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另一面】新加坡的立国智慧

作者/来源：匡导球 http://news.21cn.com

新书摘 本书全面介绍了新加坡的历史渊源、政治制度以及政府在经济转型、社会保障、外交政策、廉政建设、文化教育、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其中，凡与中国相似之处或可为中国借鉴的宝贵经验，作者均不惜笔墨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大量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打开国门

殖民地时期，新加坡作为马来半岛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一个货物集散中心，全部经济活动几乎都与转口贸易有关。由于没有现代工业基础，这种“寄生型经济”在取得自治后已难以为继。1959年，新成立的自治邦政府接连颁布了《新兴工业法》和《工业扩展法》，力图以税收优惠为手段，扶植国内工业。但政府显然低估了从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业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的艰巨性。习惯了“做生意”的新加坡商人根本无心投身工业。李光耀如此描述当初的情景：“新加坡人做生意，到底是做些什么？他们先开间店，因为他们认为做生意就是开店，开间店或餐馆，买东西卖东西。”另一方面，“有心”者通常“无力”。开办工业意味着巨额投资和现代化管理方式，这些显然都是“生意人”们难以提供的。因此，虽然政府给出了种种优惠，但工业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多大起色。无奈之下，政府只能掏出了本就不多的家底投资企业。结果也只是办起了一些依赖低成本建屋计划的钢筋水泥公司，而且，满是条条框框的官僚化管理方式又滋生了诸如“机构臃肿”等一系列“国企病”。这一阶段，新加坡的工业化之路走得十分艰难。

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令新加坡的处境雪上加霜，但同时也让政府彻底认清了现实：单靠自己无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于是，新加坡的经济政策在一夜之间出现了180°的转弯—由进口替代工业政策转向出口导向工业政策。然而，“打开国门”并不意味着马上就可以摆脱困境。转型的痛苦无法避免，刚刚萌芽就失去保护的国内制造业遭受重创，很多工人因此失业，一些小企业主损失惨重。更糟糕的是，英国于1967年宣布提前从新加坡撤军，这意味着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即将崩塌。

艰难困苦更加坚定了新加坡开放的信念，这无疑是审时度势的结果。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战后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时期，需要将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但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民族主义浪潮阻碍了这一进程。新加坡在此时以开放经济体的面目出现，自然大受欢迎。为了尽可能广泛地吸引外资，政府开放了除公用事业和电信业外几乎所有的部门，对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更是来者不拒。曾经让政府操心费神的劳工队伍，这时成了新加坡最宝贵的财富。这些低成本的半熟练工人，吸引了服装、食品、玩具、纺织等行业的许多企业在新加坡投资建厂。失业问题很快出现好转，廉价的外籍劳工也开始大量涌入。政府在税收和土地上的“让利”政策同样使投资者受益匪浅。税收方面，所有保护性关税在一夜之间被取消，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也先后出台。土地方面，秉承“繁荣共享、痛苦同当”的原则，政府在初期只向企业收取极低的租金，且无需一次付清，以此鼓励企业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建设厂房、购买设备及扩大生产上，政府最终通过工业发展和经济繁荣产生的土地增值“共享”发展的果实。不过，即便是通过土地增值获利时，政府也没有借机对企业进行掠夺，而是为增值的幅度设限。这一富有远见的土地政策，保证了政府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和谐共赢。

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无资源禀赋的弹丸小国，要想源源不断地吸引并长久地留住跨国企业，除了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各种优惠政策，还必须在其他可以努力的方面做到最好。劳动力素质、教育水平、创新能力的提升非一日之功，但打造一个亲商的软硬件环境却可以立刻提上议事日程。于是，政府利用经济发展带来的积累，同时不惜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投资建设道路、港口、码头、机场和水电设施，努力改善新加坡的基础设施条件。“软件”的改善也同步进行，一方面，人民行动党的政府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新加坡的和平和安宁，同时不遗余力地提高自身的廉洁和透明度；另一方面，法律体系尤其是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很快得到完善。

在一系列因素作用下，新加坡经济在独立后的十几年内即实现腾飞。1965~1970年间，其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7%，20世纪70年代则为9.4%。其中，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到20世纪70年代初，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已经和贸易不相上下，标志着新加坡初步完成了从港口经济到出口导向型工业经济的过渡。另一方面，制造业的发展还直接产生了发展金融、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客观要求。政府顺应形势，采取一系列鼓励政策对上述产业进行扶持。例如，为了推动金融业发展，新加坡政府于1971年成立了国家金融管理局，大力推进新加坡“亚洲美元市场”建设。十年间，在新加坡经营亚洲美元业务的银行就从16家增加到了151家。在交通运输业中，政府也为发展海运、空运先后投入巨资。金融、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相继崛起，为新加坡多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后续的转型升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