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澎等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文/碧澎）
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放弃出国，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使他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和把握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中共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因此，只有他能够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作出最大的贡献。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因为毛泽东选择了中国，所以中国选择了毛泽东。
“极有价值的半年”
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它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和欧亚革命浪潮的兴起，也极大地改变了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格局的变化极大地触动和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促进了中国革命力量的成长，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改变旧的社会现状的办法和建立新的理想社会的途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正赶上了这样的时代。
1910年秋，已初具爱国思想的毛泽东没有秉承父亲要他学徒经商、发家致富的意愿，离开韶山，去湘乡县东山高小读书。临行前他给父亲留下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在东山学校，他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从这本书里，他认识了令他非常钦佩的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林肯等人物。1912年7月，毛泽东寄居于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他在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活。在这里，他读了许多反映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著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名约》，等等。这些书大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
后来，他在谈到这段时光时还认为，这半年对他来说是“极有价值的半年”（见《西行漫记》第120页）。
“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在毛泽东的思想朝马克思主义方面发展的过程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疑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毛泽东认为，俄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典范，各国人民要想求得彻底解放，“唯有步俄国和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主义大革命”（见《湘江评论》第2号《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
在湖南，毛泽东与方维夏、何叔衡等人一道联合教育界、新闻界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发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公开宣传十月革命，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在俄罗斯研究会中任书记干事，主持记录及文书事务。这个时期，他和同伴们一起开始了策划组织青年留俄勤工俭学的工作，还派出代表赴北京与俄方代表洽谈留学事宜。
1920年8月22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议召开，会议认真研究了“一、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等问题。俄罗斯研究会先后介绍了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补习学校补习俄语，然后赴俄国学习，在这批进步青年中就有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
1919年底到1920年这段时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一个关键时期。毛泽东在这段时期通过各种途径接受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中国的先进分子，尤其是通过认真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进一步向着马克思主义方面发展。这个时期，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已经很深远了。比如，在如何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一问题上，他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明确表示“深切赞同”蔡和森所说的走俄国人的道路的观点。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对组织青年留俄勤工俭学抱有极大的热情，尽了很大的努力。正如他在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时说，对于出国留学这件事，他“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从青年毛泽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积极参加组织赴法、赴俄勤工俭学的行动，便可看到他过人的大志和大智，看到他的宽广心胸和眼界。当时，毛泽东和他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组织和支持的留学运动，深深地影响了全国许多地方的青年，而这些赴法、赴俄留学的青年，后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进步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还有过组织新民学会成员去日本、南洋留学的计划。
“我正在寻找出路”
既然青年毛泽东有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也有要到世界各处去考察的愿望，并且对出国留学这件事情抱有很大的热情，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青年毛泽东自己为什么没有出国呢？
实际上，毛泽东曾对自己选择去法国留学还是去俄国留学的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和比较。他认为“俄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国”，中国人也应该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走俄国人的道路。他想自己应该选择去俄国留学，而不是法国。毛泽东虽然决心去俄国留学，但是并不打算马上动身。为了保证学习效果，他计划待作好准备后再出国留学。他在谈到自己的计划时说：“预计一年或者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毛泽东还在与《臻黎锦熙信》中谈及赴俄问题时说：“同住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既往。”“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此时尚未找到。”
至1919年3月，新民学会赴法诸友在上海等船出洋之际，毛泽东突然宣布不去法国了。罗学瓒1923年2月回国时对周士钊的说法是这样的：当时，毛约集我们开了个会，在谈了此行的重大意义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后，宣布他自己这次不去留法了。当大家问他“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辛苦经营将近一年，为什么到临行时忽然变计”时，毛泽东表示：“我们这些人中，要有人出国，学习新思想、新知识，以贡献祖国；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对本国问题有研究兴趣，但还研究不够，因此作出这种决定。”
从1918年秋到次年春的北京之行，青年毛泽东思想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尤其是经过驱张运动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开始考虑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中国社会了解还很不够，思想还是种种主义、学说的“大杂烩”，因而需要在国内作进一步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那时候“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很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寻找出路”，改造中国，促使毛泽东留在了国内，以研究中国的国情，1920年3月毛泽东写给周世钊的长信最能表达这种想法。信中写道：“我想暂时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
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放弃出国，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使他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和把握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中共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因此，只有他能够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作出最大的贡献。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因为毛泽东选择了中国，所以中国选择了毛泽东。（据人民网等）
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文/珺珺）
美国学者唐德刚教授认为，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就是其中的“一个”。
关于1976年1月，联合国总部“破例”给已故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降半旗的故事，虽然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实的版本，然而围绕周恩来总理去世所发生的一切却成就了他另一个不朽的传奇－1976年初的时候，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03个，但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第一时间播报了这一消息，更让世人瞩目的是，联合国《旗典》中规定的哀悼领导人的降半旗仪式，第一次应用于一位现职去世的国家领导人，甚至突破了《旗典》中关于降半旗最多两天的规定，一个星期时间联合国总部上空没有升起任何一个会员国的国旗……
从1976年1月8日那一天起，著名作家冰心每天都要在家中，为周恩来总理敬献一束鲜花。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从他的身上，人们可以真正明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内涵。
1972年5月，周恩来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但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月，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了大小手术13次，平均每40天左右就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他就继续坚持工作。这一时期，他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会见外宾63批，在会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他拖着只剩下30.5公斤的重病之躯，继续顽强地工作着。周恩来住院期间，依然自己动手起草或批阅文件。他历来反对那种只动脑不动手、甚至既不动脑也不动手的领导作风，每天送给他的文件都由秘书或邓颖超带到医院。看文件时间长了，他感觉很疲劳时，才让秘书或邓颖超念给他听。
周恩来将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致信毛泽东，告知主席这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信中还说：“我现在身体还禁（经）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还请毛泽东“早治眼病”，以利健康和工作。当晚至次日凌晨，做手术治疗。仅一周后，又开始接见外国来宾，同有关负责人谈话，审阅报告并作批示。
1974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当谈到自己的病情时，他坦然而又肯定地告诉客人：“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接着，他充满肯定地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这次会见，只持续了短短的15分钟。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做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来到医院手术室外守候。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测。为此，在做手术之前，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在进入手术室前，他让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第二件事是，在生死难料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给老战友邓小平。在进入手术室的前一刻，躺在推车上的周恩来示意停下，轻声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立刻跨步上前，靠近推车。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周恩来的话，一方面是对邓小平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鼓励他继续大胆地干下去；另一方面是警告张春桥一伙人：我和毛泽东同志是坚决支持邓小平的，你们想打倒他，党和人民是绝不会饶恕你们的！第三件事是，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以表明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遭受“四人帮”诬蔑时的严正态度。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对极度虚弱的周恩来来说，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他坚持了下来。手术过程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只能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975年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周恩来一再叮嘱邓颖超：死后不要保留骨灰。在周恩来住院期间，他的妻子邓颖超经常守候在丈夫身边，从精神上给周恩来更多的关怀和慰藉。在充分估计到自己的“时间不长了”的时刻，对于“后事”的安排，自然成了他和邓颖超共同商量的话题。
在他去世一周后，邓颖超在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以及亲属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回忆：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
“1958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互相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
“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关于对他后事的安排，恩来曾经对我说过，丧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
“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由于全身免疫系统功能已面临崩溃，抵抗力极度下降，癌细胞在体内更加肆虐。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周恩来的五脏六腑、骨骼与肌肉，由此引起全身各处难以忍受的疼痛；镇静药物和止痛药品几乎失去了作用；满脸胡茬，更显出虚弱憔悴的病容。那双令敌人望而丧胆、使同志倍感亲切的眼睛已不再炯炯有神。他的体力非常差，呼吸与脉搏也很弱；说话声音轻微，生命处在垂危之中。
从1975年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他所需要的食物只能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周恩来生前一直主管台湾工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个问题，一直在他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就连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也不例外。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体温达到38.7℃。这时应约来谈对台工作的罗青长来到周恩来的床前，周恩来非常吃力地向罗青长询问台湾近况以及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情况，并且嘱咐道：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不到15分钟的谈话，周恩来竟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进入昏迷状态。
病危之际，周恩来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并对一些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以及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和下落表示关切。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中央领导权问题。他嘱咐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政权落到“他们”手里。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8岁。周恩来的逝世让全国人民陷入无比的悲痛之中。他们冲破“四人帮”的种种禁令，自发地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深切缅怀周恩来的悲壮气氛同对“四人帮”的憎恶情绪交织在一起。
遵照周恩来的遗愿，1月15日至次日凌晨，周恩来的骨灰由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乘飞机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
周恩来走了，骨灰撒向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却又装满了亿万人民的心田。一个经受并战胜无数磨难的伟人，永远矗立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朱德：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文/云之端）
在新时期，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下，选择一组朱德的故事，源于他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之一的共和国帅将，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平易近人。为官，身先士卒；为军，与民同乐；为子，孝义恭亲；为长，舐犊情深。他用他日一言一行践行着那份朴素和执着，在这些故事中，我们读到的更多的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人所体现的那份真实和平凡，那份果敢和担当，还有那份在大义面前孝义不能两全的无奈和悲痛，他是一个血性人物，却有着温情善良的一面，他戎马一生，却也朴素一世，他的勤劳朴实、平易近人、身先士卒、军民一家人等思想和行为无不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朱德的扁担
这是一根不平常的扁担，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几十年来，一直被人们传颂着，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
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领湘南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砻市，同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处罗霄山脉中段，是湘赣两省的交界。周围五百里都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
1928年11月中旬，红军集合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及粮食奇缺，筹款也遇到很多困难。红军官兵除粮食外，每人每天5分钱的伙食费也难以为继。一日三餐大多是糙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仍然穿着单衣。
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和储备粮食问题，红4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这些粮食大部分从宁冈的大陇运来。大陇的粮食是砻市、古城等地集中起来存在那里的。朱德也常随着队伍去挑粮，一天往返50公里，光是空手上山下山都很吃力。但他的两只箩筐每次都装得满满的，走起路来十分稳健利落，年青力壮的小伙子也常被他甩得老远。战士们从心眼里敬佩朱军长，但又心疼他。四十开外的人了，为革命日理万机，还要翻山越岭去挑粮，累坏了怎么办?大家一商量，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没了扁担，心里很着急，他让警卫员到老乡那儿买了一根碗口粗的毛竹，自己动手，连夜做起了扁担。月光下，他破开竹子，熟练地削、刮、锯，一会儿就把一面黄一面白的半片竹子，做成了一根扁担。为防止战士们再藏他的扁担，就在上面刻了“朱德记”3个大字。
第二天，三星未落，挑粮的队伍又出发了，朱德仍然走在战士们中间，大家看见他又有了一根新扁担，感到十分惊奇，崇敬之外更增添了几分干劲。从此，朱德的扁担的故事传开了。井冈山军民为了永远纪念朱德这种身先士卒、艰苦奋斗的精神，专门编了一首歌赞颂他：“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
一块银元
三千多名战士驻扎一个村，吃饭吃菜成了一件大事。刚开始，由于地主老财造谣惑众，加上村民对红军并不了解，许多人弃家躲避，来不及逃的人关门闭户，筹集粮菜一时陷入了困境。
朱德军长严明纪律，让战士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一天，两名战士到村南一户人家，大门紧锁，听说已逃到外村亲戚家中。只见其家门口有一个南瓜大架棚，十分旺盛，棚上挂着两个黄艳艳的大南瓜，小战士心想：人家又不在，怎么个买呢？大个子战士说：“把两个南瓜割下，我写一张纸条，钱以后送来。”说完割下南瓜，写了一张字条“买两个南瓜，以后付钱。红军”，放在架上回去了。
有一天晚饭，朱德吃到香酥的南瓜饭后，询问谁买的瓜真是好吃时，他才知道南瓜没有付钱。他让人叫来那二位战士，从背包里拿出一块银元，语气严肃地说：“人不在，也不能白吃呀。”说完要二位战士去还钱，两位战士原以为办了一件好事，却受到首长的批评，顿时面面相觑，等他们回过神来时，早已站在身旁的排长对他们耳语了一番，他俩才兴冲冲地走了。
再说红军进村后，帮助村民打扫庭院、挑水劈柴。一位大爷病了，还派医生为他诊治……一桩桩军爱民的好事在村里传颂着。村民们消除了误解，事实戳穿了地主们造谣中伤的阴谋，外逃的村民回来了，村子里家家户户敞开大门，争相帮红军做事，有送粮送莱的，有送儿子来帮工当兵的，真是军民鱼水一家亲啊。又说村南那户种南瓜的村民叫陈亮，他携妻带儿回到家里，一切依然如故，十分高兴。只是棚上两个南瓜不见，他心里想：家在就好，两个南瓜算是让贼偷了罢，也不把它当回事，在村民会上他无意说了这事，没想到那二个战士又狠狠挨了一顿批，可他们心里不服气哪。
一天，陈亮的妻子上棚割南瓜叶准备煮了喂猪不经意间看见被割走的一个南瓜蒂上用红布扎着一个小包，拿下来一看，发现里面包着一个闪闪发亮的银元，还有一张小纸条，可她不识字，急忙拿到村里给丈夫看，只见字条写着：“老乡：买2个瓜送上一块银元。－红军”村里人顿时都聚拢过来，有的窃窃私语。陈亮顿时面红耳赤，捶胸顿足，大声说：“我好糊涂啊，原以为南瓜被贼偷了，没想到红军大哥纪律严明，买东西付钱，一银元可买好多南瓜呀。”说完他拉着身旁的妻子一起找朱军长，一是把银元还了，二是要向两位战士赔罪。朱德军长激动地对他们说：“这是红军应该做的。银元你留着，至于赔罪由我来吧。”
回到家里，陈亮倾其所有，把鸡蛋、鸭蛋和鸡鸭装满箩筐，上面用红纸写着“拥军爱民”，一家三口人高高兴兴担着慰问品走向美魁堂，听说红军走的前一天，他还特地屠杀大肥猪前去慰劳。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亮的“银元故事”在村里传遍了，拥军爱民在福鼎在横口成了时尚，蔚然成风。后来，一位诗人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首《南瓜蒂上长白银》的诗还在省里获奖，而一位画家以此为题材的国画也得了奖。从此，拥军爱民的优良风尚在福鼎在横口在永春代代相传，永远相传。
伙夫式的形象
1929年2月，国民党刘士毅部乘黑夜包围了驻扎在项山的红四军军部。此时，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要朱德先走，随部队突围，自己掩护，朱德不肯扔下妻子不管，正在争执之时，房门“哗啦”一声被踢开，十几个敌兵揣着枪，气势汹汹冲了进来。伍若兰迅速夺过朱德手中的枪，随即故意对冲进来的敌兵呵斥说：“你们不在前边打仗，跑到我屋里来干什么？”说着，回头对站在…边的朱德大声命令，“老伙夫！还不出去打一桶水来给军长洗脸！”朱德“唔”了一声，点头答了个“是”，抽身欲走。
这时，一个瘦猴模样的家伙用枪拦住朱德，另一个敌兵用枪口对准伍若兰，第三个敌人旋即夺下伍若兰手里的驳壳枪。“他是你们什么人？”敌人逼问道。“他是我和朱德的伙夫！”伍若兰异常镇静地答道。敌兵见朱德满脸胡须、身着普通士兵装束，觉得不象当大官的样子，也就将主意力转向伍若兰：“朱德睡在哪里”此刻，朱德乘机提着一只小桶走出房门。
“他在后边那间屋里睡觉。”敌兵为抢头功，争相往里边那间屋冲去，伍若兰扭身飞出房门，飞也似的朝村外跑去，由于她当时身怀有孕，加上一颗流弹射穿她的脚踝，不幸被敌人抓获。
1929年2月8月，伍若兰英勇就义，敌人还将其头颅解送长沙示众。伍若兰的死是朱德终身的遗憾和隐痛。然而，如若不是不起眼的普通相貌和装束作护身符，即使有伍若兰的机智勇敢，朱德也难以脱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伙夫式的形象特征帮助他脱离了危难和火海。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朱德的朴素，平易近人，与士兵打成一片，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潜在的护身符，在危难时候大显身手……
“我宁可饮弹身亡”
1935年初秋，一个和风轻拂的日子。这一天，朱德带着几个警卫和参谋人员，来到黄河上游的草地－噶曲河。他一面观察河水，一面派人测试河水的深浅，为红军渡河作准备。谁也不曾料到，就在这天晚上，张国焘竟然采取突然行动，下令把朱德扣押起来。
张国焘对朱德讲了种种不能北上，只能折回川康的“理由”，并站在离朱德很近的地方，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被察觉的笑意，用命令的口气说：“第一，你必须公开谴责毛泽东，断绝与毛泽东的一切关系；第二，你必须公开谴责中央北上的决议，与毛儿盖会议划清界限！”朱德鄙视地看着张国焘，强压怒火，听完了他这番“高论”，接着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与毛泽东的关系。中央北上的决议，我是举手赞成的，我怎么能反对呢？”
张国焘料到朱德不会轻易就范，于是逼近朱德并发出一声断喝：“如果拒绝这两项命令，就枪毙你！奉劝你三思而行，免得后悔！”看到张国焘这副嘴脸，朱德神色严峻。他双眉紧锁，怒目而视，坚定地对张国焘说：“我朱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和我们部队的战士一样，对毛泽东是有感情的，对党中央的路线是信任的，你愿意枪毙就枪毙好了，我决不接受‘命令’，也决不会有什么悔恨而言，有的只是莫大的自豪！因为你朝思暮想的是叛党投敌，卖身求荣，而我梦寐以求的是人不可没有傲骨！我宁可饮弹身亡，也决不做任何损害党的事情。”
第二天，朱德用张国焘送来的供他写反对毛泽东、反对北上声明用的笔、纸，写下了几个道劲有力的大字：“拥护毛泽东！拥护党中央！拥护北上！”
为人之所不敢为
1938年春，日军调大量兵力向临汾一带大举进攻，与由临汾动身回太行山前线的朱德在安泽以东的古县镇遭遇。当时，朱德身边有200多个警卫通讯战士，日军则是极富战斗力的苫米旅团。兵力悬殊，但如果避而不打，则必然使尚未做好迎敌准备的临汾军民遭受重大损失。朱德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坚决主张顶住这股敌人，拖延敌军的西进。
交战开始时，日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遇到了多少部队，停下来打了一天，不敢前进一步。第二天，敌人通过侦察，得知遇到的并不是大部队，而是朱德和跟随他的少数警卫部队，便以为是立功受奖的大好时机到了。
一小时后，十几架日军轰炸机满载炸弹，飞到沁县西南面古县镇的上空，来了个轮番轰炸，小小的古县，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日军的指挥官们惊喜若狂，又是饮酒祝贺，又是发电报捷。正当大家为朱德的安危担忧的时候，传来了进攻临汾的日军在半路上被阻截的消息，说明朱德并没有遇难，还在指挥作战。
原来，山西省东南部有两个叫古县的地方，一个在沁县附近，一个在安泽县附近。日军指挥官从地图上一看到沁县西南的那个古县镇，就急如星火地命令空军去轰炸。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把那个古县镇炸成一片火海，欢庆胜利的时候，朱德却在安泽县附近的古县坦然自若地指挥着战斗，以极少的兵力阻击着强大的敌军。他充分利用公路两旁都是山地的有利地形和敌人不熟悉当地情况的弱点，以及敌人害怕被八路军黑夜袭击的心理，巧妙地利用路边山地地形，阻止敌人，与日军激战3天3夜，使周恩来在临汾的工作得以顺利结束，为保证广大群众和国民党在临汾、洪洞的军政机关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
这一传奇式的战役，充分显示了朱德过人的胆略与超人的智慧。
“你占了警卫战士的位置”
朱德自己一生为人民建立奇勋，身居高位，所以他在教育子女中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常说：“躺在老一辈的功劳薄上，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少爷。”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天，毛泽东、朱德及中央其他九位首长一道去看戏。朱琦和朱敏也跟着去了。当时，党中央只有一辆汽车。戏散场后，朱琦走得快，先上了汽车。这时朱德走过来对他说：“你下来，步行回去！”回到杨家岭时，朱德诧异地发现朱琦也在门口站着。便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朱琦回答：“我是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回来的。”朱德生气了，语气中透着愤怒：“你占了警卫战士的位置，那人家就只好步行回来了，是吧？你呀，你……”朱德气得在大路的草丛里来回踱步。在稍稍平静下来后，又耐心地对朱琦说：“你想想，警卫战士的职责，就是要保卫首长的安全嘛。你站了人家的位置，战士不能随时行动，万一路上有情况怎么办？你妨碍了战士们执行公务，知道吗？”“是我错了，爸爸！”朱琦赧颜地低下了头。
建国前是这样，建国后，朱德对亲人在这方面的要求更严格了。朱德的老家有个侄孙，不太安心在农村工作，曾几次写信给朱德，请求朱德把他调到北京工作，朱德都拒绝了。后来这个侄孙作为适龄青年参了军。一次从东北回老家探亲，途经北京时去看望了朱德。朱德对他说：“你参军了，咱们是革命同志关系，尔后才是其他关系，你要模范遵守部队纪律，好好学习，严格训练，努力进步。”
几年后，这个侄孙临近复员时到北京请求朱德帮他在城里找个工作，朱德说：“使不得，回原籍安置是政府的政策，我要带头执行，不能有半点特殊。你在部队入了党，共产党员更应该服从组织纪律。仪陇县天地广阔，需要你，你要愉快地回老家去，由地方组织安排，无论干啥都要干好。”这个侄孙听从了爷爷的教诲，愉快地回到了家乡，当地政府安排他当了公社的放映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60期，摘自《时代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