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国内掀起武装斗争的高潮
第一节 武装力量开进国内
一、部队进入第一省
二、拉让江开始武装斗争
第二节 第一省掀起革命武装斗争高潮
一、海口区整顿组织
二、内奸陈xx事件
三、改建成立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
四、宣布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成立
五、敌人的军事“围剿”
（一）海口区的“巨网”行动
（二）敌人的青山“围剿”
六、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在发展壮大
第十三章
国内掀起武装斗争高潮
第一节 武装力量开进国内
1962年12月8日，汶莱事件后我们就越界到印尼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1964至1965年，我们先后在西部和东部建立了二支独立自主的砂罗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1968年中或年底（1966年北加人民军就进国内第二省）林和贵带领身边警卫队和洪楚廷带领北加人民军分别回到第一省和拉让江地区，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迅速地把武装斗争发展起来。
一、 部队进入第一省
在“12.8”事件后，由于客观形势所迫，在文铭权不在的情况下，林和贵做出了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决定。1963年中，他也越界到印尼去跟文铭权和黄纪作结合，共同处理组织自己部队问题。
按照“9.19”盟中央坤甸会议的决定，林和贵是要去东部的。林和贵没有遵循9.19会议的决定，却留在西部，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至到1967年初离开第三支队到印尼三口洋一带。
在山口洋大白树村期间，林和贵派同志回到国内联系省委负责同志，还把陈xx等人叫到山口洋来会面。在一次派陈xx去站岗时，陈意外被捕。在受到印尼军队袭击后，他们几十个人转移到锡邦。在这里有几个月时间。但又遇到当地达雅人在印尼反动军人的煽动与带领下，对当地华人进行凶狠残暴的烧、杀和抢。他们被迫转到三发县的直木港、假狮和帮甲一带潜伏、保存和开展这一带的工作。
正当他们在这一带安定扎下和继续开展工作的时后，林和贵发现陈传强不但早已叛变革命，而且被敌人利用打进组织内部。
早在9.19会议之后，林和贵曾写信给国内省委表示要回国，面对这样的情况，他觉得更要回去。
经过与其他干部研究部署后，1968年6月22日清晨，约46 位同志（多数是西加参军的同志）分别乘着两艘长船同时出发,并行前进，互相照应。每艘船各坐着一个船头侦察和船尾掌舵的，其他的同志都伏在船上用“加央”盖着。初时风平浪静，但后来刮起大风，掀起大浪，这样在途中变成两艘船分头前进。第一艘船於6月24日中午顺利到达海口区的德洛沙邦，后一艘迟了两天才到同样目的地。他们就把第一个营地建在德洛沙邦 ( Telok Sabang)经过扩建的蔡老伯的屋子。
二、 拉让江开始武装斗争
在汶莱人民武装起义的鼓舞下，在砂盟的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政策的激励下，拉让江地区跟第一、二省一样涌现了拥军参军的热潮。但由于在省内还没有发动武装斗争的条件，因此不能及时满足革命青年和群众的要求，致使武装斗争的热潮逐渐下降，以至出现分化淘汰的情况。
为了更好的开展本地区国内的武装斗争，必须把国内革命力量跟边区武装力量结合起来，并在边区武装力量的带动下，才能凑效。
为此，1963年，拉让江就有江先枋、吴宜云、余清勇和另2位卡地巴河的伊班人,五位越过第三省边界到印尼去,胜利到达山口洋。这是成功越界到印尼参军的唯一一次。东部边区黄纪作在1965年10月29日成立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后,立即派江先枋、温贤定、李天养等先后开辟进第三省的交通线，并在1968年初与国内同志顺利联络上。
我们革命同志手中没有枪，面对的是武装凶恶敌人,我们的保干面对很大威胁，同志们与群众的斗争情绪受到更大的压抑。特别是在泗里街，敌人对那里的革命势力，发动最猖狂的进攻,敌特也极为猖狂，给革命的巩固与发展带来很大的限制。以洪楚廷为首的拉让江革命势力，看到这种情势，决定以泗里街作为试点，开展一场斗争。1967年4月29日，我们同志与革命群众拿着自己制造简陋的水龙管枪，处决了黄某和蒋某两个特务走狗。这一锄特斗争给敌人狠狠的当头一棒，敌人立即实施戒严，动用海陆空进行一个月多的全面军事行动。我们的同志早已转移至隔县或他区避敌进攻锋芒，敌人的疯狂进攻、妄图消灭我们的阴谋始终不能得逞。
“4.29”斗争，可谓是拉让江地区掀起武装斗争的序幕。“4.29”斗争鼓起了同志们与群众的斗志，提高了对武装斗争的信心。“4.29”后，从拉让江的泗里街开始用简陋的自制枪进行自卫，和开始逐步开展游击斗争。
后来， 到了1968年中,国内第三省派叶俊杰和何瑞英两位同志去边区。叶俊杰在边区生活几个月后又倒回国内，传达中央第二分局的决定。何瑞英留在印尼边区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
到了同年8月，洪楚廷带了一批近40位同志，在江先枋、温贤定的引领下越界参军，正式与边区武装力量结合。
同年9月底，另一批将近30位同志也胜利地从卡地巴斯河尾越界到驻扎在马罗河尾的北加人民军总部结合。到了基地，也是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所在地，同志们只接受了短暂和简单的军训。
因为，胜利会师没多久，印尼派地面部队来进攻，又派空军来轰炸。
随后总部决定，留下一部分继续坚持边区基地斗争，而1968年底洪楚廷带了20多位同志们回第三省（后分为第三、六和七省）国内，10月中黄纪作也带了一批人员转向第二省的北印边界。
第二节 第一省掀起武装斗争高潮
一、 海口区整顿组织
林和贵从印尼回到国内，把大營地建在海口区是根据由于多年来，省内的革命阵地和工作都受到叛徒内奸的破坏，只有海口区受的破坏较小，而且群众基础较好，这是最主要的条件。其次，海口区是个沼泽森林地带，不利于行军作战。交通只能依靠小路和河流，十分不便。对双方而言，都是相对的。如果敌人要进行军事“围剿”，要动用空军和水路的舷外摩多容易被我们发觉，用小路和其他船只进兵，行动缓慢，会给我们赢得时间，利用纵横交错的河流进行转移和撤退。必须指出一点，回到国内，在对待和处理叛徒内奸是否正确与妥善，是至关重要的，搞不好，不但前功尽废，而且还可能自身难保。叛徒内奸陈传淦获知林和贵派人回到国内，就逃到吉隆坡去，留下的旧省委曾繁浩认错接受改造。赖錦玉也回头留下两年考察，然后决定去留。在20个月短时间内，办了许多工作和完成不少繁重紧迫任务。至于说后来反“围剿”斗争牺牲较多，主要是进进出出的人次太多太频繁了，加上活动情况被敌人有所掌握，以及没有在一定的时间主动撤离该地区。既使事先作了一定的转移，1969年8、9月间转移到怒诺(Asa Jaya)椰林地带的山边，但由于麻痹大意、侥幸取胜的思想作祟，没有撤出海口区，结果在敌人扩大深入搜索时，就暴露了真正的营地。
在整顿组织方面：
1. 采取认真严肃批判的态度，争取团结了一些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在清除叛徒内奸破坏干扰的基础上，整顿了省委会和属下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机构，恢复与发展了第一省的革命工作。
2. 边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二支队和火焰山部队留下的指战员先后回国接受休整与培训，再集中各地区前来参军的同志，改编成立了北加人民游击队。
3. 把分散在印尼西加各地的地下工作者和志愿参加北加革命斗争的西加同志接应来海口区，进行学习与培训，然后分派他们参加北加人民游击队或省内的地方群众工作。
4. 大力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来自各地的指战员、和省内外干部同志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展开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批判宗派主义，从而提高了同志们的政治思想觉悟、认识水平和政策策略水平。
另外，还做了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
1. 成立宣传出版机构，加强宣传出版工作。复刊《劳动报》和《解放报》，每周出版发行《新闻简报》，出版宣传教育小册子，翻印出版革命理论书籍，和图片册子，等等。
2. 成立军事工作小组，负责中心的保卫工作，负责同志们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在军事工作小组领导下，又成立警卫班，负责保卫和协助领导干部进行工作。
3. 成立兵工生产小组，负责研制和生产枪支弹药，和负责解决部队的装备。
4. 成立后勤总务小组，负责处理同志们的伙食、日用品，和供应军服、背包、吊带等配备。
5. 成立医疗卫生工作小组，负责医疗卫生工作，负责培养医务人员，负责出版关于卫生与治疗小册子等。
二、 内奸陈传淦事件
我们革命组织所面对的敌人，不但有来自外部明的敌人，而且还可能有来自内部暗藏的敌人。最阴险、破坏较大的乃是来自敌人的代理人，或是敌人训练的奸细渗透进来，或是组织内部成员被敌人利用成为内奸。在北加革命斗争史上，我们也不可避免的要同这些内奸进行斗争。
我们的敌人主要是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渗透进革命组织，进而破坏、打击以至瓦解革命。在60年代，敌人曾应用这个办法，企图秘密逮捕组织干部来破坏各省的革命斗争。1963年前后，敌人曾在第四省秘密逮捕潘XX、温XX等领导人，企图利用以打进组织，但成效甚微。1964年底，第三省的黄兴x、郑勇x和陈文X等省委也遭捕，敌人也企图收买他们，渗进组织。由于他们不愿当敌人的代理人，甚至设法潜伏下来，回去寻找组织,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
倒是第一省被敌人成功打进来，以陈xx为首的第一省省委被他们控制了约三年，给第一省（除了海口区）和其他省份革命带来严重的打击与破坏。
据了解，陈传淦在古晋市区的活动早被密探盯住了.陳於1966年中一次开了兩个晚上会议后,第二天就失踪了.后来組织內綫人揭示陳秘宓被捕了,彻底叛变了,当了敌人的内奸.陈xx失踪没有回来，引起了他的弟弟x伟的注意，问同志是否要报警。有同志认为，若第七天没有出现才去报警。第七天陈xx出现了，而且一出现就要结婚。陈出现后还约一位市委书记去某个群众家找他，由于她有警惕，她没有赴约，却派一个人到约会地点附近去观察，发现有可疑的人出没。
1966年下半年，陈xx秘密被捕，以为别人不知，出来后打着“革命”的旗帜，继续在“革命组织”内工作、活动，而且要求各单位、各负责人提供他们所负责的各自系统的组织名单，不但要组织内部的名字，而且要真姓名。
按照革命组织纪律规定，一个组织内部的同志只能懂得自己的三层关系以内的名字,超越了就是发展横的关系,就是违反纪律。为了探取组织内部更多的秘密，没有组织关系，陈内奸就通过横的关系去挖掘这些秘密。陈把工、学、农等部门高层干部调去郊区“训练”，进行大暴露。当他受到责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却狡猾的推诿说是“联络员自己搞错的……”。
当时许某是古晋市委书记，市委的力量最强。为了探取更多情报，陈xx说要参予许的工作。许的工作有工、学、政党、出版和地下通讯联络（属于砂盟中央的）。她婉言拒绝，但陈软硬施加压力。陈会懂得许有两位联络员,一位一时还不知晓（许被捕那一天,陈也懂了）。一天她发现负责第二省联络的女同志失踪了，二天后出现时,神志恍惚，身上有伤痕，她推说是踏脚车跌伤的。但奇怪的是，她总是叫许快走。许发现寄出去的信件（包括稿件寄到出版部的）总是没有收到。
原先由市委主持下的《学习报》交给负责农运的省委去负责。这一刊物也被陈传淦所控制，刊物的内容没有了以往的革命性与战斗性，却充塞些黄色的东西与谬论。同时，省委的报告被转载进去，黄兴x的文章也刊登进去。当陈受到质疑时，他辩解说他没有去审查。陈控制了《学习报》,和进一步想控制《工农报》。后来，《工农报》的命运也挣脱不了陈的魔爪。
陈xx除了调查组织内部名单之外，他还调查组织的经济。他要各部门呈上财政统计报告。有一次，陈交一包东西给某某同志代转，钱却跌了出来，陈赶忙自圆其说：“这是一万元，要定期给某某一些人……。“其实，陈通过组织搞横关系，即早期的经济组去捞取钱财。那时，经济组曾发动学生卖豆芽、豆腐等搞福利筹募经济。陈捞集了很多钱财，也买了地皮。他后期生活豪阔奢糜，经常炖鸡吃，吃不了就倒掉。
敌人“拉出去，打进来”的政策是：秘密逮捕施加威迫利诱,把“改造”了的代理人，一星期内打回来，继续“革命”。当时，出事的第一位是陈xx，接着有赖xx等。这些干部被捕后，市、省委的人变成了敌人的代理人，他们控制了整个市委、省委。难怪敌人得意忘形的笑道：“你们的肉全烂了，只剩下皮包骨！”
敌人通过逮捕、审问，通过有关的人、站和线沿藤摸瓜，也榨取了外省的许多情报。接着敌人就进行有计划的镇压革命。1966年12月6至8日，敌人就部署了一次全砂大逮捕，第一省捕了57名，第二省20名，第三省20名和第四省22名，总共逮捕了124名。这是第一、二级组织内的成员。1968年6月26日又逮捕了一百多人，这次逮捕的主要是第三级以下的成员。
陈xx内奸被揭发过程是这样的：林和贵离开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约半年，他觉得第一省省内组织有问题，就派阿海等回省内，带了陈xx、曾繁皓、潘瑞汉、罗广源和王进思等同志去印尼山口洋大白树村见他。一天，陈xx和一个印尼地方工作者在群众家站岗，却被突然袭击的印尼兵抓到。在陈被盘问期间，他向印尼当局表白了他的“马方人员身份”，并出示证件证明。一起被捕的那位同志逃脱出来后，約半年找到组织,透露了此情况。林和贵查究后，发现陈被引渡回国后，又继续进行“领导”工作，证实陈不但叛变了，而且当了敌人奸细。
待要抓这位罪大恶极的陈xx时却被溜走了，而后溜到吉隆坡。在我军活动的地区，敌人也注意收买当地的一些见利忘义的群众，扮着积极支持的姿态，企图获得信任，以利于探取情报和监视我军的活动；或者有预谋的安插一些奸细分子在要害的地区；或者混进革命内部来，打击和破坏革命。
三、 改建成立北加人民游击队大约1969年中，领导中心把一般工作者、学习班成员遣散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放弃第一个德洛沙邦营地，留下的部队，重要干部和中心工作的干部同志一起转移到怒诺。
1969年5月初，沈友贵把在边区战斗的第二支队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一部分同志（天石、小梅、小青、奇勇与惠中）带回国内。同年7月，黄纪晓也把边区剩下的火焰山部队队员带回国内。为了更好地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在林和贵的领导下决定把撤回砂拉越境内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曾佩雄领导的）和第二支队以及火焰山部队剩余指战员改编为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同时把西加参军的华裔同志和国内参军的同志，经过训练之后，全部编入北加人民游击队，并宣布1969年7月13日成立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
北加人民游击队成立，总部的领导班子是：政委林和贵，政治部主任谢焉素，司令黄纪晓。后勤陈禄贵，成员田云端、沈友贵和曾佩雄。
“巨网”行动后，先后宣布成立北加人民游击队三个中队：以怒诺半岛为主要活动地区的第一中队，中队长是钟顺昌（福泉），指导员是赖福财（程万里）；以伦乐县为主要活动地区的第二中队，中队长是刘月辉（武革），指导员是李亮清（李克文），其他领导班子还有官木荣（奥士曼）和赖顺德（田光海）；以西连路一带及过去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为主要活动地区的是第三中队，成立时中队长是田新春（惠明），指导员是彭福贵（刘振华）,1970年后其他领导班子还有庄美祥（振雄）刘天石和蔡色荣，成员林峰。
1971年“3.8”青山事件后，林和贵从青山到山都望，再到彼岸西林洋地带，后再从水路转移到马当6哩的宋溪列，再转移到石角。在1971年中转移到马当山区一带，并不断转移10多个营地。从1971年6、7月直到1974年1、2月，前后有两年多。
四、 宣布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成立
林和贵回到第一省国内跟文铭权与黄纪作取得书信的联络，并取得共织。於是，1969年8月5日，林和贵宣布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成立，并成立中央第一分局， 领导砂拉越西部（ 第一省） 党的工作和北加人民游击队。
1970年3月30日，黄纪作也宣布成立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并设立中央第二分局，领导砂拉越东部（第二、三、四省）党的工作和北加人民军。
林和贵、黄纪作于1971年9月19日共同宣布成立统一的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发表了建党宣言和党章（附录一），并确定这一天为北加共产党的成立日。政治局由文铭权、林和贵和黄纪作三人组成,文铭权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下设第一、二分局。林和贵任中央第一分局书记，黄纪晓任副书记，谢焉素任领导成员。黄纪作则任中央第二分局书记，贝文对任副书记，洪楚廷任领导成员。
1972年8月的海口区会议，增选洪楚廷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第二分局副书记。
基于1973年发生了“斯里阿曼“行动事件，“为了切确地反映1965年会议的真正代表性，为了纪念和表彰参加会议后已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为了清除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3月4日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1974年9月19日，北加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发表声明（附录二），决定把北加共产党成立日期“重新确定为1965年9月19日”。
五、 敌人的军事“围剿”
一、 海口区“巨网”行动
林和贵他们在海口区集中这么久，又集中来自四面八方的旧部队指战员、地方干部同志和参加部队学习班的学员，不断地有成批成批的人员濒繁的进进出出，时常运载大批的粮食与用品解决数百人的吃用问题。所有这些，都可能引起敌人的注意，敌人必然利用大批的“耳目”，使用一切侦察手段，甚至进行秘密逮捕某些嫌疑分子，用威迫利诱手段，以榨取情报。敌人发现林和贵的行踪以及海口区的活动，是在69年7、8月，一个参加学习班的叫贝xx被捕，而后出卖。
获取重要情报后，敌人一面继续侦察，一面准备发动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他们没用直升机进行调兵，也不能用舷外摩多船只，因为声响太大，容易打草惊蛇，吓走我们同志。陆路不能用，只能由水路去，军用船艇不够，便动用水警及公务局的船只及驳船，还发动工兵做大量的桨来划以运载军警。
经过周密的计划筹备之后，1970年2月24日清晨4时，敌人就宣布怒诺半岛实施24小时戒严,即发动“巨网”行动(Operation Jala),妄图把在海口区的革命武装力量一网打尽。
这场第一省空前的军事行动，敌军最初主要目标是放在端必腊附近，但是同志们已离开了5个月左右的部队学习班的旧地点—— 德洛沙邦。
面对敌人来势汹汹的进攻，同志们严阵以待，伺机而动。24日当天“中心”的全体人员立即撤走。在半沼泽地山林急行军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停下。下一步怎么处理？是集中在原地进行反“围剿”？还是采取“突围”的方针呢？考虑到在“围剿”区内粮食、医药的短缺，跟群众和外界又断绝了关系。
考虑到我方庞大的队伍、军事上的弱点（包括许多同志无枪支，和无多少军事训练等），敌强我弱是极其悬殊，又处在不利的地形。因而，久留一地是不利的，且是危险的。大部分同志认为，应当避敌锋芒，采取分批突围，转移到非“围剿”区去，才能更好的保存势力。必要的话，可以留下极少数机动灵活的人员，进行策应、支援和适当的配合。当然，突围也存在缺乏粮食医药、体力不足、路途遥远和缺少或无向导等困难，但都是能够解决的。
根据上述分析，林和贵与黃纪晓等拎导干部商議后就决定分批突围：
第一批是地方工作者，约有20多人，在亚灵的带领下，在海口区的围剿区内潜伏，结果是这一部分牺牲较大。
第二批是向儒毛涧(Jemukan)方向突围，这一批有36人，只有8支军用枪，大多数是地方同志与学员，有些有土制枪（不一定能用），多数没有枪支配备。这一批军事人员很少，战斗力很弱。
在黄元兴（锦隆）的带领下，到了儒毛涧左手港。3月19日，刘月武（振民）当天一早安排让两位同志去只有10分钟距离的群众（温细）家背粮。
两位同志到群众家旁边却被巡逻的敌兵发现，他们俩紧张地从原路撤回。敌兵沿着痕迹跟踪而至。站岗同志站在椰树树根上，以为是群众来，失去应有的警惕，被敌兵先开枪，他的手部被打伤。敌军初时以为是无武装的地方同志，子弹打的很高，椰叶与香蕉叶都被打断。以为如此可以吓倒这些人，乖乖束手待擒。锦隆镇定地躲在椰树头后，他用LE来福枪对准纵行的前面二个敌兵开枪；一枪就撂倒一个。后面敌兵不敢前进。由于Paku和杂草长得很高，蹲着看不到人。锦隆听到敌兵发出2声口哨，另一端敌兵回应一下。他急中生智，也吹2声口哨，看到一个敌兵露出头来，他眼快扣动板机，又打倒一个。敌兵裹足不前，只能靠乱枪扫射来壮胆。双方对峙了1小时多，恐怕援兵来，我方同志主动撤离战场。
最后撤离时只剩下黄锦隆等6位同志，振民与其他29位同志已失散。6位同志向南偏东走，走了2天多到了Sadong河边。发现上下都有敌兵驻守，他们从群众那里找来一艘小船，乘朦胧的月夜从2股敌兵中间突过去。6个人只有一把桨划，有的同志用手划，有的用椰壳划。划到江中心，听到下游敌兵发动了引擎开艇巡逻。巡逻艇用探照灯在水里到处照，同志们很担心会被他们发现，大家都做好最坏打算，准备万一被发现就跟他们拼了。同志们确有被探照灯照到，可能江面太阔，目标太小看不清楚，给同志们溜过了。
沿着对面河岸向砂隆河口走，走到士巴岸河（S.Sebangan）口，想过河却被漩涡冲击回头，同志们只好向河岸内找群众。这一组同志算是胜利突围了。
当天，直升机有飞来兜2、3圈又飞走了。据说，第二天才来收尸。剩下失散的绝大多数同志，后来又回到海口区的围剿区内，有的病死，有的饿死，有的被打死，有的坚持不了出来投诚，这一批损失很大。
当时有一批30多个地方工作干部在三密区，获悉戒严与军事围剿之后，就带简单行李撤到三密与端必腊间的森林中（当时敌兵军事行动重点在德洛沙邦）。
在海口区集中期间，地方领导上不曾研究过当面对敌军围剿时应如何对策，加上他们没有枪支，缺乏基本的军事知识和反围剿斗争经验，这时事件真的发生了，感到措手无策。在撤进森林时，只带些简单的用具（包括煮水用具和砍芭刀子），主要的粮食与药品都没有准备。这样一批同志，若被敌军搜到，有被歼灭的危险！幸亏有一位地方同志叫亚良的，他非常熟悉这一带森林，他带领同志们潜伏在一处方圆100码茂密的森林里。由于他们没有留下痕迹，又保持高度的寂靜，不发出任何声音，既使敌军在附近搜索也没有发现。
三天过后没有东西可吃了。如何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他们讨论的结果，认为不可联络群众，以防暴露，而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他们决定，由林孙会（陈林）和亚良两人，出到森林边缘了解情况，若没有敌情，就设法挖木薯。
商定后，他们俩小心翼翼搜索前进，走走停停，终于找到木薯园，他们不敢砍下木薯，一棵棵挖一、二个木薯，然后盖回泥土。他们背回两面粉袋，每餐一人一条，吃完再出去挖，一直维持了约14天。
在期间，海口区的森林被搜过多次，敌人尚恐有革命武装力量在森林中潜伏，就向森林各区发射炮弹。
大约2星期过后，他们从电台获悉，整个海口区保持24小时戒严，只有吻龙区解除戒严。他们当机立断,必须尽快突围，否则将饿死于森林。他们决定突围到吻龙区联系群众。
他们到端必腊去了解情况，准备划船的木板，还摸到河上游的店屋与甘榜处敌军还在唱歌跳舞，乱喊乱叫，他们顺利搞到一艘能载20多人的船。很快地把同志们带到吻龙区的一条小河内，联络到群众，总算脱离了危险。不久后又跟领导上取得联络。
第三批突围的有林和贵、谢焉素、黄纪晓、叶碧珠、曾佩雄、赖錦玉夫妇、魏国威、陈宣平、余世达、郑水森（伟强）、刘吉茂、黄玉莲（雪花）、王进斯、陈闹胜（洪生）、小山、武革、亚喜、惠平、华民、苏亚扁、耀民、张民华、潘瑞汉、贝石麟、庄美兴、华林、武德和碧美等30多位。这是领导机关、干部和部队主力部分。当前2批撤离后，这一批也开始向南或西南方向突围，走了几天，來到晋连路17哩新生村的学校对面，要过Batugong 河，在派华林同志去侦察水深时，被捕魚的马来人发现，林和贵命令部队立刻渡河，以防敌人可能很快就会来。他们渡河后，连夜行军到天亮.大概在十九哩和十七哩之间的胡椒园中間一小片竹林芭休息，等待夜幕来临才進一步突围。
在当天下午大约四点，一队敌军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附近，并向胡椒园方向走去，大家严阵以待，做好战斗准备。幸好敌军并没有直向他们方向走来，敌军却走到隔壁山丘。天黑了同志们就从敌军的山脚下走过去，转移到14哩的群众家。
他们在此逗留几天，发动群众了解情况，把一些地方工作者留下，安排了一辆载石的六轮罗里车，当晚30多个同志，绝大多数伏在车后，用加央盖上，从10哩疾驶奔向石角的上湾头。到此，这一批主力部队的突围算是成功了。
这批30位同志胜利突围后，领导机构派万里、文生、亚昌和亚弟四位乘船到亚沙再也河口，打算用船进海口区联络未突围的同志。由于对当时“围剿”和戒严的情况不明，估计在河口的几艘船是兵船，他们只好返回石角。
另外一批有约50位，大部分是学习班学员，只有少数有枪。由于两个“中心”人数太多，容纳不了，被安排到外边的蔡华的哥哥家集中.此处是在原营房的东面，步行约半小時。宣布戒严时，他们没有得到指示该怎么办，於是以林亚美为首的跟南飞雁、文科、陈玉贞等同志商量决定，他们先把人员撤离屋子到附近的树芭住。约过2、3天，又没有人来联系和得到指示。检查所带的粮食，可维持6天。就决定自行突围。
隔天他们首先向西行，过中午时分接近三密（Sambir）一带，派余亚强、蔡汉文（高坚）和陈康（益安）出去群众区联络和了解情况。大队就地休息与用餐。才过1小时多敌兵跟踪痕迹而来，发生了驳火。队伍改向西南撤，行近傍晚。到了瑞意港(Sg. Sui)一带，派蔡华、南飞雁与雷鸣出去联系群众，又发生驳火，南飞雁不幸牺牲。情况既了解不到，粮食又没有搞到，还驳火牺牲同志，真是“祸不单行”。估计到南面、西面已被封锁拦截，又不能向东倒回原来的出发点，比较可行的是向南突围。按预定方向突围了5天， 粮食也吃完了， 抵达晋连路32哩 Jln。
Ensengai树胶芭。随即，派两位同志去了解情况和联络有关同志。在不失时机的情况下，一个上午就把30多个身份较白的学员与地方同志公开地遣散掉。剩下还有10多位大部分是西加的同志和少数早期过印尼的老同志，他们是文科、文芳、志茹、任英、志豪、小火、杨丰、春鸣、高荣、细峰、永革、春梅、碧峰、林亚美和何水莲等约10多位同志。他们所留下的背包等堆集在芭里被达雅人发现而暴露了。他们搞了粮食，随即转到另一个隐蔽点。
同时，他们也联络上地方同志刘寿新（林不悔）和田新春同志。他们得到通知，要在那儿打通一条往边区前第二支队活动地的交通线，以便把新的队伍越界到刘振华处一起再继续工作与坚持斗争。
他们继续向东南方向突围，到了西连与打马庚( Tebakang )一带，民防队跟随踪迹而来。文科站岗见到 “达雅人”向他打招呼，他没有保持足够的戒备，上前时被化白的民防队枪杀。在这场驳火中，另一位同志也牺牲了，志豪与另一位同志则受伤。
队伍撤向晋连路36哩，再转下到34哩高坚同志家的后山发现有敌情，又倒回原出发点一带隐蔽。在此联络到寿新同志，说要安排去某处見领导，于是又用车把同志们载到26哩，在墓山对面暂时扎下营。当时敌情还是很紧，24哩还有设岗拦截及该处的橡胶林中也驻有敌兵。翌日中午，李x清的弟弟突然来到隐蔽处找同志们。第二天清早才6点，站岗同志没开枪却匆匆的跑进来通知有敌情。随即“哒…搭…哒…”密集的子弹呼啸飞向营地，我方仅零星的反击。经过2、3阵猛烈的扫射，不少同志纷纷中弹，带队的亚美脚部也受伤，文芳、春鸣、志茹、任英、志荣和坚赤同志都洒血沙场。撤出火线时同志们也被打散了。
这一批突围同志经过4次驳火，牺牲了11个同志，反“围剿”才结束。
林和贵那一批主力突围后，和贵要剩下的40多个同志留在原地待命。
沈友贵感觉不妥，於是他跟陈禄贵、田云端等干部商量，认为久留“围剿”区不好，必须主动分批突围。会议决定，由沈友贵带30位先行出发突围，一旦胜利突围，跟外边同志联络上，就立即派联络员回来报告与接应后来的突围者。
沈友贵他们向西南前进，第一天就遇上3条很阔的河，他们砍下香蕉树干、浮木制成木筏渡水而过。他们曲线前进，行军了几天，到达晋连路19哩，又向西北方向走了几天，才胜利到达10哩的Kuap。他们顺利地联络到了淑英等地方工作者。了解情况后，沈就安排4个同志赶回海口区去联络。可是，也没有联络上。这批算是第5批，也顺利地完成了突围的任务。
沈友贵他们撤离后，还剩下陈禄贵、田云端、朱越钦、蔡锦华、潘瑞清、蔡姜、明山、克浪、四古、亚英和石海等17位同志。在超过联络时间后，又等不到沈友贵他们派人回来联络，他们就决定自行撤离。在这之前，他们有派3位地方工作者出去了解情况和搞些粮食，但超过时间，音讯杳然，只好走为上策。
初时他们决定向青山方向突围，因为队里有个叫蔡锦华的，他是海口区人较熟悉这些地方。但向西走了两天，第三天中午在旧火车路休息，给跟上痕迹的刘勇明、周明和杨国强追上。他们三个是田新春在36哩联络站先前派出探明情况，倒回来联络的。队伍改向南方突围，向已联络了的32哩方向前进。
走了约一星期后，来到了32哩的联络点。他们不从原路出，改偏上一点平行走向大路边。为了严密，等到中午才过胡椒园，但在经过竹林时却被达雅人撞见，想向他们宣传教育，却给他溜掉。群众说这位达雅人是坏蛋，他肯定会去报兵的。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尽快撤离此地，他们来到大路边，静待夜幕降临，才越过大路对面一边。
太阳西下，黑幕笼罩大地，四周一片谧静。倏忽，兵车隆隆响从古晋方向驶来，9辆兵车在同志们面前驶过，就在他们潜伏的上一点停下，人头攒头的敌兵涌进小路去。他们潜伏点若暴露，被团团围住，是极大的危险！同志们屏息静听，发现敌兵只是进小路，没有发现有在四周围住的迹象。这样他们才较宽心。稍后在侦察清楚后，队伍很快突围过对面，沿着小路走了约半哩才停下。
安顿后，派队里的地方同志去联络，终于联络上了刘寿新，在他的引导下，转向36哩，才结束了这场反“围剿”斗争。
根据敌人於同年6月14日所发布的报导：在“巨网”行动中，共有64位同志牺牲（包括一些无辜的群众），被俘虏的有27个，被捕的群众有303人。从历来的反“围剿”行动中，海口区这次反“围剿”斗争的代价算是最大和最多的一次，其原因：
最要害是没有做反“围剿”的准备，在各方面落实保安和必要防范措施。对海口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没有深入和实地去考察与了解，没有在周围和必要的地点预先储藏粮食、医药等，没有预先准备好必要的回旋余地或撤退转移的路线、接应方法，没有对部队指战员和学习班同志进行从思想到实际行动上的反“围剿”斗争的准备工作。在海口区做为短期基地是可以的，只是在出现异乎寻常情况或有迹象敌人要采取军事行动时，要及时与迅速撤离海口区。这样，就可以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与损失。而领导者在20个月的工作中，似乎只着重政治方面而忽略军事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反围剿时的军事部署，也看不到总司令的作用。
其次，队伍暴露了，没有及时作长距离的转移。
其三，在统一步伐，人员调派与突围方向都存在问题。在宣布戒严后，附近有50位左右同志留在群众家，没有得到指示，不能在统一部署的情况下统一步伐，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突围。结果他们自行向西突围，正中敌人圈套。后来他们向南突围，在没有接应配合的情况下，又被敌人觉察与袭击，牺牲多位同志。我们再从这次牺牲较多的是地方同志与学习班的学员来看，主要原因是由于人员调配不好,缺乏军事人员的带领与保护,及只是被动地在“围剿”区内兜来转去。亚灵带的地方同志与向东突围的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再说，看一看地图就会知道，海口区北面临海，东西两面临河，只有南面有利撤退。但南向与西成公路一带敌人的部署却是薄弱的环节，让林和贵的主力部队能够顺利地突围了。
[似乎有所“影射”，是原意吗？对了，洪兄序中提到若无真凭实据者，应尽早还人清白，但对于很可疑却无真凭实据的“悬案”，是否也在“还人清白”之列？在这点上，洪序似乎还没有处理好，请再行斟酌。看后请即删除]敌人发动这场第一省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是否能战胜敌人的进攻，攸关到第一省部队本身的兴衰存亡的问题。“围剿”过后，我们虽然保存了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二、 敌人的青山“围剿”
反动派不消灭革命武装力量誓不罢休。继“巨网”军事大“围剿”之后，翌年3月8日敌人又在第一省发动了另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青山(Gobilt)“围剿”。在这场名为“攻击行动”（Operation Hantam）中，敌军出动了砂拉越第14、15营野战部队和数千名马来西亚部队。
第一省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在海口区的“巨网”行动突围之后，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处在不断转移、辗转颠沛的状态中。他们曾到过晋连路、石角、马当、印尼邦甲、打玛诺，又返回青山和斯巴岸等地。
1971年2月中，林和贵带了部分的第一省省委和一批有关工作人员来到巴哥(Bako)地区的水塘路农村陈胜贤家，召集省内各地方干部同志探讨研究“2.24” 反“ 围剿” 斗争问题， 分析省内革命形势， 以及如何恢复开“2.24围剿”后的工作等问题。在此,先后召来学运、工运的干部同志和石角、石隆门等的农运地方干部同志到来开会和进行训练。
在工运的廖景凤等和石角区的黄炽统、张桂花等一批干部同志开完会先后离开，石隆门区的李景清、刘道谤等一组同志也准备返回之际，正好遇上了敌人的包围进攻。
3月8日凌晨，一队敌军乘黑摸到同志们住所附近埋伏。当敌人正要向我住所发起进攻之际，被二位守岗同志碰上。经过双方驳火后，我方一位女同志（黄现真）牺牲，另一位受轻伤。敌人估计我同志已经有所防备，就按兵不动。
枪声响后，同志们纷纷夺门而出，撤向屋后，撤向北面的巴哥山。由部队指战员、地方工作者和要求保护的群众所组成的约40人的队伍，彻夜急行军争取突围。直至次日中午时分，到了青山北面山腰才停下歇脚。此后数日，来自北边敌人的炮轰不止，幸亏同志们驻扎在敌人炮火无法击中的一个“死角”，可以赢得时间休息和研究对策。
林和贵等领导干部召集青山巴哥的地方工作者集中研究分批突围和突围的方向问题。分析讨论的结果是，认为敌人这次的袭击行动是没有预谋计划和周密部署,而是当时得到情报才临时采取的行动,因而敌人有漏洞可被我们利用。
另外，根据群众反映，在驳火现场的周围、水塘路河边、青山镇上、马来甘榜和北边的沙滩、海面等地都有敌兵活动。换句话说，东面、东南和北面都有敌人，而西、西南和南面则没有。
最后决定：分两批先后突围，由出席会议的工作者、部分当地的工作者和群众所组成的约16位，先在天黑后向南突围，大队则随后伺机而行。他们选择南方突围的根据是，这个方向没有敌情，同时只要步行数小时就可以到达答邦村。只要能安全到达此村，可算胜利突围。在此，有地下工作者可联络，要暂时隐蔽此地或转移他处都可以安排。
先行突围的小队，是由一个军事干部和地方干部带领。倘若他们能在天亮之前越过一块泥泞难走的沼泽芭，到了河边就有船，过了河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当他们成功到达巴哥和芭邦的交界处时，那里一带地势低、积水深，在那陷至膝部的低洼里兜来转去，对不习惯走烂芭的同志确实是件苦事与难题。在考验面前，有一些同志不是咬紧牙根、顶着困难上，而是动摇放弃,结果耽误了突围的良机。
3月17日，由于他们在行进中迷了路，没有趁夜突围到达目的地，接着产生了一些难题。他们在岸边兜来兜去，碰上马来人，向群众要吃的，却被坏分子向附近兵营报告，引来一支马来军团带着Bren 机关枪来伏击⑥造成13位同志牺牲，3个逃脱。
向南突围已不可能了，大队只能选择向西突围。向西行，有悬崖陡壁的阻挡。要过几条大河，大河有敌人日夜巡逻，还要过一个极为难走的红树芭的大沼泽地，难度与险度都加大了。
在行进中，他们好不容易才攀上了悬崖陡壁，天黑时又涉水过第一大河。在巴哥河口到达文丹沙滩时，敌人也追击到此。他们只好退进红树芭里，绕圈子向山都望方向前进。
第二天清早，大队在越过一块西瓜园时，被在园里工作的马来农民发现。这些群众若向附近巡逻的军警报告，对大队是个威胁。为此，沈友贵与潘瑞清两位留下把50－60马来群众集合起来宣传教育，让大伙赢得时间，撤离远一些。半小时的宣传教育后，两位同志才随后追赶上大队。
突围大队在傍晚进入了大沼泽芭。
在大沼泽芭里，一脚深一脚浅的艰难地走。经过长满藤刺的树芭，几乎个个的脚底都被荆棘刺伤，但大家都忍痛而行。由于吃不饱、睡不好，还要赶路，个个都累得直不起腰。一个叫沈仁中的队员累到倒地，处于半昏迷半休克状态，经过抢救才醒过来。在沼泽地宿营，密密麻麻的蚊子像轰炸机一样，疯狂地向着每个人袭击。同志们只好用泥浆敷涂身体暴露的部份，只剩下两粒眼睛。许多同志坐着，有的靠在树干休息，天未亮又继续行军了。
过后他们渡过文丹河到达山都望，再渡过山都望河到达西林洋。在此逗留了一星期后，再乘船沿着诗巫劳勿河(Sibau Laut)到达马当地区。总算取得反“围剿”突围行动的胜利。部队在休整了一个月左右，又转入马当山区，继续开展工作和进行斗争。
经过扫荡、镇压后的海口区、青山地区的工作很快就恢复过来。我们首先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对那些在“2.24”行动中通风报讯，跟敌人同流合污的，造成革命同志与群众被捕牺牲的予以坚决镇压。经过规劝、警告和镇压，基于慑于人民游击队之威严，这些反革命分子表示愿意将功赎罪，有的马上捐钱、捐粮、有的用他们的身份证去古晋买粮食，……。
在同志们回到这些被“围剿”过的地区进行坚决斗争和努力工作之下，群众革命信心也逐渐恢复过来。同志们发动他们种稻、玉蜀黍、黄豆等农作物，收成后卖给部队，也有的捐献给部队，减少了去古晋等地搞粮的压力。
六、 北加人民游击队在发展壮大
在海口区和青山被“围剿”之后一年多，部队在不断的转移，没有一个安定的基地，既不利于巩固内部，又难以开展各项工作。考虑到马当山区周围群众基础较好，地形也有利於长期开展省内的革命工作和武装斗争。部队在1971年就选定马当山区作为建立新基地的目标。
部队在马当山区的西冷山边建立据点，接着才在山中建立基地.即地下领导中心。在基地内部和周围筑起了工事，也建设有操场和防空洞。对周围的自然地理环境进行不断的调查和熟悉，对如何面对反“围剿”斗争,如撤退路线、方向、地点、粮食等都做了必要的准备。
随着基地的重新建立，各方面工作重新得以恢复。在宣传出版方面，继续出版《劳动报》、《解放报》、《战斗报》、《号角》和《新闻简报》，出版宣传教育小册子，翻印出版革命理论书籍等，质量都比以往有所改善和提高；在军事工作方面，除了制造更多武器、弹药之外，还加强了军训，更建设了地下防空洞；在医药卫生方面，除了实施以往的医疗卫生措施之外，还增设了牙科医疗。总而言之，各方面的工作都重新得以恢复，并有所改进与发展，内部也呈现积极争取、团结向上的氛围。
在马当山区，初期人数只有几十人的队伍，后发展到一百多人，学习班及地方工作者不算在内。
后又扩建了部队—-成立了第四、五和六中队。以石隆门和石角一带为主要活动地区的第四中队，于1971年3、4月间在石角成立。该中队的负责成员有杨德保（小杨）、邓远达（亚汉）、庄美兴（华强）、蔡志成（亚骰）和郑金利（子华）；以跟随领导中心的第五中队，在马当山区成立，分成三个小队，中队长是田锦华（建伦）、副中队长是伟琴，指导员是文彬。其他领导班子还有张树康（华林）、蔡国胜（少光）、春阳。这一中队除了负责领导中心的保卫工作之外，还负责训练侦察、通讯联络和运输等工作。第六中队是个警卫中队，人数有二十多人，中队长是张伟胜，指导员是亚海。
这一中队的任务就是保卫领导中心领导干部的安全。
改建了的北加人民游击队，成立了六个中队，一般一个中队有30 －50人之间。当时同志们的士气还高昂，工作也积极热情，特别是第二中队，他们不仅坚持在伦乐与边界一带开展群众工作，而且还成功地开展了几次伏击战，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打得最漂亮的就是第二中队在比亚瓦公路打的那一场埋伏战。当时，在伦乐比亚瓦公路靠近砂印边界驻有一连的马来西亚军队，经常出没在离伦乐18哩的兵营中。1972年3月22日，第二中队的30多位指战员在四哩处设下了埋伏。等到第6天（即28日）下午4点左右才打上。一共有三辆兵车进入埋伏圈，前面一辆载有四个敌兵的吉普车，战斗开始，第一枪的目标是打司机但打不到，却打到司机座旁一个敌兵，给第一辆溜走了。后面两辆大卡车载有20个兵士，同志们射击雨点般的子弹，又甩出用6号迫击炮制成的手榴弹。经过后面二小队指战员的好一阵子勇猛扫射，终於获得全歼，缴获全部武器弹药。
在这二年多（1971年6月-1974年1月 ）的时间里，敌军经常展开地面进攻，配合炮兵轰炮，空中侦察，空中扫射，还有在森林中建据点，并建好些直升机场，便于运兵 ，运粮及军需品.在马当反围剿斗争中，可以转移的营地很多，但其中较固定的营地有十几处，其中有个营地遭敌军偷袭，有两位同志牺牲，而在执行任务时，前后共有八位同志壮烈牺牲。我们在反围剿斗争中，领导同志经常开会研究反围剿斗争面对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保安严密工作放在首位，和加强巡逻站岗、监控声音、火光、火烟、痕迹、味道、伪装易暴露物等等。
第一省领导中心设在马当山区的三年多期间，经常面对敌军的围剿。
在“斯里阿曼”行动之前,第一省的革命武装斗争在蓬勃发展着；武装部队人员从1969年底的不到100人，到“斯里阿曼”时已经发展到300多 人。
⑥青山事件牺牲同志的名单；
１．刘道友（赵云） ２．黄德耀（陈光）
３．温武权（黄少刚） ４． 刘道滂（黄龙）
５． 黄明安（黄宗明） ６． 张源锦（张明）
７． 郭静英（女，郭丹） ８． 黄锦南（江明）
９． 黄菊月（黄坚坚） 10．黄现真（黄味味）
11．赖新妹（赖玉京） 12．刘琼珍（女，邓慧莲）
13．刘惠华（女，刘坚华） 14. 张伟森（张子良）
15．蔡高亮（蔡毅光） 16．郑水松（郑松）
17．黄子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