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敬林 发布时间：2015-03-23 来源：乌有之乡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的事实, 充分印证了林清祥等反殖爱国力量之前的预言: 马来西亚计划是英国人所主导并在各反动势力配合下推出的一个新殖民主义阴谋, 其主要目的在于镇压有关地区的反殖运动, 不是为了新马两地的真正统一或沙巴、砂拉越人民的利益和前途，李光耀之所以那么卖力地推销“马来西亚”，不言自明。另一方面，人们也清楚地看到，有关各地特别是新加坡的反殖爱国力量被镇压下去之后，仓促并凑起来的马来西亚立即成为各反动势力的几个野心家的分赃战场。人民行动党主席杜进才博士后来曾公开承认，除了李光耀及其副手吴庆瑞之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于马来西亚计划下的合并，并没有真正的参与。
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当李光耀为被“逐出”而哭丧着脸时，新加坡全岛鞭炮之声四起,人民为“脱离”马来西亚获得独立而笑脸欢呼，奔走相告。正如反殖爱国力量之前所宣示的，英国必须把独立主权交回给新加坡人民。新加坡是本区域一个中心城市，有着各种优势足以弥补存在的弱点，何况更有着优越的人力人才资源和光荣的反殖建国传统。只要万众一心，自立更生、发奋图强，对外奉行中立、和平、友好原则，新加坡是完全能够生存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新加坡人民掌握了独立自主权，也就有能力排除新殖民主义的阻扰，为以后新马的真正统一，打下了牢靠的基础。其实，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要是李光耀能够“从善如流”，打开牢房，让林清祥等所有反殖爱国人士恢复自由，同人民一起奋斗，建设具有独立自主地位的新加坡国家，相信他能赢回威望，重拾1950年代的“辉煌”。但历史不能假设，哭脸与笑脸毕竟不同一条心。
据李光耀在其第一本回忆录的结尾中透露，当他还在马来西亚而被认为不听话正要受对付时，是英国人提供了保护伞。由此，人们不难理解此后他为何只能接受保护者的调教。英国人选择把新加坡的独立自主权交由李光耀代理，是有其原因的。对英国人而言，成立马来西亚明摆着是“合而治之”的新殖民主义手法，而让新加坡分割开来，固然是旧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老套，但这正是对“马来西亚”的补充，从而缓和了新马两个代理者之间的内斗和互咬。明乎此，对新加坡的“独立”的实质意义不能不打折扣，而李光耀只能够继续执行没有马来西亚名目的新殖民主义的政策和图谋，这并不为奇。李光耀在其统治下的新加坡，是紧紧依靠英美势力，在加紧摧残反殖、爱国、民主、进步力量方面，甚至干得比殖民主义者更为“出色”。这正是殖民主义势力梦寐以求，却是反殖、爱国、民主、进步力量所不愿意看到的。
人们注意到，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后，林清祥等人并不曾获得释放。可以 说，“非共”的李光耀对付被拘留的反殖爱国人士，其手段之无情、毒辣，比“反共”的英殖民当局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独立后新加坡任何反殖爱国的政治拘留人士要想获得释放，都必须公开谴责自己的过去，不肯就范者，就得面对无期的拘禁。 “非共”的李光耀继承了全部“反共”政策，以清除“共产党势力”为名，无情打击和摧残“反对党”和异议者。例如，从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的异议人士所组织的社会主义阵线，既没有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更没有提出任何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纲领，它所宣示的，只不过是争取独立和民主，争取实现人民行动党早期提倡而较后不提的社会主义纲领，这样的左翼反对党，在世界上任何民主国家，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李光耀掌权后，以“反共”为借口，从对付林清祥等开始，一波又一波地逮捕和监禁社阵干部以及有群众基础的反对者，加以身心摧残，使反对党不得翻身，扑灭一切敢于冒出来的反对力量，所有这些，难道不就是为了谋取本身的政治霸权而施展的铁血手腕吗?显然，李光耀醉心孵育的，不外是一个民主世界的怪胎——建立一手遮天的无反对党议员的“议会”。对此，看来许多知名的反共人物都要自叹不如。尽管李光耀在多次场合中依旧声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无可否认，李光耀初期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经过多次重大的修改，早已空壳化;随着他践踏人民的民主权利，对反对者无所不用其极，导致人民行动党在1976年被社会党国际除名。
有需补充指出，许多新加坡反殖爱国者，他们曾经全心全意拥护人民行动党，大力支持李光耀上台。1960年代初，他们在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下的新马“假合并”安排的运动中，不能不与李光耀的主张相对立;当李“借刀杀人”时，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幸免于难而转入地下之后流亡海外。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时，李并没有放松对这群人士的追捕。这群人士后来投身于马共所领导的马泰边区武装战线。踏上1980年代，国际与新马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反共的冷战思维已经过时，和平、民主与发展成为主潮流。在泰国政府的调解下，交战双方的马来西亚政府与马来亚共产党都愿意和解，以结束英国人遗留下来的战争状态。1989年12月2日，泰王国、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三方共同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李光耀控制下的新加坡政府却表示不愿参与这项对马共的“和解”，甚至对那些投身于马泰边区武装战线的新加坡反殖爱国者，李也拒绝他们回返新加坡。有人说，这是李的“反共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但鉴于李“最后”终于同中共打交道，因此，合理的解释不外是，李之所以坚持到底反马共，在于它直接触及李个人“威望”的敏感问题，要知道一旦马共这些反殖爱国者堂堂正正地在新加坡出现，不免引起年青一代的好奇和追问，到时，官方一向以来所描绘的李在新加坡的反殖和争取自治独立运动中的“英勇”形象，不知将如何收场。
对华文教育背景者深具偏见
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宣告成立之后的第5天，即9月21日，李光耀就在新加坡举行加入马来西亚的第一次地方选举投票。在全岛51个选区中，人民行动党获得37个议席。它的这项胜利是在预料之中，因为强大的“社阵”等反殖力量在是年2月2日“冷藏行动”中已受到重创。但这次选举也有其引人注意之处：在南洋大学毕业生带动下的一批新血，以“社阵”的旗帜参加选举，让“社阵”夺得13个议席，成为最大的反对党。李光耀不能容忍来自这些华文教育背景者的挑战，因而迁怒于这些挑战者的教育背景，就在选举过后的第二天，便褫夺了南大创办人陈六使的公民权。接着，他利用政权力量对付南大学生、教职员、副校长等;进而策动改组和接管南大，直至1979年将南大并入新加坡大学。与此同时，李光耀按照英校面貌改造华校，最后连根拔除整个华校中小学教育体系(至于其他如马来及淡米尔母语教育体系，早被消灭殆尽)，这也是殖民主义者过去想搞而搞不到的。
殖民地当局歧视南大和压制母语教育，用的是赤裸裸的“反共”招牌;而李光耀收起招牌，善用伪装。他指责陈六使等人是什么“大汉沙文主义者”，说这些人是在冒险，因为新加坡周围是个马来人的大海洋。其实，作为历史上中华移民的后裔，本地区的华人历尽沧桑、受尽殖民统治者的欺压，他们用血汗浇灌了这里的乡土，用真诚同各所在地的其他民族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一同建设和维护新兴的国家，难道他们竟是“大汉沙文主义者”吗?这等指责，不是现代版的“莫须有”罪名又是什么?新加坡华人社会热爱本身的文化，努力兴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南洋大学，让年青一代接受优良文化传统并发扬光大，这是天经地义，既没有侵略性，也同周围广大的马来族群汇合成为共同发扬东方文明、抗拒殖民主义文化教育霸权的洪流，何罪之有?新加坡在这方面出现的佼佼者，前有陈嘉庚，后有陈六使、李光前等等，青史留美名;而李光耀则与“香蕉人”结下不解之缘，谁说历史不是公正的!东南亚数以千万计的华人，无论如何已在当地开花结果，叶落归根。至于李光耀所谓“被大海洋包围”云云，从历史上看，只有殖民主义侵略者，他们才真正陷于本地区各民族人民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得不逐步退出甚至被赶走。
有学者强烈批评指出，李光耀以吸取西方投资为理由，以“家长选择子女读英校”为借口，威迫利诱，软硬兼施，为英文至上主义的语文教育政策鸣锣开道，已经把平等对待各语文教育的政策沦为笑柄。他举例说，以华人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在人民行动党政府所谓平等政策下走向式微，而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三十的马来西亚华人，却在不平等的政策下，建构了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事实告诉人们，新加坡既失去了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文化的哺育，也没有西方文明的根基，势将沦为功利主义的“伪西方社会”，一有国难，就出现“逃兵”。更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其人民都自然地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人民才会对自己的民族有归属感，才会忠于自己的民族，才会为自己民族的生存作出无私的牺牲，这个民族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英格鲁•撒克逊民族系统以外的人民使用英文，只是把英文作为一个工具语文来使用。(李光耀政府)通过语言转移计划的巨大社会工程，以英文这个工具语文来取代自身民族的母语，这个民族还能拥有自己的民族魂吗?难怪2003年新加坡媒体的民意调查，有二成多的新加坡年青人，不愿意留下来为新加坡牺牲。这些学者的分析说明了，今后，历史学家或许不能不作出研讨：是谁在损害新加坡的元气?是谁在挫伤新加坡人民的乡土情怀和爱国精神?
诚然，李光耀既提倡“儒家思想”，也鼓吹“讲华语运动”;但几十年下来，民间的传统美德被官方搞得不伦不类;丰富多彩的各种方言在新一代中消声匿迹了，华语华文被架空并锁在学校课室的冷气窗橱里，“高处不胜寒”。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侵蚀着市民的脑袋，英文则从官场迅速向社会上泛滥。实际上，李光耀只不过把提倡“儒家思想”和鼓吹“讲华语运动”，作为其崇洋和英文至上的补充。1991年9月15日，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王鼎昌(1993年8月28日获选为新加坡共和国首任民选总统)，也在一个座谈会上坦白承认，(新加坡政府)虽然口口声声强调学习华语(母语)的重要性，但是对华文的应用和中华文化却没有认真的对待与照顾。
其实，新加坡不仅在地理、商业、经济上拥有优势，在文化上更是世界上难找的一个大宝藏。这里有东方文明，也有西方文明。例如：马来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欧美文明，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宗教以及传统信仰和当代思潮，和谐共处，相得益彰。此地，“文明冲突”论调没有市场，“沙文主义”之说不攻自破。我们应该珍惜并发扬新加坡的优势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李光耀不是推崇西方文明，而是迷信西方物欲;他不愿意领略中华文明的光辉，但中华文明则是人类所在的这个星球上从不断灭的一支古文明，它自强不息、万代更新!
所谓“高薪养廉”
据说，李光耀的回忆录花足资本，处处显露其具有官方背景和资助的研究及资料搜集队伍的身影。对于1998年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1923 – 1965》，即李光耀的第一本回忆录《风雨独立路》，据说恶评与吹捧同样多，闹了好一阵子;至于2000年9月接着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1965 – 2000》，即其第二本回忆录《经济腾飞路》，则引不起人们多大兴趣。
有需指出，1965年之后，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实践上，李光耀已明显抛弃其民主社会主义，从而锁定威权体制(应该说是专断独裁体制〕的建构、放弃福利国家政策、推崇并投靠国际垄断财团以保证新加坡的所谓“安全”与“稳定”，这些都是李光耀在其第二本回忆录中对新加坡今天的“成就”所津津乐道的。一句话，说的不外是在经济“发展主义理念”下，投靠西方霸权，建立和巩固其专制王朝的故事。然而在新加坡，自由企业为主的本地资本经济并不受重视，劳动力市场所追求的在于满足国际财团的需求，年青人创业的空间基本上不复存在。李光耀英文精英集团把持一切，被边缘化的广大下层永远没有“出头天”，难怪老百姓要形容李光耀是“红毛揽条条，人民无查肖”(闽方言：红毛抱紧紧，人民打一边)。
在《经济腾飞路》中，李光耀相信，新加坡 “经济腾飞”和“官吏清廉” 的形象，特别是后者，只要巧加包装，最能营造他个人的品牌。他从不会忘记讥讽周边国家官场的“贪污腐化”。他哗众取宠，打击别人，以抬高其“威权体制”的地位，让其“专制统治”合理化。
究竟李光耀口中的新加坡官吏的清廉是怎么一回事?有如广为人知的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当官者一心“为人民服务”吗?不是!据说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一概排斥“共产风”。有如鲜为人知的泛马伊斯兰党在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提倡的“圣洁”和“纯朴”吗?也不是!李光耀是随着美国“反恐”指挥棒起舞者，泛马伊斯兰党的清廉，只能被目为“苦行者”的修行而备受奚落。要不，像中国大陆今天在全民监督下肃贪和反腐败吗?或者，像西方发达国家的两党或多党互相制衡、促成官吏以清廉为荣誉吗?所有这些都不是。据说，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之官吏，是由大家长“高薪养廉”的!
无可否认，在本区域，新加坡公务员的清廉是具有其名气的：一是公务员不卷入党派斗争，其薪津待遇较好;二是退休制度健全，足够养老。仅此二项，即可以“养廉”。当然，从另一方面论，在殖民地时期，公务员大都看不起老百姓，口碑也好不了。
人民行动党执掌了政权，特别是1965年之后，李光耀一步步地提高公务员的薪津，一般而言，不要说周边地区的远远不能相比，新加坡公务员的薪津在扣除了生活指数之后，要比台北，甚至香港的还来得高。可是，新加坡公务员对自己的“高薪”，所拥有的实际支配权却低得惊人。原来，新加坡公务员的退休金的筹措是这样的：在职期间，按月要提存百分之十七点五;政府再补贴百分之十七点五，合计为总薪津的百分之三十之高，由国家扣存。因此，公务员在职期间，只能以其百分之六七十的薪津抓紧支付衣和食、分期付款住与行之必需，即使是上层公务员，其手头上也并不那么充裕，“钱不够花”;至于退休之后的生活、医疗保健，全在“国家”的垄断操纵之中，谁敢不听掌权者大家长的话，就要面对风烛残年之后果。
几十年来，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政策，是让人民(包括中下层公务员)只拥有少量可以维持生计的收入、“钱不够用”，却将人民身上克扣而来的庞大财富由“国家”直接掌控，然后交由李光耀钦点的官僚垄断资本机构如发展银行、淡马锡机构等等去操纵投资。李光耀的说法是，他用人民的钱替人民生财，为新加坡谋利，因此，象新加坡总理，其薪俸在全世界政府首脑中，可谓“名列前茅”，这是新加坡人民理应“高薪豢养”的顶尖人物。现在，人们要提问的是，既然是从全民荷包中扣除并累积而来的“国家”资产，则其整个运作过程，理应全面民主化和透明化，难道人民只有接受命令的份，却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吗?为什么是由你一手支配、搞“一言堂”呢?为什么是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
近年来，只要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的形势有难，或者在执政上遭遇挑战，李光耀控制下的政府，就会假公济私，吐出一些糖水，讨好选民，或者干脆向特定的家庭户头派发红包，争取好感。借问，这是哪一号的“廉洁”执政者?李光耀之前洋洋得意地讥讽周边国家的执政者，到头来，不就是“五十步”笑“ 一百步”吗?
假如说新加坡官吏的清廉是由李的“高薪”养育起来的，那只能让人啼笑皆非。其实，李光耀“高薪豢养”的究竟是什么官吏?是谁剥夺了人民对财富的支配权?值得争议!有人说，在目前新加坡威权体制下的所谓“高薪养廉”，显然是偷换概念。所谓“高薪养廉”也者，不外是“监守自盗”或“合法”“搜刮民脂民膏”的同义词，无异是家族垄断全民财富的障眼法。虽然，这样的论断，放在“法律”高手的掌权者身上，或者许多人在口头上难于认同，但他们心里都明白，是谁在玩弄“法律”搞得所有政治对手及不听大家长之指使者倾家荡产以至逃难流亡;而又是谁在玩弄“法律”造就自家权财倾国、不可一世!
容不得不同意见
1968年新加坡举行脱离马来西亚之后的第一次大选，由于李绍祖极左表现的影响，最大反对党社阵以及左翼人士拒绝参与竞选，专注于议会外斗争，人民行动党获得了全部65个议席。此后，1972年(仍旧65席)，1976年(增至69席)，1980年(75席)所举行的大选，都是人民行动党独占议会的清一色局面。直到1981年12月的一次补选中，劳工阵线的拉贾勒南击败了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局面才有所突破。此后举行的7次大选中，李光耀加紧玩弄选区分分合合的花招，严厉对付与封杀反对党的侯选人和中选议员;尽管被打破的局面再也无望弥补回来，人民行动党在议会仍占绝对优势。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选民，抛开人民行动党，转而声援甚至支持反对党，但对人民行动党还未能构成实质上的威胁。
由于长期一党独大、权柄紧握，李光耀已经成为“超人”的统治者。人们看到，过去是 华文教育背景者被歧视;反对党受对付;反殖进步人士被以红帽子套着镇压。现在，连英文教育背景者及其精英，包括曾为李政权效犬马之劳的萧添寿律师等等，只要稍有异议，都在打击之列;人民行动党的元老，哪一个不受李的气;即使贵为新加坡的总统，敢不“听话”的，一一给予颜色看。
1990年8月27日，掌权31年的李光耀卸下总理之职，改任“资政” (Senior Minister) 。接任步上总理座位的是吴作栋，两届后由李之长子显龙正式坐正。其实，谁也没有怀疑，小退而不休的李资政仍握实权，这些年来，其权势不是越来越趋收缩，而是越来越为膨胀。
绝对的权力，使李资政不能听取任何不同的声音，哪怕是力量极为弱小的在野民主党派所发出的丝丝鸣放，也非封杀不可。以往的不说，最近以来民主党徐顺全的一再落难，在新加坡，人人有目共睹，心有余悸。
今天，新加坡社会的政治控制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政府其实用不着出面，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在历史上敢于质疑执政当局的新加坡媒体，早已划地为牢、自我设限，深恐不时遭受对付。
新加坡，是新加坡人民的新加坡!终将从威权统治底下解脱出来，成为一个生动活泼、充满政治激情的公民社会!
(取自21世纪出版社出版《岁月留痕》第一辑《深埋心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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