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布莱尔前英国首相
发表时间：2014-12-27 08:27:29
如今，民主国家的日子不好过。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出现了障碍：美国国会、英国联合政府，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都遭遇了困境，难以做出必要的决策以回归经济增长。在满足本国公民需求方面，一些羽翼未丰的民主国家似乎不如专制国家有竞争力——至少从短期看是这样。
屋漏偏逢连夜雨，除了民主制度的失灵，近期还出现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挑战：极端主义在中东地区肆虐扩张；金融危机的阴云困锁欧洲；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风波未平，乌克兰东部冲突又起。有鉴于此，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以及社会上对民主政治普遍存在的忧虑与失望情绪便不足为奇了。
这几年，民主国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民主让我们过于自负。民主仍然是我们选择的制度——是自由者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民主制度遭到了挑战，我称之为“功效”挑战：民主的价值是正确的，但民主制度往往无法兑现这些价值。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国家、社区、企业都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些变化，民主制度显得迟缓、官僚而又脆弱。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国家对不起自己的公民。这种情况为何发生，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我们似乎忘了，只有实践中行得通的理论才是好理论。民主体制的理论基础是重要的，通过选举产生政府的基本原则显然是正确的，它也仍然得到大众的认可，但民主原则在践行中却往往遭到歪曲。今天我们应该讨论如何改善民主制度，如何使它现代化。传统上，辩论民主的议题无外乎政府的透明度、诚信度。比如在英国，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议员们的费用报销机制。
但是，导致人们对民主政府大失所望的真正原因是，人们认为生活中迫切需要的改变迟迟没有发生。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挑战。人们往往有另一套说法，他们说政府不倾听民众的声音。但实情往往是，政府在倾听，但民众的声音却是杂乱分化的。通过强势领导有效进行决策的能力，正是民主制度所缺乏的。为什么会这样？
近年来，西方民主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降低了民主体制的功效。
在美英两国，有越来越多的选区受其边界划分结果的影响，直接落入某个政党囊中，成为其固有选区。如果你成功获得了党内候选人提名，便将铁定赢得该选区的议席。这促使潜在的候选人们采取某些立场，讨好拥有提名权的党内活跃分子，而不是广大公众。就这样，政治家们逐渐远离了大众所持的中立立场，而这必将损害他们的决策能力。
在这样的体制内，摆好政治姿态比实干解决问题更重要。实际上，现代治理是基本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
此外，随着传统观众群体的萎缩，新闻机构发现最大的商机在于煽动忠实观众，呼应他们的具体利益。因此，许多西方媒体的党派色彩变得越来越鲜明。
在我们的体制中，产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能阻拦我们进行实质的、必要的改革。譬如，所有试图改革教育系统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多么艰苦卓绝的斗争。官僚体系反抗变革；教师工会反抗变革；甚至连公众都被挑唆起来扼杀符合自己利益的变革。让我几乎丢掉首相乌纱帽的决策，无关乎战争与和平，而是我的教育改革政策。医疗系统改革也同样举步维艰。
然而，世界如此瞬息万变，政府体制的更新就显得格外重要。
公众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社会早该改革却迟迟未动。人们需要更好的服务，有更高的期望，但任何政治家都会告诉你，没人愿意为此买单。改革的缺失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政府预算吃紧的今天尤其突出。所以，现代治国面临一道离奇的悖论：要满足公众日益提升的需求，改革必不可少，但公众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这些改革。所以，在变革面前，西方政治家们往往退避三舍，导致选民对民主政治的进程大失所望。
看看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欧洲国家：为了改变公共利益的分配方式，为了精简体制，这些国家都在税务系统改革中苦苦挣扎。一方面，公众强烈地抵触改革；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没有其他途径可走。同时，欧盟也无法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来配合改革。
检视过去20年内发生在私有部门里的变化，今天市值领先的公司与20年前大不相同。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世间万事万物新旧更替的规律——但政府体制却自绝于这种规律之外。自上而下的官僚阶层倾向于管控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因此，我们沿袭着过去的道路，无法做出改变。
科技能够改变教育和医疗系统的运作方式。科技能给教学带来革命性变化；能产生全新的诊疗手段。这些变革已在条件最好的地方出现萌芽；但大多数地方难以企及其红利。正是这种功效上的差距，导致人们对政治彻底失望，并诉诸于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民粹主义途径。这是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
而且，在今天这个最需要领导能力的时代，政治领袖的基因池却在逐渐枯竭。在我们的议会或国会中，有多少人曾在政界之外有过身居要职、担当责任的经验？如今有太多年轻人凭着对政治的兴趣爱好，在大学毕业后就投身于某位政治家门下从事研究分析工作，进而直接参与竞选取得议会席位。
在进入政界之前，我在私有部门只工作了七年，但对我来说，那是意义重大的成长期。在业务和人际方面，这段经历对我后来执政裨益匪浅。尤其重要的是，我知道了书本上的政治理念和适用于“现实世界”政策是存在差异的。
还有，与私营部门的成功精英相比，政治领袖们的薪水实在称不上丰厚——这话我只有卸任后才能说。今天，我们最需要一个多样的、有活力的、健康的政治领袖基因池，但微薄的工资限制了政治职业生涯的吸引力。
上述种种因素，导致由民主体制产生的最高领导人很难有什么作为——所以就产生了“功效挑战”。这种挑战被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而社交媒体本身便是一种革命性现象。过去，社会问题的发酵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如今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公众情绪的浪潮在数日甚至数小时内便可掀起舆论海啸。政治家一味追求扩大影响力和冲击力，往往顾不上保持社会舆论的平衡。
这种情况使政治领导人感到疑惑。领导人必须在领导方式和舆论之间作出精密调整，既要超越各种声音，又不能脱离舆论。领导人必须精准地判断公众的情绪，但如果依靠Twitter推送的信息来治理，是很难对舆情做出准确判断的。社交媒体能积极地影响现实世界，这固然令人兴奋，不过社交媒体的话语权属于“大嘴”们——我们知道，有理不在声高，声高者未必有理。
如果给萎靡的民主对症下药，恐怕将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人们必须接受一点：治国理政避免不了各种艰难的抉择，做出这些抉择的政治家应该受到尊重而不是诋毁。此外，有的规则可能也需要更改——例如，公共领域和私有部门之间“旋转门”应该更加通畅。各国议会运作的方式可能会发生改变，有些国家甚至可能得修改宪法。
如今，我们必须把民主体制的问题搬上台面，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民主体制光给民众投票权是不够的，还需要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果。然而目前民主制度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我们不应坐视选民在独裁和民粹之间做选择。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民主，就让我们着手拯救它。
托尼·布莱尔：1997-2007年曾任英国首相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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