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辛岩•

原编者按：201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9周年纪念日。

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以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力挽乾坤的雄才大略和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华民 族的独立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富强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卓越贡献。然而，在他的身后，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不顾历史事实，借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大做文章，，泼脏 水，泄私愤，极尽诋毁攻击，丑化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混淆了人民群众的视听。也有一些人不辨是非，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在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毛泽东诞辰119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本刊“百年史辨”专栏，特约辛岩同志撰写了《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文，读之有助于澄清史实，明辨是非。并以此纪念伟人华诞。

党的十八大刚刚落幕，毛泽东1 19周年诞辰即将到来，在此之际，我们在回顾党走过的光荣的斗争道路的时候，深切怀念党和国家的这位伟大领袖，怀念他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所建立的不朽的历史功勋。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 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崇高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这种历史地位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以无可置疑的基本事实为依据的，是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共同确认的。

本文主要就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的伟大贡献作一些简要的论述。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基本的历史性课题。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他指出：我们“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 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9页）他把这个“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称作是“第二个革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 216页）他说，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上卷第648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重要的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

1956年4月初，毛泽东即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吴冷西：《十年 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这个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 则，指示了正确的方向。

一是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

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中国的发展所遵循的是“两步走战略”，即首先建立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后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大约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二是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又指出，这 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从而为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他并且明确地说：“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 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

三是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 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这就是说，在一个长时期里，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提出的 这个观点，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

四是提出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

1957年，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五是提出在政治生活中判断是非的标准。

毛泽东在论述两类矛盾的学说时，提出了在政治生活中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坚持这六条标准，是我国的建设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政治保证。我们今天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对这六条标准的继承和发展。

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命题，指出要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 工作，并且“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主张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中小企业、洋法生产和 土法生产等一系列的“同时并举”即“两 条腿走路”的方针；阐明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探索，提出了若干重要思想（如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极性；主张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主张试办托拉斯；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等）。

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 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主张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中国“变 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主张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让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 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提出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要求处理好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设想（如国家主席的任期不得超 过两届、党代表实行常任制等）。

在文化建设方面：指明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提出“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 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 先进水平；提出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历史任务。

在国防建设方面：指明国防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任务；主张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

毛泽东十分重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高度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要求采取坚决措施加以防止和纠正。他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 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为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且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 等待人，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坚决反对共产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 象；必须切实解决好“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和阐明的这些富于独创性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基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毛泽东等在探索中取得的积极成果，已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继承，成了这个理论体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胡锦涛同志讲过：“我们党能够在新 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胡锦涛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 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07年12月17日）习近平同志也讲过：“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在艰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 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2008年4月1日）

总之，毛泽东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顶住来自外部的各种影响和压力，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索。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 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记载在党和国家的史册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0年修订版）》第264页）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7年间，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他是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进行探索的，他又直接把在探索中取得的成果应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时间里，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奋斗。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大 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过两次严重的挫折；但是整个说来，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依靠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依靠全党同志、广大干部和 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当时，毛泽东曾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 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许多重要工业产品主要 依赖进口。

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地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 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 到“四五”时期，累计达4956.43亿元。在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有明显的进展。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国防力 量，而且改善了工业布局。

在毛泽东生前，中国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同时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 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还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有力地显示了中国在科技方面整体 实力的增强和在若干尖端科技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这不仅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有效地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 发言权。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正是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成就。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增强国防力量和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条件，而且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为中国与外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平等的原则下发展经济往来创造了前提。

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

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 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 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

从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来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猪牛羊肉2—3，化学纤维26—7，布3—1，煤5—3，原油 23—8，发电量13—7，钢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保持不变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 量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随着建设事业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这就是说，全国总人口增 加了近4亿人，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这4亿人，而且还在总人口大大增加的情况下使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了近200斤。这确实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 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 地成长起来。

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普遍建立了县、区（社）两级医疗卫生机构，60年代又在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建立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解放前，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为25‰，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仅35岁。这个时期，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居民 平均寿命随之显著延长。1975年男性提高到65. 34岁，女性提高到67. 08岁。中国人不再被讥笑为“东亚病夫”了。

在毛泽东领导时期，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邓小平在1979年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己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 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这 些进步，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取得的，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初步的、但又是有力的显示。

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一些公正的西方人士也是承认的。比如，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就说过：毛泽东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 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获得的”。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 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 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243页）

毛泽东领导时期取得的这些进步，不仅在当时已经使中国极度贫弱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而且为中国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1998年2 月26日，即毛泽东诞辰105周年的那一天，当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在美国任教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中国在改革前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为其市场 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1979年前在扩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和实行土地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改革后更加成功成 为可能。”他说，中国在进行市场改革时，得益于受教育的人口和深入到农村地区的医疗保健制度。中国的改革后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早些时候中国的改革前 政策。（《参考要闻》）1998年12月27日）这个认识，是很有见地的，是符合实际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严峻任务。毛泽东始终是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光荣旗帜。他提出了正确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工作的方针。

毛泽东主张，新中国必须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同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他强调，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 许的。（毛泽东，1964年1月同法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根据这样的原则，他曾经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的战略眼光和非凡的革命胆识，果断地处理了一 系列复杂问题。

1950年，当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派海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毅然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 朝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给了帝国主义者以必要的教训，使它们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显露出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意图。毛泽东当即严词予以拒绝。 之后，他更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同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努力捍卫民族独立、国家安全和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这是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国际 战略和对外工作方针所要达成的根本目标。为此，他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 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积极发展同各国、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他主张，新中国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加强团结和 合作；要把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后来，他把这些国家称作第二中间地带，而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称作第一 中间地带），争取同它们发展关系；对于美国，在反对它对中国的威胁同时，也要争取同它和平共处。毛泽东在晚年也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帝国 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

正是在毛泽东领导的时期，新中国与同自己接壤或临近的多个亚洲国家，如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妥善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坚决地支持了 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对于当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国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正是在毛泽东领导的时期，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1972年，中美关系正 常化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中国与日本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西方国家出现了同新中国建交的热潮。中国的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 已经有111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并不是要闭关锁国，走自我孤立的道路。毛泽东提出，应当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他强调必须 建立的自主的民族经济，必须自己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独立地决定经济建设的方针；等等。同时他又明确地讲过，“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毛泽东文 集》第8卷第71页）他主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分析地借鉴外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并且有条件地利用国外的资金；等等。还在新中国 成立之前，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曾经设想，独立的新中国可以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接受外国投资。由于美国纠集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企图在经济上扼 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这个设想在当时没有实现。（《当代中国外交》第19-20页）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 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即使 如此，经过努力，我们还是在若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就从西方国家引进过若干先进技术设备。1973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 批准从西方国家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随后即付诸实施。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这个时期，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的国际交往日益扩大，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 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并促进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同时，也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 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时，邓小平讲过：“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 志的功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

毛泽东是一个世界性的伟人。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胡锦涛同志满怀崇敬和自豪的心情说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胡锦涛：《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3年12月26日）这些话，表达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共同感受。

当然，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一样，毛泽东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 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主张割断历史。邓小平反复强调：“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 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这个旗帜，实际上就 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298、334页）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7期，摘自2012年底12期《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