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利民
2010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关键词脱不开一个“乱”字，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也脱不开一个“乱”字，但彼“乱”与此“乱”不同。2010年的“乱”是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2011年的“乱”却是乱中有序，前景明朗。
西方整体性“下沉”成国际政治现实
“非西方崛起”是近年很流行的一个国际政治话题，而“西方下沉”则是一个更早的话题。20世纪初斯彭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就集中表述了“西方下沉”问 题。20世纪70年代，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西方下沉”论。然而，无论是斯彭格勒还是汤因比，他们的“西方下沉”论都是一种哲学语言 和哲学判断，而不是现实国际政治判断。但在2011年，“西方下沉”与“非西方崛起”一样，都成为了一种国际政治的现实话题，也可以说开始成为国际政治现 实。
2011年，非西方世界除阿拉伯世界陷入“阿拉伯之春”外，总体形势是以稳定为主，拉美和亚太总体上平安无事，非洲仍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一向动荡 的高加索、巴尔干也出现了相对稳定。即使近十年来一直热炒的朝鲜核危机与伊朗核危机也未成为国际政治主要话题，相反，一向自诩为世界“稳定岛”的西方世界 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动荡。
2011年西方世界的动荡有三大特点。
一是动荡的广度前所未有。西方世界在地理上分为美、欧、日三大板块，战后60多年来，西方虽然危机不断，大体上是三大板块轮着来，当其中一块出问题时，其 余的一块、两块总能维持稳定。但在2011年，却出现了美、欧、日三大板块同时“下沉”的局面。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乏力，债务“封顶”，政府几 乎面临“关张”危机：欧债危机更是困扰欧洲，震惊全球：日本则震灾海啸加上核灾难，一筹莫展。继日本经济陷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欧洲经济陷入第二个 “失去的十年”后，美国经济也开始陷入“失去的十年”，即是说，整个西方世界开始陷入“失去的十年”。
二是动荡的深刻性、全面性前所未有。目前西方的整体性“下沉”不仅表现在经济、金融层面，在政治社会层面也有表露。英国伦敦的骚乱、挪威的恐怖案、美国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都说明西方世界不仅经济陷入困境，政治社会层面也陷入不稳定。一向对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信心满满的西方政论家，也开始不断批 判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及“大众参与”的弊端，甚至夸赞“中国模式”比“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更有效率、更有前途。
三是导致西方世界整体动荡的根源在于结构性因素驱动，靠政策调整解决不了问题。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认为，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与其人口数量、国土 面积、资源禀赋等有某种内在关联。西方三大板块总人口不到世界1／6，领土面积不到世界陆地面积的1／4，却长期占有世界总收入的60％以上，这是不公 平、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根据保罗•肯尼迪的逻辑，西方世界按其各方面禀赋，其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不应超过30％左右、最多不超过40％才是合理 的。在西方经济份额降至这一合理水平以前，其经济很难恢复健康增长。目前冲击西方的经济金融危机正是对其经济份额不合理高位的一种“刚性调整”，具有历史 必然性，这种经济调整又必然会引发已经习惯于“福利制度”、“大众参与”的西方社会陷入更深刻、更全面的政治社会动荡。
国际地缘政治中心进一步向亚太转移
西方世界的整体性“下沉”和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反映在地缘政治层面，就是国际地缘政治中心进一步向太平洋沿岸、尤其是向亚太转移。
近代以来，欧洲以及连接欧美的大西洋一直是国际地缘政治中心，但是，这场欧债危机以及欧洲经济政治前景不佳、欧洲一体化陷入停滞，使欧洲的国际政治权重进 一步下滑。相反，亚洲经济政治实力的上升及前景看好，使太平洋取代大西洋、亚太取代欧洲，开始成为国际地缘政治中心。美国从大中东收缩，加紧“重返亚 太”，一再宣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渲染所谓“太平洋世纪”，以及印度加紧“向东看”、俄罗斯搞“欧亚联盟”计划，都是为了在亚太抢位，以适应“太平洋 世纪”到来的国际变局。因而从国际地缘政治竞争侧面证明“亚洲世纪”、“太平洋世纪”真的已经到来，亚太真的开始成为国际地缘政治中心。
亚太人口、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已超过世界半数，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为全球各大区之最。亚太的区域范围也在“动态地”扩大，美国、俄罗斯、印度、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传统上不属于亚太的“亚太边缘国家”均开始找理由“变脸”“变身”，谋求亚太身份，进一步突出、加强了亚太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
现在亚太已经集中了世界经济前三强（中美日）、世界前4个人口大国（中印美及印尼），以及集中了世界6个有核国（美中俄印巴朝）、世界前10支最强大军队 中的六七支（美中俄日印朝韩）、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3个（中美俄）等，未来世界战争与和平及与发展等问题，将主要取决于大国在亚太的竞争。
亚太崛起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要想成长为世界大国，可先成长为亚太大国；要想主导世界事务，可先追求亚太地缘政治主导权。即是 说，中国的大国成长道路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成为亚太大国。由于中国地处亚太地缘政治中心，在亚太处于“内线”位置，拥有天时地利，先集中经营亚太， 成长为亚太大国，较之直接向世界大国迈进要有把握得多。
新旧势力交替 中国持续上升
自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宣称世界存在5个力量极以来，世界一直盛行“多极化”说。然而，2011年的国际战略变局表明，“多极化”进程并不顺利，甚至在有些领域开始趋于停滞。
首先，日本作为尼克松“五极世界”中的一极，已经开始淡出。首先是日本经济出了问题，日本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85年“广场协议”后，尤其是冷战后 20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相继陷入两个“失去的十年”，现在又陷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日本总人口不到世界2％，国土面积不到世界0.3％， 却依然占有世界经济总量近10％。按照保罗•肯尼迪的逻辑，其所占世界经济份额还必须继续下调，可能需要调整到世界经济份额的5％左右时，才有可能恢复健 康增长。换言之，日本经济不但会深陷第三个“失去的十年”，还有可能进入第四个“失去的十年”。另外，日本过去一向自诩其企业管理制度先进，尤其是技术领 先世界，而此次福岛核危机以及对震灾、海啸救援过程中却暴露出日本的管理“黑洞”和技术方面的“花拳绣腿”。
其次，欧盟之所以成为尼克松“五极世界”论中的一极，主要是基于欧洲一体化，一个一体化欧洲所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合力。然而，冷战后20多年来欧洲经济 也一直不景气，今年突然加重的欧债危机使欧洲经济困境进一步加剧，实力弱点进一步暴露。不仅如此，伦敦骚乱、挪威恐怖事件等，使欧洲人对其一向引以自豪的 “福利国家”、“大众参与”和社会稳定也开始怀疑。更重要的是，欧债危机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欧洲各国对利比亚战事各怀心事，对援救危机国家立场各异， 使欧洲一体化的前景罩上了新的悲观阴影。如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滞，英、德、法、意等欧洲大国只能沦落为一批世界“中等强国”。可以看出，欧盟这一极也有淡出 多极世界大国圈子的可能。
第三，俄罗斯虽然提出了“欧亚联盟”计划，甚至企图重新恢复“不叫苏联的苏联”，以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但俄要实现这一计划是千难万难。一是人口因素。 俄现有大约1.4亿人口，这是保持大国地位不可少的一个条件，而俄人口每年减少几十万，照此下去，几十年后，俄人口可能降至1亿以下。二是资源因素。俄资 源丰富，近年俄能抗住世界经济危机，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长，但俄经济成长主要依赖出售资源而不是靠技术进步，换言之，俄已深陷“资源咒诅” 困境。三是战略因素。俄在传统上只擅长使用硬力量，不擅长使用软力量，更不会使用巧力量，一旦经济成长，手上有了钱，面对矛盾和问题时往往态度强硬，容易 引起其与美、欧、日等关系紧张。总之，俄沿实力下降的方向演变的基本趋势不易改变，其总方向也是向“中等强国”转化。
第四，在日、欧、俄向“中等强国”沉沦的同时，土耳其、韩国、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一批真正的“中等强国”正在 加紧崛起。其结果是，未来世界大国减少，“中等强国”增加，世界将演化为一个“中等强国”、“地区强国”林立的世界，这将深刻影响国际格局，成为“多极 化”的抵消力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国虽然陷入“失去的十年”，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下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将能继续维持一个相当长的 时段，其失去“唯一”头衔后，还将长时间维持超级大国或者说世界大国地位及相应的国际影响力，这是日本、俄罗斯及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较之美国虽然 有很大差距，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相提并论，但中国较之那些“中等强国”以及向“中等强国”沉沦的俄、日、欧等已不相上下。现 在中国弪济总量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出口总额世界第一。由于今后10年中国仍有能力、有机会保持年均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而美、欧、日经济增长 率极有可能降至年均2％以下，中国将进一步拉大与欧、日的经济总量差距。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国际地位将持续上升，国际舆论中出现了“G－2”的说法。由 于这些“中等强国”在数量上基本是西方“中等强国”与非西方“中等强国”平分秋色，未来国际政治是对抗还是合作，总体上取决于中美竞争与合作关系如何变。
世界转型进一步加快中国战略环境更加复杂
2011年，由于非西方世界出现“阿拉伯之春”，西方美、欧、日三大板块同时陷入经济、金融危机和政治社会困境，国际权势转移加快，世界转型的话题出现较少，但在深层次上，世界转型不可能停下来。
首先是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和国际结构转型。前述国际地缘政治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日欧实力下滑、“中等强国”崛起、中国影响力持续上升等趋势明显体现的就是国际结构转型。
其次是发展模式转型。金融危机以及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等表明美国及西方发展模式问题多多，中国模式则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世界发展模式将向多样化转型，非西方国家是否选择西方模式将会有较多的选择空间。
三是增长模式转型。虽然由于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贸易增速下降，世界资源、能源供应紧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对减弱，但福岛核危机和海啸灾难、世界油价和大宗产品价格的供求波动等在提醒人们，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保护环境等仍是一刻也不可松懈的长期性战略课题。
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复杂变化，对中国的战略影响是利弊兼有。从弊的方面看，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尤其是美欧日等西方三大板块同时下滑，中国的经济增长 环境恶化，经济增速及贸易增速有一定回落。在战略上，中国的战略压力虽然不一定在增大，但战略环境更复杂，压力源更不确定、更难预测。
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复杂变化，也有对中国有利的一面。首先，虽然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速度有一定下滑，但由于美、欧、日经济下降幅 度更大，如美欧降至1％左右，日本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相对于美欧日的相对增速仍保持6个以上的百分点，换言之，中国的相对收益反而有所增大。
其次，由于美、欧、日经济金融危机导致其政治社会动荡，西方经济政治模式开始遭遇包括西方国家自己在内的批评、批判，中国模式开始受到一定的国际肯定，中国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国际压力有所减弱。
第三，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一定上升，外交牌增多，国际回旋余地增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其中虽然提 出美国要“重返亚太”，继续“领导”亚太，并有重新组合其盟友“对冲”中国崛起的意图，但希拉里也有在亚太与中国搞“亚太G－2”的表露，文中有关中美关 系的表述大大超过美与日、印、澳、韩及东盟关系表述之和可为佐证。
在此复杂形势下，中国外交尤其要看清国际大趋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努力解决好几对战略关系，包括近期与中长期的关系、经济与安全的关系、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24期，摘自2011年12月13日《中国国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