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报告文学金鹰杯第一奖
“几十年来，地上的血迹已被冲洗干净，心底伤痛的痕迹也渐渐淡忘，可是历史伤痕却永远拭之不去磨之不平，要让时间验证，也留待后人去反思、反省、矫正。从烈火中顽强、活生生地走过来的人呐，经过风风雨雨的磨练，虽然痛苦却获重生。从积极面去探讨，坏事变好事，让后人获得最大的启示和吸取血的经验教训，但愿民族间的心灵深处，还淌流着对人类“爱”的热血，互相宽容、互相谅解，推动社会和谐、民主自由和进步, 为努力实现富有特色的印度尼西亚而奋斗！”
2015年12月5 日颁奖
印度尼西亚报告文学第五届金鹰杯第一奖
烈火重生
作者：林世芳
一、城门着火殃及池鱼
历史长河无论谁驾叉多久，即使篡改了历史，终有一天必恢复历史原来面貌，但历史伤痕是否能磨平？烈火燃烧后是否能重生？
1965 年10 月1 日,印尼中央电台向全国播报一段震惊世界的新闻,六位将领被杀害了,首都雅加达一片混乱,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政治危机急剧上升。
众所周知，政治高手苏哈多击败各个对手，最后稳坐江山，把印尼翻了个180 度大筋斗，仅几个小时就完全改颜换貌，变天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们高举红白旗为幌子，大开杀戒，血流成河，这是苏哈多斩草必除根不让春风吹又生的治国铁腕，是印尼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大屠杀大排华事件,留给后代与民族深深伤痛的烙印。
为了实行排华政策，他们歪曲事实向印尼人民宣传:“华人是中国的特务!” 排华分子更是猖狂无忌惮。城门着火殃及池鱼，印尼西加民众也不例外。
1966 年12月20日，西加第12军区司令利亚古杜(Riyancudu)下令，要求1个月内将西加华人团体负责人驱逐出该省，并宣称：当地华人不得在县城以外地区居住，居住在县城的华人不得经商，华校以及办理华人事务的机关全被关闭。
当年我是三发中华学校教员，学校被政府下令关闭了，宿舍住的老师被迫陆续离开学校，我成了流浪汉。一些有家眷的老师和太太为了糊口不得不做糕点、缝衣服、洗衣服、打工、种菜、卖菜、做小生意等，他们必须干从来没想过也不曾摸过的工作。
校长刘立民的老婆张菊香老师与傅翠云老师两人，顶着太阳饱受风雨，划小舢板船到各处叫卖糕点。黄永才老师和太太周丽婵老师为了糊口也做糕卖，后来黄永才老师经人介绍，暗地里在雅加达教几个家庭补习班，在华文被禁止活动的情况下教中文是违法的，但为了生存，危险也得教。有一次黄永才老师坐公共汽车去教书遭抢劫，手表、车费连裤带都被解下，被迫拉着裤子倒回家,非常狼狈。凌东城老师与他人合伙开小瓦垄，可是没社会经验，被人拐骗了，几次做事都失败，不得不由他老婆做糕卖，非常艰难地维持生活，最后才经邓凡老师介绍，在雅加达独家华文报馆《印度尼西亚日报》工作。《印度尼西亚日报》换了经营主，他们便退休回老家了。
2014年，邓凡老师患了老人痴呆病，从丹格朗tangerang的家出走十多天，找不到回家路，最后又饿又病地倒在路旁，被老人院发现收留，第二天连亲人都没见就离开人间了，没人知道这位老人是谁？就草草埋葬了。这些都是因排华事件造成教育界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
可以想像，当年华校被苏哈多政府下令关闭后，这些教师突然改变了命运，必须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多么委屈！多么潦倒！但这些苦情都已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如何维持家庭生计，让孩子们有饭好吃就很幸运了。
1967年1月9日开始至1月21日，坤甸军方发出通令凡属山口洋、三发与孟加影的各个市镇之华总干事马上到军部报到！军事当局在三发县各地驱逐华人团体负责人300余名，孟加映华人及农民63名，并在当天强令他们到山口洋市郊“荷兰桥”附近的“班渣西拉”会所集合，准备当天将这些华总及知名人士迁离山口洋。
三发地区的刘立民校长、沈时金和一些老师、校委会负责人、中华公会负责人等十几名，莫名其妙地被叫去警察局报到，被扣上“危险分子”载往山口洋集中，三发初中校长林勉吉老师,为了躲避逮捕逃到雅加达。市面上传闻纷纭，有消息称要将他们遣送回中国；也有传闻说要将他们运往荒岛自生自灭，华总们纷纷询问军事掌权者，答复是奉省级十二军区司令的命令，要将他们載往坤甸集中。
白色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西加，紧张气氛就像日本时期焚书坑儒的大逮捕，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山口洋“班渣西拉”会所前布满荷枪实弹的军人，十几辆大卡车停放在会所前。消息传出后，山口洋市的华族民众和亲友，自发性不约而同地前往上述地点，他们前来为华总们声援送行。在“班渣西拉”会所前一带以及街道两旁，聚集了数百名心情悲愤的民众拭目以待。
华总们到齐后，军人下令他们进入客车，他们一个个上了车，山口洋中华公会主席林德山先生上车后坐在车窗前，开始晿起“团结就是力量”，顿时一呼百应，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此刻，轮到一位身体魁梧的中公干事林石福先生上车，但他却爬上客车头的甲盖上站立着，义气昂扬拉开嗓子向送行的群众讲话，号召华族群众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主义迫害。一个军人箭步上前，爬上甲盖上用力推林石福先生，林石福先生却有两下子功夫，军人反被推下车去，军人恼羞成怒，开枪威胁以驱散群众，但愤怒已极的人群并不害怕枪口对着自己，他们不因威胁而解散，有几个华人还因被殴打受了伤。
当时蔡传贤等几位老师在山口洋见证了此排华历史事件，他说：形势越闹越僵局，按捺不住怒火的华族群众，气愤地振臂高呼附和着歌声与呼喊声。在一片呼喊声和混乱的情况下，押送华人领袖及知识分子的军人惊慌失措开启汽车，车队狼狈地开往更加恐怖的坤甸市……。
三发县军事掌权者是一名叫怒灵的校级军官，此人心肠狠毒，极为奸险和极端反动排华，人称之为“笑面虎”。据消息称，怒灵上校的目的是想将这些华总载往坤甸集中，然后再从坤市驱逐到荒岛，但军区司令不敢决定，任由那些华总们呆在会館，对吃喝病痛全不作处理。坤市一些华人得到消息后，不顾危险每日三餐轮流煮飯做菜供给他们，并给予各方面的帮助。几个月过去后，军方无从处理这些无辜的华人，事情便不了了之，被捕的华总们慢慢地一个个偷溜回家去了。
排华事件还在持续，为了达到排华和驱逐边区华人的目的，军方肆意造谣，制造更大的杀机，企图煽动达雅人屠杀数以万计的华人。
西加发生最严重的红碗事件，就是源于排华军人的诬蔑和散播谣言：1967年，Sarwono少校和Piet Damanik中尉向 欧发昂·欧莱J. C. Oevaang Oeray (任期1960-1966年 达雅Dayak族人)报告说，有9位达雅人被砂拉越华人游击队杀害。欧发昂·欧莱省长差点受骗，他听到报告后大发脾气，拍桌子说：“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但是，达雅人和边区华人一向和睦相处，他们不相信砂拉越华人游击队和边区华人会杀害达雅人，所以军方的第一次挑拨造谣，没达到煽动达雅人屠杀华人的目的。
军人不甘失败，他们再次煽动和编造谣言说：砂拉越华人游击队杀害在孟加映的德里亚 .马当Teriak Madang村的村长Garanse，还说，该村长的身体部分肌体被切割掉，尸体吊在树上，上面发现写有中文字体。
军方第二次用如此卑鄙阴谋竟然得逞，达雅人不分青红皂白终于上钩受骗了，达雅族群对华人愤慨万分，军方纵容和协助达雅族，发动了史无前例的针对华人的大屠杀、杀、杀……
1998 年5月，苏哈多被学生和民主人士哄下了台，结束了32 年的恐怖统治，印尼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对排华政策和中华文化开始解冻。一些尊重人权的民主人士，根据实地调查，逐渐揭开了一些历史迷雾，为什么几百年来作为华人朋友的兄弟民族，突然反目向华人展开杀戒？究竟引火线是谁？这是长期未解的谜。
1894年，在中加里曼丹Tumbang Anai召集全体达雅族头人，会晤后取得共识，为了兄弟民族的和谐共处，一致通过全民必须遵守法律，不可擅自采用野蛮方式“涯妖”（Budaya Ngayau）猎人头的风俗习惯，这是破坏文明社会的习俗，近百年来达雅人也已遵守所通过的协定，不再有猎人头的恶习了。但是1967年，军方竟在达雅村庄散布和重新煽动达雅人恢复“涯妖”，大规模发红碗绑红头的 “涯妖”就是如此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的。
1968年红碗事件总体上是彻底胜利地结束了，屠杀驱赶华人的任务完成了，边区华人一个不留，干净利落！表彰和加冠就看后台老板上台表演了。
1968年8月16日晚，苏哈多以印尼总统名义，特别通过印度尼西亚电台演讲，向已帮助完成政府陆军围剿游击队、驱赶华人任务的西加达雅族致谢。全部达雅族名流都由苏哈多政府给予名誉军衔，提拔他们为印尼军队的少尉级，成了剿共排华的英雄人物。这些“司令官”包括道房的“飞鸟司令”，宋宫的 “杜基曼司令”、孟加映的“梭巴司令”、“贸易司令”等等，总共有10位被苏哈多总统封冠为“司令官”。剿共清华的功绩非同小可，苏哈多军政当局为何不团结全印尼人民走和谐共处的路，相反的是宣传破坏在中加里曼丹Tumbang Anai和平协定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真所谓居心叵测。 难道屠戮无辜生命是对印度尼西亚国家最大的贡献？这太振奋奸杀有功之臣矣！
西加排华事件已半个世纪，但无数人痛苦流血的回忆，却是一段不可磨平的伤痛。解密历史是必要的，让我慢慢揭开这蝉联着千万华族同胞命运，抛头颅洒热血的土地上，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迷津？
二、哭泣的生命
2012年，为了揭开鲜为人知的历史迷津，我开始寻找久经不解的谜底。花了三小时的功夫，我终于找到雅加达班德雅街Bandengan一位七十六岁老人朱志忠的家。我必须与时间赛跑，好在早来一步，他给世人留下一份难得的历史证据，见面时他要求我说：“请你把这残酷的排华事件公于世，越远越好！揭穿妖魔鬼怪的面目！”
2013 年朱志忠因病过世了，他的遗嘱能否实现？探访时他身体多病，高血压、糖尿、肾又不好，刚出医院不久，但是精神还很好，很善谈，我静静地倾听他讲述让人痛哭流涕且鲜为人知的事实经历……
朱志忠是西加山口洋Singkawang司机，1967年10月23日晚上两点，他和几位朋友从打拉鹿Montrado内地载来一车难民，共有大小57人，来到红十字会，他们的负责人说,各地的难民营都满了，只好分配到码头路兴薰胶房。志忠来到该薰房，看守的官员说，五六百平方米的薰房，已经有三千一百多人，根本就容纳不了。你们好心人也忙了一整夜，就暂时把他们放下来再打算吧！志忠听到这些话，就往薰房门走去，还离房门五、六米就听见里面有许多机器转动的声音，走近薰房门时，有一股很臭又热的气味冲出来，志忠靠旁再往前走，依门柱往里看漆黑一片，透过外来天空的微光，模糊中看到里面有许多黑黝黝的东西在蠕动，也听到数不清的咳嗽、哭泣、呻吟、幼儿低微的哇哇声。突然看守人员向志忠发出强烈的呵斥：“上头有令外人不准看集中营，请你即刻离开！”志忠马上离开薰房门，到汽车房安排难民下车后才回家。坐在舒适的地板上，想到西加华人未卜的命运，一幕幕惨像在脑海里萦回，又是一个彻夜不眠的晚上……。
翌日十点，志忠到榕树村，找专门埋葬尸体的人，人称他“小伙计”，看到他在忙着从三轮车上把尸箱搬下来，志忠探问这位小伙计情况，他说：开头埋葬一天有一个或两三个尸体，红十字会给他50盾（约值当时5美元）。现在一天最多时达59具，红十字照样给50盾，小伙计说那钱给少不要紧，有时木板、铁钉也不够，开头是一箱一个尸体，现在只好将小的尸体，一箱装五、六个了。
早晨,志忠在一家难民开的咖啡摊喝咖啡，与咖啡摊主人杜振安聊家常，这位杜先生说：20岁就搬到拉历村Darit，开山种稻，种木薯青果，种树胶树，经过二十多年的辛苦劳动，杜先生已经有七百多棵胡椒、二千多株橡胶树、六十多棵榴梿树、红毛丹也种很多，计划明年卖了果园就搬到山口洋住，让孩子们多读点书，学些手艺，现在已成泡影，什么都完了。说到这里他长叹一声，饮泣吞声艰难地叙述无法忘怀的事件：他妻子叫李香莲，当年39岁，一个男孩叫如钢 15岁，小女如菱11岁，都死了，唯一只剩在山口洋学手艺而免于一死的大女儿如明。
杜先生接着说：去年（1967年）12月13日晚上，杜先生家来了几十个穿绿色衫裤的军人，他们手上都拿着枪，一进屋几个人马上抓住杜先生，把他紧紧捆绑在柱子上，然后向他头上身上又踢又打，几个人强迫杜先生的老婆脱衣服，另一大群去撕脱如菱的衣服，两人的衣服都被脱得一丝不挂，接着四五个人轮流强奸他老婆，他老婆直喊冤枉，如钢在旁气得忍耐不住扑上前用力推开军人，军人向他开枪，如刚喊两声倒下，如钢他妈拼命挣扎起来，去抱如钢，喷血的如钢死了。整十个青衣赤裸裸地纠缠在一起，轮流强奸十一岁的如菱，如菱痛苦地大声喊叫“妈妈，妈妈,痛啊!救救我啊！呜呜……” 香莲哭泣着拼命要去救如菱，肚子下被青衣刺几刀踢到墙角，满身是血的香莲死了。如菱最初还会挣扎呻吟，不久就没声音了，手脚在抽动，下体在流血，也停止了呼吸。
杜先生激动地捶着胸气愤地哭着说：“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竟无能为力保护自己的妻子儿女，眼睁睁地见证亲人在自己眼皮下被奸杀，这世界太嚣张太残酷了!”他接着说：禽兽们兴致勃勃嘻嘻哈哈地整理好衣服，举起枪托用力敲击在杜先生头上，他就晕过去了，当杜先生清醒过来时，看到家里除了老婆儿女，三具尸体外，什么物品都被抢光了。不久又来一群穿青衣的人，一看到杜先生就骂：“死猪，支那猪，你为什么不死？”骂完后就把杜先生从柱子上解开，双手仍捆着，一个军人拖拉着他，然后推到屋外去，取家里仅存的半桶土油浇淋到墙角，放火将房子烧了，看到火烧到屋顶了，这才拖着杜先生到大路旁，然后推上吉普车把他载到山口洋，丢到难民营里。等他们走远了，杜先生才踏着沉重的脚步，也不知饥渴，走到埠头去找他正在学手艺的女儿如明……。
有一天志忠又来到杜先生的咖啡店，可人却不见了，志忠奔到他的茅屋找，只见小屋子空空如也。有人告诉他这位杜先生的女儿生的好看，已被军人捉去文岛宜Selakau监狱了，原来如明被强迫抓走的第三天，杜先生带了个宪兵去交涉想救回如明，军人答应第二天让如明和他爸爸一起回家，要杜先生留下来住一个晚上，讲好了宪兵就回山口洋了。
那天晚上，青衣特务带如明和杜先生三个人一起到餐厅吃晚饭后，便把如明送回宿舍，凌晨二时杜先生被带了出去，一会儿外面只听两声枪响，杜先生就再也没回来了。带他们的青衣特务告诉如明，说他爸爸自己跳进河里去，如明听明白后大哭，最后孤零零的如明也跳进海里找她爸爸去了。
苏哈多时代，印尼华人就如代罪羔羊，不许反抗,要宰要杀，完全没有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五项原则第三项：统一的印度尼西亚3.persatuan Indonesia 只作为幌子，杀人放火强奸的家伙，不受法律制裁，杀人比杀猪狗还简单。温顺善良无辜的杜振安一家六口，哭泣的生命像云烟一样，消失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三、河水染红亭大阪村Timtapan
我又在人口密布的铁桥jembatan besi采访了一件谋杀案资料，可惜这也是件无头公案。
1968 年，西加里曼丹三发县亭大阪村，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屠杀华人一家的案件，受害者郭妙英的亲人丽珍向我讲述亭大阪村屠杀事件的真实经过：
印尼西加三发县属下有一个小村庄叫亭大阪，村里大多数是马来族人，华人只有几间罢了，隔好远才有一家。马来人以割树胶为生，华人有的从商，有的也割胶。刘克鸿和妻子郭妙英住在河边做收胶汁生意，当地居民把割好的树胶汁卖给他，他把收集的树胶汁加入化学原料使树胶汁凝结，再碾成一块块，晒干后就可出卖给附近市镇的树胶商。刘克鸿一家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做生意，在村里人缘不错，他们虽不同种族，但都能和谐共处，安居乐业。
刘妙英有五个孩子，大女儿郭良芳21岁，二女儿20岁，第三的男孩18岁，第四女儿5岁，最小的只3岁，只一个独生男孩，生活过得很美满。
他们一家人无事不出门，因为如果孩子们上学去卡陵(Galing) 镇很远，而且要划船，去斯古拉(Sekura)镇更远，家里收胶又很忙，所以孩子们都在当地就读。家里还有一个刘克鸿的哥哥刘锡鸿，妻子去世了，他的儿子在新加坡工作，在儿子催促下，他也决定尽快去新加坡与孩子相聚了。
在他们屋子后边住着一位高大的退伍军人，经常和当地军警一起到郭妙英家突击检查。有一天刘克鸿卖树胶拿回很多钱，军警知道了便去他家，说：“这儿发现有印共，他们是坏分子，每到一处都烧杀抢，你们离市区很远，很难保护你们，限你们两个星期内必须搬家。”
刘克鸿怕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于是赶快去比较近的卡陵镇找屋子，凑巧又碰上了这军警，他满脸奸笑地对刘克鸿说：“你们可以不用搬家了，只要你们拿出一笔钱来就行了。”刘克鸿知道军人要敲诈他，便和妻子商量，若拿出这一大笔钱很不值得，又怕得罪军人，便想搬到远离这军人的三发市Sambas，于是刘克鸿乘船到三发找租屋，就在三发亲戚家住宿。
1968年的一个夜晚，刘克鸿不在家，他家本来有十多个工人住宿，但那一晚却没有一个工人回来。他们也没怀疑这是发生事件的征兆，可能军人有意先通知疏散他们同族的马来工人。
半夜两点有人敲门，郭妙英从门缝看到有一个军警和屋后的退伍军人，便赶紧开门让他们进来坐下，然后泡咖啡给他们喝。就在这时突然军警伸手向妙英讨很大数目的钱，妙英说没这么多钱，军警就大发脾气，把他们全家人用绳子捆了起来塞住嘴，拖到小汽船上，载到对面一片漆黑的河边。其中有一个塞着嘴的女孩的布脱掉了，她立刻张开口大喊救命。附近有马来人捕鱼，听到救命的喊叫声不知发生什么事，便划船过来想救他们，军警开枪警告，叫他们离开，马来人听到威胁声才知道是军人就吓跑了。
在黑暗中，军警像疯一般乱砍，刘锡鸿的胸口中了一刀，绑着的绳子也砍断了，他知道自己受伤很重逃不了，马上解开旁边男孩的绳子。这时军警一个个砍杀，然后推进水里，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声刺破漆黑的天空。刘锡鸿乘被砍者咚咚落水的混乱声，把18岁的侄儿推进水里，他游到岸上草丛中躲了起来。刽子手杀完了，看见解脱下来的绳子掉落在汽船上，发现少了一个，他们打手电筒在黑暗的岸边寻找了一阵，结果没找到便走了。
家里还有一个在摇篮里的3岁小妹妹，已经被马来友人乘军人押着郭妙英一家离开之际抱走了，幸免了一场杀身灾难。
这18岁的男孩因为很少出远门，因此走不出家乡的路，第二天他又游回村里。他没回家，因为他知道跟军警一起屠杀他们一家的是他们屋后的退伍军人。他跑到村长家，村长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好心的马来人去卡陵镇找到他的亲戚，亲戚用小汽船驶到村长家，见到这位幸存者。这位男孩还活着的消息，传到卡陵镇军警处，于是他马上发出戒严令，谁都不准出入。这军警来到村长家，连同这位克鸿的亲人一起，把两人带到卡陵镇关进拘留所。
刘克鸿听到他家发生屠杀案，非常伤心想回家看个究竟，找回一家人的尸体，他还不知道儿子已被监禁在警局。当他经过卡陵镇码头，上船回亭打板的时候，被那杀人的屠夫看见了，他跑过去从背后用铁链敲打刘克鸿的头，他马上晕倒了，被这军警拖到扣留所，把他和他儿子及亲戚三人监禁在一个狱房，没人知道在警局监禁着三个华人。
杀人案引起了斯古拉华族的不满，他们到区长那儿要求区长调查这件血案。区长不得不去卡陵镇调查，释放了他的亲戚，就是不放他们父子俩，说为了保护他们，把父子俩解到斯古拉监狱。斯古拉华人知道后马上送饭给他们吃，但是第二天他们再去送饭的时候，父子俩又不见了，斯古拉华人到处去找，后来在不断地寻找中才得知他们已被监禁在三发市。
三十多位亭大阪和卡陵镇的马来人非常不满，友善的马来人勇敢地维护无辜软弱无助的华人，他们联合上诉到三发市，内容是：“刘克鸿父子俩是好人，要求释放他们。”但是上诉书不被理会，不仅如此，他们还再次把父子俩从三发市带走，从此父子俩再也没有踪影。
斯古拉人一直寻找失踪的刘克鸿父子，他们每个监狱去探找，两个月后探到汶岛宜selakau监狱，因为听说这里被监禁的人很多被杀害了。他们向监狱里的人打听，有个囚犯说有这么两个人，但前几天已被带出去枪杀了，父子俩的尸体被丢进海里。
亭大阪事件发生后，郭妙英一家的尸体浮到卡陵镇，斯古拉华人出动去收尸体，全市区的华人走出家门，很多人见证了尸体肢离腿断惨不忍睹的情况。先捡到母女的尸体，都缺手缺脚，肚肠流出来。一个被杀的最小女孩才四岁，他们的双手全被绑着。过几天后刘锡鸿没头的尸体才浮上来，他的头却一直找不到。警察怕华人反抗，于是便威胁大家回家，不可在路上站，但是激怒的人群都不听了，他们站在街上，久久不散，大家敢怒不敢言。刘克鸿一家被杀后，他村里的华人全部连夜逃走，不然他们也将落得同样下场。
这屠夫想杀人灭口，连3岁的女孩都不放过，他们还回来找这个漏网的3岁女孩，幸好好心的马来族村民，抢先一步将这女孩藏了起来，第二天把她装进瓮里划船偷运到卡陵镇她亲戚家，再从卡陵镇转运到斯古拉。以后她在那儿读书，直到火烧斯古拉，她亲人的屋子被烧了，没了家，被迫离开斯古拉，辗转到雅加达，住在讲述事件的亲戚丽贞家里。
可能经过许多波折和惊吓,这位小妹总是沉默寡言。以后在雅加达和马来人结婚，有了孩子，她已拥有美满的生活，不再痴呆寡言了，已恢复健康，精神豪爽，也能很好地帮助她丈夫工作了，刘克鸿幸运地保存下这个根。
这件屠杀案件发生后，接连发生了很多屠杀案。斯古拉华人好几个被抓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装进笼子里，笼子刚好只能蹲一个人，像猪一样等待宰杀。当地驻军要外面的亲人用钱赎命，只要出钱就放人，没有讲价还价的余地。有一个被禁在笼子以后，外面的亲人跟军人讲价钱，这囚犯马上被砍死，究竟杀了多少人没人敢说，这是几个斯古拉人跟我讲述的无可否认的事实。亭大阪屠杀大案凶手逍遥法外，可见苏哈多时期杀人并不是罪！
关于1968年屠杀刘克鸿一家的事件，是一位和刘克鸿父子一起锁进监狱的亲戚，幸运地被释放出来后向刘克鸿的亲戚朋友的叙述。
（附：我接到一个不幸的消息，郭妙英唯一的小女儿，因病去世了。）
四、阿隆巴拉Arumparak惨案
亭大阪事件发生几个月后，又发生了阿隆巴拉惨案。
阿隆巴拉离斯古拉约30公里远。那里有七个华族渔民，他们平日经常在海边捕鱼，因回家路途遥远，去捕鱼就得住上一两天，捕了鱼便做鱼脯，因此就在海边沙滩上搭个小小茅屋以便休憩。
这一天的傍晚，他们刚开始煮晚饭，突然几个军人来到他们的茅屋，对他们说，这里发现有共党，叫他们马上离开，不然他们会被共党杀死。军人走后，他们不以为意，认为这是恫吓他们罢了，哪来的共党。正要开饭，军人又倒回来并把七个人绑了起来。他们才意识到事情已经严重了，恐怕会像几个月前亭大阪所发生的刘克鸿全家被屠杀事件一样，其中有两位挣扎着解脱了绳子，乘防守的军人在外面赶快逃走。然而，剩下的五位渔民被军人杀死后丢进了大海，被惨杀的一个是斯古拉人彭天志。逃走的两人中，其中一位叫阿乌的是斯古拉人，他不敢回家，躲到别处去了，被杀者的家属都不敢去收尸。
五、日本沟parit jepang 老人谈人生风雨路
2013年1月18日，风和日丽的早晨让人心旷神怡，我从雅加达搭乘飞机飞翔在蓝天银海的祖国上空，俯瞰赤道线上坤甸的蓝图，翠绿的树林装饰了弯弯曲曲银色项链的卡江，多么娇美！为了历史使命，我踩上了我思念的故乡。
汽车飞奔前行一个小时就到达了荣戛jungkat，这是西加省坤甸市二十公里外的小市镇，距离荣戛半公里处，有一条小路延伸到日本沟。日本沟的名称源于二战时期，据称因日本人曾在这里修建集中营而得名。这里是一片不足两公顷的沼泽地，土地贫瘠，每逢雨天，整个山村简陋的屋子浮在红水上。为什么这些华人会在这曾被日本军国主义者，作为华人集中营之地安家落户呢？原来这里隐藏着一段神秘的历史。
1968 年，通往日本沟是条泥泞山路，现在那条路已经通行汽车，但汽车只能行驶至马来人和马都拉人的稻田边，剩下一公里多是一米宽的小道，汽车无法驶进去，我们只好将汽车停泊在小河边，当地人用电单车把我们载到日本沟村子里。放眼望去，是一片沼泽地，一间间独立的难民房，就在红沟的左边，简陋的木桥一家架过一家，把每户人家紧紧连在一起，就如患难与共的弟兄心心相连。
红沟是他们生活的依靠，洗澡、洗衣、浇水、种菜都靠这条沟。沼泽地的水是黑红色的，不能喝，难民们只好另挖水井，虽然井水也深红色，不过比较干净，难民就喝这井水或用水桶盛天水，土地贫瘠，稻谷很难生长，他们只能种些番薯代替米粮。
日本沟小路 小河那一边是难民房
我们来到一个极其简朴的家庭，就地坐在地板上和一位中年男人聊了起来。他说，他们刚来时，这里是一片沼泽森林，他们靠一双手开辟并建造起自己的家。从1968年直到现在，从婴儿小孩到中年老年，45 年的时间里，他们还是走这条坎坷路，现在的年轻人，还继续走上代未走完的悲惨路。
这时周围很快陆续来了一些人把我围住了，有位老人蹒跚地走了过来，我赶快过去牵老人的手让她坐下，从老人的脸庞清楚地刻画着一条条历经风雨的皱纹。因为我是西加人，能讲当地客家话，我与当地难民很快融洽地拉起家常谈了起来。
老人邀我到她家，她介绍说是华莪人，因为华莪是西加特殊事件的焦点，我很感兴趣。老人坐在她家长木板凳上，穿着马来服装。西加山村里的华人跟当地达雅人和马来人是邻居，常年友好相处，因此华人妇女模仿了马来族、达雅族的风俗习俗，也有的华族男人跟当地马来人和达雅人通婚，根据他们的习俗，女人穿沙龙在家干活，要出去工作或串门儿，就另穿一件上衣，这特别显出普通妇女的纯朴和温柔，现在年轻一代已经不穿这种马来服装了。黄阿妹老人依旧还穿着几十年前山村妇女朴素打扮，一副原汁原味的真实农村生活写照。她用何婆客家方言，向我叙述她们的惊险经历。老人以沉重的心情，开始追忆深藏了46年的历史故事：
黄阿妹，今年77岁，祖籍广东何婆人，过去住在西加华莪村，五个男孩，一家七口，夫妇以种胡椒、割树胶为生。村里的华人祖祖辈辈不曾惹事，与周围的达雅人、马来人和谐共处，各族人民各人从事各自的工作，大家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1967年，军人通过达雅人下令传达全部边区华人,马上集中山口洋。情况越来越严重，消息传来已经有华人的住家被烧、杀、抢，达雅人开始发红碗了，红碗从哪儿开始发，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心头忐忑不安，一旦达雅人发红碗已经不是一件平常小事，他们以这种方式发动大家，要开杀戒了，就以发红碗为信号，这是达雅人以往的老风俗习惯。
黄阿妹谈风雨人生 黄阿妹谈风雨人生（复印）
黄阿妹说：华莪华人多少代人了，世代相传都安分守己地守住自己的祖业，不曾和异族有过纠纷。突然的变天使大家都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驱赶人走，要走到哪儿？有的不曾走出远门，现在被下令举家搬走，谈何容易？家禽家园如何处理？几个孩子如何带走？有的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就守在家等待命运的安排，他们不走坚守在家的就全被宰杀了。军人在后断路，只听到歇斯底里的呜呜哇哇叫喊声，一边追赶一边烧杀抢，非常非常恐怖！碰到妇女就下令脱光衣服，搜身上的东西，藏在身上的金钱全被没收，有的也被割头被强奸，被迫作达雅人的老婆，男的大都被砍杀。
听到追逐华人事件已开始，黄阿妹全家就决定马上走，什么都没带，只穿一件衣服逃命，上千人陆续逃到山林里躲藏。森林里很多兵在驱赶华人，山里断了粮，生活、生命都没保障，无法坚持。黄阿妹一家人被迫走出森林到华莪市镇集中，然后大家挤在一起搭乘第二批难民船，五天后到达山口洋大旺树胶熏房，开始了惨无人道的生活。
一个大熏房，是厂方用来熏树胶的房子，一片漆黑，没窗户空气不流通，没有电灯，七八百人堆在一处，臭气冲天，每人每天吃一点杂粮粥，喝咸水，小孩、衰弱者开始生病，喝了咸水吃不卫生的东西，吐泻开始感染，地上尽是吐泻的污秽，谁还能管？每天都有四五人病死，熏房尽听痛苦的呻吟声和哭泣声。她孩子顶不住了，开始时一个孩子染上了吐泻症，没医生没药物,心疼地看着死了一个，隔两三天又死了一个，在短短几天内死了四个小孩，剩下一个最小的男孩。
大人小孩死了，最初还有四块木板装尸。后来死人越来越多，每天至少四五人，就用一个木箱装几个尸体。最后连箱子都没有了，就放进麻袋扛了去埋，黄阿妹老人也差点送了命，终于幸运地活下来，那里真是人间地狱。
国际红十字会得知西加里曼丹华人的悲惨状况后，寄来了救济物品，但是也有卑鄙的家伙从中渔利。经过政府与几手的所谓处理难民事务所，他们把白米换成坏米和粟米，等送到黄阿妹老人的难民所，已经成了畜性吃的粮了。几个月后，红十字会就再也没有救济了。
流离失所的难民为了维持生命，他们到处在市区排队向华人乞讨。出于爱心和同情心，山口洋、坤甸等地华人很多给予难民们吃喝穿的援助，但时间长了也不是办法，因为当时政治治安不好，影响了地区生活和经济发展。在大举排华的形势下，华人惴惴不安，一般不敢出门也减少做生意，甚至关门大吉。长期的大批难民乞讨，实在也让当地市民担负不起，越来越多的难民饿死病死。苏哈多政府把难民载到各难民集中营，熏房，树胶房、学校，坤甸新埠头、坤甸郊外二十多公里的卡里曼斯、日本沟等地区，至于这些难民的生活、病痛就置之不理了。
1968年黄阿妹老人被集中载到日本沟。这里已有做好的几栋长屋。一栋长屋住上十几二十户人家，大概有上百户人家挤在十多个长屋。黄阿妹老人带了一个幸存的小男孩，开始新的逃难生涯。刚来时，日本沟是一片森林和沼泽地，下雨就淹水了，土地不肥沃，水沟里的水是深红色的，非常肮脏，大家就在后面再开井以作饮用，下雨就盛雨水喝。
红十字会发给他们一天一人一小杯米，大家半饥半饿，每天吃粥和杂粮野菜，在兵的看守下，男人砍大树，慢慢地把沼泽地填起来，各自搭盖小茅寮不再住长屋。女人就在附近找野菜，或给附近的马来人、马都拉人做佣人、做杂工，给他们煮饭、做菜、洗衣、拔草等等，什么都做，换取一天的工资25盾，买不到一公斤米，后来工资才逐渐增加到50盾、75 盾一天，非常贫困。黄阿妹在日本沟又生了两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孩子没机会上学。
黄阿妹老人四十多岁时，丈夫因工作艰辛生活贫困而得病，没药医治而死去了。没了靠山，凭她一个女人拉扯孩子们长大。
日本沟住的居民有的被外面的亲人带出去生活，有的外面打工然后搬出去，剩下三十户人家仍然坚持在日本沟生活。孩子们到附近的印尼国民学校读书，因为那是政府供穷苦孩子读书的贫民学校，免学费，只需自己买书和笔。
黄阿妹老人说：她要诅咒过去的政治动荡，让她失去幸福的家园，失去财产，失去四个孩子。华人是善良的民族，为何遭到残杀？为何成了一无所有的难民？为何落到如此悲惨地步？
现在黄阿妹老人跟女婿一起住，女婿到山里找树叶、采山菜及蘑菇等，然后带出市镇卖以维持家计，生活还算过得去。她每天力尽所能去帮助儿孙，看顾孙子等做些琐碎的家务，以度过和结束风风雨雨的人生。
六、腥风血雨茉兰蒂Melanti
山口洋是西加最漂亮的山城，青山绿水还有那不逊于巴厘岛的海上风光，有山口洋阿妹的美称，每年在此有来自全印尼各地的游客，甚至世界游客纷纷慕名而来，观看最热闹的多姿多彩的闹元宵，但是却鲜为人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一段伤心的历史。
我探访了日本沟难民后，脚不停蹄再乘两个多小时的汽车，终于到达现实的历史山城。在奔往山城的车窗前，我喜欢瞩目凝望路旁那永远常青、茂盛屹立的松树，让人肃然起敬，仿佛看到了挺立的勇士，可惜，现在已被砍光夷为平地，杂草丛生了。
踏上山城，我首先拜访了茉兰蒂屠杀案幸存者芳盛。芳盛，现年67 岁，客家人，一家有十一姐弟，除了逃出来的五兄妹外，其他与父母同受难，全被烧死残杀了。
山口洋远景
1964年，年轻的芳胜在外乡工作，参加进步农村青年组织。1965 年九卅事件发生后回到家乡茉兰蒂村。在家几个月后，警长叫芳盛准备好衣服，明天要带他去万那Ngabang。芳盛知道不妙，要逮捕他了，他父母亲爱惜孩子，连夜安排他逃走，正因芳盛逃跑才免了杀身之祸。
从孟加映Bengkayang走路去马云Majung 得花4个小时，从马云去茉兰蒂也需4个小时，芳盛的故乡就是在茉兰蒂 ，那里有二十多户小康人家，家家店店相连，堂堂户户相通，围饶着山山水水,一片娇艳的庄园景色。但是，万万没想到，最惨无人道的屠杀华人的历史事件，就是在这里开始的。
马云、茉兰蒂有三个警察维持管理，警察长是达雅人。当时华莪孟加映一带谣言纷纭，每天都可听到骇人听闻的烧杀抢的事件发生，警长利用人心惶惶之际，对马云华人说：“我带你们到茉兰蒂村，如果你们在马来人或达雅人乡村有相熟的，你们可寄宿在他族的家，比较安全，暂时逃避一下。但是你们带着贵重的金钱不安全，先托我放，平静后再拿回去。”人们相信了他的花言巧语，别无选择，认为事件顶多一两个月就会平息，便纷纷拿出贵重金钱托付他保管。
三个军警带着三百多位马云人走了五个小时路，到了阿芳的故乡茉兰蒂村，便把他们分配到茉兰蒂村人家中住。十多天后，军警长开始安排要投亲靠友的到他办公桌登记，据警长说是由当地达雅人来带华人村民们去安全的村庄。每天都有几家人被达雅人带出去，几批人“护送”了几个晚上，茉兰蒂华人都以为先安排去的已经平安到达了目的地，大家都安心地等待轮到自己。
就在此刻竟然从一位有良心的马来人口中，偷偷传出骇人听闻的秘密，原来这假慈悲的警察长是阴险狡诈的家伙，他想把马云人委托给他的金钱吞占为己有，为了灭口，他把已登记名单的家庭一家家的叫屠夫带出去，这些华人还高高兴兴地去赴死，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完全没防备的情况下，半路上就被宰杀了。
听到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后，他们才吓了一跳，太迟了，这时已经有上百人遭到毒手了。接着狠毒的家伙要带已登记好的下一批家人时，没人要去了，谁要去送命？这时这毒狼知道阴谋披露了，他恼羞成怒，叫来达雅人包围茉兰蒂店铺，并强行把茉兰蒂店门关起来，这时人群马上乱了起来，逃的逃，四下乱窜，警长下令点火，把整个茉兰蒂村烧得通红，被关着的就被烧死了，逃出来的被一群达雅人追着砍。有三姐妹父母被砍死了，她们被达雅人抓回去当老婆。有一个小孩受伤晕过去，醒来时他看到周围血淋淋的尸体，他极力爬到附近乡村，刚好是他姐姐被达雅人抓去做老婆的乡村，他姐姐听到有受伤的男孩，马上跑去看，原来是他弟弟，姐弟抱头痛哭。
芳盛十二岁的妹妹和两个弟弟，在混乱中迷迷糊糊被一位白发老人牵引下，经过河岸边直跑马来乡村，到达马来乡村办事处停下来，这时老人也不见了。三姐弟不知所措在哭泣，弟弟还小才四五岁，后来两个弟弟被人带去山口洋分别收养，妹妹被马来人收养。
芳盛最终在打烈被捕后，形势逐渐放宽，较自由了。有一次他被叫回监狱报到，芳盛一走了之逃跑了，他到处流浪，生活无着落。芳盛很想知道父母被杀戮后弟妹情况究竟如何？80年代他有一份较稳定的跑车工作后，才回到孟加映去找寻，幸运地找到幸免于难的妹妹。妹妹长大后，与另一村的马来青年结婚，现有了孩子，生活稳定。90年代后，芳盛在砂拉越向一位马来人打听到弟弟的下落，并与他取得了联系,现在在外岛也有了稳定的生活。只有一个小弟，直到现在还没找到，芳盛说在有生之年还要继续找寻失踪的弟弟。
2013年坤甸有人打电话联系芳盛，说有人要与他见面，芳盛猜想这个人也许是与他弟弟有关，他非常希望能见到失踪几十年的弟弟。他说：“虽然我们家破人亡，但我们还有幸活下来，若有缘我们兄弟总有一天再团圆。”
沾满华人鲜血的冷酷杀手 ，因屠杀华人立了大功，苏哈多给了他升官发财的机会，甚至他的子女也为此沾了他父亲的血光。腥风血雨的茉兰蒂,只听冤鬼的嚎哭，却不见力竭正义的伸诉！
七、血染本冬(Betung)桥
我能把西加所发生的排华事件记录下来，让世人了然印尼西加在九卅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揭发历史迷津是义不容辞的，但在跑得满头露水的时刻，肚子也咭咕噜咭咕噜闹革命了，不得不找间饭店安静地吃顿香喷喷的饭菜。因我来的目的就是收集历史资料，所以吃饭时也免不了与店主人攀谈所涉及的课题。听他说家人也是难民，我情不自禁地提起兴趣与他拉起家常。
范昌，56岁，甘北Kampet人，老家是过去万诸记Perigi的一个乡村，现在在山口洋开熟食店。他说：
1967年排华事件发生时他还未出世，现在父母已不在了，他常听父母提起恐怖的走红头的事件。当时甘北的一部分华人被绑着带到大理村Darit的本冬Betung桥上。那里的马来人为了向军人和达雅人示好，他们也把被绑着的一群华人赶到桥上一个个砍杀，十五岁以上的小孩、男人全杀。范昌的亲叔父、伯父一家十多人全被集体屠杀了，另一部分的男人被达雅人绑着，带到万诸记的另一地区也全被杀害。
有一位马云人名叫家辉，双手被绑着，带到半路他拼命挣脱绳子后成功逃生。还有一位马云人叫阿必，在下打烈的吊桥上，一批人过桥被砍死踢进河里，他是最后被砍的一个，当砍的时候他稍微蹲下，刀从肩上砍下，受伤了，他顺势滑进河里，侥幸逃过一劫。他在漂浮着尸体和染成红色的血河里，保持清醒，最后在河的下游，悄悄地爬上岸，逃到山口洋，跟着人来到坤甸Sungai Raya，一直生活在那里，结了婚有了孩子。
阿必是本冬桥被砍杀侥幸逃活的见证者之一，可惜我没见到他，据芳盛说，阿必于2013年1月20 日我回雅加达后去世了。
八、刘阿源的见证
我来到山口洋红头事件难民集聚的山村，刚好碰到几个村民便聊了起来。
刘阿源69岁,他与刘贵是万诸记人。过去此村约有100多户，多以割胶种稻为生。刘阿源、刘贵与其他青年四十人在万诸记最先被捕。他们非常有意气，军人用棍打、用电刑，他们都默不作声。他们联合起来暗中发誓，有种的是英雄，无论如何用刑就由他们四十人共同来承受，保护其他同乡的乡亲，不能让他人受苦落难。
他说：1967 年达雅人发红碗后，军警煽动达雅人向华人进攻，到处烧杀抢奸，局势触目惊心。达雅人到来时，手举长刀，狂呼乱叫，华人措手不及到处乱跑，有的在胶园、树林、菜园等，或被军人拦截扫射，或被达雅人砍死。
一个名叫郑季兰的老人，儿子媳妇去园里割树胶，她在家里帮助儿媳看管孙子，当听到外面有人大声喊，叫大家快跑时，她慌乱地抱着一个孙婴儿，手牵一个三岁孙子往屋外逃命，他们三婆孙藏到草丛里，被兵看到了，瞄准向他们开了几枪，枪弹穿过婆孙三人，可怜他们同时死在枪弹上，惨不忍睹！万诸记有一百多人被军人和达雅人杀戮。
九、张忠的见证
张忠，华莪人Sanggau ledo，走红头时30岁，他们在逃命的时候是几十个人一起跑的，有的人带着小孩，很拖累。还在襁褓中或较小的孩子，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做逃命，饿了渴了累了他们哭个不停，在躲藏时，有哭声就会被军警和达雅人发现引起追赶枪杀，危害集体的安全。为了避免危险，有的人只好忍痛做出决定，把孩子留放在路上，期望获幸运能被人收养。有一个路边被抛弃的孩子被军人碰上了，一个军人指着他的头要枪毙这小生命，被他的队长阻止并带回去收养。
有的在紧急的情况下，把孩子堵住嘴鼻窒息而死，甚至有的把孩子丢到河里淹死。
最后张忠心怀悔恨地把内心的伤痛向我倾诉说：他把自己非常可爱的男孩丢到河里以后，小孩竟然抓到树根一直喊爸爸妈妈，他怕小孩的叫声被军人和达雅人听到，只得回去狠心把孩子再次推到河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啊！
十、周淑芳的见证
周淑芳是昔加罗人Sekadau，当年21 岁，她告诉我当时她与朋友翠燕一起在孟嘉影的一个村庄作客，刚好发生红碗事件，整村的华人都被集中到草地上，被一群外来的达雅人包围着，达雅人在四周燃起了一堆堆篝火手舞足蹈，挥舞着刀叫喊着，欢呼狂笑。听说当他们舞蹈结束就要大开杀戒了，大家都紧抱着哭泣，等待着死神到来那一刻。突然从另一方向来了一群达雅人，他们在高声喊叫着什么，后来，包围华人的达雅人吼叫几声，一蜂窝走了。
解救华人的达雅人来到村人面前，大家互相拥抱，华人感谢苍天有眼，天兵天将降临。原来包围他们的是外地的达雅人，本地的达雅人大都不杀自己村里的华人。当他们这区的达雅人得到消息后，马上集结一村人来拯救，他们对他村的达雅人说：这些华人是我们这村的，你们管不着，走吧！就这样，他们挽救了全村人的生命。这村的达雅人劝告说，你们赶快逃出市镇去，不然你们还是会被杀的，这时全部华人连夜逃出市镇去集中。
十一、阿达的见证
阿达，74岁，打腊人 Senakin，父亲是客家人，母亲达雅人。1967年排华时期到处是烧杀抢，阿达的母亲虽是达雅人，也因父亲华人同样遭殃。阿达的母亲被达雅人抢去做老婆，他的阿姑恰好回村，勇敢多智的阿姑把阿达的母亲抢救出来，带出山口洋。
阿达的十多位朋友阿南等人，因听信达雅人说要护送他们去山口洋，但是吩咐他们不能带刀，于是他们赤手空拳地跟着达雅人走，走到半路达雅人违背诺言，向他们大开杀戒。他们无法抵抗，结果全部遇难。
阿达和一位朋友为了避免危险决定走山路逃去山口洋。他们因走山路侥幸逃脱，被集中到山口洋难民营，在难民集中营里过着非人生活，度日如年。后来难民大概已被赶出山口洋，华人乡村财产和房屋都已被达雅人、马来人侵占。阿达估计形势比较稳定，下决心重回到达雅乡村开辟农田。他悄悄地回到家园，在好心的达雅朋友帮助下，逐渐重新立足，结了婚，有了孩子。阿达的老婆是华人，他的下一代都能与达雅人友好相处，现在孩子们都在外地工作了，阿达直到现在还平安幸福地住在达雅乡村，与达雅弟兄融合在一起。
我在想，这些经受迫害的华族，四十年已过，如今他们以什么立场态度去面对和评估此次的非常严重的排华事件呢？我找到了答案。方胜说：“我们不能千篇一律把达雅民族看为仇人，他们是被煽动的，但是对挑拨离间和有目的的煽动者，是民族的仇敌，我们不会原谅他！”
阿达说：“我们华族是慈善的民族，残杀华人是错误之举，是痛苦的追忆，但如今的华人应该忘记过去民族间的深仇血恨，因为达雅人民已觉悟到他们受到那个政治家的挑拨离间，作出错误的决定。”阿达用实际行动，以慈悲的心去感动和团结达雅人，证明华人和达雅人永远是一家人，阿达是好样的。
十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到处是烧杀抢奸，正义力量被摧毁了吗？华人、达雅人祖宗千百年来所建立的友谊就因此而宣告毁灭了？不，在狂风暴雨中还能看到坚强不倒的松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它不怕风吹雨打也不怕天寒地冻，这就是松树的风格！即使面对大屠杀，仍然出现许多见义勇为的君子，他们敢站出来，以各种方式秘密地保护无辜的华人，他们是正义的代表，是不倒的松树。
看！当不满12岁的三姐弟身陷血淋淋的大屠杀时，一位白发老人悄悄带领姐弟三人脱离困境，这不就是正义的力量吗？
当斯古拉华人得知刘克鸿父子被关进斯古拉监狱时，大家争先给父子送饭，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三十多名卡陵镇的马来人联名上诉三发市政府，证明刘克鸿父子是好人，要求马上释放他们，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当郭妙英一家的尸体浮到卡陵镇，斯古拉华人出动去收尸体，警察怕华人反抗，威胁大家回家，不可在路上站，但是激怒的人群都不听了，他们站在街上，久久不散，大家怒目圆睁看着这惨不忍睹的一家残尸！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当军警倒回刘克鸿家，企图找回漏网的三岁女孩的时候，幸亏有一位马来村民抢先一步，将三岁女孩私藏起来，小女孩才免遭杀戮。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当一个军人指着一个失散小孩的头，要枪毙这小生命时，队长阻止射杀，并将小孩带回去收养。这说明即使是军人，其中还有人良心未泯灭，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在孟加映被包围的整村华人等待着死神到来那一刻，突然来了一大群解救华人的达雅人，这是正义的力量！
为了了解达雅人民对红碗事件后的立场和看法，我特请阿达帮忙从达雅山村邀请一位地道的达雅人，这位达雅老人用流利的印尼语接受我们的采访，他是达雅山村发红碗事件的见证者。让我们再听听这位达雅友人的心声吧！
2013年接受采访的见证者达雅朋友阿曼 2013年接受采访的见证者达雅朋友阿曼（复印）
达雅老人名叫阿曼AMAN，现年74 岁，是大理Darit村达雅族农民。九卅前曾参加合法的进步农民组织，1965 年后被捕入狱，手指头和耳朵被军人用电线连接后触电，整个身体和心脏都颤动了，他们要阿曼承认莫须有的罪名，阿曼说我没做坏事没杀人放火，有什么好承认的？
阿曼被监禁一年半后释放回到村子里，他的同族却另眼看待阿曼，把他当作达雅人的叛徒，因为阿曼没参加屠杀华人的行动。阿曼说，如何下得了手？华人也都是我们的弟兄啊！
大理村一带有80个华人被军人和他同族人杀了，十五岁以上的男孩都杀，有两人名叫陈安平和宋阿春，头砍下来后当作球踢。
80 多岁的谢阿兰，她是阿拉的母亲，活活被塞进麻袋绑着丢进河里。300多家华人的住房被烧，由达雅人放火，军人帮忙看守着，防止华人逃跑。箫阿峦和箫永林父子被抓，在军人监视下，父子俩被绑在树上，活活烧死，另一个儿子绑在树上，军人用枪打死后，达雅人把头割下来。陈胜狗父子三人，其小儿子年仅12岁，全被军人开枪打死。林阿牙12岁，他的叔母凤英72 岁和其他人一起都被集中到球场上屠杀，凤英的尸体还被暴徒轮奸，然后把一支树枝插进下体。
不过，达雅人不都是丧失良心的屠夫，也有好心的人。排华事件最高峰时，竟还有冒着生命危险的善良达雅人，把一部分被围困的华人带领他们逃到孟加映集中，这些华人被载到山口洋保得性命。阿曼说：有一位村长叫tuda，他不忍看到自己的华人朋友被屠杀，他偷偷带领一百多位华人逃走，把他们安全送到孟加映，但是他的行动被村里人知道了，当他回到村里时，被村里的达雅人围着打到眼睛瞎了；另外有一位好心达雅人带领八十多人深夜逃跑，当他送他们到达孟加映后，回到村里也被村里人当叛徒杀了。
阿曼说：“所谓走红头就是达雅人的头上缠绕着红布，血碗就是把鸡或猪宰了，把血滴在碗上。一个血碗传百乡村，千人接万人行动。完全失去理智的人群屠杀了千百个华人弟兄，达雅人得到好处了吗？没有！我为我的民族忏悔！”阿曼怀着一颗慈善的心，长年以来不断耐心地向他的民族进行解释说：“过去我们是被政治挑衅者利用了，他们利用我们没政治头脑，利用我们的愚蠢来挑拨离间。我们几百年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如此被毁于一旦！我们是在烧杀抢奸，在犯罪啊！我们制造的是民族间的血仇，没有华人也就没有朋友了。”
“那种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毁了华人和达雅人几代人的友谊，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我很伤心，我们的文化、经济倒退了几十年，直到现在都无法走出困境。华人被赶出山区了，没有华人经济上的推动，我们永远是落后的民族。”
阿曼说，多年来，他一直向几个山村的达雅人传播民族大团结、和谐共处的思想。在他有生之年，他希望继续开导自己的民族承认过错，永远记取过去血的经验教训!
我非常感动，在残暴者的屠刀下，诡计重重杀机四起，还有善良的达雅人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无代价地帮助受害的无辜华人，他们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的达雅族勇士，应该获得最崇高的敬意！阿曼为实现民族和谐付出了爱心，也值得我们尊敬与钦佩。
可喜可庆的是在阿曼的宣传和教导下，好几个山村的达雅人都已觉悟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几十年来，地上的血迹已被冲洗干净，心底伤痛的痕迹也渐渐淡忘，可是历史伤痕却永远拭之不去磨之不平，要让时间验证，也留待后人去反思、反省、矫正。从烈火中顽强、活生生地走过来的人呐，经过风风雨雨的磨练，虽然痛苦却获重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珍惜现在，展望未来！
从积极面去探讨，坏事变好事，让后人获得最大的启示和吸取血的经验教训，但愿民族间的心灵深处，还淌流着对人类“爱”的热血，互相宽容、互相谅解，发挥出正义的动力,突破煽动民族仇恨的诡计，推动社会和谐、民主自由和进步,但愿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努力实现富有特色的印度尼西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