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张飞岸

2011年4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献信息研究中心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代世界杂志社、红旗文稿杂志社等12家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俄罗斯、越南、美国、德国、保加利亚、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日本等国家的学者和来自中国的200多位学者与会。大家围绕着“苏联解体的原因”、“苏联解体的后果”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展望” 三个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1．苏联解体的原因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在全球学术界大体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根本制度和体制。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身有着结构性的问题，必然导致苏联的解体。另一派认为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高层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背叛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在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强调了三点：首先，赫鲁晓夫过度批判斯大林动摇了苏共统治的合法性和人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引发了社会层面的思想混乱，这给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可趁之机，两者相互作用从思想上制造了苏联解体的隐患。其次，对干部的选拔没有遵循信仰优先的原则，导致很多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占据重要领导岗位，这是苏联解体组织方面的原因。最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上层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苏联解体、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的政治原因（直接和主要原因）。此外，程恩富教授评析了中外舆论界关于苏联解体的其他片面或错误的“十种主要原因论”：戈氏改革失控论、群众干部支持论、思想理论僵化论、计划经济失败论、军备竞赛拖垮论、生活水平低下论、民族政策失误论、宗教政策失误论、非社会主义论、体制必然论。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也在发言中强调组织路线错误，是苏共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民主是集中的前提，没有民主的集中制，最终导致了从过度集中到极端民主的转化，使改革处于失控状态，方便了反共势力对改革的操纵。错误的组织路线导致了错误的干部路线。苏共垮台是与干部选拔任用上以任命制（委任制）和变相任命制取代了选举制分不开的。正是在干部问题上抛弃了民主集中制，苏共在列宁时代确立并实行的选用干部的政治标准和德才兼备原则才随之被任人唯亲所取代。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的错误，导致苏共逐渐背弃了自己的生命线－－群众路线。对群众路线的背离，使得苏共丧失了最后一道防线，以至于人民对苏共亡党亡国无动于衷。

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德米特里•格奥尔吉耶维奇•诺维科夫特别强调了苏联解体原因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联手挑起反对苏联的“冷战”。在两大体系的对峙中启用巨大的宣传资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专家在苏联内部成功地找到盟友，在社会部分群众中间贬低共产主义思想，打造一个有吸引力的西方资本主义形象。苏联人民的团结遭到破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苏共直接暴露在了各种反共力量的攻击之下。“公开性”没有成为使社会民主化的手段，反而成了自由主义势力操纵社会舆论的机制。由于提倡“多元化”和“公开性”，过去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伺机公开进行政治斗争。自由主义势力把民主思想与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绑在一起，竭力挑动民族冲突。民族主义势力利用反对沙文主义的浪潮上台，这些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莱博维兹从制度层面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工人自我管理的模式，而是一种由高层官僚和企业管理者代理工人管理生产的模式。这种代管模式内含的缺陷造成工人缺乏对官僚的制约能力。官僚和企业管理者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利益，企业管理层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目标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本身也存在矛盾，这些矛盾积重难返，当苏共党内的主导势力更多地趋向于遵从资本主义逻辑时，苏联模式就走向了终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营长盛认为，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嚣尘上，这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放松，使各种错误思潮愈演愈烈。这些错误思潮表现为哲学领域“人道主义”趋向，经济学领域的“自由主义倾向”，政治学领域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文学领域的“解冻文学”倾向和史学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吸取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失误导致国家解体的教训，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中央党校教授赵曜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苏共的蜕化变质。苏共长期不重视执政党的建设，逐渐蜕化变质，以致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越来越脱离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二是领导集团的背叛。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逐步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以戈氏为中心的右翼势力集团。这些人的改革背叛了社会主义和苏联。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就国外因素来说，西方敌对势力在20世纪80年代，利用苏联的改革和困难，加大了“和平演变”的力度，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改革，把反社会主义势力释放出来，与西方和平演变势力里应外合，最终使力量对比偏向了敌对势力，导致了苏联解体。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报》记者克勒尔认为，苏共20大后，苏联共产党及苏联的领导层用一种修正主义的态度解释世界上的重要对立与矛盾，并付诸于行动，一步一步解构国际和国内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首先，修正主义否认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对立，导致敌友不分，意识形态混乱，这方便了西方“宣传部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渗透。其次，修正主义者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即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同所有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再次，在国际国内制造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对外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内实行官僚主义压迫，这使社会主义内部的离心力增强，导致了苏联的崩溃。最后，修正主义者过度批判斯大林，使斯大林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的名誉受到损害，这逐渐破坏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声誉，尤其是在青年中的声誉。这是苏联解体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树华研究员认为，苏联解体是苏共后期蜕化变质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盲目的政治改组和匆忙的民主化则是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和导火索。首先，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手段，改革不能变成“信仰放弃、方向背弃、主义抛弃”，改革不是改向。其次，改革必须坚持而不能削弱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倡导“民主化”和“公开性”，对多党制表示认可，这些措施使苏共开始逐渐丧失对改革和国家发展的引导力量，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被边缘化。最后，苏共领导地位、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联盟国家－－苏联政治制度的这三大根基不能动摇。苏共政治改革失败的教训警示后人，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政治改革必须有利于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必须有利于提升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干强从“经济学”西化的角度探讨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他指出，苏联解体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西化”造成的。苏联经济学“西化”集中地体现在苏联解体前出版的“500天纲领”上。“500天纲领”是苏联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与国外敌对势力联手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行动纲领。贯穿 “500天纲领”始终的两个关键词，就是“经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唯物史观揭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中国很有必要吸取苏联经济学“西化”的深刻教训。绝不能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搞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就要依靠西方经济学。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正确的改革方向。 =====2．苏联解体的后果===== 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倒塌，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对人类改造世界的信念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苏联解体给人类世界造成了哪些深重的灾难，与会的专家学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研究员认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大逆流、大灾难，是人类文明史的大曲折、大逆转。苏联解体给俄罗斯人民、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苏东剧变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它使得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社会动荡。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欧洲到中东，从北非到亚洲、拉美，社会不安情绪弥散，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普遍不满，大规模街头抗议增多，极端政治事件频发，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全球社会动荡风险明显上升，整个人类社会正处于命运抉择的十字路口，这些从根本上而言都是苏联解体造成的严重后果。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在发言中指出，1991年苏联的解体打破了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社会主义运动由此丧失了第一个也是历时最长的具有替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制度模式。这一事件的结果，使人们广泛接受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无法长期有效运作的观点。这使得许多社会主义者放弃了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资本主义世界中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的政党，无论在名义上是叫做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党，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那些幸存下来的政党，则放弃了在未来建立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不得不选择声明他们可以比其他党派更有效地掌控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力量的削弱加剧了资产阶级在很多国家收回工人们的经济与社会权益的情形，这些权益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获得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于洪君教授谈到了苏联解体对世界格局的影响。首先，苏联的解体使世界走到了美国单边霸权主义的阴影之下。冷战结束后的20年时间里，美国联合西方发达国家共发动了五次战争。除了1991年海湾战争还有一点“合法性”外，其他的四次战争，都是为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己私利。其次，苏联解体后，原先两极体制对立掩盖下的民族、领土、宗教、资源等争端激化，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的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经济危机等日益突出。最后，苏联解体使世界意识形态单一化，西方社会的所有政治元素－－多党制议会民主、言论自由、信息开放、市场经济等，成为所有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乃至转型国家效仿的对象。然而，西方模式不仅没有解决世界各国存在的问题，反而成为西方国家掠夺世界的工具。前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一场世界政治的悲剧，带来了沉重的全球后果，这些后果至今还在持续。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苏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伙伴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盟友。苏联在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从根本上被修正了。正如民主德国的建立一样，民主德国的消失也是欧洲政治发展方向的转折点。东欧剧变毁灭了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从苏联的远东一直延伸到欧洲的易北河和韦拉河。苏东剧变后，北约组织的东扩一直达到俄国边境。欧洲，这个从1945 －1990年经历了它新近历史中最长一段和平时期的区域，重新又接受了战争的洗礼，比如北约发动的肢解南斯拉夫的战争，这些战争预设了未来各种不安定的因素，这些不安定无疑都是苏联解体的一个消极后果。莫斯科大学原副校长、社会学系主任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多博林科夫教授指出，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国家战略更加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现在，美国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战胜单个国家或者单个军事政治集团，而是全面统治整个世界，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实际上已经对全人类开始第四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沿着三个方向进行（以“冷战”或“热战”形式）。第一，向那些被选择为进攻对象国的居民和政治精英的社会意识进行大量的信息心理宣传。第二，在这些国家建立专门的代理机构，通过“第五纵队”来发挥作用，向这些机构提供一切帮助；资助那些以阻挠和破坏国家制度，在国内制造动乱和政治不稳定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政治团体和政党。第三，对那些不顺从或强调自己主权和独立发展的国家，或通过颜色革命或用武力推翻这些国家的政府并建立亲美的傀儡政府。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社会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利洛夫教授指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是影响当代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对苏东国家和其他各国人民都带来了严重后果，改变了世界范围内各个领域的力量对比与平衡。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从苏东剧变中吸取三个教训：第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在内，如果没有内部的自我发展，就注定会停滞、僵化、衰退和崩溃。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在相应的历史时期对正在发生的决定性进程和趋势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为了使现代化取得成功，一是需要牢固的、持久的理论和政治战略；二是需要强有力的伟大历史人物来实现这种战略，为此，选拔正确的领导者非常关键。第三，永远不应忘记内乱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执政党防止其腐化变质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保裔澳大利亚学者科伊乔•佩德罗夫指出，苏联解体让世界陷入最糟糕的“意识形态危机”，铺天盖地的极权主义宣传和对苏联领导人的妖魔化使社会主义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不仅不被看作是人民解放事业的推动者，反而被塑造成为“土匪”、“黑手党”，或者比中世纪最坏的封建寡头还坏的反动复辟势力。当今世界的全球性疾病在这场意识形态危机中无法找到救治的药方。我们需要把世界从美国和欧洲霸权中解救出来的信心和力量，需要把成千上万无辜民众的悲剧转化成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而储备知识的学堂。这些任务的完成无疑需要重新积蓄社会主义的力量。 =====3．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展望===== 传统的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结束，但美英等国家并没有停止原本就是他们发动的冷战行为。目前弥漫全球的这场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与会者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和抓住历史机遇两方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教授指出，苏联的解体并没有终结也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由资本扩张主导的、人类利益被迫服从于资本意志的世界，这不仅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野，而且可以说，当今世界是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描述和科学预期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资本积累的逻辑推断出的全球化、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金融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恶性膨胀，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等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无法掩盖的事实。这些预言的成功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展望未来，要解决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构性制度危机，要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价值危机，社会主义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李慎明研究员指出，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其引发的动荡局势也为社会主义复兴提供了机遇。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已经步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在国际、国内政治及经济领域的多重博弈。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积极主动地迎接国际垄断资本的挑战并领导世界人民与国际垄断资本展开斗争，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社会主义一定会在实践中实现伟大的复兴。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力量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光辉的前途。只要人们在未来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多姿多彩的经验教训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世界社会主义一定会有复兴的一天。大卫•科茨谈到未来社会主义前景时认为，苏联解体导致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削弱加剧了资产阶级对大众福利的进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投机性的增强，这两者共同作用导致了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为表现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危机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因而，现今的条件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重生是十分有利的。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需要吸取苏联实践经验的教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最为严重的缺陷在于劳动人民无法在经济或国家事务中实践主权。一个由精英来保障劳动者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无论如何完善，都不是一种稳定的社会主义形式。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必须能建立一种在经济和政治上实践人民主权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吴恩远教授指出，苏联解体对俄罗斯是一个悲剧，俄罗斯并没有因为拥抱资本主义而步入西方文明世界的殿堂。20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俄罗斯发展的停滞拉大了俄罗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苏联解体造成的领土分裂、内战频仍、道德沦丧、恐怖威胁、吏治混乱给俄罗斯民众心灵造成的创伤至今难以平息。这些对于现存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对于未来社会主义复兴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苏联解体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判断，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信念。只要我们能从历史挫折中吸取教训，未来的社会主义会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前途是光明的。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从毛泽东预言与苏联解体教训的角度谈了未来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从苏联解体中吸取几点教训：第一，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否定，将会导致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 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被否定，就会直接危害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深邃的历史预见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否定斯大林为起点，进而把矛头直指列宁和十月革命。历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据。这一点需要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引以为戒。第二，毛泽东认为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是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重要手段。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的阴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三，毛泽东指出警惕特权阶级的形成，防止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危险，是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要时刻警惕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未来的社会主义才会有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教授指出，未来社会主义需要从苏联解体中吸取教训才能健康发展。对于肩负着复兴世界社会主义重任的中国而言，尤其需要引以为戒的有三点：第一，必须坚持和发展科学的治党治国理论。科学的治党治国理论必须符合党情国情而又能与时俱进。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第二，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如果人们开始怀疑和否定共产党，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那社会主义将毫无前途可言。第三，必须始终善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无产阶级政党如果背叛了人民的利益，就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占领人们的意识提供可趁之机，广大人民如果对经济生活和政治民主不满，就很容易被诱人的口号所鼓动，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所以，未来的社会主义只要能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把社会主义运动与本国实践相结合，坚持发展符合国情的民主事业，服务于广大人民的利益，就一定会迎来复兴的一天。越共中央对外部副部长阮孟雄博士对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了展望。他认为，相对于苏联解体之初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不利局面，近年来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正在呈现着明显复苏的景象。在经历过挫折之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组织关系和斗争策略上日趋成熟。这表现在各个党之间逐渐克服了过去的派别分歧和话语权不平等，彼此之间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加强了团结与合作。在共同理想的支撑下，各个党己形成一些诸如“圣保罗论坛”、“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晤”、“共产党国际研讨会”等年度会晤和成熟的理论交流机制，这些年会和交流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总体而言，尽管社会主义在前进过程中还会碰到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按照历史进化规律，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与会者普遍认为，20年前，苏联解体曾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术精英弹冠相庆，福山自信地宣称：“历史的所有大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不再有重大事件发生。”2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带给我们的不仅不是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反而是所有重大问题解决能力的丧失。相对于 20年前，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危机重重。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等，这一个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结构性危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视野之中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遭遇的重大挫折，而深刻认识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它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复兴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