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索路:第三章(上)

来源:犀乡资讯网    发布于 2016-05-23 00:00   作者:editor3

第三章:开展各条战线工作
第一节 学运工作的开展
一、学运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
二、“10.29”罢课
三、“3.30”罢课
四、全面开展学生工作
第二节 农运工作的发展
第三节 工运的发展
第四节 民族工作的开展
第五节 公开统一战线——砂罗越人民联合党
第六节 出版与宣传工作

第三章

开展各条战线工作
英国殖民当局为了保护它本身的殖民利益,以及其反动本质决定了它不会允许高举革命旗帜的砂盟的存在和活动。同时由于英国当局又标榜“自由”、“民主”,而且善于耍圆滑的统治手段,因此表面上不得不装扮出一点“自由”、“民主”的样子,给殖民地人民一些公开政治活动的空间。根据这种情况,砂盟要实现自己崇高的革命目标,可以利用有限的“民主”和“自由”,但必须巧妙的采取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形式去开展各条战线的工作。

为此,砂盟从1957年至1963年先后提出了三项革命工作总方针,保证了砂盟的工作能延着正确方向前进,并取得各项工作的成绩。

第一项:“从搞学运着手,培养干部,逐渐扩展到社会运动(工运和农运)方面去,从而推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二项:“突破公开工作一环,带动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从而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壮大和巩固革命组织的力量,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

第三项:“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准备和适当开展武装斗争。”

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这三项革命工作的总方针是有效的推动各条战线工作的开展,并有力的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

第一节 学运工作的开展

一、 学运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

学生有文化,年青又有活力,他们较积极、较少保守思想、较容易接受新事物,行动自由,少经济负担,因此如果接受了革命思想,就比较易于成为革命的活动分子,就比较易于培养成为革命干部,成为革命思想的启蒙者、传播者和实践者。砂拉越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是从学生中培养的。砂拉越早期比较具规模和有影响力的革命活动,也多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学运为革命的各条战线,培养和输送最多的干部。固然,学生也有其弱点的一面,例如,年少人生经验不足,不够成熟,容易动摇等。

二、“10.29”罢课

1951年10月29日,古晋中华中学爆发了砂罗越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学生罢课斗争。(附录一)“10.29”罢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斗争高涨,特别是受中国人民解放的胜利鼓舞,和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爆发的进步的学生运动。

“10.29”罢课前,学生们通过学生会出版的刊物宣传进步思想,开展进步的文娱活动等。学生们的这些活动遭到当时英帝的代理人张俊校长的干涉和压制,因而导致学生的反抗。

1951年10月29日,一批学生代表到校长室抗议校长压制学生,与校长进行激烈的争论。校长却通知警察到校干涉,警方悍然动用催泪弹驱散学生,于是一场反对张俊校长执行殖民教育政策的罢课斗争,在丘立本、黄锦茂及郑祝聪的领导下终於爆发了。

罢课期间,有的学生下乡去做宣传,有的参加古晋青年社的活动。英殖民当局却强蛮地提控学生代表,在反动法庭上定罪罚款。学生代表之一,蔡高文在筹墓罚款的奔走过程中,不幸遇车祸身亡。因此广大学生、社会人士以及部份正义的老师,为了表示对蔡高文同学的敬仰和对英殖民当局的不满与抗议,纷纷参加出殡行列。送殡队伍,肃穆哀痛,队伍前面高举蔡高文遗相,手拿花圈和挽联,个个手臂挂黑纱,正气凛然,浩浩荡荡。

英殖民当局为了结束这场罢课,采取了种种阴谋手段,最后派出教育官徐耀东出任中中校长,对学生实行重新登记的手段,回校登记的学生准予继续上学,不回校登记的学生则当自动退学论,以此分裂学生队伍。因此部分不回登记的同学失学或者去中国继续升学。一场轰轰烈烈的罢课,就此以失败告终。

“10.29”,学生罢课斗争主要由于策略方面犯上轻敌过左,不够重视争取更多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而告失败,并产生一些消极影响。然而,“10.29”也宣扬了革命思想,培养和锻炼了革命干部,播下革命火种,获得了斗争经验。

三、“3.30”罢课

“10.29”学生罢课斗争失败后,大部分学生产生消极思想,有的去了中国,坚持继续斗争的只有少数学生。1953年砂垃越解放同盟成立后,就更加有计划的领导和推动古晋中中的学生工作;一方面组织学生积极分子进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在学生积极分子中吸收盟员。经过一年多的积极工作,盟在学生工作中有了一定的基础。

1955年3月30日,古晋中中学生爆发罢课前,当时的初中二年级下乙班的学生,对几何教师蔡永棋的教学法很不满,屡次向学校当局提出改善教学法或更换教师,都没得到解决,反而下令开除该班学生代表张本仁、庄金明和王祚英(其他老师不同意,后来黄中廑校长擅自将学生代表记大过2次)。该班全体学生被迫于1955年3月某日到学校办公室前广场静坐抗议。同时高中学生为了支持初二下乙班学生,由黄纪作代表召集全校各班学生代表开会,并选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为代表,向学校当局提出学生们的要求,要求收回成命。学校当局不但没有接受学生的正当要求,反而宣布开除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等18名学生代表团成员,於是一场大罢课于3月30日爆发了。

“3.30”罢课爆发前几天,砂盟在古晋七哩-农民群众家召开全校学生积极份子进行罢课前的动员大会。罢课-开始,全校约七百名学生的绝大部分都参加这场斗争。当时教师也采取一致行动,宣布罢教三天。

罢课期间,学生们坚持在同学家里上课;由高班同学教低班同学,不但讲解学校课本,还上政治课,有时还开展文娱和体育活动,以及有组织的去农村宣传群众。

罢课期间,砂盟还组织了公开和秘密的领导小组:公开方面以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负责争取家长和社会人士;秘密方面以杨柱中、黄纪晓、洪楚廷、蔡珠娥和陈金美,专门负责对各班学生的团结和协调。

由于砂盟领导罢课采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正确策略,加上有利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大多数学生的积极参予。经过约三个月的坚持斗争,学校当局被迫接受学生的要求;校长被解雇,全体同学无条件复课,罢课斗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3.30”罢课的辉煌胜利,不但极大地促进了古晋中中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也推动了砂拉越各主要华文中学学生运动的发展,促成了后来学生们的广泛开展的反对不合理教育法令和维护华文教育的斗争,还为砂拉越的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干部。(附录二)

四、 全面开展学生工作

砂拉越解放同盟利用学生的优点和特点,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学生,不但是正确的,也获得了成功。首先在组织上采取了有效措施,从中央到省的工作领导組到以下各级的单位,一般上都明确指定专人负责学运工作,而且每所学校,甚至每个班,凡具备条件的都成立核心领导小组。工作形式方面采用秘密和公开,非法和合法相结合。秘密形式多以个别联系和小组学习,有时也会采取十几二十人的大组学习的形式,学习内容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一般革命理论,以及形势、政策和思想修养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工作锻炼,符合条件的学生,皆被吸收为砂拉越先进青年会的会员。有的地区还组织秘密的学生会,吸收学生为会员,并出版供学生及青少年阅读的地下刊物,诸如《学生报》、《少先报》等。

在学生工作方面,除了采取秘密形式,同时也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例如组织野外旅行,开展文娱活动和演出,组织篮球队和各种体育活动,进行义务补习和义务劳动,有时还下农村或到工厂去访问和宣传,等等。学生们还积极参加由砂盟发动的一系列反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诸如“十年改制计划”、“麦米伦教育报告书”等等的斗争。

当时,由于社会环境比较单纯,生活内容比较单调,加上当时国际革命形势高涨,所以学生比较容易接近和接受革命组织的影响。

当时的学生工作主要是在华校中进行,只有少数英校生涉及。学运高潮时,有的华文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参与学习小组和集体活动,有的地区的学生工作还发展到一些华文小学,一些小学生也被组织起来。

50年代於第一省学生所开展的斗争,也影响、鼓舞与带动了其他省份与地区的学生斗争。在美里的中华中学、泗里街的华侨中学、诗巫的卫理中学、中华中学、圣心中学华文部(初中),为了反对殖民文化政策,保卫华文教育,都曾先后开展过罢课或学潮,在砂拉越掀起了一场广泛的学生斗争浪潮。

当年学运工作有不够重视(主要还是能力的局限)非华教学生工作的偏差,因此当年非华校生参加革命的人数非常少。

总之,砂盟的学运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学生为砂拉越的革命运动、为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斗争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节 农运工作的开展

二十世纪50年代,砂罗越农民占人口的百份之八十五以上,而且居住在最广大的地区,因此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村是革命的重要阵地。可以说砂拉越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是农村问题。

为了区分华族工作和其他民族的工作,把其他民族的工作统称为民族工作。本节说的农运仅是华族农运,而其他民族的农运工作则列入民族工作篇。

华族农运工作,早在1951年“10.29”罢课斗争时期就开展了。接着进步教师会也派左倾教师到农村去执教,并开展农运。砂盟成立后,就更加有计划的、积极的开展华族农村工作。大批进步学生,在假期或假日,被派到农村去进行义务劳动,开展体育活动,或者进行政治宣传,等等。从此,农村开始活跃起来,农民开始关心政治,这为后来人联党的成立准备了不可或缺的群众条件和基础。

1959年当时砂盟的公开外围组织,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成立时,大批砂盟影响下的农民加入人联党,大大的壮大了人联党的力量。砂盟利用公开政党的活动,进一步大力推动农运的发展。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砂拉越第一、二、三省的华族农村群众大部分都被发动起来,参加人联党的活动和反大马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农运高潮时,不少的坡和村都组织坡委会和村委
会,并带领坡众和村民投入到各种政治斗争中去。

1961年,砂盟为了进一步推动农运的发展,曾发动农民向英殖民当局申请注册公开的农民协会却被拒绝。于是盟于1962年6月18日成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并吸收了万多名农民入会,其中包括少部份的伊班族和比达友族会员。那时几乎所有华族农村都有革命活动,有的村绝大部分农户都参加或支持革命,后来不少农民群众还参加军训。那时,华族农村真是革命的天下。与此同时, 还出版了专供农民阅读的地下刊物《农民报》和《劳动报》。

农民群众的广泛参加争取自治独立的反殖斗争,不但推动了斗争的发展和走向高潮,也为后来英殖民当局进行白色恐怖疯狂镇压城市革命力量时,大批革命干部才能得以转入农村保存。同样的,后来的武装斗争得以胜利发动和开展,这跟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与息息相关。

武装斗争时期,革命武装部队主要活动在农村,农村不但是革命的主要阵地,也是主要的战场。

农民在为砂拉越的革命,为反帝反殖争取砂拉越独立运动做出伟大而光荣的贡献,同时由于殖民主义和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农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第三节 工运的开展

工人是劳动阶级,是遭受最严重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因此最具革命性和坚定性,尤其是年青工人,更易接受新思想。由于他们多数集中在城镇地区,比较容易发动,因而是革命的重要动力。

20世纪50、60年代,砂拉越的工业非常落后,唯一(的)比较现代化的工业是美里油田。当时美里油田工人也不多,其他工人如建筑工人、码头工人、各业店员和职员、运输工人、海员、杂工、家庭手工业者、书记、职员以及农村中的长短工,等等。当时的伐木工人和板厂工人也不多。总之,砂拉越工人人数不多,工人阶级队伍非常弱小。

尽管如此,砂盟还是十分重视对工人的发动和组织工作。盟在有些领导机关中还设立工运部门,专门负责领导工运工作。那时第一省的工运初由蔡炳新后是由盟中委林和贵负责推动的。

工运是盟较早开展的工作, 它把从学运中培养的干部派去开展工运,有的干部秘密的深入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有的直接进入一些工会帮助整顿会务和推动会务,例如古晋华商职员联合会(后改为古晋职工联合会)、古晋码头工友联合会、古晋建筑工友联合会和古晋巴士工友联合会,创办义务学校等等。在砂盟的推动下,不但成立了一些新的工会,而且各地原有什少活动的工会,开始积极活动起来。当工运蓬勃发展时,有几千名的各业工人被组织起来,既使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也普遍同情支持反殖反帝斗争。当工运发展到高潮时,工人要求组织砂拉越总工会,以便统一所有工会,但遭到英殖民政府拒绝。

在第一省工会的带动之下,诗巫、泗里街和美里等城市也纷纷组织各行业工会。在诗巫方面,1956年诗巫各业职工会成立后,工运便开始发展起来。1959年,第三省十大工团第一次联合庆祝“5.1”劳动节。1960年,各工团还提出组织第三省职工总会以及工团义务夜校的提案。

当年工运活动主要形式有开展文娱和体育活动,组织义务劳动队,帮助工友搬家、修屋和办丧事等,还有与资方谈判争取和改善工人工作条件,举办各种庆祝会,诸如“5.1”劳动节和“3.8”妇女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盟的领导和推动下,於1959年成功的创办了古晋工团义务夜校和石角分校,两校共有学生超过一千人。工团义务夜校不但使得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工人有机会重新学习文化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而且振奋工人精神,在团结工人和推动工运都起积极的作用。

工运的开展有力的推动和配合了社会各项活动和反帝反殖运动,没有工运的开展,相信1959年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的建立是不容易的。工运也培养一批干部和积极分子,支援农运、民族工作、政党工作和武装斗争。

第四节 民族工作的开展

砂拉越是多元民族之邦,除了华族外,伊班族、比达友族、马来族、马兰诺族、加央族、肯雅族,普南族,等等,占人口的大多数,又居住在最广大的、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因此砂拉越革命的主要问题是民族问题,是民族农民问题。由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任何单一民族要解决砂拉越革命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发挥最大的斗争力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砂拉越的革命问题,砂拉越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华族,然而我们的革命目标是解放砂拉越的各民族,是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是不分种族的,我们以实际行动,最忠实而坚定的为这一崇高的宗旨而奋斗。

砂盟向来就非常重视开展民族工作,并把它看作关系革命兴衰存亡的首要问题。早在1958年,砂盟中央就成立了以中央委员文铭权为首的包括黄纪作、叶存厚和雷皓莹四人组成的(。)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民族工作。当年黄纪作、雷皓莹等几个人还走了几天到第一省印尼边界一带,沿途对达雅民族状况进行了一般调查与了解。1963年进入武装斗争时盟还制订了“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的革命工作总方针。

由于历史原因,加上英殖民主义者长期实行“分而治之”的阴险政策的结果,使得达雅等民族不但经济和文化极端落后,而且使得各民族之间产生隔阂,甚至导致民族之间呈现紧张的局面,因而使得民族问题显得格外复杂,民族工作道路格外艰巨和曲折。
为了开展民族工作,盟采用秘密和公开两种形式。首先采用秘密的工作形式而且从深入的民族地区开始。这样做除了为将来的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外,也同时为一旦革命遭到镇压时的退路做准备。

1959年盟开始挑选和训练民族工作干部。训练内容包括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民族语言以及生活技能学习,包括学习割树胶、理发、修手表和普通医疗等。

1959年,由郭伟忠领导的第二届盟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派其领导成员之一的刘子金去领导第四省民族工作。之后有10多位同志接受了这项任务,其中张伟淼、张子游和蔡慧珠等去开展巴南河支流丁渣一带工作;庄金明、沈耀辉、张雪梅等在巴南河另一支流杜多河一带工作。稍后,彭庚长、林振基与张燕辉去第五省开展工作。1965年后,随着民族工作干部被捕,工作就停顿下来。

1959年,盟还秘密的派出民族工作干部开展第一省的秘密民族工作,先后有20几位民族干部,到古晋县的安拔梯头和巴打旺,西连县的打必禄和打马庚,下砂隆县的实文然以及石隆门和伦乐县等地区的长屋去开展那里的达雅族工作。

1959年,第一批民族工作干部在邱亚陶的领导下,从第一省来到第三省,与第三省的民族干部结合,先后有20多位民族干部被派到加帛县的巴厘河尾,桑地区的乌鲁卡地巴斯,以及如楼、民丹和泗里街等地,也有少数派往混合区开展伊班民族工作。     1963年后,许多民族干部在加帛、桑、泗里街以及如楼等地相继被捕,使民族干部力量遭到一次较大的削弱,同时内部也出现分化淘汰。从1964年至1967年,拉让江地区的秘密民族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的状态,只有Sg.Jin,Ng DAP 和Sg.Ngemah等极少数地区有继续坚持工作。至到1968年,武装斗争开始向上发展时期,民族工作也逐渐开始向上发展。

1961年也有约20位民族工作干部被秘密的派到第二省的乌鲁英吉利里、乌鲁巴丹艾、乌鲁丰洛等地区开展伊班民族工作。

当年的民族工作干部对伊班族、比达友族或加央族大都只有理论上的一些认识,绝大部分民族工作干部的民族语言初时不会听,也不会讲。然而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却毅然离开那从未离开过的家乡,到那完全陌生的深山老林,不少同志由于水土不服而生病,还有个别同志病逝长屋。

为了不暴露身份和政治目的,到长屋去的民族工作干部多以到长屋找职业为藉口,而多数同志是从事割树胶,有少数以做生意为掩饰。有的同志就住在长屋,有的住在群众树胶芭的茅屋。平时除了割树胶,就尽量多跟群众一起学语言,帮群众做些家务或者义务劳动等,以便跟群众打好关系,争取在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后来有的同志还给土著群众做义子,个别同志还娶土著女子为妻。

为了和土著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跟群众生活一起时要表现得越土著化越好,用手抓饭吃不必说,就连土著用腐烂的鱼或肉类制成的又黑又臭的一种叫“如骨”的,也硬着头皮照吃。有个别同志始终不适应那种生活环境,而反复生病,不得不安排撤回华区工作。

虽然在秘密民族工作方面开展的时间不长,而且大部分地区不能进行有力的政治宣传和教育,然而也提高了部分民族群众的政治认识及搞好民族团结,还培养少数土著本身的干部,也加深了我们对民族问题的了解,为公开政党工作的发展,以及后来武装斗争的开展,创设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配合民族工作,第一省还先后出版《拉让江战斗报》和《民族呼声》,第三省也出版伊班文的《农民报》,以及一些伊班文的宣传册子和传单,对民族工作干部和民族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

在组织工作方面,非武装时期我们利用地下农会吸收伊班农民入会,在长屋建立长屋委员会,或者采取个别联系方式。在武装斗争时期我们曾经组织伊班兄弟党(仁达党)(附录三)。但沒有正式組织起来,和利用这个組织开展伊班工作。

在公开民族工作方面,砂盟充分的利用公开政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大力开展民族工作。通过人联党不但对民族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还把民族群众组织起来,并发动他们参加争取自治独立的斗争。公开民族工作高潮时,不但人联党中央有土著参予领导工作,各地方党的支分部也多有土著参于领导工作,平时不但有能力发动几百名土著群众参于政治集会,也多次动员过上千土著群众参于大规模的政治集会。

尤其是通过公开形式的民族工作的开展,不但掀起了砂拉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民族团结共同斗争的反帝反殖运动高潮,而且各土著民族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一次飞跃性的提高。英殖民当局长期阴谋制造的民族猜疑和隔阂,有获得改善,呈现出各民族团结共同斗争的令人鼓舞的美好局面。公开民族工作的大力开展,所取得的明显成绩,也为后来的革命武装斗争夯实了一定的可靠的群众基础。

纵观世界历史和现实,举凡多元民族的国家,尤其是几个民族人口均衡的国度,呈现出的民族问题都格外复杂,特别难解决。尤其是殖民地国家,由于殖民主义者非常善于应用“分而治之”的毒辣手段,实行阴险的民族分裂政策,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之间仇恨和冲突。

正因为上述原因,在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开展民族工作时,尤其是武装斗争时期,我们在开展民族工作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牺牲了数以百计的优秀干部和战士,我们的民族工作最终与革命武装斗争同样遭到挫折,这充分体现了民族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值得欣慰的是,在大批堪称是砂拉越人民优秀儿女的民族干部的不惜流血流汗,历尽千辛万苦前仆后继的奋斗下,我们的民族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织:一、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了伊班社会,更实际更完整的制定了民族工作的政策和策略;二、对伊班群众产生了一定的革命影响,前所未有的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三、更好地推动了武装斗争的发展,并为武装斗争的长期坚持提供了条件;四、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民族离间政策,促进了民族团结;五、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华区的工作与斗争。六、动员了极少数伊班族、达雅族和普南族参军,还有少数民族战士为武装斗争光荣牺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期的斗争中,培养了一位具有优良政治觉悟和思想品质的伊班领袖——乌榜(Ubong),他参加民族工作和武装斗争长达二十几年。这是伊班民族也是我们民族工作者的光荣与骄傲。

早期的工作主要犯上“左”的错误:一方面,干部刚从学运出来,各方面水平都很低,又不懂民族语言,生活技能差的干部同志派到那遥远的穷乡辟壤,由他们自力更生解决所面对的种种问题。远离领导和组织,是难于坚持的;另一方面是到那里很快引起敌特注意,很快暴露而被捕。因此,在这个时期派去开展民族工作的同志大部分无法長期坚持,成绩也不大。

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对马来族工作不够重视,这是过去在民族工作中的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尽管我们的斗争未成功,民族工作未达到目的,但我们民族工作者的光辉形象却留在人民的心坎里,特别是留在伊班民族的心坎里。

第五节 公开统一战线–砂拉越人民联合党

尽管在砂盟的有力领导和推动下,砂拉越的学运、农运以及工运等各方面工作都有不断发展,盟也得到发展壮大,砂拉越的革命运动已创造了一定的基础和动力。然而砂拉越的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政治斗争与当时亚、非、拉人民已经掀起的反帝反殖斗争热潮相比,还显得落后,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包括华族农民)还普遍的不关心政治和害怕政治。

怎样打破这种局面?砂盟认为,不应仅仅限于主要采取秘密形式动员和组织学生、农民和工人,而应进一步采取各种有效的形式发动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各民族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份子等,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有组成这样的统一战线,并且利用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去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同时,在当时50年代末,在世界人民尤其是东南亚人民反对殖民统治斗争的浪潮冲击下,宗主国不得不许诺在条件具备时让殖民地人民自治独立。在这种有利时机与条件下,在砂拉越出现了成立公开政党进行议会斗争的可能。在文铭权和黄纪作具体领导和积极推动下争取同资产阶级人士一道筹建公开政党。终于在1959年6月4日组成了公开统一战线组织— —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SUPPSarawakUnited People’s Party ),这也是砂拉越第一个公开政党的成立。

实践证明,砂盟的这一“突破公开工作一环,带动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壮大和巩固革命组织的力量”的方针不但是正确的,而且也取得了成功。为了执行这-方针,盟的主要领导人文铭权和黄纪作亲自加入参与领导人民联合党。文铭权还担任党中央的宣教秘书,黄纪作出任党中央的助理秘书负责主持党的日常工作,其余中央常委的成员也大多数是倾向砂盟政策的人士,因此砂盟对人联党可以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几乎完全控制了党的基层组织和整个党。

在砂盟的积极推动和秘密配合下,人联党的组织发展十分迅速,砂拉越各地很快的都成立了人联党的支分部。盟在各地的干部和活动分子也多加入人联党,担任各支、分部的重要职务,诸如秘书,组织秘书,宣教秘书,以及执行秘书和受薪职员等等,其他如主席和副主席等,也多由开明人士担任。因此,在砂盟的地下组织和地下干部的积极配合下,最初几年,砂盟能充分利用人联党公开合法活动的有利条件,有效的开展各方面的工作,诸如通过创办人联党报或者印发传单等,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教育和号召,公开举办各种形式的政治集会和干部培训班,还可以公开的去争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通过人联党大力的开展伊班族和其他民族工作,以及广泛的开展华族农村工作,取得了凸显的成绩。从此,砂拉越人民不关心政治和害怕政治的局面被打破了。人联党发展到高峰时,华族的大部分都积极支持人联党,同时也得到相当部分的伊班和少部份马来族和加央等少数民族的积极支持。人联党从成立以来,仅在3年多的短时间,就发展壮大成为砂拉越最强大、组织最好、最具代表性、最有群众基础的各民族政治联盟。在几次重要的议会选举中(包括市议会、省议会和立法议会)人联党都取得好成绩,获得民选议员的大多数席位,在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文铭权本人也曾先后被选为古晋市议员和第一省的议员。毫无疑问,假如当时英国殖民统治当局按其对砂拉越人民的承诺举行公平的议会选举的话,人联党一定会获得议会中的绝大多数而成为执政党。人联党仅成立5年(1959年-1964年)党员由发起时20多人发展到50,000多人,支分部也发展到50多个。可以说,盟领导的公开的各民族各阶级组成的反帝反殖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并有力的推动了砂拉越反殖反帝运动的蓬勃发展。

由于砂盟不但利用公开合法政党去发动和宣传群众,同时它也非常重视对群众进行组织和教育工作,尤其重视发掘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特别的教育,将之培养成为有较高政治思想觉悟的盟的干部。因此,盟不但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发展,还壮大和巩固了盟自身的组织,为后来发动武装斗争创设了有利条件。

砂盟除了直接利用人民联合党做为最主要的统一战线组织外,同时还直接或间接的利用社会上的其他团体,诸如工会、社团和文教团体等进行统战工作。

随着公开合法政治斗争的蓬勃发展,特别是1962年 “12.8”事件后,英马统治集团加紧逮捕镇压造成我公开干部的严重削弱,从而严重影响我们公开统一战线工作。武装斗争时期,也由于敌人的不断镇压,党的领导和主要干部都集中在部队,因而公开合法统一战线力量很弱。

第六节 出版与宣传

在革命斗争中,只有不断的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才能推动群众运动的不断发展壮大,才有较为牢固的群众运动基础。要提高群众和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出版刊物进行宣传教育,也是一种好的形式和办法。

要唤醒与动员广大群众起来为民族解放、为自身利益而斗争,必须首先进行政治宣传,制造革命舆论。我们的盟主席文铭权,他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初期,就充分重视和紧抓住这一重要环节。早在1957年8月1日,他便紧抓在古晋出版的公开进步报纸——《新闻报》的编辑工作,通过《新闻报》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和一切反人民的政策、措施,从而唤醒广大人民为正义、为自由、为自身利益而同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它也是人民的喉舌,它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它反映人民的呼声,道出人民的心声,为争取和捍卫人民自身利益而斗争;它又是同世界人民联系的纽带。它把本国统治集团的一切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行径向外揭露,也把广大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向社会报导;它也把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动态和事迹介绍给本国人民,提高人民的视野与见闻,激发人民的斗志。这样,在思想意识上,把我们北加革命人民的斗争,同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新闻报》每天发行几千份,遍及砂拉越5个省份,也发行到邻国,在早期,它成了在砂拉越的进步人士中最享有声誉和最喜闻乐见的一份好报纸。办《新闻报》对唤醒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对革命组织建设和公开统一战线工作,都起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作用。

砂盟还通过其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联合党,于1960年1月15日创办了用中、英、伊、巫四种文字出版的该党机关报《团结报》。1961年9月第一省职工总会还出版了《响导报》。

砂盟团结左翼民主人士于1960年4月25日在诗巫出版了以进步姿态出现的日报《民众报》, 以及又于1961年2月11日在美里创办了《砂民日报》。

除了公开报刊之外,盟成立后,首先创办了秘密的机关刊物《民主》(1954-1959年),后来改为《民族独立》对盟员和0(?)员进行教育。

砂盟的各省级单位机关,也都创办各自的秘密刊物,以及因时因地,根据需要翻印各种革命书籍和印发传单,以及各种小册子等,对内部成员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第一省地下创办了省委机关报— — 《工农报》和供干部学习的、6”x 4 ½”开本、用航空蓝纸写的、封面用黄皮纸装订的《学习报》。除外,第一省还出版了农会的《劳动报》和北盟的《解放报》。后期还出版发行《新闻简报》、《战斗级》与《号角报》。

黄纪作在第二省边界时也出版过《朝阳》。

在第三省方面,早在1961年5月1日地下组织就创办了砂拉越先进青年会的《群众报》(1977年9月19日停刊,共出版113期),后为《人民军报》(共出版30期)所取代。1964年在国内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时期,在泗里街还出版了三期的《号角报》。还有供干部的读物——《挺进报》;农会会员的读物——《农民报》;北盟盟员的读物——《解放之声》;1970年在诗巫市出版的学生联合会会员的读物——《学生报》;1970年在诗巫市出版少儿的读物——《少先报》;后期出版的党员干部的读物——《红星》(从1977年至89年共出17期)以及华区民运单位出版的《尖刀报》(从1979年2月出第1期到1989年12月出第13期为止)。

第四省地下后期出版过《黎明》和《曙光》。在后期,在第四省的北加人民军东北突击队,还出版了五期供内部阅读的《挺进报》。

到印尼去准备武装斗争之后,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出版有《不灭火种》;在第一、二省民族区开展民族工作时,有出版伊班文的《拉让江战报》和《民族呼声》(Suara Bansa)等。武装斗争时期,各个部队单位也都出版过各种刊物,甚至连在古晋六哩集中营内坚持斗争的地下组织,也创办过《铁窗烈火》。

砂盟还注意争取通过书店,引进一些左倾和革命的书籍。

总之,砂盟创办的秘密和公开的刊物和报纸,对提高砂拉越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起了很大作用,对砂拉越的革命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