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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地年代
从一开始，新领导层的出现就带来非常出色的成就。印共党员数量从1952年初不到7000名，于1954年就增加到超过150000人。此外，它属下的工会联盟——印尼总工会（SOBSI）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
由于民族主义领袖在“茉莉芬”事件后不愿参与“统战”之类的合作关系，印共没有把“统战”精力放在他们身上，而是“被迫把建立一条统一战线的工作集中在下层。这是于1950-1951年间被证明非常有效的一个策略，是印共在暴乱后迅速复兴，并发展了一批强大的共产党群众组织的主要因素之一。”（注15）
这个事态的发展，反映了经济情况不断恶化：失业率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五；封建制的土地关系继续存在；独立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利益。令人关注的是，到了1953年，爪哇和苏门答腊百分之七十的种植园又回到外国人手里。
印共继续飞快发展。它在1955年的普选中获得百分之十六的选票，而在两年后的地方选举中，它在中爪哇成为最受欢迎的政党。到了1958年，印共党员数量达到一百五十万人。
在政府层面，一系列弱势和不稳定的联合政府不断更迭——在不到七年时间里，六个内阁一个接替一个。
与此同时，军队高层进行鼓动的迹象日益明显。他们在独立斗争中崛起，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实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为了转移人民大众对他们的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印尼的所有政党都卷入到一场从荷兰人手上把西新几内亚(West New Guinea，原文如此，译者)并入印尼的炽热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去。
而在这一场运动中，印尼工人在由印尼国民党和印尼共产党基层党员领导的一系列大部分自发行动中，占据和接管了印尼国内全部荷兰企业。
武装部队转而没收了这些公司。现在，他们的势力不仅在军事层面，而且发展到经济层面。
翌年，武装部队内一个代表外岛封建势力的派别(在美国支持下)，企图推翻政府。由于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这场叛乱被粉碎了。结果，某些政党被取缔，其他政党的活动则受到极大限制。军事管制宣布实施。可以肯定地说，独立并没有随之带来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截至1959年，印尼至少还有举行普选，然而，苏加诺总统在军方的压力下，在那一年解散了国会，而且以总统地位宣布成立一个通过委任的“协商会议”（Consultative Congress）。于是，就这样进入了“有指导的民主”（Guided Democracy）时期，其间，不曾举行过一次选举。
印共赞同苏加诺这样做。
在这里，值得暂停下来思考一下，印共采取这个实用决定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根据艾地的说法：首要任务是为了建立“……一个由全国所有反帝和反封建的势力组成的统一战线，即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这个联盟的任务不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要进行民主改革。”
任何关于改变社会的严肃理论，其出发点必须是它所处的社会的具体现实情况。显而易见，印尼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如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它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就是：
彻底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样做，反过来能够创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国内市场。
经过议会民主机构，沿着现代化路线，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发展。
这些任务大体上在19世纪末叶已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完成(如欧洲和美国等)。然而，它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则尚未完成。如此一来，随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用帝国主义方式日益加强对全世界的统治，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添加了第三个任务：
推翻帝国主义的直接统治，甚至在完成这一任务后，还要推翻帝国主义所施加的经济束缚。
简言之，这些措施是把印尼从落后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化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所必需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要由社会中哪一个力量来完成上述任务呢？
在欧洲，这些措施分别由各自国家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用人民大众为他们进行战斗，反对现存的封建势力而实行的。印尼的情况会否如出一辙呢？工人阶级的作用是什么？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
在1920年代初期，当共产国际曾经是一个健康组织的时候，一场极其重要的讨论在其队伍内部发生了。而这场讨论，正是关于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讨论。
列宁从这场讨论中认为：“……我特别乐意强调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和解，因此，十分经常甚至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确实支持民族运动的同时，又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达成一致协议，就是把力量联合起来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自己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话，那么，又有哪个社会阶层能担当这个重任呢？
“在整个历史上，小农阶级依赖其一小块土地生存，致使眼界非常狭窄，一种范围极其狭隘的视野。更有甚者，由于它是那么复杂松散，它往往依靠城市的阶级领导。在这个现代化时代，它不是由资产阶级就是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注16）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由资本家来领导，因为这个革命是反对它们的，所以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
由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统治，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毫无地位可言。尤其是对印尼的资产阶级而言，作为一个阶级，它是多么的弱小，它实际上是否存在甚至成了一个大问题。不可否认的是，的确存在那种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资产阶级萌芽。
正如艾地自己于1964年不无沮丧地写道：“印尼的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年轻，而且与地主有着许多亲属关系。它的一只腿是资本主义，而另一只则是封建主义的。”
然而，印共领导人还是相信他们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事实上，他们的分析是基于斯大林主义的革命两个阶段论的，也是与印尼的具体实际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
按照艾地的说法：“现阶段印尼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印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不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是已过时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而是一种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
“印尼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它并不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一点表现在这一事实，即它将分配土地给农民，并且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使它可以从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印尼革命的性质也是民主的，因为它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而且是为着全体印尼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注17）
尽管艾地在玩弄什么“新式”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词藻，归结起来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首先是让资产阶级上台执政，然后，经过若干年（？）、若干十年（？）甚至若干世纪（？），工人阶级和农民才上台执政。然而，正如艾地自己指出的：“1945年8月革命的失败表明，印尼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是没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过，由于他们所受的全是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教育，由于莫斯科和北京的权威（影响），以及由于他们在人数方面的发展，印共仍旧继续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基础上。
正如Rex Mortimer说的：“一个党，像印共那样的大党，鲜有对于某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持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并对于它寄以那么多的厚望，而且使自己来适应它，而对它却了解不多。从本质上说，印共领导人是把自己的信任赋予了不是‘盟友’，而事实上是人民大众的敌人的那些人；这就是它是多么危险的原因。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独立后的十来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一项得以完成。封建所有制的关系依然完好无损，议会民主已被废除，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奋起，而是经济一团糟。
经济情况得到的发展，是由国家负责进行的。不过，正如Richard Robison解释的：“……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经济朝向社会化，甚至也不是朝向国有化的一种协同行动……直到1956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严重受到以下这种思想的影响：即国家将会为一个国内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经营必需的但超出民族资本能力的企业，并且直接资助和保护一个民族的（这里民族的含义通常是指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此外，“尽管国家一致努力尝试建立一个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发展并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有指导的民主时期正是以这种基本上相同的经济思想作为基础，但是本土资产阶级历史性的无能变得越来越明显。
人民大众没收的荷兰企业，不能交给本土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实在太弱小了，因此，这些企业必需国有化。支配这种形势发展的，并非当权者的愿望，而是具体现实情况所要求的。Robison接着说：“大多数评论员都同意这一点，即直至1965年……本国资产阶级自1950年代以来并无进步。”（注18）
然而，从两个阶段论衍生出来的思想，正是要求工人阶级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工业行动，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盟友。但是，这不是一种平等的联盟。由于这场革命被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的利益应放在第一位，而工人阶级的利益则被放在第二位。
正如Rex Mortimer 所描绘的：“整个重点……在于工人阶级的自我克制作用及其对其他阶级和国家的政治责任……”(注19)。这是全部情况中最为危险，而且归根结底地说，最为致命的方面。
那么，印共为什么能发展得如此神速呢？因为当印尼逐渐趋向灾难临头的时候，整个社会发生了对立……而处在对立一面的则是印共。相对来说，他们没有受到当时贪污成风的丑闻影响，而且，姑不论其政策如何，他们至少被认为是会“有所作为”的——他们是工人阶级传统的而且是唯一的政治代言人。正如Ruth McVey于1960年代初所看到的，“如今，印共实际上是唯一值得被认为是印尼的一个主要因素的政党。玛斯友美（Masjumi，印尼极右回教政党——译者）和社会党（PSI，印尼极右政党之一——译者）由于叛乱的缘故，差不多已信誉扫地……最后于1960年被宣布为非法。伊斯兰教师联合会(Nahdatul Ulama，简称NU——译者)和印尼国民党（PNI）在组织上已经蜕变为自我维系的互利互惠机构。只有贫民党（Murba），这个全国性的共产党……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小派别，与其说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一种思想意识。”
站在另一面的是军人。他们声望日隆，不仅是印尼资产阶级/封建政党弱小的一种反映，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印尼资产阶级自身弱小的一种反映。根据两个阶段理论，这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兴旺发展的阶段，然而，资本家阶级却是如此之弱小，以致必须由军队站出来作为其代表——而军队作为国家暴力，通常来说，是资本主义最后一道防线！
接下来就是典型的波拿巴分子——苏加诺在其间巧妙地玩弄平衡术。到了1960年代初，印尼的阶级力量正在聚集，准备摊牌了。如今只是时间问题。对群众来说，情况已变得难于忍受了。“1963年底爪哇的收成，由于记忆中最为严重的旱灾和鼠患而大大减少……艾地自己在1963年12月的报告里曾提及‘人民如今实际上正在吃任何能吃的东西’，而接下来的数月，各方面的报道都提到苦难在大规模地发生。
据路透社1964年2月16日报道，中爪哇的农作物失收情况特别严重，有一百万人在饿肚皮；在沃诺沙里（Wonosari）县，每天有二至六人饿死；而中爪哇副省长说，有12000人正因营养不良接受治疗，而15000个家庭被迫放弃他们的贫瘠的稻田。安打拉通讯社则详细报道说，在峇厘有18000人正在饿肚皮，而在南苏门答腊粮食严重短缺。人民日报于2月18日报道说，人民正在变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孩子。”（注20）
土地改革法令自1960年就已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一切都没有改变。感到沮丧的农民开始占有土地。乡村地区的警察、军人和反动分子使用暴力对此作出反应。
国家在走向毁灭，平民和军人官僚阶层的贪污和走私泛滥。军人管理效率奇差和贪污腐败毁坏了已收归国有的企业。生产按绝对值计算下降到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产值。印尼曾经一度是大米过剩的地区。现在，它每年却必需输入150000吨大米。锡和橡胶的出口工业逐渐大幅萎缩，只有石油仍然是赚取美元的一个工业。
国家对世界各地的银行有严重负债，预算赤字每年成倍增加。由于长期恶性通胀的结果，印尼盾（rupiah）的币值猛跌到只有其合法币值的百分之一，直至1965年的六年期间，生活费用增加了百分之二千。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令人吃惊的高达国家预算百分之七十五的费用被用作武装部队的开支。
就苏加诺来说，他更为关心在印尼人中间发展“一种对自己国家地位的自豪感”，那是一种生活在满是昂贵工艺品的豪宅里的人才承受得起的感情。为了促进这种“自豪感”，数以百万计的钱被用来建造雅加达的地标式豪华建筑、新林荫大道和宏伟的雕像。
与此同时，苏加诺发布的没完没了的演讲、口号和简略词，越来越多地以左的言辞包装起来，诸如“Manipol（Manifesto Politik，政治宣言——译者）/USDEK（即用Undang2 Dasar 1945 -1945年宪法、Sosialisme Indonesia-印尼社会主义、Demokrasi Terpimpin-有指导的民主、Ekonomi Terpimpin-有指导的经济和Kepribadian Indonesia-印尼特性这五个词组的第一个字母拼成的简略词——译者）。类似的简略词还有一大串，诸如Ampera（人民苦难教训）、Berdikari（自力更生）、Tavip（生活在风险的一年）、NEFOS AND OLDEFOS（新兴力量与旧有力量）、Nasakom（纳沙贡，即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团结）、必需避免本本主义思想、回到革命的轨道以及不断革命”（注21）等等，等等。
印共满腔热情地加入这些口号的大合唱。五十年代初，印共曾称苏加诺是一个“日本人的合作者”，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者”以及一个“准法西斯分子”。到了六十年代初，苏加诺却在印共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了。正如Rex Mortimer说的，“到了1963年，印共党（对苏加诺）的崇敬几乎达到盲目崇拜的地步。尽管苏加诺对经济事务的愚昧无知臭名远扬和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印共却宣称经济困难的解决办法可以放心地交到他手上去处理……这之后不久，（艾地）给他奉上最终的荣誉，形容总统是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面的第一位老师。”（注22）结果，印共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苏加诺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到1965年8月，印共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仅次于苏共和中共两大党）。有三百五十万印尼人成为印共党员。另外，其附属的不同组织——工会、农会、青年团、妇女会和文化组织，据称获得大约二千万人民的支持。
国际资产阶级益发惊恐地注视着印尼的形势。它们普遍地感到，印共即将取得政权。姑不论它们的政策在文字上是如何表述，具体和现实的形势将迫使它们把经济收归国有，就像古巴和中国发生的那样（也正如我们看到的，有许多部门已经被收归国有）。失去印尼这一世界第五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将会是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可是他们又无能为力来干预。
他们思想上的绝望情绪在兰德公司的一份备忘录里显露出来。在这份备忘录里，美国政策主要顾问（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Guy Pauker写道：“如果共产党人失去苏加诺这个保护者，有能力把分散和意志消沉的反共势力团结起来的其他民族领袖，能否在最近的将来崛起，看来还是一个疑问。特别是这股势力将可能欠缺冷酷无情，使之有可能像纳粹份子在1933年3月5日大选过后的几个星期就去镇压德国共产党那样……印共的敌人包括各次右派叛乱的余孽、被镇压的政党和某些武装部队份子。他们不仅在数量上和群众支持方面，而且在团结性、纪律性和领导能力方面，都比纳粹份子还弱。”（注23）（这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思维——“当你需要他们时，纳粹份子去了哪里？”）
在1965年9月30日夜晚，情况到了紧要关头。最高司令部的六位将领被一小股由中级军官率领的部队绑架和杀害，雅加达的一些地点也被占领。苏哈托将军指挥下的武装部队迅速地扑灭了首都的“政变”企图，虽然战斗在中爪哇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印共被指责为这场“政变”和将领被杀的主谋。
对印共党员和同情者的屠杀开始了。最初情况非常混乱。大多数观察家以为将会有一场内战。正如10月16日的《经济学人》指出的，“除非冒内战的风险，否则印尼最有影响力的政党根本不可能被赶入地下”。的确是发生了一场内战，不过只有一方在战斗。
据1965年12月17日《时代杂志》报道，“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红色同情者和他们的家属正在被屠杀。据说，内陆地区的军队对身陷囹圄的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进行审问之后，就把他们处决了。用有着宽阔刀锋的巴冷刀武装起来的穆斯林份子，成群结队偷偷摸摸地在晚上溜进共产党人的住家，把全家人杀害之后，就随随便便地把他们的尸体埋在浅坑里。
“穆斯林份子在东爪哇把受害者的头颅挂在木杆上，并拿它在各村庄游行展示，使这场大屠杀运动变得如此恬不知耻。大屠杀的规模达到这样一种可怕程度，即受害者死尸的处理，已经导致东爪哇和苏门答腊北部出现严重的环境卫生问题，那里的潮湿空气充满着腐烂肉体发出的难闻的臭味。据到过这些地区的目击者说，那里的小河小溪简直已经被那些尸体堵住了。当地的河运已经严重受阻。”
1966年5月8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报道，一位在日惹附近乡村学校教书的教师曾经这样说，“我的学生跟着军人出去。他们指出谁是印共党员。那些军人当场就把这些共产党员连同他们的全部家人枪杀了，妇女和儿童也不能幸免。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纽约时报》记者Seth King评论道：“泗水，是东爪哇的首府，长期来是共产党的活动中心之一，市内贯穿着许多浑浊的运河。自去年10月，生活在运河边上的家庭一个令人感到更为可怕的任务就是，每天一大早必需起身推走堆集在他们园子梯级附近的尸体。”（注24）
在峇厘这个曾经是印共党组织发展最快的中心地方，大屠杀已经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一场，以致军队最终要介入来控制它。而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从来都不是以人道组织闻名的机构也这样写道：“就被杀人数来说，印尼的反印共大屠杀可列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大屠杀之一……”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有五十万到一百万的人民——工人阶级的精华和印尼社会最优秀和最有前途的儿女被屠杀了。印共关于革命分两个阶段的理论就以残酷恶毒没有阶段的反革命终结了！
但是，整个形势最难于令人置信的一点是，印共这个拥有二千万支持者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几乎毫无抵抗地就全军覆没了。正如Rex Mortimer阐明的，“一个被驱散和震慑的领导层，看来已完全失去能力来集合党的力量，或应付自己党员被大批杀害的局面。（印共）领袖坚持把摆脱困境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苏加诺身上，自己却匿藏起来，致使失去实际活动的能力。以下是一位身为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妻子的印共党员在讲述她和她的丈夫在政变后的数月以及数年的反应，说明党的干部力量是如何陷入瘫痪状态的：
“9-30事件之后，我们如常工作了好些日子，但是没有一个我们接触到的人能够告知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当雅加达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恶劣的时候，我们只能坐在家里，等待指示。我的丈夫完全没有获得任何指导要如何应对这种不测事件。我们没有预料到情况会变得如此糟糕。我们以为这是党的一次挫折，但是苏加诺最终会处理好这一事件。
“这就是党之所以崩溃得那么快的原因。没有指示，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向谁求助或者该相信谁，自从大逮捕开始，我们知道有人叛变……（党的领袖）只是捎话来要我们等待，而我知道一位党领袖的妻子奉命去见苏加诺。”（注25）
苏加诺……完全依赖于苏加诺。
根据他们关于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的理论以及随着所有政党消失之后，印共得出结论，即苏加诺本身，作为个人，如今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苏加诺没有群众性组织。如果苏加诺是代表某个强大阶级利益的牢靠人物，他决不会如此之快倒台。
实际上，不是苏加诺，而是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在一起的军队，最终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划分的对立面是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印共。当这些强大的阶级对立力量最终分崩离析的时候，苏加诺简直就掉入裂缝里去了。
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印共第三次被血腥地粉粹了。印共队伍为此大吃一惊——对党教导的艾地有关国家“两个方面”的荒谬理论，感到疑惑。
（正如印共本身转入地下后于1966年所说的：“根据这一‘两个方面理论’，在印尼能够出现一个奇迹。这就是国家可以不再是统治压迫阶级压制其他阶级的一种工具，而可以使之成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共同享有的工具。而且国家政权的根本变化……可以通过发展‘支持人民’的一面和逐步消灭‘反人民’的一面和平地完成。”从本质上说，这种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典型的改良主义货色。）
艾地事前对绑架将领的计划完全有可能是知情的。它显示出整个领导层的态度——宁愿由上层处理而不去动员群众。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吧，艾地曾对独立斗争时期的印共领导层作出这样的批评：党“放弃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并且不够重视自己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的工作。这些就是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历史本身往往会重演。
但是，让我们回到更上一代，回到印共本身最初创立时期来看。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右派不是反对把阶级问题提出来，并提出：“为了达致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土著居民各集团间必需团结起来……”的要求吗！难道这点不是意味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吗？难道这些右派跟那些后来建立印共的人之所以没有分道扬镳，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吗？
难道伊斯兰协会的佐格罗阿米诺多那一派人没有一面谴责“罪恶”（在这里他们指的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一面又支持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吗？
在艾地领导下的印共事实上又回复这些思想。然而，印共最初正是在反对这些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于是，轮子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处（喻问题在原处兜圈子）。
1960年，艾地明确指出，“阶级斗争从属于民族斗争”，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至少是慕梭于1935年从莫斯科返回印尼以来的时期的印共政策。印共的历史，从许多方面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一部历史。显然，它具有某些本地的特色（诸如对一个人——苏加诺的依赖），但是，导致印共处于这种地位的根本的理论基础，最初是从莫斯科传过来的。
1961年2月4日，印共重演了一次1920年代中国发生的令人恐怖的事件，就是把一份党员名单呈交“当局”，而名单上列明（党员）地址、党内职务和入党日期。就连当时的印尼的资产阶级观察家也得出1960年代的印尼和1920年代的中国，情况相类似的看法。
但是，悲剧并不止于那里。不到十年之后，智利的劳工运动被粉碎，工人阶级最优秀的份子遭到屠杀，因为完全执行了相同的政策。的确，“……智利阿连德政府被美国支持的势力推翻，正是在‘雅加达来了’的口号下进行的。”（注27）
就像智利的案例那样，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错综复杂和血腥的手段卷入了消灭印共的行动。但是，它们的作用不应被夸大。正如在智利那样，在印尼，正是印共领导层所犯的错误，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犯那些错误的话，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努力，亦是枉费心机的。
印共有可能取得政权吗？是的，我们相信，有好多次了。或者让我们把问题说得更为准确一点，取得政权的客观条件有好几回已经成熟。在1920年代，撇开组织方面的混乱不说，它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取得政权），肯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丹马拉卡相信，1926年的起义时机已经太晚，并且相信，如今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逐步增强党的力量——这点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很明显，到了独立斗争时期，印共根本就把领导这场斗争的机会拱手相让出去。
同样，在1960年代，印尼的革命时机也已经成熟，这点不成为问题。国际资本主义的态度总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而它们的态度又是什么？这种态度由惊慌失措到惊恐万状不等！让我们别忘记，例如1960年代的印共，在数量上比起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具有某种程度的更大优势。然而，在政治理论方面，它却远远落在了后面。正是理论而不是数量，成为印共的问题。显然，即便是对于理论采取了最为一丝不苟的态度，也不能一定保证胜利，有时条件就是不成熟。不过，我们并不相信，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印尼，情况是如此。
甚至不排除印共在苏加诺继续担任政府名义首脑的情形底下，于1960年代就取得政权。但是，如果他们取得政权（有或没有苏加诺），不可避免的是，鉴于领导层的政策，它产生的政权将不会是一个由工人民主管理具有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而是一个类似中国的畸形的工人国家。尽管如此，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在东南亚最大的国家的消灭，将会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并且是对国际被压迫群众的一个巨大鼓舞。
尤有进者，印尼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里穆斯林居民最多的国家。倘使1960年代印共取得政权的话，整个中东发生的事件的模式，从那时开始就完全可能非常不同，更不用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了。就东南亚地区本身来说，一个最大的国家的革命，其反响将会是巨大的，而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来说，在失去中国不过十来年的光景后，又失去世界第五大国将无异于一次毁灭性打击。
复 兴？
那么如今的形势如何？自1965年以来，初期的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获得了发展，有些也已经成为巨富，然而印尼的工资水平在东南亚依然最低。此外，印尼决不可能追上日本，甚或南韩的发展。为时简直就太晚矣。
正如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指出的，“战后能称得上从落后的社会发展成为完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日本和东南亚的所谓‘新工业化国家’（即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导致他们发展的背后原因，就是对中国革命这个榜样感到害怕。革命曾经扩散到朝鲜、越南和马来亚，即便是日本，在1940年代，革命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危险。
“这些国家的资本家阶级没有能力打破封建地主的势力和贯彻实行土地改革，而做不到这一点，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日本，尽管它的社会落后，早已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致使美帝国主义要以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其占领军首脑，来否定战败的日本军阀的决定，实施了一个十分激烈的土地分配计划，与此同时，拿出庞大的美元津贴来资助工业化政策。
“美帝国主义在其占领下的南朝鲜实行了同样严厉的土地改革，以阻止来自朝鲜半岛北部的革命的蔓延。而且，又是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在某种意义上，他可说是本世纪最进步的资产阶级份子）完成了这个（土改）计划。
“在台湾，因中国大陆的革命逃离到这里的蒋介石军队，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以稳定其占领下的岛屿。新加坡和香港其实是‘城市国家’，均建基于近海岛屿，所以，土地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于克服。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著名的‘新工业化国家’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它们全都是由已经被革命横扫的国家里分裂出来的碎片——被放逐了的反革命！绝不可以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可行性的论据。“（注28）
就印尼的土改来说，恰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独立后，朝着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巩固地主阶级地位的倾向在继续发展。文武官员经常用从商业世界以外积累的资本来涉足这个领域。”(注29)
1亿8千万印尼人民大众有百分之八十在最低生存条件下生活（据最新统计，印尼人口已达2亿以上——译者）。印尼的婴儿死亡率在东盟国家里最高（87/1000），百分之八十九的居民没有安全的饮用水。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民主这一方面来说，今天的印尼比起荷兰殖民统治时期还缺少民主。显然，历史证明，印尼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自己的革命。
那么，印共的情况又如何？在印共进行最后抵抗超过了二十年之后，政府依然还在射杀那些老人，依然还在清洗文职官员中的那些“共产党人”。至于印尼的工人阶级会否在印共旗帜下或其他旗帜下重组政党，现在还很难说。不过，这实际上不是主要问题。正是党采用的纲领而不是名字，才是至关重要。
1965年后，直到1968年，断断续续有报道说，幸存的印共份子展开游击战活动。但是，在印尼，把游击战争当作主要的战术，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完全是地理因素使然。爪哇岛过去是，今后仍然是全国的中心。爪哇在1960年代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要比荷兰或比利时还高。如果说，1960年代的情况是如此的话，那么自那以后，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今天的人口密度要比过去高好几倍。
在各城镇的工人阶级，才是主要的社会力量。这不等于说，完全排除在较后一个阶段，外岛可能进行某种形式的游击斗争，作为对城市工作的一种补充。尤其是指把工人群众都武装起来的“武装斗争”，在某个阶段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但是，以游击战争道路，或者更糟糕以个人恐怖行动作为主要的策略，完全是一条死胡同。的确，1920年代发生的恐怖活动事件显示出组织的混乱。不过，还有更为严重的危险迫在眉睫。
今天有许多印尼人冒充为“民主人士”和“人民之友”，明天将会有更多这种人。他们中的某些人双手沾满了血腥。有一天工人阶级运动真的重新崛起的时候，千万别错把它的敌人当成自己的朋友。
革命的风暴又一次正在席卷印尼，而正是青年人再一次站在最前列。印尼革命历史的过去篇章铭刻着司马温、达尔梭诺、丹马拉卡以及其他千千万万青年人不可磨灭的功绩。就像今天那样，正是这些聚集在学习团体和活跃份子小组里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和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他们将组成这次复兴的核心。
在今天的印尼，工人的政党被禁，真正的工会被禁，左翼的报纸被禁，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被禁。可是，尽管政府要禁止，目前在青年积极分子和学术小组中正在辩论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正是从这场辩论中，当然，还有从反对所有政权中最邪恶的这个政权的斗争中，明日之革命干部正在形成。这本小册子正是献给这些英勇的年轻革命者的。
注
（1） Alisa Zainnu’ddin：《印尼简明历史》（A Short History of Indonesia）第165页
（2） Ruth McVey：《印尼共产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第24页
（3） 同上，第274页
（4） 同上，第328页
（5） 同上，第333页
（6） 同上，第178-179页
（7） 马克思主义工作者极端派别（ANC，Marxist Workers Tendency）：《南非的社会主义革命迫在眉睫》（South Africa’s Impending Socialist Revolution），第28页
（8） Ruth McVey：《印尼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与苏联的关系》（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第2页
（9） JM Van Der Kroef：《印尼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第24页
（10）Ted Grant：《共产国际的兴起与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19页
（11）Rupert Lockwood：《黑色舰队》（Black Armada），第35页
（12）George McT Kahin：《印尼的民族主义与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第160页
（13）Ruth McVey：《印尼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与苏联的关系》，第8页
（14）Jeanne S Mintz：《莫哈默德、马克思和贫民主义：印尼社会主义的根源》（Mohammed、Marx and Marhaen:The Roots of Indonesian Socialism），第102页
（15）Ruth McVey：《印尼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与苏联的关系》，第8页
（16）Peter Taaffe：《1925-27年革命（中国的斗争传统）》（The 1925/27 Revolution (China-the Tradition of Struggle)，第7页
（17）DN Aidit：《印尼革命与印尼共产党的迫切（当前）任务》（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Indonesia），第14-15页
（18）Richard Robison：《印尼：资本的发展》（Indonesia：The Rise of Capital），第41-42页
（19）Rex Mortimer：《1959-65年苏加诺思想和政见影响下的印尼共产主义》（Indonesian Communism under Sukarno-Ideology and Politics 1959-65）,第62页
（20）同上，第300页
（21）John D Legge：《印尼》（Indonesia），第159页
（22）Rex Mortimer：《1959-65年苏加诺思想和政见影响下的印尼共产主义》，第88-89页
（23）Peter Dale Scott摘自《印尼军事恐怖的十年》（Ten Years Military Terror in Indonesia），第231页
（24）同上，第14-15页
（25）Rex Mortimer：《1959-65年苏加诺思想和政见影响下的印尼共产主义》，第391页
（26）Jeannes S Mintz：《莫哈默德、马克思和贫民主义：印尼社会主义的根源》，第203页
（27） 《印尼军事恐怖的十年》，第15页
（28）Dudiyora Horaata：《是改变航向的时候了！共产党人与印度革命》（Time to Change Course! Communists and the Indian Revolution），第25-26页
（29）Richard Robison：《印尼：资本的发展》，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