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如何崛起

在632年-732年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曾经渺小软弱的阿拉伯民族迅速崛起，征服了萨珊波斯帝国，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整个中东和大半个小亚细亚，名义上，这个新帝国的统治范围一直延伸覆盖了整个北非地区。

罗马人曾经在叙利亚修筑长城，保护这个罗马的行省免遭好战阿拉伯部族的攻击，但他们也认为，一个来自沙漠、贫穷而保持游牧习惯的民族并不能带来什么实际威胁，毕竟阿拉伯人没有真正的定居点，人口有限而且没有任何建立后勤系统的能力。然而转眼到了8世纪中期，正是这些阿拉伯人建立的政权迅速崛起，建立了一个领土面积超过古罗马、地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

所谓的“阿拉伯大征服”是两个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由于之前曾经和拜占庭人有接触，阿拉伯人从拜占庭帝国借用、抢劫来武器和盔甲加以改进，并通过学习拜占庭军队的组织架构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继承原罗马帝国一部分省份的萨珊波斯帝国和西哥特蛮族部落后裔，在阿拉伯人兴起的年代已经衰弱不堪，客观上也成了阿拉伯征服的催化剂。

人们常常会忘记，8-10世纪伊斯兰势力的崛起，事实上体现了一种对波斯和欧洲人入侵所占领土地的“再征服活动”。尽管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北非的统治可以追溯到这之前的700多年，当地人在宗教、语言、文化等方面却仍旧保持了本土特色，而其数量远远超过那些移居来的欧洲人以及本土的西方化精英阶层。而伊斯兰征服者的到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一扫而空。

在罗马帝国曾经的亚洲和非洲行省纷纷回复到东方的宗教和政体形式之后，只有欧洲部分的罗马领土得以在南方和东方的伊斯兰势力的两面夹击中幸存下来。然而，对于欧洲中部——阿拉伯编年史作者们称之为“伟大的土地”的征服活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理解，由于伊斯兰军队缺乏重装步兵的传统，没有冲击战术和公民军队，同时也缺乏建立复杂的补给运输体系的能力，因此直到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之前，伊斯兰势力都缺乏威胁欧洲的能力。

好战的伊斯兰教信仰

其他帝国的衰败破落、从拜占庭借鉴来的军事装备和组织架构、一个亚洲王国在亚洲所具备的天然使命，即便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似乎也不能够完全解释神奇的伊斯兰征服是如何发生的。阿拉伯人的胜利，部分也由于他们新建立的宗教所具备的特性，而宗教热忱能够激励那些游牧民勇猛地战斗。对于伊斯兰教徒而言，战争和信仰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根据伊斯兰文化中神圣的教条所说，杀死异教徒、劫掠基督教城市的信众死后将会进入天堂。由此，杀戮和抢劫，现在都获得了行为的合法性，暴行被笼罩上虔诚的光环。

其次，攻击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和欧洲国家，在穆斯林看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或者说是命中注定的行为。在穆罕默德的信徒眼中，世界不是以国界或者是民族来划分的，只要信众们有足够的勇气去完成先知的指示，那么普天之下的领土都应该由穆罕默德统治。伊斯兰教并非一种被动自省的宗教，恰恰相反，其主动激进的教义将征服与改宗异教徒看作世界大同的先决条件。同时，伊斯兰教的传播也是恰逢其时，很适合阿拉伯征服的大时代背景，在7世纪，拜占庭和波斯两大帝国的诸多中心城市不断萎缩，而大批勇敢的骑马武士在征服乡村的过程中显得非常有效。

最后，在信仰面前，种族、阶级和社会地位都被抛在了一边。无论是奴隶还是穷人，无论肤色深浅，不同的人群都能被接纳进入穆罕默德的军队，只要他们宣誓忠于伊斯兰信仰就行。

阿布德·阿-拉赫曼那支攻入普瓦捷的军队可能由以下人员组成：军队的主体由改宗的柏柏尔人构成，上层军官主要是叙利亚阿拉伯人，并有被征服然后改信伊斯兰教的西哥特人和犹太人作为补充。阿拉伯人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民族，因此必须借助被征服民族的积极参与，才能在新近征服的伊斯兰土地上建立有效的统治。

基督教削弱西方军队的战斗力

伊斯兰教势力的崛起如闪电般迅速，和基督教缓慢的扩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历史学家对这种令人震惊的区别往往敷衍而过。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无疑是爱德华·吉本的观点，他认为基督教的传播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1000年（500-1500年）时间里削弱了西方军队的战斗力。欧洲军队实力的下降，固然有部分原因在于宗教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对立或王朝战争的内耗，失去了作为黏合剂的通行欧陆的拉丁语和罗马文化也是原因之一，但同时，基督教教条内在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相比较而言，神秘的耶稣基督根本不像是和我们处在同一个世界的人，他不是战士、商人或者政客，他在著名的山顶布道中向信众宣讲的内容，以及后来提出的“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言论，至少在一开始对于欧洲的政治统一是不利的，同样也会影响到原有宗教的正统性，削弱军队的战斗力。

从短期来看，基督教的和平主义传统和好战的伊斯兰教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教义公开宣称，穆斯林之间不应该内斗，但教徒们应该杀死一切异教分子，直到“除了安拉之外别无真神”。

最晚在12世纪时，教堂的神父们就尝试给予那些在比武或者竞赛中死去的任何骑士适当的基督教葬仪，他们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将欧洲人从和伊斯兰势力的斗争中拯救出来，同样也是为了抑制基督教社会日常活动中血腥而野蛮的一面。基督教传递的信息，包括“左脸挨打，右脸送上”，对血腥打斗的厌恶抵制以及对死后世界的追求，这些都与古典时代公民军队的绝大多数观念格格不入，并不符合希腊-罗马时代的爱国主义和全民尚武的传统。基督教《新约》所传递的信息，和《伊利亚特》、《埃涅阿斯纪》或者是《古兰经》相比，是如此的不同。

阿拉伯军队的兵种结构，从来都不是为了对抗重装步兵而规划的，也很难胜任控制领地、驻扎军队并建立永久统治的角色，与之相反，西方帝国的军队，诸如马其顿、罗马和拜占庭的军事体系就能很好地完成上述任务。伊斯兰军队中，骑兵所占的比例很大，因此这些安拉的战士更多地依赖骑兵的迅速机动以及骑兵制造的恐惧，希望依靠己方军队造成的威慑力而非驻军和堡垒来保障长久的统治。穆斯林式战争的标志，不在于重装步兵方阵之间的决定性较量，而在于骑兵的突击和设伏：

伊斯兰军队的组成，和西方军队大为不同。不同类型的骑兵主宰了战场，而步兵只发挥了很有限的作用……他们非常依赖伏击战术，因为这种战术对轻骑兵而言是不二之选。然而，东方军队和西方军队之间最为强烈的对比却是作战模式的不同。在西方，无论何处，近身肉搏都是最为决定性的作战方式，西方军队在传统上希望尽可能快地展开战斗，一战定乾坤。而在东方，军队则利用轻骑兵的快速包抄和分兵进行战术机动。（J.弗朗斯，《十字军时代的西方军事》，212-213）

当阿拉伯人面对暮气沉沉的萨珊波斯，或者北非和西班牙的部落制哥特人时，他们能够取胜是毫无疑问的。这些迎战伊斯兰征服者的势力无一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重装步兵迫使穆斯林军队进行短兵相接的较量；到了1071年的曼兹科尔特战役时，就连拜占庭人也意识到，他们不再拥有足够的人力储备与后勤能力去击败亚洲的伊斯兰势力了。

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的扩张

伊斯兰信仰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危险速度不断扩散。到了634年，即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两年之后，穆斯林军队就开始了征服波斯的庞大计划。636年叙利亚落入穆斯林之手，638年耶路撒冷也被夺取。安拉的战士们在641年夺下亚历山大里亚，从此，西面整个西哥特人统治的国家也向穆斯林征服者敞开了大门。短短40年之后，穆斯林已经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他们在673-677年之间屡次围城，几乎攻下了拜占庭首都。681年，阿拉伯兵锋已经接近大西洋海岸，此时的阿拉伯帝国已将柏柏尔人国家的旧疆域全部囊括了。698年，迦太基被长期占领，迦太基的最后一任女王卡希姗被俘并被斩首，首级被呈送给了远在大马士革的哈里发。

截至715年，西班牙的西哥特人也向阿拉伯人屈服了，以西班牙为基地的穆斯林军队攻入法国烧杀抢掠几乎是家常便饭。718年阿拉伯大军跨越比利牛斯山脉并攻下纳博讷城，杀死了城中所有的成年男子，并将妇孺售卖为奴。720年时，阿拉伯掠夺者已经可以自由抢劫阿基坦的土地，而最为大型的一次劫掠活动，正是由摩尔人辖下西班牙行省总督阿布德·阿-拉赫曼所率领的732年的远征军发动的，这次的穆斯林入侵已经占领了普瓦捷，在前往洗劫图尔的路上被查理·马特所率领的军队拦截，地点就在老普瓦捷和穆萨伊·巴塔耶这两个通往奥尔良道路上的小村庄之间。

在9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直到10世纪，东西方的势力会在西班牙北部、南意大利、西西里以及地中海的其他大岛上持续交锋，彼时罗马帝国的内湖，此时已然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文化激烈交战的前线。穆斯林舰船在地中海地区的存在，以及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在亚德里亚海、爱琴海海面上不间断的交战意味着西欧和东欧的联系遭到了长时间的切断。旧帝国治下大一统欧洲的理念被摒弃，从此在欧罗巴大地上，统一、帝制、东正教信仰的东部与破碎分散、互相征战不休的天主教西部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显得越发尖锐。

骑兵在战争中带来的优势也是有限的。一支骑兵构成的军队很难进行海运，战马需要大量的土地提供草料和进行放牧，而且大量的骑兵很难翻越山脉进行战略机动。当穆斯林军队进入西班牙和欧洲东部的谷地时，他们发现这里和草原或者荒漠不同，没有足够的空间供大量的骑兵进行包抄机动。

此外，中东地区始终不能提供足够的兵源组建一支国家军队，取而代之的方法是使用奴隶作为兵源，中东地区常见的马木留克军队和之后奥斯曼土耳其的耶尼切里近卫军就是如此。一旦伊斯兰军队潮水般的攻势不能危害西欧和拜占庭帝国的根本，那么等到退潮时分到来，穆斯林征服的势头势必会陷入停滞。从此，一道静止的防线建立起来，防线之后的西方文明诸势力凭借以自由公民为主体的军队，在西班牙、巴尔干和东地中海地区逐渐转守为攻。

（本文摘自[美]维克托·戴维斯·汉森《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傅翀、吴昕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