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文献馆》 05/04/15
作者/来源：伍依 （26-02-2015）
元朝施惠《幽闺记•山寒巡逻》：“陀满兴福来到此间，所谓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只得结集亡命，啸聚山林。”
行动党自1959年上台之后，以为胜券在握，海归精英当即 显露原形，推行他们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背离建党时的宗旨，背弃人民群众，不能见容于党内左翼力量，在党内选举中，一度被左翼力量占着优势，这使海归精英惊慌失措。在海归精英的精心设计下，党内实行所谓干部党员，只有干部党员才有选举中央委员的权力，把基层党员排除在外，而所谓干部党员是有海归经营挑选，使海归精英得以重行掌权。海归精英掌权后，开始排挤左翼力量，把左翼领袖开除出党，使左翼力量不得不另起炉灶，组织社会主义阵线，开始了与行动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原行动党支部十室九空，大部分基层党员纷纷脱党加入社会主义阵线，行动党海归精英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在左翼纯洁队伍后，没有了右翼的干扰，少了团结反殖右翼的顾虑，得以放开手脚，大力发展群众，一时左翼声势大盛，细胞组织遍布各个角落，工团、文化团体、校友会、学生组织、乡会等等，包含了新加坡的各界。相比之下，行动党显得势孤力单，这尤其表现在群众大会上。左翼的群众大会人山人海，行动党的却门前冷落车马稀，在议会里，也只存下51席中的25个议席，这使得行动党人危机感特强烈。
正在危如累卵之际，英殖民主义者亲自策划，李光耀与英国最高专员署特别是最高专员薛尔克不断磋商后，1961年1月3日行动党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党的确定政治目标》，伙同吉隆坡政权提出大马来西亚计划。马来西亚计划成了行动党人的救命稻草。
1962年1月26日，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在吉隆坡开幕，马来亚劳工党、马来亚人民党、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文莱人民党、新加坡工人党、新加坡人民党、沙捞越人民联合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五邦八个政党与会，各党都派最高领导人参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主催者，只派中委易润堂（首席代表）、拉惹勒南、蒂凡那、李炯才和拉欣依萨出席会议，商讨马来西亚合并事宜。大会拒绝人民行动党的工作报告书，行动党代表羞愤离席。居于行动党报告书大力推崇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计划，大会议决把行动党开除出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
在孤立的形势下，行动党人慌不择路， 1962年6月，李光耀向立法议会提呈全民投票法案，竟不以新加坡人民利益为重，通过了全民投票法案，并设立了全民投票的三个选项：
一、 新加坡拥有教育、劳工自主权的白皮书宪制部署；
二、 根据联合邦十一州同等待遇，作为一州的完全及无条件合并；
三、 在不逊于婆罗洲三邦的的条件下加入大马。
这三个选项，行动党人明知所提出的合并方案不利于新加坡人民，却伙同原敌对方的人民联盟和巫统，通过了全民投票法案。法案不允许人民说不，连投空白票也当成支持票，迫使在野党不得不在议会外继续进行反假合并的斗争，着重强调所有新加坡公民自动成为马来西亚联合邦公民，并拥有合乎人口比例的国会代表。李光耀却一意孤行，在野党议员只好联名向联合国废除殖民地特别委员会请愿。特别委员会原本定于1962年9月份作出结论，行动党却于8月14日宣布9月1日进行全民投票，不让特别委员会的结论影响全民投票的结果。之后即刻飞往英国，和已在英国的东姑会合，一起到英国殖民部大臣莫德林讨论“肃清共产党人”事项。李光耀建议镇压行动由英国内部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挥，要扣留“200人到250人”“半数遣返中国”（《李光耀回忆录》）1961年7月26日李光耀在电台发表所谓的《十二讲》，像长舌妇一样喋喋不休地诉说共产党的威胁，以此要挟东姑加快合并的步伐，吓唬新加坡人民不加入马来西亚利益就会受损。标榜反殖政党的领袖，竟和殖民主义者密商逮捕曾经并肩的反殖战友，这是什么政治文化？政治品德？全民投票结果符合李光耀的愿望，1963年2月2日，所谓“冷藏行动”当即展开，实践了伦敦预谋，共逮捕113人，并禁止新加坡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华惹》，南洋大学的《大学论坛》、《政治学报》、《大学青年》、《社会知识》、《戏剧研究》等，泛星工联的《泛星报》，人民党的《先锋报》，商业雇员工会的《自由报》，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春秋》等十种刊物。内部治安委员会发表题为《共产党在新加坡的阴谋》文告，为“冷藏行动”辩解，诬指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为共产党外围组织，暗指社阵要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次逮捕行动受到70国国家民主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谴责。
行动党人唱着武二的战歌，干着牛二的勾当，夹着全民投票“胜利”的余威，突然宣布9月21日举行大选，在全面镇压的白色恐怖下，结果也没有大获全胜。行动党人为了一己之私，为了巩固政权，以摧毁左翼力量为己任，以给左翼力量抹红为目的，以欺骗、恐吓为手段，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决意不顾人民的利益，强行加入马来西亚。为了各自的政治需要，行动党人和吉隆坡政权大肆炒作民族情绪，结果导致1964年7月21日和9月4日的大暴乱，死伤数百人。原本左翼领袖早已指明强行加入马来西亚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并指出我们要跟马来亚重归统一，但并非按李光耀所争取的条件，那样的条件根本行不通。可是行动党人在左翼的攻势下，只能像卢俊义一样“看看天色将晚，脚又疼，肚又饥，正是慌不择路，望山僻小路只顾走。” （《水浒传》第六十一回）行动党人不仅“慌不择路，望山僻小路只顾走”，还走进了死胡同。
吉隆坡政权不容于行动党人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即被吉隆坡政权踢出马来西亚。全世界殖民地获得独立，都会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大肆庆祝，而李光耀却凄凄惨惨地泪流满面宣布新加坡独立。行动党人加入马来西亚之前刮肚搜肠，机关算尽，企图染指整个马来西亚的春秋大梦，最终却只能孤守一个弹丸海岛，只能做一个岛王。这种源于忠诚于殖民者利益又死于忠诚的悲哀，真是像王道台一样“慌不择路，赶了几日旱路，又搭船走，昏天黑地，一直走到了浙江乌镇地方。”(《儒林外史》第八回) 凭行动党人手中那点花样和噱头，逆转不了强大的社会规律，加入马来西亚的破产，曾经有过辉煌的行动党人一时失去了锋芒。吴庆瑞感觉到“我们在马来西亚越久，我就对我们当初的行动是否正确越发感到怀疑。”从这一场合并闹剧，可以看出行动党人如何与殖民主义者、吉隆坡政权沆瀣一气，共同算计左翼力量的真面目。
行动党人费尽心机，李光耀到处奔波，伦敦、吉隆坡、新加坡连轴转，甚至在宣布全民投票日之后，风尘仆仆地飞往印度、埃及、南斯拉夫等不结盟国家，游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他并非英国的傀儡，而是努力争取新加坡独立的反殖英雄。如此费尽心机加入马来西亚，呆在马来西亚联邦不足两年，就被残酷的现实砸得粉碎，而那些因反对不符合人民利益加入马来西亚被关押的左翼领袖和干部却仍然在行动党的黑牢里受尽折磨。现实证明了左翼领袖的预言，强行加入马来西亚会导致灾难性后果。行动党政权不敢释放因反对假合并被关押的左翼领袖和骨干，就是因为凡是背弃人民利益的人，历来都是害怕阳光，特别是最害怕他们的真实意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恨不得将政治对手置于死地而后快，因此，行动党人绝对不敢将左翼领袖和骨干释放出狱。行动党人已经脆弱到不敢面对真实历史了！其实，马来西亚合并事件并不复杂，主轴还是行动党人在强大的左翼力量面前，左翼领袖领导的群众运动，汹涌澎湃，如果不借重吉隆坡政权，“新加坡在来届大选中便会落入亲共分子的手中”（李光耀《十二讲》）于是只能饥不择食地牺牲新加坡人民的切身利益，保持行动党摇摇欲坠的政权。当然，行动党人不是幸运垂青的赌徒，也不是法眼通天的神仙，没有长时间周密的思索和英国情报部门的不断指点，行动党人不可能作出这些决策，毕竟蕞尔海岛培养不出世界级的大政治家。
2月2日的大逮捕，连国会议员也不能幸免。人民选出的国会代表都无法得到宪法的保护，在审讯室里受尽折磨，遑论平民百姓！大逮捕过后，行动党人继续以高压手段，镇压左翼运动，不间断的逮捕关押已被摧残的左翼党团干部，封闭左翼团体，驱逐左翼人士，左翼党团只能戴着镣铐跳舞，直至整个左翼运动陷于瘫痪。
在瘫痪左翼运动以后，行动党人一贯的政治性格，总是像唐•吉诃德一样，草木皆兵，把风车当敌人，挺起长矛就刺，见到学生、社会工作者进行一些正义工作，就疑邻偷斧，抡起恶法内安法令，见碍眼之人就投进黑牢。新加坡大学学生会主席陈华彪等人因为工人说了话，做了事，就以暴动罪名判处入狱八个月，出狱后为避免再度遭到迫害，陈华彪被迫流亡海外。1987年5月21 日，新加坡内部安全局援引内部安全法令“以马克思主义阴谋”扣留教会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士22人，他们被指意图推翻人民行动党政府，建立无产阶级社会，这批人被扣留一个月至三年不等。要不就以诽谤官司，搞得对手倾家荡产，有些逃亡海外；一个小市民只不过对公积金表示质疑，就被控上法庭；在野党在自己的选区搞个展卖会，也多方为难；在野党的市镇理事会财务管理上出了点纰漏，在国会里就群起而攻之，务必在政治上、经济上、人格上致人死地。最近设立所谓的“反共纪念标志”更是荒唐，为殖民统治者的“执法人员”建立纪念标志，已经达到慌不择路，饥不择食的地步了。这些“执法人员”执的是谁的法？不就是在殖民地时代监视、逮捕、关押和迫害行动党人的人吗？既然设立“反共标志”是为了纪念合艾和平协定签订25 周年，强调民族和解，又为什么还要设立“反共标志”，在伤口上撒盐，挑起新仇旧恨呢？何况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参与和谈，干卿何事，凭何纪念协议签订周年？既然要纪念和平协议签订周年纪念，何不让新加坡籍的人民军人员无条件返回家园，让他们得以和家人团聚？
“以权诈为智，以巧谲为略”，凭借权力，操作恶法，操纵真理的手段为行动党长期执政扫除了障碍。行动党人的“成就”的历史真相就是这样，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