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新建 吕小康
在意义的虚无感漫延至生活的各种角落时，人们很容易将政治腐败、贫富差距、工作缺失等问题放大化、极端化、戏剧化，并演变成对政府及整个社会系统的积怨与仇视
“穷则生乱”演变为“暴力狂欢”
近年来，伴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高通胀、高失业率等问题，反政府、反社会的恶性暴力事件在西方各国频繁发生，人们已经开始用游行示威、恶性袭击以及各类更为 复杂和激烈手段表达内心的不满。从事件发生的轨迹看，贫困显然是直接的导火索。但是随着骚乱的演变，已经变成一场暴力狂欢。人们参与其中，既不是为了表达 明确的政治诉求，也不是为了反抗现存秩序；既缺少组织，也缺少目的；既缺少宗教背景，也缺少现实关怀。他们可能仅仅是为了找些乐子，或者只是想趁着骚乱打 一把劫，放弃日常遵守的律法礼节，而将人性中恶的一面彻底暴露。
随着警方证据搜集的积累，人们开始发现，在英国骚乱中，有大量中产阶段、富裕阶级的英国人“趁火打劫”，与所谓的“暴徒”一起乱中作恶。在参与骚乱的劫掠 者中，有拥有价值百万房产的公司高管罗伯特•约翰逊的女儿——年仅19岁的劳拉•约翰逊，有家境厚实、刚从大学毕业的24岁女青年娜塔莎•蕾德，有在伦敦 小有名气的青年音乐家史蒂芬•荷尔……这些人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甚至是富裕阶级，他们参与骚乱，难道也是因为物质上的贫穷吗？
显然不是。除了物质方面的贫困或相对剥夺之外，还有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原因，正在日益侵蚀着世界的和平，这就是现代社会中的生活之意义感的缺失。如果贫穷引 发的暴力是直接可见、可预期、可预防的话，意义感缺失带来的“以暴为乐”的暴力事件，则因其无组织、无目的、易激惹、易传染、时间短、破坏大的特征，成为 当代社会的一大顽疾，令政府诸多部门颇感头疼。如果仅仅是穷则生乱，那么可以通过改善境遇、创造就业、提高福利、增加发言权等经济手段或政治手段加以缓解 或根治，但意义的缺失又应如何解决呢？那些参与骚乱的中产者、乃至富裕阶级之“选择性参乱”的心理又何从根治呢？物质富裕时代的意义重建问题，已经刻不容 缓地摆在整个世界面前。
政府与精神意义输出之间的鸿沟难逾
在西方社会，政府与精神意义的输出之间向来隔着一道鸿沟。自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后，教会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摆脱国家政治权力 的控制，形成独立的权力中心，使西方各国“基督教化”，并建立起统一的超国家或跨国家的教会组织。教会与国家的长期并存，对欧洲社会的秩序形态影响至深。
在欧洲长达上千年的中世纪时期中，社会生活层面惯用强制性的伦理和法律调节社会关系；精神生活层面则遵从一神教的、高度体系化的基督教。更重要的是，不论 在哪个层面上，西方社会都拥有其组织实体，即社会层面的政府与精神层面的教会，作为各自层面的主管机构。这使得其生活秩序出现二元分立的形态：教会掌管 “特殊领域”，即信徒的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以其精神权威指导信徒的灵魂，使其得到天堂的幸福，促成基督教所宣扬的宗教、道德和文化秩序；而政府则要维护 “暂时或世俗的利益”，负责臣民世俗的物质生活领域，管辖政治和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以其强制力量来实现社会安定和正义，其基本功能是达成一种世俗的政治 秩序，使人们得到世俗的幸福。政府虽然掌握着世俗的事务，但在文化上真正赋予人们行为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却是教会而不是政府，是神父/主教而不是官员/国 王。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这就使得统一人民价值共识的不必然是世俗的意识形态，而可以是“颠簸不破”基督教信仰体系。只要这一信仰体系不倒，社会的整合就有了 一层最终保障。然而，正如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大家迪尔凯姆所发现的，在19世纪，欧洲社会就已经经历了理性化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与精神失落问题，他将之称 为“失范”，即旧的价值已经破灭、新的价值又无法重塑的中间状态，此时自杀率上升、社会动荡事件发生率升高，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宗教之维 系社会平衡的功能遭到现代的理性精神质疑所产生的一种副作用。宗教精神的丧失，对西方世界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而政府天然地远离精神领域，在赋予人们思想 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太多选择下的不可承受之轻的问题。
迪尔凯姆之后的尼采，更是宣称“虚无主义已经来临，它将统治两百年”。尼采的宣言似乎一语成谶。纵观当今世界，在意义的虚无感漫延至生活的各种角落时，人 们很容易将政治腐败、贫富差距、工作缺失等问题放大化、极端化、戏剧化，并演变成对政府及整个社会系统的积怨与仇视。当某一社会群体或极端人物酝酿的强烈 的焦虑和怨恨因某一具体事件而爆发时，积累已久的无聊感与疏离感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升华”的空间，演变成“以乱为乐”的社会丑剧。当各种制度力量施加严密 控制时，它们就暂时偃旗息鼓，潜伏于无声，寻找着下一个突破口。这就使得绝大部分的暴力事件始于随机，无明显宗教主张，无强大反对派组织，甚至无明显外来 敌人唆使，但造成的影响却深远难以估量，小则伤及无辜，大则导致政府更迭。而所有的解决力量也似乎治标而难以治本，如同一记重拳打在棉花上，效果平平。
社会如果要和谐存续和良性运行，不能缺少适当的意义感的支撑和润滑
实际上，如果社会本身不能提供一种整合性的价值观和意义感，那么，发生任何极端个人或集体事件都将是难以避免的。这些事件不仅不能让人震惊，反而可能让人 体验到一种破坏的快感，从而暂时掩饰长期以来内心的空虚和意义的失落，而社会则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据挪威枪击事件中的主角布雷维克回忆说，自己的童年 很平凡，虽然父母离异，但从未遇到钱的问题，唯一的不满就是“过于自由”。自由不一定带来意义，缺失了意义的自由，比缺少束缚的自由，代价可能更为惨重。
由此可见，社会如果要和谐存续和良性运行，不能缺少适当的意义感的支撑和润滑。而意义的创造也非政府一家之事，还需各自社会力量的参与，寻找自由与意义、 理性与意义之间的平衡，寻找一种能够真正将社会融合为一体的精神纽带。单纯的利益分配上协调，并不足以构建和谐的社会，否则，像挪威这样的高福利国家，应 该不会出现首都市中心遭炸弹袭击、枪手伪装成警察向青年营地集会者肆意开枪射击的惨案。而多元社会的一大难题则正在于此：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种声音和力量， 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种声音总是淹没在诸多其它声音的浪潮中，难以统一。在多元世界尝试建立共同的意义纽带，从而成为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各个民族之间， 以及各个国家与民族内部一道共同的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还需要不断的摸索与创新。
（作者分别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讲师）
延伸阅读:西方文化的内在矛盾
禁欲主义与消费主义现实的矛盾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消费、投资和出口，消费主义的现实就必然与西方世界广泛信仰的基督教所提倡的禁欲主义产生巨大矛盾。可笑的是，宗教信仰是资本主义激烈市场竞争的必需品，而资本经济的发展又与宗教的教义相违背。
神学信仰与理性主义的矛盾
理性主义构成了西方文化的核心基础之一，而宗教信仰广泛存在于西方世界里。两者不可调和的对立反映出西方文化的另一种内在矛盾。
斗争思维与世界一体的矛盾
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新航道的开辟，西方人开始了征服世界的计划，近代西方文化的崛起正是伴随着与自然与人的斗争而进行的，西方人骨子里面流着斗争的血。而 当前世界秩序早已开始比较有效地运行。今天的世界更多的需要的是合作与和平。西方人的思想还没有从那时转换过来，就像一个无知的孩子一样，仍是一味索取。
德国上演汽车纵火案
英国骚乱发生后不久，德国也爆发了类似的骚乱。
从当地时间8月16日开始，德国柏林街头不断发生纵火事件，截至21日已有数百辆汽车被毁。
参与焚烧汽车的大多是年轻的失业者，长达两年的经济危机是纵火案件的根源。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16日公布数据显示，因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打击人们信心，德 国二季度经济增速环比上扬0.1%，几乎陷入停滞状态。德国的失业率也高达7%，柏林的失业率一度创下13.5%。此外，房屋租价以及房价持续上涨，都引 发了低收入者仇恨社会的心态。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38期，摘自2011年九月下《人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