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白的悬诗 · 2015-12-16 · 来源：乌有之乡
“敢于斗争”。作为革命者当然要敢于进行斗争，这容易理解，但“敢于胜利”呢?难道革命者会拒绝胜利的召唤，“不敢于”去迎接胜利?然而在真正的革命家眼中，“胜利”却是远比“斗争”更为艰巨的时刻尽管过去近70年，但同样的质问仍在考验着当下与未来一切的革命运动。让我们重新回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主题上来。
1968年法国的五月革命期间，毛派的“红色路线”电影小组深入雷诺和雪铁龙汽车公司，拍摄了一部反映工人阶级斗争和批判法共修正主义的纪录片，他们也为影片取了个非常醒目的“毛主义”标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平实却有力的语言中蕴藏着深刻的意义，既能由普通的工人农民进行同样平实的阐释，也能让阿尔都塞或巴迪乌这样的哲学家写出复杂难解的长文;这二者并不会彼此排斥贬低，而这也正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经典”的典型面貌。
“敢于斗争”。作为革命者当然要敢于进行斗争，这容易理解，但“敢于胜利”呢?难道革命者会拒绝胜利的召唤，“不敢于”去迎接胜利?然而在真正的革命家眼中，“胜利”却是远比“斗争”更为艰巨的时刻：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虽然箴言在耳，但遗憾的是箭不虚发，这些“利箭”不断地命中二十世纪革命运动的历史，以致在柏林墙倒塌后直到现在，普遍产生了对于真正胜利的恐惧，“不敢于”胜利的心理纠缠困扰着几乎所有的进步力量，即使是那些在姿态上显得非常革命的运动，也无不受到影响。
今年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再次证明了这点。
齐普拉斯的拙劣魔术
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在年初赢得选举时，我们曾对之后究竟是希腊神话还是希腊悲剧提问，现在已经有了答案：神话没有发生，悲剧也不存在，只有一台拙劣的魔术。
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毫无疑义地成为了冷战后左翼运动最大的投降派之一。正如某位左翼评论家严厉但十分准确的评论：他上台后的第一天去向反纳粹的共产党烈士下跪，而第二天他就去向德国总理下跪。齐普拉斯号召全民公投，宣布“民主”、“人民”获得了胜利，但一转身他却向欧洲的权势集团递上了一份更耻辱的降表。年初选举时，齐普拉斯从大礼帽中掏出一只白鸽：“瞧，梦想一定会成真!”他赢了选举，却告诉相信梦想会成真的希腊人民：“不不不，这只是一个魔术，梦想毕竟不能当饭吃。我们不得不接受现实。”而不久后的再次选举，他又一次从大礼帽中掏出白鸽：“我说过，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梦想。”齐普拉斯拙劣的魔术表演没有完全穿帮，但是激左联减少了议席，更重要的是投票率大幅下降，显示出希腊民众不仅对激左联，并且对于资本主义选举制度本身正在失去耐心，而后者在欧洲的现代史中从来不都是积极的情绪，因为当左翼浪费机遇的时候，法西斯主义的右翼就会登堂入室，法国国民阵线最近的上升已经显现了这个趋势。
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一般说来总是起着稳固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作用。因此处于这种“民主”下的革命(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政党，要么是无足轻重被边缘化，要么虽然可以得到一定的议席但却永远无法执掌政权——比如在意大利共产党或法国共产党最强盛的时代，也不能在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下获胜。而意大利共产党在冷战后一经改名换姓，立即成为了执政力量——除非是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国家陷入危机和动荡状态;第二、高度对立的(有效)政治力量及政治路线。此时，选举是在一国或地区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动摇的形势下进行的，选举的结果已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表达;相反，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从而使得作为其稳定装置之一的资本主义“民主”一时失去了“健全”的机能。这的确是一扇“机会之窗”，抓住它并不特别困难，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头十年的拉丁美洲(我们会在下节具体谈论她的现状)以及如今的激进左翼联盟都抓住了这个机会，但核心的问题是：之后呢?“机会之窗”不会永远开启，首先，资本主义制度可能会恢复元气，重新将左翼革命力量封闭在资本主义的“民主”游戏中;其次，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当左翼革命力量无所作为时，极右翼就会趁虚而入，左翼最终将沦落为一个跑龙套的可悲角色。
齐普拉斯在“胜利”之后，没有实行任何与他所领导的党的党名(左翼、激进)相符合的政策，甚至还驱赶走了身边真正的激进左翼人士;他沉溺于资本主义的“民主”游戏，不断召唤出公投和选举的把戏，而最终被召唤出来的很可能将是“金色”的“黎明”。
拉丁美洲：不进则退
几年前我们曾这样评论拉丁美洲的情况：“拉丁美洲需要一次更深刻的革命。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霸权瓦解之后，该地区左翼政权先后兴起，团结合作一体化，摆脱帝国控制成为潮流。但是该地区的复杂性又制约着革命形势继续向深入发展。以委内瑞拉为例，作为地区最激进的左翼政权，经过十几年的玻利瓦尔革命，现在总体上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温和的中左政府，以地区两大强国巴西﹑阿根廷为代表，左右逢源，并未与新自由主义完全决裂，虽然曾有过不错的经济表现，出现了所谓的“巴西模式”，但近期经济增长势头已经大幅放缓，甚至可能陷入停滞。这十几年来拉丁美洲的面貌已经大为改变，不再是帝国的仆人和新自由主义的奴隶。但是前方的道路依然多艰，绝对不能自满和懈怠，为此必须进行更为深刻的革命，我们对拉丁美洲的前途总体上抱有信心。”可惜的是，此后“更为深刻的革命”并没有发生——用“带摄影机的格瓦拉”雷蒙德·弗雷泽那部杰作的名字来描述或许比较贴切：“被冻结的革命”——就像玻利维亚副总统加西亚·里内拉最近警告的那样，如果不深化革命，右翼就将被加强。所谓不进则退，特别是在乌戈·查韦斯去世之后，拉美的左翼或中左翼力量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
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的市政选举中，左翼失掉了一些重要据点(以基多和波哥大为代表);在巴西，迪尔马·罗塞芙虽然赢得了选举，但民意支持率已经跌到了个位数，右翼目前正准备对其采取弹劾战术;11月，地区另一强国阿根廷的总统选举，结果被称作“阿根廷的贝鲁斯科尼”的右翼候选人毛里西奥·马克里战胜了克里什蒂娜指定的接任者肖利;最大的挫败来自委内瑞拉。在12月6日的的议会选举中，玻利瓦尔阵营(GPP)锐减至55席，而右翼反对派(MUD)则获得了压倒性的109席，自玻利瓦尔革命以来，左翼第一次失去了对于议会的控制。综观整个拉美，除古巴以外，目前只有玻利维亚保持着较为良好稳定的经济和政治局面，而莫拉莱斯总统将在明年2月迎接宪法公投的挑战。
众所周知，拉丁美洲左翼力量的崛起，最大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在该地区的破产。然而当这些“进步”的、“革命”的力量上台执政之后，绝大多数都没有与新自由主义彻底决裂，绝大多数奉行的是一种改良(?)版本的发展主义模式。虽然比之纯粹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这一“新”模式在再分配上会更多地向中下层倾斜，但它的基础仍然是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同时也就是高度依附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内——以(资源)采掘和输出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左翼或中左翼政权在对美国保持一定警惕的同时，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积极地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接近，中国资本也由之大举进入拉美。我们很多的泛左翼人士在质疑中国——一个至少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什么会如此推崇自由贸易，如此鼓吹对外开放时，除去那些明显的原因，有一点可能是被忽略了，即：中国资本在海外(不仅是在第三世界)正在或未来将参与的所在国的包括私有化项目在内的经济活动。我们都知道有所谓“中美国”一说，但在阿根廷却有“阿中国”的相似说法。对于那些激进的左翼来说，中国是新的“帝国主义”。在激进左翼绘制的某幅让人联想起晚清《时局图》的讽刺画中，阿根廷地图上插满了外国的国旗，其中中国占据着一个“良好”的位置，而这并不是阿根廷独有的情况。
称中国为新帝国主义或许言过其实，不过那些激进左翼也并非全无道理。资本的目的终归是逐利，所以用中国或俄罗斯的资本取代美国或欧洲的资本，并不会使得左翼政权更具有“革命性”——较早年前的一个例子。在秘鲁一个从事采掘活动的中国企业遭遇罢工，罢工者要求中国公司给予工人社会主义企业下应有的工资和福利标准，那是一家有名的国有企业，况且如此——有趣的是，这也意味着即使是右翼取得政权，很可能会拒绝古巴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但却会继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资本敞开大门，因为前者被视为是“政治化”的，而后者是“非政治化”的。此外，“对外开放”本身就是拉美右翼典型的经济政策之一。
委内瑞拉的情况值得重点分析，因为玻利瓦尔政府被认为是地区——除社会主义古巴外——革命和进步力量的典范，从这个典范身上我们可以看看存在着哪些明显的缺陷，使得他们在12月的选举中失利。
内部面临严酷的“经济战争”，恶性通货膨胀、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短缺、高犯罪率、玻利瓦尔政府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外部有以美国、西班牙为后台的强大的国际反动势力的干涉、世界垄断媒体持续不断的信息心理战等等。形势确实很严峻，但客观地说，很多问题并不完全归责于马杜罗政府，它们甚至早在玻利瓦尔革命之前就已经产生，玻利瓦尔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在17年中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那些结构性的矛盾。
最大的症结是对于石油的依赖，由之形成了一个食利的、寄生性的畸形经济结构。查韦斯改变了石油收入的分配方式，但尽管做出努力，结构本身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当石油价格处于高位时，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在2004—2008年间，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2008年后，全球资本主义发生了金融危机，随后石油价格灾难性的下跌，接踵而至的是查韦斯英年早逝的悲剧。
如此明显，玻利瓦尔革命在17年的“胜利”中，始终无法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甚至在对于石油的高度依赖这一点上，“进步”的委内瑞拉与反动的海湾君主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玻利瓦尔革命在政治方面有不少创新之举，为二十一世纪的革命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在经济方面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经济最终将决定政治，由于始终深嵌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内，当体系出现危机时，这个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府反而陷入到了更深的经济危机。
其次，玻利瓦尔革命在过去17年的选举中几乎是常胜不败——除了这次，只有一场小负——他们或许忘记了自己仍处于资本主义“民主”之下。由于常胜，他们甚至非常忠诚于这种“民主”。在选举失利后，马杜罗总统说民主赢得了胜利。没错，“民主”是胜利了，但革命却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由于反对派取得了议会的绝对多数，意味着右翼不仅可以阻挠进步政策的推行，最糟的是有可能通过修改玻利瓦尔宪法，将17年来的革命成果摧毁殆尽。
关于资本主义的选举“民主”上节已经谈过，玻利瓦尔革命之所以能在过去17年中常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超凡领袖查韦斯的存在——这也与希腊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查韦斯健在，这场选举的结果一定会不同。因为以查韦斯的个人魅力能够吸引更多所谓“ni-ni”(中间选民)的选票，而这对委内瑞拉目前形势下的选举结果异常重要——在诸多条件都已经向负面变化时，面对着国内极端暴力的右翼和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反革命力量的巨大压力，继续遵守这种“民主”规则，其实是将自己置于极端不利的境地。试想一下，假如失利的是反对派局面会怎么样?他们一定会拒绝承认结果，指控选举舞弊，号召支持者上街进行暴力抗议;华盛顿及其走狗将在后面打气撑腰，声称选举无效，马杜罗政府独裁，宣布委内瑞拉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威胁……除非反对派夺取政权，不然委内瑞拉就永远不会有“民主”。2002年政变时，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莱奥波尔多·洛佩斯在电视节目上的第一句话就是“民主万岁!”
马杜罗政府一再强调委内瑞拉的“民主”，非常忌讳“独裁”等字眼。马杜罗总统年青时曾有过毛派的经历，那让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么说的：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现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单从政治对抗而言，虽然拉美的左翼或中左翼面临右翼越来越大的威胁，但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处于劣势。尽管马克里被称为“阿根廷的贝鲁斯科尼”，但他绝没有贝鲁斯科尼所代表的那种盘根错节于意大利政治文化中的腐蚀性力量;左翼在委内瑞拉经历了一次重大挫败，然而以统一社会主义党为首的玻利瓦尔阵营依然是委内瑞拉组织性和动员能力最强的政治组织;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左翼政权仍相对稳固。但根本问题不在此。左翼或中左翼也许能通过调整战略战术以及右翼本身的弱点，在之后的各种选举中再次取胜，可是以17年玻利瓦尔革命为标志的拉美左翼的“崛起”历史告诉我们：不仅要取得胜利 更关键的是要敢于胜利。
失败与胜利的辩证法
倒退三十年，尼泊尔毛派绝对不会选择与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一道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泥泞里打滚。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著名的“副总司令马科斯”，不仅受到很多左翼的欣赏，而且还吸引了不少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和中等资产阶级分子。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后现代主义”的革命始终只满足于村社规模的自卫自治，避免怀抱更大的雄心。在目睹了二十世纪革命运动的诸多悲剧后，夺取全国胜利似乎意味着革命堕落的开始，为了不使革命精神腐败，萨帕塔运动宁愿将其保存在“温室”(村社自治体)中精心看管。这些也正是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说的：柏林墙倒塌后，对于真正胜利的恐惧。
归咎于某些革命领导人的投降主义或软弱无能是容易的，但公平地说，客观条件对柏林墙倒塌后革命运动的展开有着很大的限制。以尼泊尔为例，假使毛派进行更为激进的革命，那肯定会遭受到比现在远为严厉的制裁和孤立。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中国虽然近在身旁，但对于早已放弃了支援世界革命甚至曾指责毛派“侵犯版权”的中国，你能指望得到多少“社会主义”的支援呢?如此说来，难道进退维谷就是唯一的结果?
让我们重新回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主题上来。
在委内瑞拉选举前不久，玻利瓦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克里斯·吉尔伯特发表了一篇预见性的文章，在引首部分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语句：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吉尔伯特认为，自1998年以来的玻利瓦尔革命已经“失败”，但这是斗争后“必然”的失败;在失败之后，正应当是“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除了显而易见的革命乐观主义，这促使我们再次思考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失败与胜利的辩证法。
当我们说柏林墙倒塌后革命运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时，绝不应该忘记，当年的中国革命是在怎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下展开的。在那么多次的九死一生中，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是放弃斗争去选择妥协甚至投降，而是真正地贯彻着“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革命路线，最终“直至胜利”。中国革命又得到过什么巨大的外部援助呢?苏联?共产国际?是有过这方面的援助，但同时却又帮了很多倒忙——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毛泽东是独特的人，独特的共产党人。”他始终也不能理解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但“直至胜利”并不意味着革命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如果这斗争还不是《国际歌》中所说的“最后的斗争”，那“胜利”也就不是“最后的胜利”，她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且将比“斗争”更为艰巨。在这时，如果革命不能继续向前，“胜利”必将转化为“失败”，但“失败”也并不可怕，只要坚持斗争，不惧失败，就能够再次“直至胜利”;而这“胜利”亦不再是简单的循环，她已经是一个更高阶段的“胜利”。这一失败与胜利的辩证法，千万不要比类于道家那种“福兮祸兮”式的“绝对的相对主义”;后者的思想核心是消极无为顺天受命，前者是积极主动的革命斗争。
尽管过去近70年，但同样的质问仍在考验着当下与未来一切的革命运动：
“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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