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印尼支持与国际统一战线
第一节 印尼支持我们的反马武装斗争
一、接应与安排到印尼参军的革命青年
二、在军事上跟印尼搞统战
三、印尼在军事上对抗马来西亚
第二节 国际统一战线
附录一： 关于北加里曼丹的决议
第六章
印尼支持与国际统一战线
第一节 印尼支持我们的反马武装斗争
一、 接应与安排到印尼参军的革命青年
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比较有利于我们开展武装斗争。为了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我们必须争取当时亲共左倾的印尼苏卡诺、苏班德里奥政府的支持。1963年初，我们的领袖找印尼政府协商，他们看到我们的势力，叫我们的人过去，他们答应给予武器配备和军事训练等方面的协助。
1963年初之后，一批又一批激情的青年越界到印尼的山口洋、坤甸一带。印方和华裔群众接应我们，并协助安顿。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从第一省出发到印尼去参军的人数大约有500人，要安顿他们，就首先要分配住宿，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大部分的青年被分配住进了公开的公会会所，如潮洲公会、张氏公会、兴安会馆、劳工公会等；有些被分配住进了咖啡山群众的住家； 有部份秘密干部和成员住进了华都背群众家； 有的兴建屋子来住…。物质方面，除了印尼“外交部”供应之外，当地的华族群众也会捐助一些。
当时参军的许多青年人多是凭着一股热情与抱着一定的理想,大多数政治水平都还低，有的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政治认识。为此，安顿后就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这样每天就要上政治、文化和军事课。还挑选20、30人进行特别的培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国内外形势和当前的任务，有时领导人也会来主持会议，跟大家一起学习，研究一些重大的课题。
1963年10月时任印尼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苏班德里约通过外交部通知文铭权等表示愿意为北加里曼丹革命组织训练一批军事干部。于是砂盟派人到爪哇岛泗水秘密基地去接受军官训练课程。组织领导派出文铭权、黄纪作、杨柱中、黄纪晓、庄其全、温长江、赖水、黄庭茂、庄美新和NawawiDahran十位同志去接受军事技术和基本的战术训练。在接受了三个多月严格、艰苦的训练之后，有的同志已经能够在20米外用来福枪射爆由另一同志用一根筷子以线系着的气球。
还有一部分同志接受医药护理的训练。
这些接受军官训练的同志回来后，负责训练自己的同志，建立自己的部队。
二、 在军事上跟印尼搞统战
我们北加革命者初时搞武装斗争并不在本国，而是在印尼境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友好的印尼能够为我们提供有利的条件。我们在边界建立军事基地，要进可进到国内，要退可退到印尼的后方。在印尼境内我们还可以参与阿查哈利(A.M. Azahari) 和阿末再迪 (Ahmad Zaidi)所领导的北加国民军，搞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
在印尼境内建立武装斗争基地，我们清楚地看到：存在不同国籍的矛盾；我军与印尼人民的矛盾，以及民族的矛盾，即我军几乎清一色是华族跟印尼达雅族的矛盾。这是非同小可的关系，如若能正确认识与处理好这些矛盾，就会有利于我们的斗争，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反马统一战线；否则，我们就会犯错误，导致失败。
当时印尼政府驻西加里曼丹的军队情况十分复杂，有左、中、右三派势力。虽然他们公开上都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反对“马来亚”的斗争，但对待北加革命者的态度则有所不同。印共在西加的力量很薄弱，但他们却尽力支持北加人民的革命，并特别委派代表专门负责处理与北加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政府坚决实行反对“马来西亚”的政策，愿意支持北加一切反对“马来西亚”的力量，希望在北加建立一个亲印尼的北加民族主义政权；印尼右派势力，即“反马”又“反共”，企图利用当时形势，在北加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企图吞并北加，使之成为印尼领土的一部分。他们对北加革命则大耍阴谋诡计，力图加以控制和利用。
1965年底我们通过关系，利用印尼对抗大马的有利条件，派一百多位同志到印尼的孟加影接受印尼提供的军训，然后分别加入由西加印尼驻军组成的ABCD四个反对马来西亚的志愿军连队，命名为Sukarelawan即国民志愿军。此四个连队的指挥部设在D连。当时叶存厚、杨柱中、黄纪晓等也参加指挥部工作。沈友贵负责第一连，驻扎第一省印尼边界，成员有杨轩进、涂丁亮和韩伟平等。第二连驻扎在第二省边界，最初是郭楚然负责，而他牺牲后由李玛耀负责。第三连驻扎在第三省印尼边界，它自1963-1965年，40位同志先撤离连队为止都是由沈智威（罗平）负责；40位同志撤出后，留在三连的20多位同志则由杨会强负责。由于联络的不便，砂盟负责人无法起实际领导作用。实质上只是各连队负责人独立自主的工作。
“连队”的内部是复杂的，且受到印方的控制。印方军人，除其中参有极少数的印共份子之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与修养的，纪律性差，态度鲁莽，但我们争取和印军打好关系，在进入边界和砂拉越境内活动时，我们极力耐心说服他们，取消不必要的、不利于我们革命工作的战斗。另外，真要打时，我们也要求不轻率随便，要认真部署策划，要跟我们实际有效的配合。然而由于他们操控队伍的领导权和他们的本质差，在这方面工作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
同志们参加“连队”，不但受到右派军人的欺侮，而且盲目的军事冒险行动，还造成多位同志牺牲；但同志们为革命忍辱负重，经受了考验与折磨。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吸取军事知识和提高战术技术之外，也借此机会开展边界的民族工作，多了解民族群众的情况，打好群众基础，也可以熟悉地形，为以后建立自己的部队与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
连队同志（特别是二连和三连），自1963年7月左右离开 后方（山口洋）就一直战斗在砂印边界前线，到1966年为止的三年多时间里，几乎完全与在山口洋的领导失去联系。虽然， 那时在新当（Sintang） 的第四连（D 连）是连队的指挥连，叶存厚、杨柱中、黄汉等砂盟的领导干部也参加指挥部工作，但是他们在1963年9月底已离开去担负新的工作，指挥连也解散了。因此，在前线的连队同志完全不知道革命组织，没有收到任何指示，组织文件和学习材料；由于领导上没有交待0的联系手续，所以连队里始终没有建立0的组织关系和过组织生活，也极少进行政治学习。频密的军事活动和战斗，不断面对战友的牺牲（特别是二连的郭楚然和李玛耀两位负责同志），虽然那时大家还能坚持革命理想和保持刚参军时的热情，没有人离队逃跑，但是同志们的思想和生活已逐渐庸俗化了。
东部最初驻军是伞兵（陆军教练团RPKD）又称红帽，大约驻守三个月后由空降兵西里旺宜（Siliwangi三等兵）接防到1964年底左右，后由警察机动部队(Brigade Mobile Indonesia – Brimob)—战斗力较弱接防。致于原西加地方驻军则为Tanjung Pura。西部即第一省边界最初亦是同样的兵种，到后期才有Diponegoro（爪哇来的兵种）。据说此兵种较好些。东部的北加人民军就跟 Brimok 搞统战，西部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就跟 Diponegoro 搞统战。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通过搞统战有搞到一批武器、物质与经济。1963年底，沈友贵和温国鸿去到巴莱加拉岸(Balai Karangan)见到西加司令 Riyakudu，送他一些简单的礼物，跟他交谈，陪他去甘榜走走看看，他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就向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答应了，过后给了我们一万元、4支中型机关枪、轻机枪和步枪近200支、3支手枪，还有许多子弹、手榴弹和地雷。同时还搞到一个小广播电台，也广播了一小段时
间。
黄纪作他们跟印尼的苏巴佐(Suparjo)准将有联络，苏巴佐是跟印共有关系的，又是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他们通过他搞到一百多支史登枪(Sten gun)等武器。
在东部，印尼1965年“9.30”事件后并没有立即停止对我们的支援，我方跟机动警察部队保持良好的关系。这种统战关系一直维持到1966年8月17日之后，印尼从抗马转变为联马才停止。而此时连队（三连与二连）同志亦起义回来，与印尼组成联合部队(TNKU)的统战关系完全结束。
当合法的统战关系不能再维持下去时，东部还是尽可能不要加剧矛盾。初期也没有主动去打他们。我方还是设法向印尼兵进行宣传，比如通过群众带信给他们，讲尽管现在你们政府改变了，但我们不把你们当成主要敌人。我们执行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换句话说，你们不攻打我们，我们当然不会去打你们，因为我们原本是共同反大马的朋友,但若你们要攻打我们，我们只好自卫反击。我们的政策是争取缓和他们的进攻, 使我们赢得时间,准备好囤粮、开辟进国内的路线和其他战备工作。
但由于反动的苏哈托政府极端仇视共产党与人民的正义斗争，对我军采取不断围剿、坚决消灭的措施，加上西部有的革命武装力量采取某些过“左”的政策，加剧敌兵的严重围剿、不断镇压，使我边界武装力量陷入更为艰苦困难的处境。
三、 印尼在军事上对抗马来西亚
东姑阿都拉曼一提出马来西亚计划，就遭到印尼苏加诺政府的反对。印尼认为，这是英国殖民者表面上退出，让位于当地附庸,实际上仍维持其殖民主义利益。这一计划会威胁与损害到这些地区（包括东南亚与印尼）人民的利益。1963年2月11日，印尼外长正式宣布反对大马计划。这种反对，由政治上的对抗，发展到军事上的对抗。
1963年4月12日清晨，一排印尼兵攻打砂拉越第一省边界打必禄，打死几名警员，掀开印尼对抗马来西亚的武装行动。
这一行动之后，一位英军將领被委出任婆罗洲行动总监，并召开砂沙紧急执行委员会会议。当局也迅速增强情报工作，伦敦提供5位军事情报官员（M10）来从事训练情报工作.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也介入配合英国的情报工作。吉隆坡也调来对付马共的前政治部官员和变节的前马共干部。当局还规定，没有获得情报部的允准，禁止开展任何行动。
1968年4月19日，砂拉越政府发出一项命令：立即没收在第一、三省非土著所有的枪支与弹药。反之，发槍支给有些在边界和国内长屋的居民，组织边防部队以对付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与印尼志愿军。
在砂印边界冲突期间，英军采用较先进的窃听器材，截获印军军事活动情报后,曾动用地面部队深入10000码印境内，配合第22特别空军服务团（SAS）对印军进行扫射与轰炸。
在3年4个月的对抗时期，印尼志愿军和正规军主要是在由第一省的山马丹到第5省的林梦的1600公里长边界地带开展战斗，其中主要的战场是在砂拉越的第一、二和三省（后包括第六与七省），而第一省的石隆门一伦乐地区就发生了几场激烈的战斗。第二省的鲁勃安都、板督、巴都林丹、S.Delok（Batang Air河尾）和史拉邦(Selepong)几乎整个二省的砂印边界都发生过军事冲突。拉让江上游的桑Katibas支流S.Bangkit) 和巴雷 (Sg. Balai)的Long查威(Jawi)也发生两场战斗。印尼兵也进攻第4省内陆高原的巴隆昆（第4、5省交界之印尼边界的一个村庄）。第5省也进行了几场战斗。在沙巴的斗湖，也曾发生过一、二场战事。
1963年8月中一次由160多位战士组成的队伍由印尼伞兵突击队带领，在边界Kpg Jelai 起程，目标是到第三省加拿逸，向柯勃特调查团展示砂拉越有自己的反大马人民武装.但后来却在Btg Ai河尾迷了路，不但达不到目的，在一个月行程中，队伍还挨饿整20天。
印尼武装部队除了攻击边界的哨站与警署之外，也深入到加里曼丹的北部境内。印尼飞机还飞进砂拉越的上空，投下传单，印尼兵还把手榴弹置放在桥底下或公园里引爆。
他们还从水路偷运武器入境，武装沿海地区的当地反抗分子。当时主要是供应武器及训练婆罗洲共产党及阿末再迪为首的砂拉越青年阵线的成员以便在砂拉越境内开展武装斗争。
此外， 印尼还在马来亚半岛开辟一条战线， 从1964年到1965年3月25日，苏加诺政府派遣包括马来亚人组成的突击队先后5次企图在柔佛地区登陆，但都没有成功。
在对抗期间，英军（包括辜加兵及澳、纽和其他英联邦部队）共出动了一万名海军突击队等兵种参战，一万名后备军随时准备上阵。这是英国为捍卫尚是殖民地的砂拉越利益而进行的战斗，马来西亚军队只是扮演小配角。印尼也出动了自愿部队和曾参加过西伊利安、西利伯反对荷兰的独立斗争的正规部队……。在3年4个月的对抗中，发生了215次（沙巴则有63次）的驳火或军事攻击，双方都有数百人死伤。
印尼军事行动除在头一年多期间以较强的军种（伞兵投与陆战队）和完整配备进行较大规模密集的进攻外（仅在1964年纠集在砂、沙边界的印军約有12个营） ， 过后就逐渐转弱， 换来较弱和装备较差的警察机动部队(Brimob)与地方军着重防守边界。从抗马的整个过程看，印尼的军事行动还是限制在小型的边境侵犯与袭击上。
对抗战掀开之后，菲律宾的马卡巴加总统也站在苏加诺总统一边，为印尼助威呐喊。不过，9.30政变印尼右派上台后 ，菲就改变了反大马的立场，由对抗变成互相媾和。终于在1966年8月11日，由印尼外长马力克与拉扎克首相在和平条约上签字，宣告对抗的正式结束。
第二节 国际统一战线
砂盟组织的对外统一战线，在非武装斗争时期，主要是通过砂拉越人民联合党，跟星、马和汶莱的左派政党保持了密切的来往。还组成五邦社会主义阵线，共同反对马来西亚，争取北加三邦摆脱殖民地的枷锁，获得自治独立。
1963年，我们越界到印尼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直到1966年中为止，在这几年的对外统一战线主要活动中心是在印尼的椰加达，负责统战的领导人是文铭权、叶存厚和林广民。
叶存厚和林广民在长达三年时间在印尼的椰加达负责国际统战工作，在争取国际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新兴独立国家的援助方面，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在印尼期间，我们负责统战的人员跟阿查哈利和阿末再迪有密切的来往。1963年4月， 在印尼宣布成立北加里曼丹合众国(Negara Kesatuan Kalimantan Utara – NKKU)，阿查哈利任总理，国防部长是阿末再迪，内政部长是文铭权、乡村部长是叶存厚,财政部长是由林广民当任。
在1964年11月中召开的第一次政府会议上决定1965年北加里曼丹3月16－29日,在椰城举行第一届北加人民革命协商委员会。三邦不同民族的代表(汶莱9个、砂拉越22个、沙巴4个)出席了会议。会议也决定成立北加革命联合阵线。北加里曼丹統一邦革命政府总理阿扎哈里就北加里曼丹的革命形势和任务作了詳细的报告.他说, 北加里曼丹人民决心继续進行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出席开幕式的有: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長苏班德里約,他在开幕式上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坚决支持北加里曼丹革命.印尼<<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贺北加里曼丹人民革命第一次协商会议的开幕.社论说,这次会議不仅是北加里曼丹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整个东南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社论说,就象越南和印尼革命一样,北加里曼丹革革是猛烈地摧毁帝国主义堡垒的另一支力量。
1965年4月，许多亚非国家在椰加达举行了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活动，阿查哈利等北加代表团受邀参加活动。在大会上呼吁殖民主义者遵从联大的决议,让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在会议期间，北加代表团会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和一些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及其他亚非国家代表, 并争取他们对北加革命的援助。
1965年5月，我北加代表团也出席在非洲加纳所召开的第4届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会议。
5月尾，北加代表团还访问了中国，副总理陈毅接见了代表团。
同年6月，由文铭权、阿查哈利、叶存厚和林广民组成的北加代表团出席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一项亚非会议。由于该国发生政变，会议开不成。后直到9月我代表团再前往参加同样的会议。
在椰加达的国际外交活动期间，我们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代表，越南民族解放阵线代表等等，都有着密切的来往和合作。
1965年5月中,北加里曼丹代表团出席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結大会.在大会上发訁的共有48个国的代表,北加里曼丹代表团团長赖春说,美国及其盟国的侵略军必须从越南撤出,让越南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事务.他说,不管怎样艰苦困难,不管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怎样進行殘酷的屠杀和采取恐怖手段, 北加里曼丹人民不会停止反对马耒西亚和争取完全的真正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5月12日北加里曼丹代表团发表声明,驳斥了所谓马耒西亚代表团硬说仝新植民主义的任何对抗会加強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的说法。
1965年10月1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請由阿里芬.马哈茂德(Afriff Mohd )率领的北加里曼丹統一邦革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6周年国庆。
9.30政变后不能回返印尼的北加代表团于1966年1月中，参加了拥有82国家和地区参与的第一届亚非拉团结会议。会議通过决議说,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团结,协调和鼓舞亚非拉人民反对以美国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 决議说, 这个组织将有效地支持三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革命斗争,对三大洲解放了的国家的反帝斗争给予坚定和可靠的支持。
1966年6月27日，文铭权以北加作家身份 出席了在北京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有47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代表到达北京.会議通过以下三个议程:一,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解放南方,保卫北方,统一诅国的斗争;二,在亚非人民反对以美国為首的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作家所承担的任务;三,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发展亚非各国人民的民族文化.会议还通过关于北加里曼丹的决议。(附录一)
1967年6月9日,毛主席接见了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的耒自六大洲32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作家和朋友,其中包括有北加里曼丹的代表文銘权。
印尼“9.30事件后”，革命的对外关系的中心转移到中国，北共主席文铭权驻在北京负责这项工作。后来中马建交，80年代中共对国际外交政策作了调整与改变，至此国际统战关系也随之结束。
北加革命40年，除了有得到印尼几年短暂的一些实际物资支援之外，其他国际的支援主要还是道义上的。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日报》
（附录一）:
关于北加里曼丹的决议
会议考虑了北加里曼丹代表的发言以后：
完全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武装斗争，并完全支持北加里曼丹代表为北加里曼丹人民的革命斗争所提出的下列观点：
一、拿起武器向美、英帝国主义和拉赫曼反动傀儡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新殖民主义产物——— “马来西亚”，只有这样做，北加里曼丹人民才能取得真正的民族解放。
二、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和扎根于农村中，特别是放手发动和扎根于十分贫困、迫切要求革命、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各民族农民之中。不在最贫困的各民族农民中扎根，就不可能根据农村包围城市这个伟大的战略思想前进。
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阶级、各民族的力量，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争取到革命力量这一边来。
四、要不断地揭露统治集团的所谓“民主”，只不过是在不损害帝国主义和反动傀儡集团的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利益范围内的“民主”，超出了这个范围，它们就会进行残酷镇压。
五、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因素第一”这个光辉的真理的作用，坚决进行人民战争，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打败所有用最新武器和核牙齿装备起来的帝国主义侵略军。
六、革命战争是人民起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因此，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不自力更生，人民就不能锻炼成为英雄的人民，就不能坚持长期、曲折、艰苦的革命斗争。只有自力更生，才能经得起任何风险，而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