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史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2015-10-21
沈卫荣，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兼职教授
近 年来东西方学术界对在西方流行已久、且依然阴魂不散的所谓东方主义的批评揭示，西方通常祇是将东方当做一张屏幕，凭借着这张屏幕他们可以设计他们对西方 （Occident）自身的理解。不管是胜利地发现西方远远优越于东方，还是不无伤感地承认东方依然拥有西方早已不存在的魔力（Magic）和智慧，或者 更经常的是左右摇摆在对东方的轻蔑和热望之间，总而言之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口头上谈的是东方，可心底里属意的是西方，东方不过是他们用来发现自己、认识 自己的工具和参照值。
西藏作为东方的一个组成部份，自然也不例外地被牵涉进这种东方主义的话语 （discourse）之中。就像整个东方一样，西藏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思想行动的自由主题[1]。西方发现、研究西藏的历史凸现出其东方主义和殖民 主义的学术本质。从西方人最初接触西藏迄今的几个世纪内，西方人实际上从政治、文化、社会、科学等不同的角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在将来也 不可能出现的幻影西藏。祇有将西方的西藏形象放在西方东方主义或殖民主义话语中来考察，纔能理解西方对西藏的看法何以如此千差万别，纔能说清今天西藏何以 成为西方人之最爱。总之，对西方发现、认识、丑化、妖魔化或者神化、神话化西藏的历史过程作一番考察，不仅能帮助我们加深对由赛义德最早提出的东方主义传 统的理解和批判，而且还能为我们认识今天西方流行的西藏热的来龙去脉，进而认识在西方这股西藏热鼓噪下日益国际化的西藏问题的本质，寻求破除神话、理性对 话的建设性途径提供一把钥匙。
食人生番与文明曙光
由于自然的屏障和政治的原因，直到本世 纪80年代西藏对外开放为止，真正成功地闯入西藏的西方人屈指可数。所以，西藏一直是西方人可以展开幻想的翅膀自由地飞翔的地方。翻开几个世纪来一代又一 代西方人关于西藏的一本又一本记载，我们读到的决不祇是美丽的神话。这儿同样也有噩梦和谎言。西藏一会儿被捧上了天，一会儿被打落了地。但不管是上天还是 落地，西藏一直是一个被扭曲了的与西方文化本身恰好相反的形象，西藏作为西藏——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的、文化的实体——实际上从来没有在西方得到真正的关 心。西方人发现、认识西藏的历史表明，尽管他们今天将西藏视为一切美好的东西的化身，但他们对西藏和他们对待其他东方国家和民族的态度没有什么本质的区 别。
一般说来人们对一个陌生民族的认识总是从这样两个方面开始的：他们在哪些地方和我们不同？他们又在哪些地方与我们相类似？并且从这两个 方面予以或褒或贬的评价。具体到西方对西藏的认识过程，欧洲人首先接受他们熟悉的东西，例如藏人宗教生活与天主教教会的某种类似。其次，他们对西藏与他们 自己的不同点或者贬为愚昧、落后，或者将他们作为那些在西方已经失落了的东西的化身而加以褒扬。与此同时，西方西藏形象的行成还深深植根于传统的亚洲与欧 洲相对立的两极之中。欧洲将自己定义为理性的、启蒙了的、明智的、善讨论的、主动的、科学的、民主的等等。而亚洲则正相反，是非理性的、未启蒙了的、重感 性的、他们对对立面听之任之、被动内向。政治上独裁专制，祇有绝对的暴君和俯首帖耳的臣民。而西藏的神权统治在欧洲人眼里自然而然地成了中世纪的残余。在 东方与西方（West and East, Occident and Orient）之间被历史性地、而非理性地建立起了一种两极对立的关系，一种圣洁的和被玷污的、根本的和派生的、神圣的和妖魔的、好的和坏的对立关系。这 种两极对立的游戏在西方认识西藏这个具体实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2]
加拿大女医生、传教士Susie Rijnhart
1895 年至1899年间在西藏旅行、受尽命运折磨，失去了儿子和丈夫的加拿大女医生、传教士Susie Rijnhart的游记《与藏人在帐蓬和寺庙中》中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没有什么比有些西方人所相信的喇嘛是具有超凡的身体和精神天赋的高级生物离事实 更远了。与此正相反，他们在知识上仅与孩童相似，为在生命最表层出现的情绪所支配。整整四年，我们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西藏人中间，可从没有碰到过 一位喇嘛，和他可以谈谈一些最基本的关于自然的事实。绝大多数的喇嘛与所有未曾接触过基督教教育的启蒙的、振奋精神的影响的其他教士一样无知、迷信、精神 发育不全。他们生活在黑暗的时代，可他们自己是如此地愚昧，竟对这种黑暗蒙然无所知。十个世纪来，佛教将他们带入了现在这种道德和精神上的停滞状态。很难 相信除了基督的福音以外还有什么力量能给他们以生命和真正意义上的进步。[3]
差不多同时，首次尝试整合西方哲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宗教的神智 学派（Theosophy）的代表人物、自称在西藏随神秘的大士学法三年，但实际上从未涉足雪域的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夫人却在她的《西藏教法》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宗喀巴的一个预言正在西藏得到应验：真正的教义祇有在西藏免遭西方民族入侵的前提 下纔能保持其纯真，因为西方民族对基本真理的那些粗鲁的观念将不可避免地使佛教的信徒感到迷惑和胡涂。但是，当西方世界在哲学这个方向更加成熟时，智慧之 瑰宝、大喇嘛之一的班禅活佛的转世将光临，那时真理的光辉将照亮整个世界。而我们手中则掌握着打开西藏这座独一无二的宝库的真正钥匙。”[4]
俄国通神学家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夫人
尽管文字、描述的方式千差万别，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对西藏的基本看法则大致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之间忽上忽下地来回捣腾。而直到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个妖魔化的西藏形象。
远 在西方人知道有西藏之前，西方就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说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有一个亚马孙王国（理想国），那里有会淘金的大蚂蚁。这些传说甚至被分别记录在公元 前5世纪成书的西方第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希罗多德（Herodot）的《历史》（Histiriesapodeixis）和公元2世纪成书的西方第一 部伟大的地理著作——托勒密（Ptolemaeus）的《地理》（Geografike hyphegesis）中。[5]在希罗多德《历史》的第三卷有一章专门叙述最边缘地区部族的历史，其中谈到在印度的北部有一个部落，那儿奇怪地生长着一 种巨大的蚂蚁，他们在修筑他们的地下住宅时将含金的沙子堆积起来。早晨有淘金者来到这里，他们贪婪而又急迫地偷运尽可能多的金沙，然后赶紧逃跑，因为那些 巨大的蚂蚁嗅觉极其灵敏，它们会因闻到人的气味而起来袭击那些偷沙的盗贼。这个传说大概是西方人至今相信西藏有大量黄金储藏的由来。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传 说我们竟然也能在后出的像《拉达克王统记》这样的藏文编年史中见到。
在托勒密的《地理》中，我们可以见到一个HaiBautai的部落，和 一条名为Ho Bautisos的河流。人们相信，Bautai这个字来源于印度语的Bhota，它从古到今都是印度语中对西藏的称呼，它的本源当是西藏人自称的 Bod。因此那条被称为Bautisos的河流也当就是指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了，后者在藏语中被称为gTsang po。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托勒密著作中提到喜马拉雅山区的红铜色山，这是日后在西藏流传很广的史诗和佛教传说的情节。铜色山（Zang mdog dpal ri）是印度来藏传法的莲花生大师的凈土的名称，他从这儿向世人传送其加持力，英雄格萨尔王也常常上铜色山请求莲花生大师给其以帮助和指点。[6]于对这 种有关西藏的传说何以能在那么古老的时代、如此神奇地传到西方，今天的专家、学者怎么也找不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
莲花生大师
蒙 古人建立的大帝国使中西交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蒙元时期来华的许多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将它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添油加醋地告诉他们那些渴望了解东 方的同胞们，虽然他们的记载大部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使西方对东方的了解脱离远古的传说时代，但从他们留下的游记中，我们仍不时读到许多道听途说的内容， 属小说家言。特别是关于西藏的内容，大多数属于传奇性质，它们向世人传递的主要讯息是，西藏是一个“食人生蕃”。
最早来到蒙古宫廷的西方人 是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G. de Plano Carpini, 1180－1252），他根据其亲身见闻写下了欧洲第一部关于蒙古的报告《蒙古史》（Historia Mongalorum）。此书中有一段记载一支蒙古军队征服了一个叫做波黎吐蕃（Burithabet）的地方。这个地区的居民不但是异教徒，而且还有一 种令人难以置信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令人厌恶的习俗：如果某人的父亲去世后，其尸身即由其儿子和所有的亲属分而食之。这一民族的成员下巴都没有须毛，他们手戴 一种铁质器械，如果偶尔有一两根汗毛显了出来，便用此器拔掉。这些人的帐棚格外简陋。[7]这儿提到的所谓波黎吐蕃被学者们认为不是指今西藏，而是指大致 位于库库诺尔以西地区的藏族部落。
威廉·鲁布鲁克游历路线
几 乎相同的记载还见于1253年奉命出使蒙古的另一位方济各派传教士、来自法国的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的游记中。鲁布鲁克直截了当地将西藏人称为吃父母的部族。虽然他们已经抛弃了这种恶习，因为其他部族都讨厌这种恶习；但他们依然将其父母的 头盖制成精美的酒杯，以便在欢乐中不忘父母。与希罗多德的记载相类，鲁布鲁克也告诉他的读者，西藏是一个充满了黄金的地方，谁需要谁就可以去挖掘，但谁也 不会贪婪地将它们藏在自己的箱子里。[8]
元朝来到中国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Polo, 1254－1324）的《寰宇记》（Le divisament dou monde）中首次出现鲁Thebeth这个名字。他首先向他的同胞报告西藏人是偶像崇拜者，在西藏有令人恐怖的魔力，当地土著中有极为出色的魔术师可以 呼风唤雨，幻化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幻景和奇迹。还说西藏流行着一种可耻的习俗，妇女不但不守贞操，反而以能取悦于众多的男人为荣；西藏人残忍、奸诈，是世界 上最大的强盗，西藏的麝香香飘四方，充满整个雪域等等。尽管，马可波罗的记载听起来头头是道，可实际上这都是他道听途说来的，他自己并没有到过西藏。 [9]
方济各派传教士鄂多立克
与 马可波罗同时代的方济各派传教士鄂多立克（Odorico de Pordenone 1274 or 1286－1331）同样也祇在忽必烈汗的宫廷中碰到过深得蒙古大汗喜爱的西藏喇嘛，他在其游记中提到了一位西藏喇嘛名叫Papa，听起来很像是拉丁语的 教皇。这位喇嘛无疑就是元朝的帝师八思巴（’Phags pa）喇嘛。他也告诉世人，西藏有许多荒谬和可怕的风俗，其中之一就是天葬。儿子不但将其新近逝世的父亲切碎了喂鹰，而且还要将他的头煮熟了留给自己享 用，并将头盖制成酒杯。[10]他的这些危言耸听的故事同样不是他亲眼目睹的事实。
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虽然时常有 人对这些游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对于大部份渴望了解东方的欧洲人而言，他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他们首次读到了由他们自己的同胞记录下的他们 在东方亲身经历的种种生动、离奇的故事。毫无疑问，这些游记向欧洲人传递的关于西藏的信息是相当负面的，西藏首先是食人生番，是一个极其野蛮、落后的地 方，其次西藏又是一个极其神秘、充满魔力的地方。有意思的是，欧洲人对这些信息的反馈却不都是负面的。不少人对西藏的种种在文明人眼里毫无疑问是代表野蛮 的行为给以十分浪漫的解释。大概是因为西藏是一个具有魔力的地方，所以他的那些所谓恶习实际上并不是一种野蛮的表现，而是一种高层次的文明，是一种哲学。 比如，西藏人用人骨制成念珠，用头骨制成酒杯，这说明西藏人对死亡不陌生，而是将它一直摆在眼前，这样他们对凡尘俗世的兴趣就不会如此热烈。通过这些念珠 和酒杯，他们找到了一种对付肉欲和人生苦难的工具。这当然绝对不是野蛮的，而是一种真正的哲学。从这里，我们就明显地看到了神话西藏的端倪。
发现西藏和最初的宗教对话
第一个 踏上雪域蕃地的西方人是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eade）。他本是一名初学修士，先在果阿传教区学院学习，后在葡属印度耶稣会中飞黄腾达，被任命为莫卧儿领土上的省会长。1620年，他决定往西 藏传教。1624年，这位传教士到达留西部藏区察布让（Tsabrang）地区高达5450米的玛纳谷，受到古格王公接见，并被委任为古格王的法师。他决 定在此建立常驻传教区，故将其同伴传教士马克斯留下，自己在逗留月余后返回印度。他将其所见所闻写成报告从果阿送往欧洲，这份报告就是他的游记《大契丹或 西藏王国新发现》，此书最初于1626年在里斯本出版葡萄牙文原版，同年就有西班牙文译本，第二年则有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甚至波兰文译本相继问世，此 后又有拉丁文和佛拉芒文出版。安得拉德笔下的西藏到处都是慈眉善目的喇嘛，就是在俗众中间也难听到粗鲁的话语。他们把一天的大部份时间用来祈祷，至少早晚 两次，每次长达两小时。寺院非常整洁，寺内四壁和天花版上都是图画。[11]
古格王朝遗址
这 位第一个到达西藏的欧洲人的报导在西方引起的反响十分强烈，其游记在短期内被译成几乎所有欧洲文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但同样也有人将它和马可波罗和鄂多 立克的游记一起说成是异想天开的捏造，是谎言、鬼话。更重要的是，安德拉德的游记为日后神话西藏的出现打下了伏笔。他明明是第一个到达西藏的欧洲人，可他 的游记却被命名为对西藏的新发现，这本身就费人寻思。它表明安德拉德的西藏之行没有被认为是首次发现，而是再次发现西藏，因为他所发现的实际上是他们失踪 了的朋友或兄弟。对于欧洲人来说，西藏一方面是亚洲最难接近、最神秘、最陌生的地方，而同时它又是欧洲人唯一能够与之认同的亚洲民族，因为它对于欧洲人来 说显得异乎寻常的亲近。这种对西藏的感觉是欧洲的所谓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原型：熟悉的陌生人或陌生的兄弟的发现。这种对西藏的亲近感更因为安德拉德在书中明 显地表露出来的对西藏的好感和尊敬和对穆斯林的露骨的轻视而得到来加强。为了对付他们眼前的异教敌人——穆斯林，欧洲人一直幻想着能在遥远的东方找到他们 失踪了的兄弟、一个强大的基督教王国——约翰长老（Priest John）的王国。
12世纪中，在欧洲出现了一封约翰长老从东方发出的 信。这名约翰长老在信中自称他统治着整个庞大的印度帝国，其影响无远弗届。他是穆斯林的敌人，他将打败他们，并将他们从他的神圣帝国中赶出去。他的力量无 可匹敌，他是“王中王”、“主中主”，他之所以称为“长老”，是因为在他宫廷内服务的都是国王、大主教、主教、寺院住持和其他达官贵人，他祇有自称长老纔 可表示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信中，他还催促拜占庭国玛努埃尔一世赶快去他的宫廷内任职。尽管这封轰动一时的东方来信很可能是某位富有想象力的欧洲人的捏 造，这位强大无比的约翰长老纯属子虚乌有，可从那时开始欧洲人就一直相信在亚洲有一位基督教的牧师国王，在拜占庭帝国的东方有一个基督教王国，盘算着有朝 一日他们能够找到这位约翰长老，并与他联合起来打败他们的敌人穆斯林。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一直寻寻觅觅，打听着这位约翰长老的下落，关于他的传说不下好几 十种。蒙古帝国的崛起，曾给他们带来希望，一度他们认定蒙古克烈部的头领王罕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约翰长老，或者直接将成吉思汗看成是约翰长老。以后他们又 认哈喇契丹的创立者耶律大石为约翰长老，因为他于1141年打败了Sandschar率领的一支穆斯林军队。也有人将达赖喇嘛说成是约翰长老的。[12] 因此，他们为他们在亚洲的极远处找到了他们熟悉的陌生人而高兴是不难理解的。
耶稣会会徽
继 安德拉德之后，西方的传教士便断断续续地到达西藏，虽然人数不多，但几乎没有中断过。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意大利耶稣会士Ippolito Desideri（1684－1773）来到了西藏。Desideri是最早获准在拉萨居住的天主教神父，他于1716年3月到达拉萨，在拉萨一共住了五 年。他的游记《西藏历史记录》（Notizie Istoriche del Thibet）既记录了他在西藏的历程，也记录了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是20世纪以前欧洲人所写的关于西藏佛教教义的最系统、最详细的记载。[13]虽然他 将西藏宗教说成是“错误的教派”，是“奇怪的宗教”，但他同时认为：“尽管西藏人是异教徒和偶像崇拜者，但他们所信仰的教法却与亚洲其他的异教徒（指印 度）不一样。尽管他们的宗教确实来源于古代的兴都斯坦，即今天通常所称的蒙古地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古老的宗教在那儿已经被废弃，已经被新的寓言所 取代。而在另一方面，聪明、富有想象力的西藏人废除了这些信条中晦涩难懂的东西，祇保留了那些显然是包含了真理和仁慈的东西。”[14]Desideri 住在西藏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在拉藏汗的支持下于1717年住进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以后，十分刻苦、认真地学习、研究西藏佛教教法。他下 了很大的功夫研究佛教的空性学说，并用藏文写下了许多著作，一方面宣传天主的福音，另一方面讨论佛教教义与天主教教法的异同，力图用他的博学和他对这两种 宗教认真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说服那些同样博学的喇嘛们改宗天主。在他的著作中有一部长达五百多页的著作，与西藏的僧人专门讨论佛教空性和宿世的理论，足见其 佛学修养之深。[15]
尽管在Desideri关于西藏的报导和著作中充满了对藏传佛教的相当客观和有深度的介绍和论争，我们甚至完全可以 把这种相遇用今天时髦的话语称为跨文化的对话，而且这种对话的水平一直到本世纪无人可及。可是，他的著作却并没有像一个世纪以前安德拉德的著作一样一经写 成即风行于世，而是被束之高阁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直到1875年纔被人重新发现。这实在不仅仅是Desideri一个人的悲哀，而是整个欧洲的悲哀。今 天，跨宗教的对话成了时髦的口号，可Desideri当年所达到的水平今天又有几人可及。
[1] “Because of Orientalism the Orient was not (and is not) a freesubject of thought or action.” 语见赛义德（Edward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New York, 1994.
[2]同上注，页38－39。
[3] Susie C. Rijnhart，With the Tibetans in Tent and Temple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t,1901), p. 125. 关于她的生平和在西藏的经历见PeterHopkirk, 《世界屋脊的入侵者》（Tre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The Race forLhasa）（London: JohnMurray 1982）, pp.137-158:The Nightmare of Susie Rijnhart.
[4] H. P. Blavatsky, 《西藏教法》（Tibetan Teachings）, in Collected Writings 1883-1884-1885 (Los Angeles: BlavatskyWrittings Publication Fund, 1954), 6: 105.
[5] Rudolf Kaschewsky, 《二十世纪前西方的西藏形象》（Das Tibetbild im Westen vor dem 20. Jahrhundert）, Mythos Tibet: Wahrnehmungen, Projektionen, Phantasien, Koeln:DuMont 1997, pp.16-30.
[6] Roudolf Kaschewsky, “托勒密和莲花生的铜色山”(Ptolemaeus-und der kupferfarbene Berg Padmasambhavas), KlausSagaster and Michael Weiers, Documenta Barbarorum, Festschrift fuer Walter Heissig zum 70. Geburtstag (Wiesbaden: OttoHarrassowitz 1983), pp. 218-224.
[7]《伯朗嘉宾蒙古行记》，耿升、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50－51。
[8] 《利鲁布鲁克东行记》，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252－253。参见William W. Rockhill, The Journey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55, as Narrated by himself (London : HakluytSociety, 1900), pp. 145-6.
[9]《寰宇记》通常被称为《马可波罗记》，有汉译本四种，其中以为冯承钧于1963年根据沙梅昂法文译注本翻译的《马可波罗记》最通行。
[10]《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82－83。
[11] 关于安德拉德的生平事迹见JuergenC. Aschoff，《察布让——西部西藏的王城，耶稣会神父Antonio de And rade的全部报导和对今日寺院状况的描述》(Tsaparang-Koenigsstadt inWesttibet. Die vollstaendigen Berichte des Jesuitenpaters Antonio de Andradeund eine Besehreibung von heutigen Zustand der Kloseter) (Muenchen: Eehing1989).
[12] 详见德国学者UlrichKneflkamp着《寻找约翰长老的王国》(Die Suche nach dem Reich des PriesterkoenigsJohannes, Dargestellt anhand von Reiseberichten und anderenethnographischen Quellen des 12. Bis 17. Jahrhunderts, Gelsenkirchen: VerlagAndereas Mueller, 1986).
[13]此书见于L. Petech编，《在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I missionary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Roma: 1954-56），卷5－7；此书的英文简译见Filippo de Filippi, An account of Tibet: the Travels of IppolitoDesideri of Pistoia, S.J., 1712-1727, rev.ed.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Sons, 1937). 参见Donald S. Lopez, Jr.“拜倒在喇嘛脚下的外国人”（Foreigner at the Lama’s Feet）, Curator of the Buddha- The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Edited by Donald S. Lopez, Jr.(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e Press 1995), pp.253-256.
[14] De Pilippi, ed., An Account of Tibet, pp.225-226.
[15] 这部著作题为《白头喇嘛Ippolito向西藏的贤者请教宿世和空性的见地》（Mgo dkar gyi bla ma I po li do zhes bya bay is phul ba’i bod kyimkhas pa mang la skye ba snga ma dang stong pa nyid kyi lta ba’i sgo nas zhu ba）, 至今仍收藏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