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东 •

［摘 要］导致本轮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表现，即由于劳资力量对比失衡导致的工人工资停滞或下降，贫富差距拉大和消费不足；同 时，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带来了严重的金融泡沫，这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而且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而本轮危机以来西方国家一方面用公共财政资金挽救金融资 本，另一方面却又以主权债务为由进一步削减中低收入阶层在危机期间急需的福利开支，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又一轮的“劫贫济富”，消费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 必将继续存在甚至恶化。同时这一系列的政策很可能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向社会和政治危机转化，本轮危机将进一步深化，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将处于高度的不确定 性中，我国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

本轮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经4年多了，和不少人当初的预测相反，危机不仅没有很快结束，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关于本轮危机的后续发展，人们也越 来越悲观。要认识危机的未来发展，必须要清楚导致危机的原因以及危机爆发以来这些因素的发展情况。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并对世界资本主义未来的 发展做出一些预测。

随着危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本轮危机不仅仅是一次金融危机，也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经济衰退，而是一次世界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因此，对导致危机的原因的分析也逐步深化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中。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竞争的铁律决定了资本必须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率。根据马克思资本循环的公 式M－C－C’一M’，货币资本要转化为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两者的结合生产出新的具有更高的价值（差额部分为剩余价值）的商品，这个新的商品必 须要被售出，才能转化为更多的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要在C－C’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且在C’－M‘过程中实现，才能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因此，资本主义的 危机根源可能会分别追溯到这两个阶段。比如，上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危机可以认为是剩余价值榨取的危机，在那个时期，由于工人力量相对较强，工人工资增 长较快，工资份额相对较高，消费较为旺盛，C’－M’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实现较为容易。但在C－C’过程中出现了工资挤压利润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以 美国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工力量受到了严重打击，实际工资受到挤 压，剩余价值榨取的危机被成功解决。但是，由于绝大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缓慢或者停滞，购买力受到严重限制，消费不振，生产过剩问题突出，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 出现。这才是本轮危机的根本原因。下面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相关的情况。

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为保证资本回报率，以美国统治集团为首的西方国家采纳了一系列打击工人力量的措施（如直接打击工会、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以及允 许资本自由流动从而提高资本的谈判能力等），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贫富分化加剧，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受到威胁。为了保持生活水平，在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的 基础上，许多家庭不得不大量借贷消费。

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工会被指责为利益集团，遭到各种打压。在统治集团的打压下，各国工会力量遭到极大的削弱，工会成员率（即参加工会的人数占工人 总数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表1中列出了部分经合组织国家的这个指标在不同年份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1960年之后的10多年，只有包括美国在内的少 部分国家工会成员率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而在绝大部分国家这个指标要么上升了，要么是稳定的。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从1960年的33.6%上升到了 1978年的34％。但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现在，虽然在少部分国家这个指标有波动，但绝大部分国家都是下降的，有些国家还下降得很多，比如新西兰从近 66％下降到了不到21％，葡萄牙从61％下降到了不到21％，澳大利亚从近50％下降到了18％，整个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也从34％下降到了不足 18％。

表1：部分经合组织国家工会成员率（％）

在工会力量被削弱的同时，许多国家的政府以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经济为由有意识地提高失业率，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计 算所得的世界平均失业率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全球总体的失业率水平是快速上升的，从4％左右上升到了9％左右，之 后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在高位。虽然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2008年危机之后这个数据又开始上升。

由于工会力量的衰落，再加上失业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各国工人斗争的能力和意愿急剧减弱。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发展与分析部门的佩里和威尔森根据该组织所收集 的各国罢工和停工的数据计算出了一个用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加权的“全球”罢工与停工率指标，由于美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从而对这个指标在上世纪60、70年代 的数据影响很大，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又构造出了一个不包括美国的指标。另外，由于1968年5月和6月法国大罢工有着全球性的影响，而且当年许多国家的罢工 都形成了浪潮，所以他们又在前两个指标的基础上分别构造一组排除1968年法国的影响的指标。根据他们的指标作出的图，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无论包括美 国，无论是否排除1968年法国的影响，上世纪60、70年代工人的斗争性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从80年代初开始，工人的斗争性不断减弱。

由于失业率较高，而且工人斗争性减弱，工人争取更高工资的能力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也出现了下降趋势，美国是最典型的例子。在1973年7月以前，美国私 人部门普通生产性工人和非管理类雇员的实际工资是不断上升的，在那个月达到每小时9.37美元。此后则不断下降（中间曾出现波动），直到1994年8月降 到每小时7.75美元。此后，由于90年代后期的经济扩张，劳动力市场相对紧张，工人实际工资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工人的 小时实际工资仍未恢复到1973年的水平。

在西方其他国家，工人实际工资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要么基本停止了上涨，要么出现了下降。至于大量发展中国家，情况就更加悲惨。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上个世纪 80年代到90年代，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人实际工资下降，比如，1980－1991年，玻利维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73％；1980－1992年，厄 瓜多尔、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下降了68％、65％和53%；1980－1994年，阿根廷、乌拉圭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下降了14％和 21％。

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往往意味着工资份额的下降。关于工资份额有不同的计算方法，但其结论都是基本一致的。根据欧盟委员会提供的数据，以当前要素价格计算的 每个雇员的收入占其平均创造的GDP的份额来计，几乎所有被其统计的国家的工资份额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都出现了较快的上升，但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都出现了 明显的下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由于工人实际工资下降或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非常严峻。虽然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不断宣称全球的反贫困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更仔细的 分析会揭示出另一幅图景。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中有几个关于贫困的指标，但都是按不同标准统计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贫困率），而没有贫困人口 的数值。如果单看贫困率，全球以及各个地区的贫困率确实在下降。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全球极度贫困率（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2005年价格的1.25 美元作为贫困线）从1980年的51.9％下降到1990年的41.7％，再下降到2005年的25.4％。但更仔细的研究会发现，这主要是亚洲地区下降 的结果，其他地区都变化不大，欧洲和中亚地区甚至出现了贫困率上升的情况。但这还不是全部，贫困率掩盖了情况的严峻性。由于全球人口总数增加，即便贫困率 下降了，贫困人口却有可能增加。表2是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所得的各地区贫困人口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世界极度贫困人口从1981年到 2005年确实有所减少，共减少了5.16亿。但是，这主要是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贡献，而其中又主要是中国的贡献。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中国极度贫困 人口在此期间共减少了大约6.3亿，剩余的主要是印尼减少了大约6千万，越南减少了3千万。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个地区以及两个变化不大的地区（拉美与 加勒比地区和中东与北非）外，剩下3个地区都出现了极度贫困人口增加的情况，主要由于苏联东欧转型的影响，欧洲和中亚地区增加了1000万极度贫困人口， 而南亚（主要是印度）增加了4700万，次撒哈拉地区更是增加了1.9亿。

如果把标准放宽到每天2美元，我们会发现情况更加恶劣，除中国外，其他大部分国家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在增加。表3是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所 得，从中很容易看到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增加了2.2亿，其中南亚增加近1.3亿，次撒哈拉非洲地区增加了1亿。从1981 年到2005年，全球贫困人口只减少了3000万，而单是中国就减少了近5亿，那就意味着除了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贫困人口增加了5.8亿，其 中南亚增加了近2.9亿，次撒哈拉非洲地区增加了2.7亿。

表2：新自由主义时期各地区极度贫困人口变化情况（百万）

注：极度贫困人口是指每天收入低于1.25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2005年价格计）的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表3：新自由主义时期各地区贫困人口变化情况（百万）

| |1981 |1990 |2005 |1981－2005 |1990－2005 |

注：贫困人口是指每天收入低于2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2005年价格计）的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由于世界银行没有提供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的数据，上述情况都不含发达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就不存在贫困问题。由于发达国家生活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很 不一样，过正常生活所需成本要高得多，自然贫困线的划定标准也不一样。经合组织一般把低于中间收入水平的一定比例的人口定义为贫困人口。所谓中间收入水平 与平均收入水平很不一样，因为这些年贫富分化加大，后者往往要比前者高很多。即便是按其定义的贫困线最低水平（中间收入的40％）计算，整个经合组织在税 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的贫困人口在最近几年仍高达7000万（贫困率约为6％），二次分配之前这个数字更高，达到2.7亿左右（贫困率为23％左右）。在发达 国家中，美国的贫困率是相对比较高的。根据美国政府的定义，美国的贫困率在战后20年左右总体是下降的，从1959年的22.4％下降到1979年的 11.7%。但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后情况出现了逆转，到1990年上升到13.5％，在2010年更是高达15.1%。在前一个时期，虽然总人口也在增 加，贫困人口总数却实现了下降，从1959年的3949万下降到了1979年的2607万。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贫困人口总数则不断上升，到1990年上升到 了3359万，2010年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618万，大约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处于贫困之中。

由于工资份额的下降、贫困问题的持续甚至恶化，各国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即便在大量借贷消费的情况下，消费不振的现象仍然严重。从世界范 围的家庭部门的消费增长情况，可以看到，这个指标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明显要低于之前的时期。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很多国家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危机和问题，年 均的增长率仍然达到4%，而最近的30年只有3％。

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许多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大量民众相对和绝对贫困化，大众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投资水平下降、政府支出减少，导致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减少，从而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现象。

由于受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泡沫的影响，全球生产能力出现了世界性的过剩。早在1999年2月，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曾警告说，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计算机芯 片、钢铁、汽车、纺织以及化工等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它还总结说当时世界工业生产能力的实际利用率水平接近于1930年以来的最差水平。这种悲观情绪同样 也反映在国际清算银行1999年6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在许多国家和行业中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仍然是金融稳定的一个严重威胁。如果不能有序地减少或者吸 收过剩的生产能力，资本回报率将会继续令人失望，甚至会给投资支出和信心带来长期的不良影响。更为严重的是，那些为这轮资本扩张提供金融支持的机构本身的 偿付能力变得越来越成问题。”

在过去的10多年里，情况更加恶化。以美国为例，其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1948－1980年期间平均为82.9％，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平均只有 78.1％，后一个时期产能过剩明显更加厉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上世纪60年代是最高的，平均达到了84.9％，70年代下 降到81.5%，80年代进一步下降到78.7％，90年代略有回升，达到81.2%，但在过去的10年里下降到了有统计以来最低的74.5％，在本次危 机中的2009年更是下降到了66.2％。事实上，美国的整个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基本趋势是和制造业完全一样的。更进一步，一般认为，欧洲的情况和美国也比 较类似，而拉美的产能利用率在上世纪最后20年也非常低。

产能过剩的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布伦纳也认为生产过剩而非金融崩溃才是本轮危机的核心。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也于2009年在南非大学的演讲中警告说，现在世界经济中已经积累了严重的过剩产能，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将面临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并且这个 危机将会被拉长。

一方面是世界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相对和绝对贫困化而导致的全球性的有效需求不足。只要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其后果就必然是经济危机。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深化主要是由这两个因素决定的。

自2007年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政策，但遗憾的是，这些政策虽然在短期内避免了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的系统性崩溃，但未能缓解上述那些导致本轮危机的根本性矛盾。

危机刚爆发时，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市”，挽救了以大型金融企业为主的一大批公司，其实质是利用公共财政资金挽救了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即本轮 危机的肇事者。这些措施确实在短期内避免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并在很多国家制止了经济的下滑，但同时却把主要西方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推高到了一个无法持 续的水平，从而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以“货币宽松”为主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给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很多国家的利率也 保持在历史低位，但是，由于实体经济仍然处于困境，这些流动性并未像政策制定者们所希望的那样流入实体经济并带来经济增长，而是要么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要 么成为超额准备金重新流回到中央银行。以美国为例，在危机爆发之前，超额准备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危机爆发之后，随着美联储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超额准 备金也急速攀升，到2011年7月一度达到1.6万亿美元的水平，和“货币宽松”的规模相当。欧洲的情况也非常类似。

如果说这些货币政策是“扬汤止沸”的话，那么当前情况下紧缩的财政政策则相当于“饮鸩止渴”。在通常情况下，当经济形势不好时，政府应该增加支出，用扩张 性的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但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纷纷缩减政府开支，这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采纳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债务负担水平（即 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但这个政策很可能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由于经济形势不好，政府收入下降，即便在财政支出减少的情况下，财政赤字也未必 会下降，从而总的债务未必会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缩减财政支出会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即便总的国债水平不增加，债务负担仍然会上升。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西方国家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归因于政府福利支出太高，财政支出的削减主要针对的是福利支出部分，这必然导致中低收入阶层本来就很困难 的生活境况更加恶化。如果综观危机爆发时政府用公共财政“救市”和之后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可以认为这是又一轮的“劫贫济富”。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 的贫富分化，导致贫困人口增加，消费更加不振，危机进一步深化。同时，随着生活境况的恶化，社会矛盾也更加激化，各种抗议、游行、示威以及罢工事件层出不 穷。金融和经济危机逐渐导致社会和政治危机。

危机是矛盾的爆发，同时也为缓解和根治矛盾提供了机会。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之前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危机的爆发严重地打击了统治集团，尤其是金融资 本，整个社会的阶级格局和阶级力量对比出现了有利的变化，这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奠定了基础。但本轮危机爆发以来，由于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 资本控制了主要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们利用公共财政资金挽救了自己并进一步打击劳工。也就是说，本轮危机到目前为止尚未改变这些国家的阶级格局， 劳资力量对比仍然是资强劳弱，这必然会对世界资本主义进行必要的调整带来严重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本轮危机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深化，并且长期化。随着危机 的进一步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可能有三种发展趋势：

1．向极右方向发展。如果劳工阶层未能在危机中觉醒，未能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形成足够大的力量，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有可能会利用各国内部的矛盾和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世界资本主义向极右方向发展。这种局面将给各国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回归到社会民主主义。如果劳工力量能够在危机中比较快速地兴起，进而改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力量对比，形成对劳工有利的格局，则有可能回归到类似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

3．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再次兴起。如果劳工力量能够进一步发展，在思想上觉醒，在组织上壮大到能够改变社会制度的程度，则可能出现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兴起。

世界资本主义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目前情况很不明朗。也就是说，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

我国目前已经很深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在60％左右，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的增长。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很可 能在相当一个时期中处于危机之中，这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像过去的20年那样依赖国际市场。更严重的是，世界资本主义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个高度 不确定的时期，我国应该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方面及时做出调整，未雨绸缪，以免世界资本主义的变化给我们带来太大的不利影响。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3期，摘自2012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