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网》2015年12月31日 | 作者：林建荣
送別2015年，迎来了2016年。在人们挥別过去一年的喜怒哀乐，期许新的一年里，迎来新的希望之际，国家机构、社会结构却未必隨著时代而改变。
尤其2015年，令吉匯率大跌，加上消费税落实后，在一片通货膨胀下，民眾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然而，当局不但没有设法舒缓民怨，反而一边以国际油价大跌，要求商家下降物价时，另一边厢则以合理化津贴措施，减少公共领域的拨款，批准调升各种服务的收费，如大道收费、电费等。
这不只展示了当局的双重標准，民眾的逆来顺受，也反映其背后的霸权思维。在这样的思维下，一切以当权者的標准为准绳，甚至可以当成「真理」来供奉，从而决定小至个人的生活方式，大至公共空间的运用。
社会在如此的思维笼罩下，当权者就可以借用公共秩序、宗教敏感、族群和谐，甚至社会安寧为理由，把一切可威胁当权者利益、地位的举动，標榜为异端，进而合理化一切的打压及国家的暴力行为。譬如，任何质疑当局的腐败、爭取族群平等、资源公平分配者，都会轻易被標籤上种族主义、套上质疑马来人特权的罪名，从而模糊掉了问题的焦点。
在这样的脉络下，就可理解为何当局可以允许封路，让民眾进行倒数、狂欢迎新年时，却以公共秩序及技术的理由，將抗议大道调涨收费的活动，如「终止新街场收费站」列为非法集会，並劝告民眾切勿参与。
毕竟，走上街头抗爭，不只是一种不满的表达方式，也是在挑战当权者对公共空间的分配及运用，而这种积极参与公共议题的行动，更会引发民主意识的深化，甚至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