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

新加坡是个蕞尔小国，能够繁荣兴盛，多亏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左右逢源的务实主义作风。如今得以充当“习马会”的东道主，已经不足为奇。

新加坡紧接着预料也会配合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靠搭乘发展的顺风车而从中获利。但在经贸合作和之余，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又有怎样的优势，能够扮演文化交流的中介，为各国搭建和平的桥梁呢？

新加坡历史700年

所谓历史，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而是随着当前局势而改观的。在新加坡过去的历史观里，英国人莱佛士于1819年的登陆，等于是创世纪的时代。在这之前，岛屿不是一片荒蛮，就只有传说故事。似乎，新加坡的历史从那年开始。

但配合建国50周年，国家博物院的展览开始强调从14世纪开始的“700年”新加坡历史大叙述。就在这个月中，亚洲文明博物馆翻新开幕之后，将有新的长廊和展厅，为访客呈现唐代沉船“黑石号”的文物，把海上丝绸之路在此地的历史推得更早。

时代的转变经常令人不禁嗟叹。新加坡与中国如今庆祝建交25周年的当儿，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刚宣布，将允许持中国护照者利用自动查验通关系统在机场等处出入境。想当年，李光耀于1976年第一次访华过后，才开始放宽旅游限制，允许60岁以上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旅游观光。

中国情结等于亲共？

在这之前，别说中国情结，凡有左翼倾向的中文知识分子，都极可能被划上亲共的等号。例如著名剧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郭宝崑，就曾在1976年被扣留了4年7个月。而作为世界第一所海外华文大学的南洋大学，也一直被李光耀认定为共产主义的温床，终于在1980年以合并的方式告一段落。

说到中国文化在新加坡的软实力，其实也源远流长。电影《刘三姐》1963年在新加坡放映时，曾经轰动一时，里头朗朗上口的山歌一直脍炙人口。现在又有了《印象刘三姐》，视觉效果给人更大的震撼。只是，贪婪的财主，在今时今日，也许不如左翼思潮蓬勃的当年，受到那么严峻的批判。

再把时间倒退60年。周恩来（见图）于1955年南下印尼参加万隆会议时，尽管只是飞经新加坡稍作停留，也能带来一阵骚动，只因那是反殖民、反帝国情绪正值巅峰的时代。

人民行动党当年的中坚分子林清祥在周恩来回途中，就与群众拥进加冷机场，对时任中国总理表示热情祝贺。那是他在1963年“冷藏行动”中被指控牵涉共产主义的罪名被打入牢狱以前的事。

万隆精神与马来亚

当时，周恩来与东南亚各国达到共识，即不承认华人的双重国籍，并鼓励海外华人申请当地公民权。

万隆精神代表着第三世界各国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利，和新加坡华人在反殖民时代所追求的“马来亚文化”是并行的。年轻一辈的新加坡人要是看过今年庆祝新加坡建国50周年的电影《1965》，会以为独立前，各族群间由于不谙英语的缘故，无法沟通，而互相歧视，进而导致种族暴动。

事实上，五〇年代的华校生，不少曾本着“我爱我的马来亚”精神，积极学习马来文、学习印度舞蹈，欲了解其他族群文化。假若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人，把过去受中文教育者等同于沙文主义，其实是冤枉了他们。若说从前的华校生在追求社会平等公正方面，比较大胆激进，那倒还没错。

中华文化需再定义

无论如何，如今事过境迁，英语已普遍被新加坡人接受为主要的工作与沟通语言。另外，糅杂式的Singlish，也已变成新加坡的特色和认同。中华文化在新加坡，因少了从前受中国社会现实主义影响的左翼思潮，如今必须重新被定位。

新加坡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多元种族治理模式，并不是偶然的。殖民地经济发展的背景老早造就了新加坡人的文化视野是比较多向的。对中国人来说，由于崇尚大一统的历史包袱，国家的概念是和华夏种族的概念分不开的。

在新加坡，虽然不同语言和宗教的族群之间仍有隔阂，但共同的生活习惯和历史回忆却又形成了一种超越种族的认同。相对来说，新加坡在文化交流方面可能比较有优势。希望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在这里掀开的将是新的和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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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明，新加坡人，留学德国，从事文化研究，目前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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