提出14项主要议案。
会议一致通过“关于革命路线、革命总方针和组织方针的修改和规定”的决议。在修改后的总路线中，明确规定了“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个我们民族民主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也是避免犯重大路线错误的有力保证。会议也通过修改革命总方针，使之更符合实际和更正确。会议还通过组织方针，必将有力促进党军建设得更健全、更革命化和更坚强。
会议通过关于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的决议。
《关于战略和战略部署的决定》指出：
“我们要在北加这个半原始半封建的殖民地社会里搞革命，不搞武装斗争是绝对不行的。要搞武装斗争，没正确解决战略问题和战争基地问题也是绝对不行的。
关于各种重要战略关系的处理。在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方面，武装斗争是主要方面；在华区、混合区和深入民族区、边区的关系方面，深入民族区、边区是主要方面；在武装斗争基地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方面，我们必须把建立、巩固和发展武装斗争基地放在武装斗争的首要位置上。
关于当前的具体战略奋斗目标。鲁(巴河)拉（让江）方面,应分华区、混合区，深入民族区和边区三个战略地带布兵，并逐步把战略重点由华区、混合区转到深入民族区，再转到边区，而且还应把积极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作为首要战略任务。……”
会议还发出了《关于积极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以推动革命形势的决定》。
“在武装斗争的一定时期里（特别是初期），我们必须把建立、巩固和发展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当作我们最重要的战略任务。
由于边区远离反动派的统治中心，统治势力薄弱，交通不便,又有广阔的森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弱小武装力量，已证明是能够首先占领为基地，并以此为依托而巩固发展武装斗争的。
我们只有建立、巩固和发展边区武装斗争基地，武装斗争才能巩固、发展和长期坚持，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有了强大的武装斗争的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就能够在北加人民中树立起对我党我军的革命信仰和广泛深入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就能够给敌人制造更多的困难和破坏，就能创造出坚强的武装力量，就能够建立北加的领导中心，不断的推动武装斗争的发展，逐步的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战略任务。
因此，在一定时期里，我们必须把建立、巩固和发展武装斗争基地当作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所以我们必须把积极重新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当作当前首要与最迫切的战略任务。
关于积极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具体办法规定如下：
（一） 逐步的在同志和先进革命群众中宣传重新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战略思想，动员群众支持和参加它的建设工作。
（二） 重新加强武装斗争和革命斗争，为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打下广泛稳固的群众和物质基础。
（三） 在国内建立秘密的武装斗争基地，以配合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
（四） 大力放手发展新兵，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这是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关键性任务。
（五） 加强革命经济工作，加强武器弹药的研究和制造，以及加强其他各种战略物质的收集和贮藏。”
会议还指出，过去党在建立武装斗争基地问题是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是没有充分认识北加武装斗争特点的后果。同时，也指出了过去武装斗争中犯上的游击主义和流蔻主义对武装斗争的不利影响。
北共中央第二分局还发出《放手积极建立武装斗争基地号召书》，并强调建立武装斗争基地,是我们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会议号召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自觉的利用不同的森林地区建立各种类型的武装斗争基地！坚决勇敢地向建立武装斗争基地进军!
为我们囤积了大量战备粮，为未来的反“围剿”创设了物质条件。在这次丰收季节，我们除了收获谷、薏米之外，还有大量的木薯、玉米、豆类、南瓜、甘蔗、菜等副产品。由于这些生产地阳光充足农作物都丰收，大大改善了基地的物质生活。
在1980年初，我们把稻谷收成(有几十包谷)之后，在稻芭种的大片木薯园又不断遭到鹿和山猪的破坏。为了同这些动物作斗争，不得不花很大力气把十几块木薯园用木篱笆围起来。还在一些出入口挖有陷阱捕捉入侵者。
除了围篱笆之外，有时也派小组同志到各园地守猎山猪，多时一个下午就能打到三几只。如果没人看守，就按时派人带上猎狗到篱笆附近巡逻,绕一圈就要花半天多时间。这样，一定程度减少了动物的破坏。
至于虫害是更严重，特别是豆类开花结果时，虫害不得了。同志们花极大精力，不厌其烦的一株株去捉和喷药水。蚱蜢对稻的生长影响很大，同志们也不怕艰苦，清晨就到园地捕捉蚱蜢，一两个钟就捕到一百几十只，把它们炒来吃，美味可口。
除了生产地之外，我们也创设了多块后备生产点，如2.7点、8.20点和1.12点。特别是1.12点，基于考虑到基地受到敌人进攻之后，我们可能有必要作长距离的转移。此点在80年初建成，开辟有5块生产地，离总部大约6天路程，是在S.Dadjoe河中段。81年又开辟4块生产地，约有20依甲。这个生产点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战备粮也得到了解决。
在这战天斗地的过程中，没有粮我们向森林要，我们靠自力更生解决生活必需品。在边区基地，我们自行设计，就地取材，建造了土制小型加工厂，主要有压蔗机、陶器厂和制油厂等。另外，我们盛肉盛油的器具，我们凿木盛之，没有屋我们劈瓦盖之，没有船我们自己造，凡是搞不到而又需要的用具几乎都自己动手做。
到了1982年2月6日敌人正式向边区展开围剿之前，我们已在边区胜利地坚持了4年。4年来，我们更好地纠正了战略的错误，使武装斗争走上较正确的道路；较有效的促进内部的巩固和保存；有效地支援和配合国内的斗争；初步掌握了建立边区基地的办法；为了长期坚持和应付敌人的进攻，准备了一批粮食和物资等。我们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这些成绩，是因为有多位长期在这里战斗过的北加人民军第三支老干部同志，他们熟悉边区的地理环境和具有当年建基地的可贵经验与较强的军事与生活能力，以及全体同志的团结与艰苦奋斗。
4年来，付出的主要代价是：几十个武装人员的艰苦奋斗；刘小雄支队长因山崩而被活埋牺牲；共花去约数万元现款等等。
值得吸取的主要经验是：对敌人进攻的长期性和严重性的估计必须尽量准确，方能进行有效的战备；在敌人未进攻之前，必须紧抓时机，大胆放手的搞生产；要特别注意藏好战备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