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言 发布时间：2015-01-16 来源：乌有之乡
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坚定的人民性和完全的真实性。
“广泛”的词义是指面积、范围宽阔，普遍的意思。“广大”的词义除了“广泛”所含的词义外，还包含有空间广、体积大、分量重这一层意思。所以，用“广大’”这个词来形容毛泽东的民主比用“广泛”这个词要贴切一些。
一、民主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指人民有权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
民主这个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民，就是人民、公民;主，就是统治，最初的意思是“人民统治”，跟今天我们讲的“人民当家作主”字面上的意思是相同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中的“民”和“人民统治”中的“人民”，指的到底是哪一部分人?这就牵涉到民主的阶级实质问题了。
二、民主的阶级实质
你也说民主，我也说民主，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是有着鲜明的阶级特性的。对于这一个阶级来说是民主，对于另一个对立的阶级来说却意味着专政和独裁。
先说民主发源地雅典的民主：
在雅典的全盛时代，雅典城邦属于奴隶社会。自由公民总数连同妇女儿童在内，大约只有9万人。这些被称为自由公民的人，就是奴隶主、手工业者等。这些人才有资格成为公民，也就是统治阶级。
而当时男女奴隶总共约有36万5000人，这些奴隶就是被统治、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了。奴隶主阶级人数，不到奴隶人数的四分之一。
雅典民主，在奴隶主阶级内部来说，是比较平等的。全体公民大会属于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大约每10天举行一次，由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参加。公民大会要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选举出政府官员，决定宣战和讲和，制定和修改法律，决定财政开支等重大事项。
公民大会投票选举出500人的议事会作为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全体公民大会休会期间的各种日常事务。
公元前的雅典民主，被后世称为民主的典范。但这种民主，是以广大的奴隶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作为前提的。
封建社会的民主，也是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进行统治、剥削、压迫作为前提的。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同样是以资本家阶级对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进行统治、剥削、压迫作为前提的。相比起来，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比它以前的奴隶主民主和封建民主都要进步得多。
但是，资产阶级却把它统治、剥削、压迫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这样的重大事实掩盖起来，把他们少数人拥有的民主说成是全民的、人人平等的民主，而且是人类最好的终极的民主制度。
资产阶级以及维护资本制度的各类精英，极端地仇视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先进、更为高级的社会主义民主(亦称无产阶级民主，也是本文说的毛泽东的民主)。他们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永世延续下去，对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无休止地抵制、抹黑、中伤、诬蔑，千方百计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从地球上永远抹去而后快。
社会主义民主，也是有鲜明的阶级统治、阶级压迫色彩的。它和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最大、最根本的区别在于：
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封建地主阶级的民主，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都是少数人统治、剥削、压迫大多数人的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与之相反，占人口大多数的被统治、被压迫的工农大众成了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原来是统治压迫阶级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则成了被统治、被压迫的阶级。
三、毛泽东的民主思想
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与人类历史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统治阶级的民主思想相比较，有如下三个显著的特征：
一是鲜明的阶级性。
毛泽东向全世界公开声明：“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你看，多么鲜明的阶级性：只有人民内部才实行民主制度，对反动阶级则不但剥夺民主，还要给与专政或者独裁!
为什么敢于这么旗帜鲜明地宣布呢?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主义，共产党是最先进的政党。共产党除了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取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共产党人最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意图。
共产党夺取政权，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最终过渡到消灭阶级(当然也包括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自己在内)，消灭国家，实现世界大同，实现真正全民民主的、人人自由平等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资产阶级标榜自己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是不分阶级，不分集团，不分阶层，不分职业，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资产阶级掩盖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事实，掩盖不同阶级之间巨大的不平等，以及人与人之间差别巨大的民主享受。
资产阶级以少数人的民主冒充全民的民主，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贫富差别巨大的资本制度下，一个捡煤渣老太婆享有的民主难道和石油大王所享有的民主会是一样的吗?会是平等的吗?因此：
资产阶级大肆宣扬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都是虚伪的，欺骗人民的。
二是坚定的人民性。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内涵。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当然，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这两大劳动阶级作为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不会改变的。毛泽东的民主观，是建立在他的人民观的基础上的。
毛泽东的人民观，要从如下两个方面来把握：
(1)、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历来的统治者和他们的吹鼓手们，认为历史是他们这一类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广大劳动阶级，就是民间说的“草民”、“蚁民”。这些“草民”、“蚁民”，虽然人数众多，但始终都是消极的，被动的，无为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毛泽东则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高度概括了起来：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不但认为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于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领袖人物，这些历来被统治者认为是创造历史的人，毛泽东认为这些人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认为，别看那些有权有势又有钱的似乎高高在上的高贵者们，这些人往往是最愚蠢的;而那些土里土气、满手油污的卑贱者，也就是所谓的“草民”、“蚁民”，这些人才是最聪明的。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这12个字是毛泽东1958年5月18日在一份材料的空格处写下的。
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的，毛泽东是历史第一人。
(2)、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社会的主人，应该成为社会的最大受益者。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共产党应当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
“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96页)
“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毛主席语录〉148页)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毛主席语录》148页)
“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帐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了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2页)
对于民主来说，也是一样，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也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能得到最大利益为标准，而不是以其他什么为标准。
毛泽东还把实行人民民主当作防止“人亡政息”的新路。
1945年7月，黄炎培同毛泽东讨论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回答说：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三是完全的真实性。
毛泽东的民主观是建立在他的人民观基础之上的。因为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毛泽东不屑于隐瞒自己的任何政治观点，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
这里先要讨论一下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以便和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作个对比：
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的民主相对于奴隶制民主和封建制民主来说，要进步很多。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实事求是的观点。
但资产阶级民主也是为私有制服务的，也是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的。但他又要冒充为全民的民主，因而它就必然存在着虚伪和欺骗。
最典型的就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典故。我国的一些政治精英和法律痞子也经常拿它来到处宣讲，把它当作资产阶级全民民主和人人平等的典型例子大肆兜售。
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表面上看起来，作为地位尊贵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国王，当他来到一位穷人居住的挡不住风雨、摇摇欲坠的破茅房面前，房子的主人如果不邀请，虽贵为一国之君，也是不能踏进房子半步的。
你看，我们资产阶级是多么的民主!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的平等!不管你是穷人，还是贵为一国之君，都是完全平等的。
表面一看，确实很象。但骨子里呢?真实目的呢?却是为了有效地保护私有制，为了确保资产阶级的千万庄园别墅和亿万家财不被侵犯。因此，这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典故，却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与平等最虚伪的典型例子。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如果是共产党的领袖，比如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当他们来到一座摇摇欲坠的，风能进，雨也能进的破茅房面前，里面住着一位老妇人，那么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们会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呢?
他们绝不会像资产阶级国王那样，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表面上是在维护人人平等的所谓民主：你老妇人不邀请我，我就不能进去。我虽贵为国王，也不能践踏法律，不能破坏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共产党领袖，则会像老妇人的儿子一样，快步踏进茅屋里，拉着老人家，关切地嘘寒问暖，并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尽快地解决老人家的居住问题和生活问题。他们会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还十分重大，要想让所有的人民群众都告别贫穷，尽快地过上好日子，共产党人还需要更加脚踏实地去努力奋斗!
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只要一作对比，两者之间的虚实、真假、高下、优劣立分。
毛泽东的民主，也就是共产党的民主，它是完全真实的，它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服务的，因而它不需要掩饰，不需要虚伪。如果它变成虚伪的了，到了需要掩饰的时候了，那么，它就已经变质了，变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了，从多数人的民主变成了少数人(即官僚资产阶级)的民主了。
四、毛泽东的民主形式
前面说过，毛泽东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应该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人。
怎样才能让人民真正地当家作主呢?毛泽东首先解决了人民民主的前提——经济上的平等问题。
如果没有经济上的人人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因为不管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
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两袋空空的穷光蛋，他们之间的民主是不可能平等的。当这个穷光蛋饥肠辘辘的时候，他觉得是去投票站投下庄严的一票神圣一些，还是去找到能够饱餐一顿的食物更为神圣一些呢?很显然，这个穷光蛋会选择去寻找食物充饥，而不会选择去投票站投票。这时候，他觉得投票站的那种神圣庄严，不要也罢!
要解决人民的经济平等问题，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的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公有;社会成员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取报酬，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老、弱、病、残者和其他有特殊困难者得到优惠和照顾;人人都有饭吃，都有工作做;没有很富的，也没有很穷的。经济上的平等为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毛泽东的民主竭力为广大劳动人民谋求最大、最根本的权利。
毛泽东认为：“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这是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在《教科书》里面写下的一个批注。
毛泽东对参与读书的几位同志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跟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最大限度地体现广大劳动人民具有“管理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权利。这样的民主，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民主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在人类历史上是具有破天荒性质的。
除了言论、集会、罢工自由这一条，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中也能找到以外，其它的真正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具有实质性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权利，资产阶级是绝对不可能施舍给广大劳动人民的：
1、工人农民直接参加工厂企业(农村是生产队)的管理
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社员群众直接参加生产队的社员大会，参加讨论并决定生产队的重大生产活动和分配活动;
一般规模不大的工厂企业，职工通过参加职工大会直接参与工厂企业的管理活动;
毛泽东批示推广的《鞍钢宪法》也明确规定，工人要参加企业的管理。
2、工人可以间接参加工厂企业的管理
建国不久，1950年2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国营、公营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规定工人可以选举与企业行政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工厂管理委员会，参加工厂的管理。
3、直接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让工人农民直接参与各级国家事务的管理
尉凤英，沈阳机器制造厂工人，因为劳动积极，工作勤恳，学习创新，连续十多年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生产者。毛泽东先后13次接见过她，被选为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和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李素文，沈阳南塔副食品门市部卖菜工人，被评为各级劳动模范，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为革命卖菜》的发言，1975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吴桂贤，陕西咸阳国棉一厂挡车工，全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被选为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被选为共和国第一位女副总理;
王进喜，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创造了著名的“铁人精神”。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用革命精神建好油田》的发言，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
倪志福，1950年上海德泰模型厂学徒工，1953年北京永定机械厂钳工，被选为第九届至第十一届全国总工会主席和党的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永贵，一个普通的农民，因为带领大寨农民创造了“大寨精神”。被选为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曾说：“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直接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到省、地、县、公社、工厂领导班子的更是无法统计。我家所在的小村子就有一个下乡插队女知青直接选为公社副书记，别的村子有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也直接被选为公社副书记。
像陈永贵这样的农民总理和吴桂贤这样的工人总理，因为他们主持过很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而陈永贵和吴桂贤被后来的一些人所诟病，说他们水平低，如何如何。
不可否认这些工人总理和农民总理，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工作经验可能一时难以胜任他们所担负的职责，这是常识。现在文化水平很高的一些领导人就没有遭人诟病?比如把中美关系比作“夫妻关系”的，不也遭到国人的广泛针砭吗?
普通工人农民当上了国家副总理，对于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人这样崭新的国家政体来说，其政治意义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话还要说回头，1930年代，王明、博古、李立三的文化水平可谓不低，都是留洋学生归国，先后担任过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可就是在他们的手上，红军的90%，革命根据地的90%和党的90%，三个90%都给他们葬送掉了。于是，共产党领导机关和红军不得不逃跑(后来称之为长征)，在逃跑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不得不推举一位学历水平比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人都低的，名叫毛泽东的人来领头。
因此，并不是学历水平高的就一定比学历水平低的人要强，学历水平低的人就一定比学历水平高的人要差。学历水平的高低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我这里并不是主张全部要工、农、兵，要那些学历水平比较低的人来当领导，而且学历水平越低越好。不是这个意思。
4、工农大众通过选举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参与讨论和决定各级人民政府的重大事项，行使国家事务的决策权
1975年《宪法》第三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885名代表中，工人代表813人，占28.2%，农民代表662人，占22.9%，工人农民代表共1475人，占2285名代表的51.1%。加上解放军代表，工农兵代表的比例达到了72%。
现代股份制股份达到51%就是控股股东。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届人大的“控股股东”是工、农、兵，他们对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大事有“控股权”。
5、文革期间，工人代表和解放军代表一起进驻全国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组成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领导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运动，在农村，贫下中农代表进驻农村中小学，领导学校的斗、批、改运动
这里，对工人农民能不能领导得了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当时上层领域里的斗、批、改如何评价，这些都放下不管。只证明一点：
当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主人公地位是坚实的，不可动摇的。
总之，在毛泽东时代，劳动人民当了家，作了主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最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6 、被誉为《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也是一种科学的、进步的民主形式。
“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企业;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原则。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毫无疑问地体现了工人是企业的主人。
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一条，也应当看作是工人参加管理企业的另一种形式。
试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经常和工人们一起摸爬滚打，久而久之，他的思想，他的感情就会越来越贴近工人群众，逐步地有可能成为工人的一员。他对企业的管理，也就能够代表广大工人的权益了。
7、工人农民包括其他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信仰等自由，1975年《宪法》还增加了罢工的自由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后来在1975年的《宪法》里面，终于增加了罢工自由的条款。
8、人民群众行使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权力，向党和国家各级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样一种民主形式。是毛泽东发现、总结、推广的人类历史上最广大，也是最伟大的一种民主形式。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7页——468页)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又说：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到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所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到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把这种民主形式发挥到了极致。当然，文革中出现了武斗打人，戴高帽游街示众等非法行为，这是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样的民主形式相违背的，也是毛泽东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
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民主形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五、毛泽东的个人民主作风
1、毛泽东是一位具有独特性格特征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伟大的民族英雄。这位靠在社会最底层造反起家，带领人民群众最后取得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个人性格特征是独特的，他的个人意志力无比坚韧顽强的程度，是其他一般领袖人物无法望其项背的。
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其爱憎分明的程度达到了空前的境界，他对那些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一切行为痛彻到底，恨之入骨;对党和人民最高利益的事项，则会不顾一切的加以捍卫，即使打断了骨头，挑断了脚筋，放干了鲜血，砍掉了头颅，毛泽东也不会退缩半步，相让半分。
因此，当着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时，毛泽东在任何场合下，都是丝毫也不妥协、不退让。
在最高决策层里，有些人不喜欢毛泽东这样的性格，而喜欢像周恩来那样的，相对比较灵活的个人作风。于是，有些人很容易把毛泽东的这种性格特征理解为个人专断的作风，个人独裁的作风。
假如毛泽东也缺乏这种对自己认定的真理，对自己追求的目标义无反顾、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力的话，当年上了井冈山以后，恐怕不到一年就会跑了下来。那么，中国共产党至今可能仍然还在上海的租界里秘密地商讨着中国革命的前途!
对于毛泽东这种个性特别强烈，个人意志力特别坚韧，对所信仰的真理追求特别坚定顽强的领袖人物，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来认识、来考量。而不能用普通的、世俗的、民间的眼光来评判。
2、毛泽东具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坚定的原则立场。
毛泽东对于他所认定的真理，敢于毫不动摇地坚持到底。带领工农红军上井冈山，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就是典型例子。在井冈山时期是这样，在长征时期是这样，在抗战时期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同样是这样。
毛泽东对于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主张，即使在领导层中遭到所有人的反对，毛泽东也不会轻易放弃。而在后来的实践中，也都验证了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周恩来就是在经过了几十年同毛泽东一起共事的革命实践后，得出了毛泽东反复坚持的主张一般都是真理这样一个结论。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在思想和行动上跟随毛泽东最为紧密的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
毛泽东敢于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其他领导人如果认为自己的主张是真理的话，为什么不敢像毛泽东那样始终坚持到底，最终服从于毛泽东的主张，而后反过来指责毛泽东独断专行，缺乏民主作风。这又算哪一门子的作风?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了。《通知》是在刘少奇的主持下通过的，毛泽东在外地反而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后来的《决议》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估计又完全错误。当时参加会议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得出来?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原则立场，当时为什么就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坚持真理呢?
在坚持真理这个问题上，全党应该特别地向毛泽东学习，学习他敢于坚持真理的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他认定的真理，即使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他也不会轻易放弃，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宣传他的主张，直到大家赞同他的主张为止。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但那也是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集体作出的决定。如果不赞同，可以投反对票。为什么要违心地投赞成票?
有人说，如果不赞同，害怕毛泽东过后整人。
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对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特别是对那些生活腐化的行为更是恨之入骨，处理起来毫不手软。但对在思想路线问题上犯错误的人的处理又特别地宽容。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最为开明的一位领袖。这从他对邓小平的处理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对王明的处理，对博古、李立三的处理也是这样。为了能让王明、李立三选上中央委员，毛泽东废了多少口舌，苦口婆心的做了多少说服工作才得以实现。以至于今天有不少人还埋怨毛泽东对某某人太过于宽容了!
1959年处理彭德怀时，也是毛泽东力排众议，保护了彭德怀。只免去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而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职务，让他能继续参与党的决策活动。
现在，随着档案资料逐步披露，历史真面目开始慢慢浮出水面。原来靠着紧捂历史档案信口雌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当时到底是谁死揪彭德怀不放，要把彭德怀往死里整的到底是哪些人?历史会告诉人们真相的。
再者，怕挨整这一条，可以成为不敢坚持真理的理由吗?毛泽东不是有个“五不怕”吗?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等。为了真理，共产党人连生命都可以牺牲，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如果连挨整都害怕，那么江姐早就叛变投敌去了!
3、毛泽东具有敢于修正错误的博大胸襟。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对大跃进造成的损失曾经作了10次虚心的检讨。
在1959年2月2日到1962年1月30日(即七千人大会)三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在党内的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先后作了10次真诚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第四期“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反思——兼论毛泽东的十次‘自我检讨’”一文，乌有之乡网刊转)：
1959年2月2日 ，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上说：“农业社放过一些卫星，报上吹过很多，不实在。实际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多，有些是把几十亩田拼成一亩拼出来的。
……因为我们脱离了客观规律，……搞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无经验。同地球作战，战略战术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直接点到自己，但“因为我们脱离了客观规律”的我们，已经把他自己包括在内了，因此“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
1960年6月18日 ，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这篇文章，其中写道：“……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三千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帐。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
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写了《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下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语说：“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
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的重要讲话，他说：“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看来‘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又说：“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二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堵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在这沉重的检讨里边，以及“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个我们里面，当然是包括他自己在内了。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著名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作了自我检讨，他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以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
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宣布：
“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最后又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爱好面子的一个民族，能够如此不怕丢面子的向着自己的部属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十次八次。别说毛泽东是全国最大的家长和共产党的第一号领袖，就是在全国几亿个小家庭中的家长里面，又有几个家长能够在全家老少面前，如此坦然地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呢?
毛泽东，这样一位人民的领袖，他的伟大胸襟又有谁能够与之比肩?
其他的领袖们呢?那些平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们呢?到了需要检讨的时候了，他们又都跑到哪去了呢?难道就毛泽东一个人老爱犯错误。而其他的人，一个个的一贯地都正确，一贯地都没有缺点和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一贯地都高，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一贯地都强?
还有《炎黄春秋》，2012年第四期发了一篇文章，作者姓王，题目是《“七千人大会”五十年思考》。文中说：“1962年1月18日起草委员会讨论时，彭真提出：…‘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从事后看，彭真的这番讲话成为最后迫使毛泽东在大会公开承担责任的主要压力之一。”
这篇文章被改成“七千人大会上本不愿自我检讨的毛泽东被谁逼着检讨”这个耸人听闻的题目，《凤凰网》像捡得宝似的拿来发表，引来22万多的点击率。这位王先生和那位改题者，你们这样来挑战全国人民的智商，是不是过分了一点?
王先生在文中断言：“从1959年夏到1962年初的两年半时间里，党内并没有发生或出现能够促使毛泽东转而主动承担政治责任的事件或趋势。”这里，王先生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信口雌黄，做人的基本道德丢到哪去了?
毛泽东从小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英雄。还在毛泽东八岁的时候，因为父亲打了他，毛泽东跑到山上三天不回家。此后反而是父亲屈服并放松了一些对他的管教。毛泽东一生活到83岁，有谁见过他在什么时候屈服于别人的逼迫?
毛泽东不想做的事，连苏联老大哥斯大林，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外加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逼迫和压迫，还威胁要仍原子弹。毛泽东屈服了没有呢?没有! 赫鲁晓夫之流在毛泽东的眼里，更不过是一泓浊水而已。
在国内，像周恩来这样老资格的中共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曾经高于毛泽东。可是周恩来在公开场合，始终是以甘当毛泽东小学生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这里当然应该肯定周恩来个人品格高尚)。
周恩来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惯于喜欢一味奉承别人的人。如果周恩来对毛泽东不是在相当程度上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佩服敬重的话，他和邓颖超一生连子女都没有一个，除了无产阶级的事业以外，周恩来再没有其他任何的个人利益可以牵挂，他有必要如此做作吗?
刘少奇当时虽然位居第二把手(这也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让刘少奇处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但不管是在中国革命的功劳方面，还是在党内的个人威望上，还有包括个人的品质在内，刘少奇都明显的要在周恩来之下。
另外，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以及其他几位元帅等，都可以不作介绍了。到彭真的时候，各位认为还有继续介绍的必要吗?
说毛泽东是在彭真的主要压力之下，被逼着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这样来编故事和讲笑话，怎么不到幼儿园跟小朋友说去，跑到大庭广众里来显摆，不害臊么?
4、毛泽东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
(1)、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意图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但毛泽东却是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集体作出决定的。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亲自主持，毛泽东在外地反而没有参加会议。毛泽东并没有以中央主席的名义个人专断来发动文化大革命。
(2)、1970年庐山会议上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
不管设国家主席好还是不设为好，总之毛泽东是通过民主集中制，由中央委员会集体决定，而不是由他个人专断决定。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召开九届二中全会的意见。他同时建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政治局还成立了修改宪法小组，成员有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5人。3月17日至20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宪法问题时，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拥护不设国家主席。
由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于4月11日向政治局正式提出建议，表面上要毛泽东仍然兼任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林彪伙同陈伯达演出了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双簧戏。当时许多同志不可能看穿林彪的野心，因而都赞同林彪的建议。
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首先单独地同周恩来、康生、林彪、陈伯达等中央常委分别谈话做思想工作，然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思想工作，再召开中央全会做思想工作，还专门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印发与会各同志，使大多数人都明白他的意图，最后通过集体表决实现他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
可以说，毛泽东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当时的毛泽东，已经是“四个伟大”集于一身，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毛泽东没有利用自己个人无上的权威去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而是通过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包括做林彪的思想工作)，然后由党中央集体作出决定。这样做的结果，既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政治主张，又极大地维护了党的团结。
当然，林彪死不悔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发展到叛党叛国而出逃。这是后话。
(3)、毛泽东十分注意处理好与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个人关系问题。
毛泽东除了与一些民主党或无党派人士有比较亲密的来往以外，与党内的其他高级干部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一般地不留吃饭。没有与某几个领导人特别亲，与某几个领导人又特别的疏，大家都是亲密同志和亲密战友。毛泽东这一行为，对于加强民主集中制，克服自由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现象，起到了表率的作用。
5、在个人民主作风问题上，强加给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等等诬蔑不适之词必须全部推倒。
长期以来，由于党内的一些人对毛泽东个人民主作风的不适评价，造成社会上一股股对毛泽东攻击、抹黑、诋毁、诬蔑的狂潮，把毛泽东诬蔑为“专制者”、“独裁者”，甚至把毛泽东攻击为封建“暴君”。
下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来了解毛泽东到底是不是专制独裁者?
(1)、毛泽东请辞国家主席。
从1956年夏天起，毛泽东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愿。1958年12月10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愿，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
国家主席是权力极大的职务，国家主席同时为国防委员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须由国家主席提名;国家法律、法令由国家主席签发;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任免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各部部长，各委员会的主任。
因此，国家主席的实际权力，要高于党主席的实际权力。党的日常工作，也交给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即所谓“一线”，毛泽东则退居“二线”。
辞去权力极大的国家主席而不做，又从党的“一线”退居到“二线”，实际上等于不管事了，不掌权了。
这是一个专制者和独裁者的所作所为吗?
(2)、手拿《宪法》和《党章》为自己谋话语权的毛泽东，像是一个专制者和独裁者的样子么?
根据近年来逐步披露的史料记载，1964年12月15日到28日，中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在20日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时，毛、刘两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意见分歧，并且发展到当众交锋的激烈程度。
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叉;
毛泽东则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认为运动的重点，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到了27日，毛刘双方的分歧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当晚，邓小平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对毛泽东说：明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一些具体的工作，听说主席您感冒了，如果您身体不舒服，就不必来了。会议结束后，我会把结果向您详细汇报的。
毛泽东听了以后，对邓小平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你们不让我来，我偏要来!
在2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拿着《宪法》和《党章》对大家说：“《党章》100页到104页(因为《党章》收录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里面，所以是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一个不准我开会，一个不准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有些人说：就是因为刘少奇反对毛泽东，不听毛泽东的话，所以毛泽东就不喜欢刘少奇，就想法子去整刘少奇，甚至发展到搞文化大革命来打倒刘少奇。这也说明毛泽东是专制独裁作风。
这话初一听，似乎有些道理，但只要稍加分析，就明显地不成立。
第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争，是路线之争，不是个人之争。
通过前面毛刘在会上所交锋的问题，那当然是走什么路线的问题了。毛泽东始终坚持要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刘少奇要走的则是另外一条路线。这里我们先不讨论毛刘两条路线究竟谁的路线对，谁的路线错，只是说明毛刘之争是路线之争，而不是个人恩怨或意气之争。
第二，如果讲个人恩怨，恐怕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国恨家仇要大到天上去了。
毛泽东一家，死于蒋介石屠刀的有5人之多，毛泽东的祖坟也被蒋介石派人到处翻挖。可是毛泽东又是怎样对待蒋介石的呢?当年解放军打到浙江，毛泽东即指示要保护好蒋介石的故居和祖坟，直到今天，蒋介石在大陆的故居和祖坟仍然被保护得好好的。毛泽东虚怀若谷的博大胸襟谁人能与之相比?
所以，说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这是以自己的小人之心来度毛泽东这位伟人之腹了!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又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还是一位独具一格的书法大家和造诣深厚的诗词大家。能成为这几个大家其中的一个，那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这么多个大家称号集于一身者，找遍世界上下五千年，只能找到一位，那就是毛泽东。这可不是像在地上捡树叶，随手而可得。是要下千辛万苦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得到的!毛泽东有心思、有时间花在那些无聊的争权夺利上面?有时间去计较个人的小恩小怨?
也有人说：毛刘之争是权力之争。
之所以要说是权力之争。以为只要扣上权力之争这顶帽子，就可以把毛泽东的个人品格大大的拉下好几个档次。
其实，权力之争也是有高尚和低下之分，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的。
如果是为着掌握更多更大的权力，以便多捞一把，或者以为权大可以欺压别人，可以耍威风等等。为着这类目的来争权，肯定属于品格低下。
如果争权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党和人民事业的正确航向，为党和人民争得更多的利益的话，那么，这种争权就是应该的、必需的、光荣的、正义的。
比如，红军长征(实际是大败逃)到了贵州的时候，当时党内是王明和苏联顾问李德等人掌权。由于王明执行的是一条左倾路线，30万红军损失了90%，只剩下3万人左右。而这3万左右的红军队伍，又处在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极其危险的关头了，党内高层和红军将领们都已经感到很可能就要葬身在大渡河的岸边了，自己很快就有可能成为石达开第二。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发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指挥的基本原则，同时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特别是明确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指挥权。自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处于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和指挥之下。
直至今天，包括反对毛泽东的人以及毛泽东的敌手在内，都不能不佩服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很快就突破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然后爬雪山，过草地，顺利到达陕北，完成了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任务。
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壮大，红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并最终于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可以肯定地说，1935年在贵州遵义的毛泽东，说他不想争权(包括中央决策权特别是红军指挥权)，那一定是假话。如果那时的毛泽东不想争权，大家推举他，他也不干。其结果大体上走不出共产党中央和红军全部葬身大渡河的悲壮结局。中共的后继者们至今仍有可能还在上海的租界里秘密地商讨着中国革命的前途。
试想，当年的毛泽东要争权，你认为应该还是不应该?其行为是高尚还是低下?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呢?
(3)、自己眼皮底下北京，毛泽东都指挥不动，有这样的独裁者?
文革前，彭真领导的北京市，是不大听毛泽东的话，不怎么执行毛泽东路线的。毛泽东批评北京市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支持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北京也发表不了，只好跑到上海去发表。
眼皮底下的北京都“专断”不了，“独裁”不了，谁见过这样的独裁者?
(4)、与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斗争。
前面说过1970年庐山会议，毛泽东与林彪一伙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间的威望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虽然在林彪那里并不顶一万句，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却还真的可以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利用他个人无上的权威去武断地处理与林彪的意见分歧，而是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在五名中央常委中，分别找了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做思想工作，又单独找林彪谈话，当面做他的说服教育工作，希望把他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
毛泽东还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印发与会同志，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做了一连串的过细的思想工作。
通过与林彪一伙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这场斗争，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是擅长做细致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是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的卓越领袖;是坚定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光辉典范。
(5)、 毛泽东通过写大字报的方式发表意见，跟普通群众一样，也不像一个专制独裁者的所作所为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张贴了一张大字报，就是那张著名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说明了两点：一是说明毛泽东对大字报这种群众大民主形式是欣赏的、支持的;二是说明毛泽东虽然位高权重，他也是把自己当成普通群众中的一员。
写大字报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当然不是什么专制者、独裁者。一个专制者、独裁者需要通过写大字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吗?
(6)、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就彻底宣告毛泽东与专制者、独裁者不沾边。
彻底否定文革对不对，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文革这场运动的本身证明毛泽东与专制者、独裁者完全不沾边。
文革期间，毛泽东发动全国亿万群众来向自己当领袖的共产党和政府造反。任何群众都可以通过大字报来批评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不论人数多少，也不用批准，都可以成立一支战斗队或者是造反兵团，可以向各级党委和政府造反。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把自己的“统治机关”、自己的“专制机构”、自己的“独裁政府”都搞瘫痪的。请问：历史上发现有像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吗?
即使是号称世界上最民主的那些国家，比如美国等，他们有过这样伟大的民主吗?他们敢不敢这样来发动亿万群众也起来造他们的反吗?他们一想到亿万群众轰轰烈烈起来造反的情景时，就只能是不寒而栗!
有些人喜欢一边批评毛泽东搞“个人专断’”和“家长作风”，一边又批评文革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法制，搞无政府主义，一句话，就是批评文革的大民主太过分。总之是一边卖矛又一边卖盾。
如果硬要使用“专制”、“独裁”这样的词，那也只能说，毛泽东对他领导下的各级官员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甚至可以说是接近于苛刻的、独裁的。而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毛泽东则始终是十分信赖的，坚决地相信和依靠他们的。
(7)、对大跃进造成的一些损失，毛泽东先后作了10次虚心检讨。
透过毛泽东在各种场合真诚的检讨话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胸怀坦荡，毫无私心杂念的伟人形象，而绝不是什么专制独裁者。
毛泽东的后半生，为了人民当家作好主人。总结、创新、推广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的很好的形式。有工人农民有直接参加工厂农村管理的形式;有工人直接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形式;有从普通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直至中央领导的形式;有“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的形式;还有在各级人大代表里头，工人农民占多数以便更好地参与国家管理的形式等。
特别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普通群众可以向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提出任何批评建议的民主形式，是毛泽东总结和大力推广的最伟大、最广大的一种民主形式，是毛泽东在人类民主发展史上的一项伟大贡献!
不计其余，仅此一点，就可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毛泽东的民主是最广大!
201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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