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论述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胡俊飞•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论述精辟且自成体系，他们对民族属性深刻辩证的理解，应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标举的立场基点。马克思、恩格 斯拒绝民族虚无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摒弃民族沙文主义与抱残守缺心态，鼓励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警惕价值立场暧昧的普遍主义，其开放性的民族主义品格是理 解与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自身境遇，澄清中国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某些论争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马克思对民族与人类解放关系的科学揭示，对于洞彻后殖民批 评的悖论与危险，透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第三世界文学暗含着的黑格尔主—奴关系的隐喻结构，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不管是后殖民批评，还是对第三世界怀有善 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都不可能代替第三世界的民族完成自身的文艺批评理论建构。

从晚清至“五四”，在师夷长技与救亡图存的掩护下，西方文学观念长驱直入，似乎未受任何阻挡，旋踵间便祛除了传统文论的神圣光环并取而代之，占据并主导了 中国现代文论的话语格局。20世纪30—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异军突起，广泛传布，并随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确立了其文艺思想的正统地 位，“阶级”一时成为优先范畴，在“学衡派”等零星思潮中一度萌生的中国文论失语的民族焦虑情绪被其遮蔽与压抑下去。直到新时期“寻根文学”的理论宣言， 民族挫败感才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按捺不住地浮出水面，并在上世纪90年代现代文论失语论争中充分释放出来。世纪之交，后殖民批评理论强势登陆，彻底宣告 民族从历史阴影中脱壳而出，民族问题自此在文学批评理论诸分支中自成一派。然而吊诡的是，后殖民批评却不是弱势民族文论自我反思的结果，而仍是强势文论令 人可疑的创生之物。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当西方在或悲观或茫然于“理论之后”文学批评该向何处去之际，对民族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寻求“恢复民族自我叙述 的能力”，为中国文学批评在被西方主宰并亦步亦趋近一世纪后，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与适宜的切入口。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尽管中华各民族历史悠久，然而民族 内涵的提炼与民族主义话语的探讨，在晚清之前却几乎付之阙如。晚清民初，现代民族观念才在西方思想的濡染与亡国灭种危机的压迫下，逐渐萌生成形。鉴于此， 系统清理与反思性检视前人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便成为我们破解中国文学批评民族课题的逻辑起点。本文力图以马克思、 恩格斯的民族论述为对象，在全面把握与清晰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念的基础上，进而揭示其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演进的启示意义与学理价值。

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马克思、恩格斯留下了大量民族论述，这些论述对民族的内涵特征、历史演化、价值前景等问题作出了深刻辨析、细致梳理 与审慎瞻望。纵览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民族”一概念不外乎在三种意义层面上被使用:一般意义的、古典形态的与现代的或民族国家的。如下表述中的“民 族”概念集中涵盖这三层不同含义。

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民)族(1)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Nationalitaten］(2)，……一旦划分为语族，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 家的一定的基础，民族［Nationalitaten］(3)开始向民族［Nation］(4)发展。(注:其中序号为笔者所加)

第(1)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

构成一般民族的物质条件要素包括:共同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常以之作为考察某一群落是否为民族的首要尺度。

第(2)(3)是古典形态意义上的民族。

古典民族又被分为“原始的”或“国家的”两类。原始民族的产生，是与其所处的低水平的生产力基础相适应的。此种民族以氏族为单位，“血统联盟，是整个民族 的生活制度的基础”。然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剩余物的出现，交换和私有财产便产生出来，为挣取更多的私有财产并使其承继下去，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逐步 取代氏族，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氏族最终被国家所替代，原始意义上的民族解体，古典国家形态的民族脱胎而出。古典国家形态的民族以国家为继续存在 的条件，在这样的民族形态中，国家的基本单位为“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划分的区团体”，公共权力建立起机关和武装，对内保护有产者的利益，对外抵 御外敌，“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这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十分接近，但由于组成国家的“区团体”联系松散且变动与迁 移不断，政治上缺乏权威，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脆弱。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古典形态的民族退出历史舞台，但由其孕育的“为人类未来的历史而实现的新的 形成和新的组成”——现代民族国家随之诞生。

第(4)种民族，即为现代的或民族国家［Nation-state］意义上的民族。

现代民族以获得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孤立的个人为基础，国家机器与民族利益相互支撑，彼此联系牢固，政治统一，以中央权力集中为基础。某种意义上，整个世界近 现代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诞生，并在以之为基础形成的国际秩序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论之民族即为此形态意义上的民 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民族具有其区别于其他形态民族的特殊规定性。

首先，独立、统一、自主是民族国家基本的应有之义。独立、统一和自主是民族的基本权利，不具备这些特征，民族将不成其为民族。“没有民族统一，民族生存只 不过是一个幻影”。“每一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在一切内部事务上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独立、统一、自主是民族生存与发展、国际合作与和平以及实现社会革命不 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消除一切形式的奴役与压迫。“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 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每个民族的独立统一是民族间和睦合作与实现国际和平的前提。“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 能成为国际的民族”。 “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依赖于压迫、奴役、殖民、掠夺建立起来的民族间相依附的民族国家秩序，并非真正的国际主义。“要保障 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作主”。独立、统一、自主的民族也是各民族无产阶级真诚联结起来 进行社会革命的基础。“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 作”。

另外，民族国家是一个认同与异己、凝聚与排斥、局限与开放兼具的悖论性存在。

孤立化的个人是民族国家的根基，个人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的核心意识。然而一旦孤立化的个人通过让渡自己的权利构成民族后，个体便成为民族共同体锁 链中相互掣肘的一环，个人的孤立性立马成为泡影。民族是孤立的个人的黏合剂，个人在民族中找寻归宿与保护;同时，民族又对个人的自由与个性构成一种限制， 个人的扩张与挣脱成为一种被压抑着的集体无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是一个集个人认同与自我异化于一体的悖论性存在。马克思在考察私有制下个人的生存状态 时，对个人与共同体的此种关系曾做过精辟分析:民族国家“撕毁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相互隔绝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 界”。个人之于民族的关系如此，单个民族之于由诸民族组成的国际世界的关系同样如斯。各民族间既彼此需要，相互依赖，又存隔膜偏见，甚至对立仇恨。既“互 相影响”，又“互相防范”是民族国家关系的常态。在民族的内部，个人对民族共同体既认同又排斥;在族际之间，民族对国际秩序既依赖又破坏。一旦民族间存在 矛盾冲突，各民族便迅速凝聚所属个体的认同情感，排斥外来民族的攻击。在抗击外侮的同时，自身的内部得到凝聚。民族的向心力与离心力同时存在，又必然地相 互转化。另外，民族意识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相互区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因此局限性和自我感成为民族与生俱来的秉性。然而考察现代民族诞生的历史，民族正是在 超越地方局限性的过程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此观之，民族国家萌芽之初也蕴含着开放性的基因。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征途中，作为与当时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同形态的民族均作为一种积极性因素，持续而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在古 代，每一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并且由于生产力太低，因此，隶属于某个民族成了人‘最自然的利益’”。由古典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即便进入现代，“民族的发展仍是在历史喧嚣的舞台背 后悄悄地进行着的，并且真正地起着推动作用”。尽管现代民族的能量已释放数百年之久，但其生命力仍未显颓势，远未耗尽，历史使命尚未完成，民族国家仍是人 类社会仅存的现实的与普遍的理想。和过去与现在一样，民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仍将扮演着人类社会发展(如国际分工、文化交流、无产阶级联合等)助推器的 角色。在民族的最终命运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有过分歧。恩格斯认为，民族会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走向消亡。但马克思对此有所保留，他相信即便将来无产 阶级社会革命取得成功，蜕掉国家机器与阶级统治工具内涵的赋予社会文化多样化合理性的民族仍将长期存在。相比之下，我们更认同马克思的瞻望。

马克思对不同形态的民族内涵的细致考察，对现代民族内在规定性的精到剖析，对民族之于人类社会演进的积极价值与历史使命的准确揭示，为我们厘定了一个面目 清晰的立体的民族原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不无意义。首先，过往的中国文学批评由于未能明了民族内涵的不同层次，对现在民族的内在属性亦没有理性的认 知，故而在运用中，内涵不明确，同一文本或不同文本争鸣时内涵杂乱而不统一的情形不为鲜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内涵的讨论虽然不为定见，但其至少为中国 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范畴界定澄清了混乱，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参照与资以对话的平台。另外，由于在人类彻底解放前，民族“仍是人类社会仅存的现实的与普遍 的理想”，民族的存在将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演进提供不竭的理论动力与现实文化经验。更为重要的是，民族虽以独立自主为要务，然而同时也蕴涵着认同与开放 之旨，民族在彰显特殊性之外亦存有普遍性的追求。在世界主义还是理想的乌托邦时，民族的这一内在属性应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民族当代文学批评标举的立场基 座。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对民族寓普遍性与特殊性中辩证内涵的论断，不仅是流于形而上的思辨，对于澄清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长期争讼不下的文案，同样具有引 导文学批评实践的意义。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个性与国家主义的关系，在当前不少著述中，经常未经论证地便视为一对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对抗性二元命题。依此 逻辑推演，责难少数民族文学因过度张扬民族个性，而淡漠了作品中的国家主义内涵，或恰相反，非议少数民族文学因表达过于强烈的国家主义立场，致使作品的民 族个性未得到彰显，便似乎水到渠成，不难理解，也确实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实践中不为鲜见。从表面看，两派的意见似乎水火不容，但若置于马克思主义民族 观的视阈下审视便不难发现，从本质上而言，其偏误是同源的，即只看到民族个性与国家主义的对立，而对两者的互补互通视而不见。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对民族 个性的追求，有利于丰富国家文学品格的多样性，凸显民族文化相互之间的差异性，增强国家文化生活的活力与文化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对国家主 义的坚守，使得民族文化个性的发挥有所依托与归属，不致陷入滑落到前现代的部落主义的危险。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个性和国家主义，本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内涵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使得论争得以迎刃而解。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论述除晚期有一小部分属学术性的历史考察外，大部分都以报刊评论、集会演讲与革命宣传等形式为载体，故而流露出论 者鲜明的民族立场与观念。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思想观念虽零散、庞杂但内在逻辑清晰、统一，自成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观念可扼要归纳为如下四点。

第一，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承认民族间在文明进程上有先进与落后之别。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论述透过大量文献的考察，鞭辟入里地论证了:民族是与人类历史进程始终相伴随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在未来，民族仍将会为人类彻底解放准备条件，提供进一步的动力。那些认为民族共同体只是人类意识想象与虚造的产物，否认民族的客观存在与历史价值的 民族虚无主义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令人信服的论述面前将虚弱不堪。尽管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支持所有民族都拥有生存与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但马克思、恩格斯并非民族相对主义者，他们承认在文明进程上，民族间有先进与落后之别。“古往今来每个民族总在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诚然，由于 地域、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民族会显现出多样性，它们都应受到尊重，但依此便掩盖民族在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差距，无视它们 为人类发展所作贡献存在大小之别，则无异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第二，最大限度摆脱民族的傲慢、局限与偏见，克服民族的自卑与抱残守缺。

马克思曾深刻反省德国的民族性，“踌躇满志地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匐于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证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 里”。事实上，局限、偏见与自负是民族国家与生俱来的秉性，并非德国一民族所独具。正因如此，文明进程较先进的民族国家应最大限度抑制其民族沙文主义，摆 脱民族的高傲自大、局限与偏见，与其他民族平等交往与合作，自觉融入民族大家庭中。而文明进程暂时落后的民族国家也需克服民族的自卑与封闭自守情绪。联系 和交往是民族发展的重要契机，固步自封只会导致更加落后。

第三，固守极端的民族本位主义自不可取，高扬内涵不清、价值模棱的世界主义也须警惕。

资本主义制度下，民族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维持阶级统治的权宜之计，“由于他们的财政、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幌 子被戳穿”。倡导封闭僵化、偏见对抗的极端民族本位主义断不可取，然而鼓吹内涵不明、价值模糊的世界主义也亟须警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世界主义分两种: “资产阶级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与“没有民族局限性和民族偏见的世界主义”。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是为资本超越民族疆域，从而在全球范围内 追逐利润的幌子与道具，这样的世界主义是虚伪反动的，必将进一步加深无产阶级的苦难。“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 义，并且欢迎任何民族的新进步”。然而，在民族国家充分发展并为共产主义实现提供充分准备前，世界主义不可能真正实现，即便拥有共同利益的工人阶级也不可 能达到。恩格斯早就指出工人运动中这种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所谓“国际主义”的隐蔽性与危害性。“如果属于统治民族的国际会员号召被征服的和继续受压迫的 民族忘掉自己的民族性和处境，‘抛开民族分歧’等等，这就不是国际主义，而只不过宣扬向压迫屈服，是企图在国际主义的掩盖下替征服者的统治辩护、并使这种 统治永世长存”。振聋发聩之言声犹在耳，然而这样的把戏在恩格斯之后的历史和现实中仍在上演。

第四，倡导民族间的联系、交流与合作。

民族间的密切交流、沟通与合作，不仅有助于各民族国家社会文明的进步，也是历史迈入全球化时代对民族提出的要求，又是保障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需要，并是人类 获取最终解放必须借助的手段与经历的阶段。人类的历史一再证明，隔绝、封闭与孤立是导致民族发展凝滞的重要因素。“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的状态，而孤立状态是 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古代东方民族大部分衰落了”。而历史也一再证明，交流与沟通是保存文明的重要力量与历史发展的助推器。“只有在交往具有 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的历史前提，乃是同 外国各民族的交往”。其次，民族间的相互封闭在大工业的冲击和世界市场的开拓下日益成为不可能。另外，不同民族间的密切接触、联系与交往并不会以牺牲民族 个性为必定付出的代价，非但如此，反而可以得到映衬与凸显，增进民族个性特点的多样性。“政治上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有某些异族成分，这些异族成分同 它们的邻人建立联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

马克思、恩格斯拒绝民族虚无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摒弃民族沙文主义和抱残守缺心态，鼓励民族间的交流合作，警惕价值立场暧昧的普遍主义，这些观念自成体系，其开放的民族主义品格，理应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解与反思并处理自身境遇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民族是一个多元而非单元的观念，民族主义追求独立与主权，但是以承认其他民族的存在及其客观价值、地位与国际权利为前提。民族主义 “所直接关注的是，虽然只是本民族或地区，但它仍然潜存着一个世界观”。许多时候，全球化的许诺与普遍主义的口号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衬托下，闪烁出耀眼的理 想光芒，相当诱人，然而追溯它们的历史形成以及具体内容，这些许诺与口号的实质往往预设“以强势文化为主体，并不知不觉吞噬异质文化”。西方文学理论正在 其他民族文化中复制这一模式。这一残酷的现实法则，一方面印证了民族文明进程存在进步与落后的判断，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它也揭穿了全球化与普遍主义的虚 伪欺骗面孔。

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企图以艾布拉姆斯的作者、世界、文本与读者互为联结的西方经典文论模式，打量、裁剪与拼接中国古代文论，为其建立体系。然而许 多概念、范畴却因此分崩离析，互相抵牾，西方文学理论的隐蔽主宰在此暗示了普遍主义隐藏的危险。泯灭民族文化存在权利合法性的世界主义普遍化追求，在文学 批评理论建构中亟须警惕。然而我们同样不可因噎废食，“全球化不会最终取代民族或国家的形式，而将会造成和加强国家或民族之间的依赖关系”，因故以独立的 民族为前提，旨在消除民族间的偏见与隔膜，促进平等沟通与互助的“世界主义”(恩格斯语)，仍是中国发展本民族文学批评理论应予秉持的立场。其他民族的文 艺理论不是与己无涉的对立物，也不应仅仅是一种参照，更不是等待自己去降服或时刻准备委身于人的对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需要以宽容的精神、多元的价值 观、对话的姿态吸收不同文化的优势，研究和解释本土文学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体现本民族深层意识和具有民族个性的文学批评”。

总之，开放的民族主义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观念精髓相应和的，它应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立足本土经验，消化吸收其他民族文论养分，获取自我叙述能力与 成果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开放的民族主义观念对于观察、理解和反思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自身境遇，也是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上世纪末，随发源于西 方的生态批评引入国门，作为一种新视野，挖掘作家作品的生态意识，迅速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一个新生长点。对此现象，应作两面观。一方面，以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观照少数民族文学，确实为丰富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内涵的层次与厚度做出了积极的思考，对反省、弥合与修正现代性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破 坏，亦具有现实的价值。然而另一方面，也应敏锐注意到，这种批评在实践中隐含着借生态之名，抵制甚至攻击国家对民族个性的束缚和窒息，为民族分离主义寻求 合理性论证的危险倾向。现代民族国家是人类在历史中自然萌生、衍化，为适应文明进步而出现的组织形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以及远未耗竭的生命力， 其兴衰存亡自有其历史规律。企图以生态的名义，倡导民族退回到部落主义，是逆历史潮流而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应予警惕。此外，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偶露峥嵘的民族极端主义，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开放型品格，也应彻底摒弃。

马克思主义以人类解放为旨归，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民族时，亦屡屡注目、考察并反思其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复杂关联。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以“利己主义的人”为自身的基础、前提和动力，然而这并不妨碍各民族可能且能够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并肩奋战。人类彻底获得解放是 建立在每个人的解放基础上的，“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8］(p．87)马克思坚信，人类将在各民族 国家无产阶级的“真诚而严肃”的联合下，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与人类解放关联思考的结果，具体包括:首先，各民族 的发展须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圭臬，人类整体解放需要为民族充分发展奠定基础。恩格斯曾对英国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旨归的民族性格予以溢于言表的赞许，“你们同情 每一个为人类的进步而真诚地献出自己力量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英国人;你们仰慕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事物，不论它是不是在你们祖国的土地上产生的”;“(你们) 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的成员，你们是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每个民族有选择道路的自由，从而多样化 发展，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付出殊途同归的力量与智慧。“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所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 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马克思认为，民族国家是人类发展和解放必经的最后阶段，此后，“人将重新掌握自己”。

其次，在通向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无产阶级联合是必需的条件，而无产阶级的联合又须以无产阶级所属各独立、统一、自主的民族国家充分的发展、交往与密切联系为前提。

早年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由于对革命形势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导致对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间的关系做出因果倒置的不当判断:在民族国家建立并充分发展之 前，实现各民族无产阶级的联合，完成革命事业。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对此都做出了深刻反省，修正了早年的观点。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合作，是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 保障。“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合作，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样判断不可置否，然而要实现它，则“要以生产力的普 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敏锐地注意到，当爱尔兰受到大不列颠奴役时，“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降低工 资和生活水平的竞争者，抱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厌恶”。由统一、独立、自主的民族组成的国际大家庭成为现实之前，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无法真正消弭民族隔阂，联合 在一起。以统一、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充分发展、沟通与密切联系为前提，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真诚联合才会成为可能，而非相反。

最后，社会革命事业的成功将为民族国家的前途提供根本解决之道。

当人类还存在阶级压迫时，民族矛盾总成为统治阶级用以掩盖、混淆和转移剥削本质与阶级冲突的借口与幌子。“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 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宣扬民族对抗成为被资产阶级所利用而横亘在无产阶级联合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民族国家的纠纷与前途，最终需以 无产阶级革命解放事业的胜利提供最终解决之道。“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对抗民族纠纷的复活和现今整个外交的真正力量”。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随着社会革命事业的成功，民族将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标志继续存在，民族将如人的全面解放一 样，获得自由的发展，民族间关系将融洽、和谐、互补，对立不复存在。

马克思对民族与人类解放关系的科学揭示，对于洞彻后殖民批评的悖论与危险，透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第三世界文学暗含着的黑格尔主—奴关系的隐喻结构，具 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后殖民批评将西方与东方民族置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视域给予考察，以此揭示东西方民族之间存在的压抑性关系。然而，后殖民批评并不指向 对现实物质上民族压迫的批判与被压迫民族谋求独立解放的吁求，力图使批评文本安全地停留在知识学术话语的范畴内，而不致衍化满溢成为现实民族斗争的尖锐武 器。在这种意义上，后殖民批评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话语嬉戏性质没有本质的隔膜。相反，后殖民理论为现实民族等级秩序的合法性辩护，不仅与被压迫民族谋求平 等、独立、自由发展的诉求毫无关涉，反而与全球化允诺和普遍主义口号声气相应，沦为掩盖民族宰制关系实质的道具。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虽然以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为要务，但时常也将视野与精力移向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文化现实，弗•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 三世界文学》便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篇对第三世界民族认识自身文学状况与文学史书写影响至深的文章中，詹姆逊在广泛涉猎与考察第三世界文学后，认为所有第 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在詹姆逊看来，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个体经验与公共领域的分离，“寓言”是资本主义早已超越的 不合时宜的审美认知方式，且第一世界应尽快促使第三世界“超越民族主义”。这样一来，詹姆逊实际上宣告了第三世界文学无望跻身经典的宿命。在各种对詹姆逊 此文的批判声音中，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家阿吉兹•阿赫墨德《詹姆逊的他性修辞与民族寓言》一文无疑最为尖锐透彻。阿赫默德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詹姆逊“三个世界”的论述实际是以二元对立的模式建构起来，在正视第一世界同质化的同时，遮蔽了第三世界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政治的异质性，且将两者置于一种主客体权力关系之中。

2．民族寓言是第三世界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叙述方式，“是由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体验构成的”，并无可指摘之处，但作为罪魁的第一世界却以自身的文化经验与尺度将其排除在经典行列之外。

3．在强调民族意识的同时，切断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个体经验与其他集体性，如“阶级、性别、种姓、宗教团体、工会、政党”等的观点，透 露出论者第一世界、男性、白种、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立场。阿赫默德将詹姆逊的偏误归咎为詹姆逊一向重视的辩证法的迷误。詹姆逊的论断“在经验上是经不起推 敲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差异被绝对化为一种他性，但是在第三世界内部，社会构形的众多文化异质性被淹没在单一的‘体验’认同之中”。因此，论 者对第三世界文学的考察实际上是在建构一种他者自我化镜像，与后殖民批评对东方文化的自我他者化歪曲，在本质上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文学批评的建构，需要 以他者的眼光做必要的参照，更须立基于各民族文化文学现实，对于弱势民族而言尤其如此。

总之，不管是后殖民批评，还是对第三世界怀有善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都不可能代替第一世界之外的民族完成自身的文艺批评理论的建构。人类解放需要以各 民族自身的充分发展为基础，中国文学批评只有植根于自身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在充分吸收前人与外来的理论思想资源基础上，形成与现实文化阐释、对话、反思 乃至引导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彻底摆脱对西方文论的长期附和，并以自己的文艺批评思想结晶，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学批评同台交流，共享互促。

（《环球视野》摘自2012年第4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