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事实解读大选结果

19/09/15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新马与两岸三地的华文媒体对新加坡大选进程有着详尽的报道,选后更是兴致勃勃的对选举结果做出了林林总总的分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各有各的说法,有实有虚,其中亦不乏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甚至于,天马行空之说。

新加坡官方以总理效应来解释执政党的胜利:‘ 李显龙总理形象亲民,深受人民爱戴,通讯及新闻部长雅国博士认为,这是人民行动党在本届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原因之一。’ 总理效应之说,是新加坡的新一轮造神运动,纯属杜撰,无以为信。

其实,当权者充分掌握新加坡社会的种种战略性资讯,必然对形成大选结果的实质性缘由有十分的了解。然而,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政府,对这些被滥用来掌权之政治资本,却是缄口不言;是不愿为外人道的信息。

可是,空穴来风事必有因。先从制度的本质上,了解当权者设计之政治资源掌握机制,如何的操作新加坡实体政治运行之实际过程,就能理解执政党是如何建立与选民的关系。之后,应该也就可以明白,行动党的选票票源是如何与来自何方?

在错综复杂层层交织的政治组织架构中,有两个主要的机制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其一,由总理公署直接管辖的官方机构,人民协会;这是一个实体核心组织,用来统筹与支配执政党的政治资源。此外,行政架构上的人民请愿与申诉体制,更是执政党用来累计政治资本的有效渠道。

新加坡的社区基层组织,比如,居民组织与商贩组织,其成员是由人民协会委任与领导,是人民行动党在社区基层的政治堡垒,与第二道政治防线。

在执政党选区,人民行动党议员必然也是社区基层组织的领导,因此,社区基层组织与议员历来合作无间。肥水不流外人田;在反对党选区,其议员并非社区基层组织的领导。事实上,反对党选区之社区基层组织,是由执政党的选区代理人领导。

明显的,反对党选区的社区基层组织,可以通过拒绝与当选议员的合作,阻扰反对党议员,动用社区设备进行社区的民众活动。换言之,反对党议员,在其选区内的民众活动,是要受到执政党代理人的干预与约束。

在此,人民协会通过对社区资源的行政管理,可以有效的制约反对党议员在社区的政治活动,进而负面的影响反对党议员,试图通过社区活动建立,维系和强化,与选区居民的政治和人际关系。

现实是,人民行动党通过人民协会而有效的全面控制了,新加坡岛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既便是反对党的选区。也就是说,人民行动党利用人民协会,对所有选区基层组织的绝对控制,可以长期的,不间断的,维系与选区人民的密切联系。

这一种人为设计之组织架构上的执政党与人民关系,确保了执政党的选票支持。与之对比,明显的,反对党是被制度架构,排挤到远远的政治边缘上。这一现实足以解释为何人民行动党的群众大会,虽然向来都是门可罗雀,却还是能够持续的胜出。

除了这一个人民协会绝对控制社区基层组织的框架之外,执政党还可以通过人民请愿与申诉体制,进一步强化与落实政治资本的累计。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明文规定,所有的社会矛盾,必须通过官方设定之冲突解决机制进行调解。因此,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只能够通过人民请愿与申诉体制去解决问题。换言之,人民必须通过作为中介方的议员,进行与政府行政部门的交涉。这就是国会议员会见选民的实质性政治活动。在此,社区基层组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英国人信奉之公务员不持政治立场的原则,在李光耀执政之后被彻底的破坏,其社会成本是官员有义务维护当权者的利益。变本加厉情况下;造就了党政不分的政治生态,公务员的政治立场变相的成为,确保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利益得到优先的照顾。

从常理可以知道,基于这一种偏袒当权者利益的现实情况,来自人民行动党议员的请愿与申诉,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得到更适当的关照。因此,从通过为人民解决生活问题,来创造与累计政治资本的日常政治工作上,人民行动党势必比较反对党来得更有实效性。

这一个现实也可以解释,为何在生活环境更为恶劣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的支持选票可以居高不下。这是因为更恶劣的环境,会驱使更多的人民向国会议员求助,从而增加了人民行动党创造与累计政治资本的机会。

另一方面,在一个更为恶劣的环境中,越是凸显出议员解决民生问题之有效程度的重要性。也就是,议员通过政府体制解决民生问题的实效能力,越发显得重要,在此,执政党与反对党的优劣强弱之势,对比之下,谁强谁弱,那是毫无悬念。

除此之外,一个更重要的现实是,人民行动党政府可以毫无困难的利用行政权力,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问题的手段,来分别强化执政党议员,削弱反对党议员,在为民众解决生活问题上的效率。这就解释了,为何反对党在选区的支持率会呈现下滑的现象,以及,既便是生活环境越发困难的时候,反对党的选票支持率会不升反降。

总的来看,大选结果反映了一个事实:人民行动党政府利用国家机器强化自身的政治利益,与此同时,国家机器也被利用来削弱反对党的政治利益。这一个格局的结果是:执政党的被强化与反对党的被弱化,进一步拉开了政治角力上的强弱差距。

明显的,这是公器私用的腐败现象,是一个赤裸裸的政党盗窃国家资源的犯罪行为。由此来看,这一场大选结果也可以说是,一个腐败现实的政治胜利。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