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乔姆斯基 魏文编译
几年以前，一个共同的问题是美国被看成一个拥有无人匹敌的权力和和无比吸引力的巨人……但是，现在它正在衰落，不可避免地面对它已被彻底破坏的前景。这是吉亚科莫•奇奥萨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的。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的信念是传播很广的，虽然有理由说需要做一些准确的描述。从美国的时代终结点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90年代明显的“胜利”以后这种衰落是持续性的，在海湾战争以后，所谓“胜利”基本上是一种自我欺骗。
另外一个共同的问题，至少是在那些不是故意视而不见的人中间，美国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作自受。在2011年的夏天我们在华盛顿看到“引人发笑的闹剧”，这使国家不高兴，让世界感到困惑，在议会制民主的编年史上这可能是没有可以对比的事情。
这种场面甚至吓坏了这场讽刺剧的赞助商。现在让公司权力层担心的是那些曾经帮助它进入国会的极端分子事实上推倒了这个权力层的财富和特权赖以存在的大厦，以及关照它的利益的强有力的国家。
公司权力层对政治和社会的优势地位—首先是金融的政策—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两大政治组织在这个阶段似乎类似于传统的政党，在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上更多地站在居民的右翼一边。
对于人民来说，内心主要关注的是失业。在现在的情况下，这场危机只有通过政府重大的刺激才可能克服，那远远超过最近进行的刺激，它几乎在国家的和地方的开支上做到与危机的破坏相一致，尽管这项非常有限的措施可能挽救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主要的担心是赤字。因此，只是在讨论赤字。大多数居民支持通过对富人加税来对待赤字，根据《华盛顿邮报》等媒体进行的民意调查，72% 的受访者支持对富人加税，27%的人反对。消减医疗照顾的计划遭到绝大多数（69%以上）居民的反对，因此其结果是人们反对这种做法。
关于对国际政治的态度的计划调查了人们对消灭赤字的看法。该计划的负责人斯蒂芬•卡尔认为，显然不论是政府还是共和党人领导的众议院，对于人们关于预算的价值和优先考虑并不认同。
民意调查表明存在深刻的分歧：最大的分歧在开支上，人民支持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而政府和众议院建议少量增加国防预算。民众也支持增加在培训劳动力、教育和治理污染方面的支出，但这超出了政府或众议院的措施。
最后的协议—或更准确地说是对极右派的投降—是在所有的意义上都是相反的，将几乎完全正确地造成更多增长，将在长期内对所有的人造成伤害，只是富人和公司除外，它们享受空前的利润。
甚至根本没有讨论可能消灭赤字的问题，如经济学家迪安•贝克所说的，美国不起作用的私人医疗照顾制度应被其他工业化社会类似的制度所取代，后者的制度下人均医疗成本只是美国的一半，但取得类似的或更好的医疗效果。
美国的金融机构和大型制药公司对于分析这些选择都过于强大，尽管这种想法似乎是乌托邦。因为类似的理由，其他经济上明智的选择被排除在议程之外，如征收小额金融交易税。
与此同时，华尔街正常收到慷慨的礼品。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削减了证券和交易所委员会的预算，因为它是反对金融欺诈的主要障碍。保护消费者的机构也很少可能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
国会在它反对未来几代人的战斗中采用其他的武器。在保护环境方面面对共和党的反对，美国电力公司开展的重要的运动将国家为了吸收现在用煤发电的工厂的二氧化碳而做出的努力封杀了，这对减少造成地球升温的气体排放的运动给予沉重的打击。
这些自我处罚的打击尽管越来越有力，但并不是一种最近的革新。从70年代起，国家的经济政策经历了重大的变革，结束了习惯上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这种变革的两个重要因素是金融化和生产的外部化，金融化是指对投资和工业生产的倾向被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取代。自由市场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胜利历来选择性 是很强的，对生产是更加沉重的打击，变成为解除调控，采用公司准则，创造条件用短期的利润和其他类似的政治上的决定对总裁们提供巨大的补偿。
财富集中的结果是产生更大的政治权力，加快恶性循环，向1%的居民提供特别多的财富，基本上指大公司的总裁们、基金的担保经理和同类的人员，与此同时大多数人现实的收入实际上停滞了。
同时选举的成本飙升入云，使得两大政党不得不在公司的口袋里掏得更深。对政治的民主所留下的是更多的破坏，同时两大政党在国会拍卖领导的岗位，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费古森在《金融时报》上所说的那样。
费古森写道，主要的政党采用的是大型零售商的做法，如沃尔马特、伯斯特布伊和塔杰特等的做法。在发达世界的立法机构里这种现象是唯一的，美国的政党在国会对立法进程中的关键岗位明码标价。对政党提供更多资金的议员就可以得到这些岗位。
据费格森所说，辩论基本上是没完没了地重复少数指令，这些有吸引力的指令是为了投资者的集团和有全国利益的团体而通过的，国会的领导依靠它们，以便得到资金。而国家陷入地狱。
在2007年的破产以前，在金本位时代以后，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对破产是负有责任的，它们曾经获得一种令人吃惊的经济权力，它们参与的公司的利润增加三 倍以上。在破产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从纯经济学语言的角度调查这些公司的职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利者罗伯特•索劳得出的结论是，它的后果可能是负面的。 它的成功对实体经济的效益贡献很少，或是毫无贡献可言，与此同时它的破坏性是将纳税人的财富集中到金融家手中。
当金融机构在打碎政治民主的痕迹时，它们是在为更加向前推进这个致命的进程奠定基础……在这同时它们的受害者准备沉默地对待这一切。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35期，摘译自2011年9月8日西班牙《起义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