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15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刘晓鹏《评再版的李光耀旧作：中国外交部档案的视角》的副标题，点出了文章论述角度的不寻常。中国外交部档案提供的中国人视野，开辟了一个新的论述空间，对探讨新加坡政治发展历史，和新加坡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提供了新能量，扩大了此类议题讨论的广度和深度。
新加坡官方媒体经常通过刊登，对新加坡真实情况一知半解的外来撰稿员的文章，吹捧李光耀是中国老朋友的虚假形象，意图淡化，进而模糊李光耀反共和反华人文化教育的本来真面目。
前些年，香港的阮次山对新加坡提出一些看法：‘ 中国方面，对于同文同种，且有血脉关系的华人能在新加坡这个小地方建国着实不易，一直以来便心存同胞情、宽待李光耀，不但礼遇有加，而且恭维有加，常称要学习“新加坡经验”，李光耀也常信以为真，经常向中国官员推销“新加坡经验”。其实，…中国官方的客气，宠坏了新加坡人。’
诚然，官方媒体和李光耀一样，都飘飘然的，把中国人在礼仪上的客套话，信以为真。更进而利用邓小平要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讲话，来肯定新加坡模式的成功。事实果真如此？
为此，不妨从刘晓鹏引述的中国外交部档案，实实在在的认识中国官方和李光耀与新加坡之间发生过的，却鲜为人知的一些历史事件，以补充当下历史论述的不足。
1、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对1959年人民行动党大大选中胜出的讲话是：‘ 新加坡李光耀获取胜利，我们很高兴。有人说新加坡和中国产生外交关係还不到时机，我们很同意…..李光耀也是中国血统，我们希望新加坡中国人能掌握实权组织一个政府，采取友好措施，和中国友好…..新加坡对我们很友好，我们知道新加坡有困难，我们明瞭….现在新马主要是马华团结，有足够的信心向帝国主义斗争…你们回去可以给李光耀总理谈中国支持他。 ’
这一历史事件说明了，李光耀在指责华文教育者是共产党，共产党同情分子，华文沙文主义者之际，本身却是静悄悄的派自己的亲信去北京，祈求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虽然事实如此，北京却始终是以李光耀也是中国血统的观点，来支持和善待新加坡。
2、1962年9月26日，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电部「…李光耀说『有些人什麽都不懂就是怕共产党，他们只听美国人英国人的话，完全不了解新中国的政策。由于经常收听北京广播，所以比较了解中国。』又説『做为一个华人，对中国有感情是自然的』…李对我态度友好，主动找我接触，公开表示自己是华裔(如在国宴席上讲话就说自己是中国南部的人)不隐讳自己对中国的感情。」
这一档案记录说明了，李光耀在新加坡本土以共产党威胁论来打击政党政治的竞争者之际，本身却在国外主动接触中国官员表示友好，发表了不怕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共产党，不相信英国和美国的讲话。
另外，李光耀在国内打击和消灭华人文化教育之际，却在国外表示自己是中国南部的人，对中国有感情。还有，档案记录了，中国否定了李光耀合并公投的民主性。
3、1963年2月1日，「外办郑宏同志….同新加坡总理政治秘书易润堂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易润堂）提出李光耀拟于四月底来华访问, 要周总理发出邀请并见报。据易称，李光耀要参加我五一节。」
从时间点来看，那是李光耀以共产党威胁论为借口而采取冷藏行动的前夕。共产党既是颠覆社会的危险分子，李光耀却又何以要在此刻派遣亲信前往北京，主动要求中国共产党政府，提出邀请李光耀访问中国？并且还要参加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五一节？李光耀图谋什么？那不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李光耀的如意算盘应该是，在国内逮捕所谓的共产党，共产党同情分子，华文沙文主义者之际，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李光耀访问北京，并且稍后和中共领导人在天安门一起庆祝五一劳动节。这一种处心积虑的投机行为，其目的无非是要利用中国政府在未知其真实意图之前，无意之中肯定了冷藏行动的正当性。
4、1965年8月25日，也就是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两周后，李光耀派遣高德根拜访香港新华社副社长，表示：一，希我早日承认新加坡，目前只要求我发一张贺电，使新加坡一百馀万华人高兴。李光耀政府委求我国以一贯爱护华侨的心情爱护他，因为一班年青人没有经验，即使行动党有些做得不对，希望爱屋及乌，不要严厉责备。二，如能做到让新加坡参加亚非会议而不让马来西亚参加，使新加坡地位提高，可以搞垮东姑….。三，新加坡不会同台湾蒋帮建立任何关係，…。四，李光耀退出马来西亚计划，英工党政府先同意的。
中国对陈水扁的态度是听其言观其行，或许，这一个经验是来自对李光耀的认识经验。李光耀言行的出尔反尔，众所周知，无需多言，这一档案记录是另一案例。
回顾历史，李光耀以第三中国论的威胁，吓唬马来人让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这边厢，刚脱离马来西亚不过14天，李光耀却立即转向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去搞垮东姑。李光耀的本来真面目，在此一览无遗。
根据中国外交部档案，李光耀退出马来西亚计划，获得英工党政府先同意。这一说法彻底颠覆了新加坡的主流历史论述。
由此可见，刘晓鹏透过中国外交部档案的视角来探索新加坡历史，确实是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对过度依赖西方历史档案的传统做法，提出了必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