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方俊•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是英国当代知名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新近出版的专著所使用的一个带有论战性意味的标题。众所周知，马克思（包括恩格斯）自19世纪中后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其对西方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真知灼见足以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令无数人心向往之的标签”。而自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后，马克思 主义在现、当代中国的传播和确立，也一直是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原则。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兴起 以及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的出现，在西方后现代社会和当代中国，一再发出否定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杂音。正因此，特里•伊格尔顿对于“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的理论申辩，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西方和中国社会引人注目的一个焦点话题。
一、特里•伊格尔顿申辩“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西方语境：后现代的合法性危机及意识形态问题
关于《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写作缘起，特里•伊格尔顿坦诚其对“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申辩，主要是对于近20年来西方后现代社会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 论回应：“有一种盛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已经可以安息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样的观点更 显得格格不入，滑稽可笑。马克思主义曾经是所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理论最丰富、政治上最坚定的，但如今，人们似乎觉得可以把它作为久远的历史抛在脑后 了。……（另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苏联的解体推动了这种‘觉醒’，当代最成功的激进思潮——革命民族主义——此时已成强弩之末。后现代主义对所谓‘宏 大叙事’不屑一顾”，并满怀豪情地宣称‘历史的终结’”。在这里，特里•伊格尔顿一语道破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论题所对应的西方当代社会语境中的两 个核心内容：其一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其二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
首先是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合法性问题。
按照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威尔什（Wolfgang Welsch）的解释，西方的“后现代”所标签的是西方社会近几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显著变化，“它不仅涉及美学或建筑学领域……同样也冲击着社会学、整理 经济学、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从工业生产社会向服务性行业为主的后工业、后现代的信息社会的过渡、经济上从一种全球战略构想向多元化战略的转变、由于新的 科技的运用而发生的交往结构的变化、在科学上对于非决定性过程、开放的、自我组织与转换的结构以及对混沌状态突变与断裂现象的研究、在哲学上对严格的理性 主义和科学决定论的否定、从单一的知识形态向多元的、相互平行、相互竞争的知识范式的过渡等等”，而“后现代”的主要特征就是拆解、破碎、断裂、突变、混 沌、非确定性以及多元性，即“‘后现代’是一个人们用以看待世界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其标志是机械论世界观已陷入不可克服的危机。
这种陈旧的观念将世界视为一部巨大的机器，其中每一个事件都由初始条件所决定，而这些条件原则上是可以精确绘出的。在这样的世界中，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 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在平衡中按照决定论精确运行，一切均服从于亘古不变的普适规律。然而，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近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发展证明，用这种观念去看 待自然和社会，许多现象无法得到解释。对于今天的世界，决定论、稳定性、有序、均衡性、渐进性和线性关系等范畴愈来愈失去效用，相反，各种各样不稳定、不 确定、非连续、无序、断裂和突变现象的重要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所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们的意识：它反对用单一的、 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和原则以及普适的规律来说明和统治世界，主张变革和创新，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差异”。
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看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19世纪以来的各种科学理论，在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问题上都是自说自话、充满危机的，“它制造出有关 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即一种被叫做哲学的话语。……依赖这种元话语来证明自己合法，而那些元话语又明确地援引某种宏伟叙事，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 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财富创造的理论”，而后现代主义所秉承的对于元叙事的怀疑精神，则让其在西方当代社会里彻底地失去了合法化意义：“在当代社 会与文化——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知识的合法化问题以不同的术语加以系统阐释。但无论它应用何种整合模式，也不管它采取的是思辨型叙事或解放型叙 事，宏伟叙事总归已经失去了它的可信性质”。这样，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凭借对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谓“宏大叙事”的消解，在巧妙地规避了自身理论合法性 的同时，以不证自明的非确定性确证了自身的合法性。
其次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
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 科学等意识形式。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在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 括政治法律制度性质的政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性质的思想上层建筑，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社会意识形态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即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所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最终过渡到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看来，马克思所分析的19世纪中后期的资本主 义，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马克思去世之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最近几十年，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由早期的 以传统工业为标志的初级形态发展到今天以后工业、后现代为标志的高级形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早期社会理论家来说，工业化是指英国纤维工业和法国磁器 工业这类轻工业。不久，铁路普及，产生钢铁、化学、造船等重工业，单一国内市场成长后，对列宁和斯大林及苏维埃体制的继承人来说，这种发展意指工业的近代 化。……不过，从今日看来，此一工业发展终究是中间点：从最先进国的立场而言，只是远古时期经过的道路，而现在的到达阶段则以‘工业社会成熟期’、‘高度 大众消费社会’或‘信息社会’、‘后工业化社会’等不同的名辞称呼。纵有定义的细微差异，这一切所强调的是信息、技术知识、服务的角色已取代重工业变得非 常重要。”正因此，以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主张，西方后工业社会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是“最有效率”、“最公平”、“已臻完善”的生产方式，而建基于自由经 济之上的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没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强敌”，成为“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迫不及待地宣布 西方当代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的终结”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战而胜”。西方后现代主义在拆解马克思主义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指向， 由此可见一斑。
二、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传播、确立及其对整理当代中国的理论指导作用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译介、传播、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是较早向中国引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驱，他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发表了《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我的马 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什么是新文学》、《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真 正的解放》、《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一系列著名的文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作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对于马 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撰写《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马克 思学说》等文章，并编发了大量译介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使《新青年》杂志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重要的理论阵地。此外，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李求实、 沈泽民、蒋光赤等早期共产党人，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宣传和译介工作。
1949年，在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历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 程：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真理，但是行不 通，理想无法实现，最后都归于失败。而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进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 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这给中国人以极大的震动和启示。受苏俄革命的影响， 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变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 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不仅解释了马克思主义进入现代中国的最初因缘，而且肯定了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对于未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质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由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两部分组成。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明确地把唯物史观看作是 其认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哲学根基，并详细阐述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第一，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 体，唯物史观把人类的物质生产作为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出发点。
第二，物质关系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
社会现象纷繁复杂，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以这样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一种 历史观，才能再现社会有机体的普遍本质，才能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划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唯一标准。唯心主义的谬误在于从想象出发，用抽象的观念、范畴、意识去解释社会存在，而唯物主义则是从现实出发，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第四，生产方式决定历史性质。
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 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 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源泉，决定并制约着人的全部活动以及全部社会生活的领域和过程。
第五，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和物质基础。
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基础，而人民群众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则 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关于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在吸纳其辩证法思想合理内核的同时，摒弃了其唯心主义基础，创立 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是把辩证法看作是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整理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强调辩证法是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把思维中 的辩证法视为客观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自觉反映，指明辩证法的规律是来源于客观现实，而不是来自黑格尔所谓的主观精神或绝对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 法，通过对旧的唯心辩证法的积极扬弃，让“辩证法”概念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获得了真正科学的内容，并使“辩证法”在人类思维历史发展上第一次取得了真正科学 的形态。可以说，正是有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根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和指导性才得以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 践相结合，也无可辩驳地成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原则。这一点，不仅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理论共识，更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和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现实成就所印证。
三、全球化趋势下当代中国的理性抉择：“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中国解读的现实意义
尽管从总体上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当代社会的指导思想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日益深入，特别是西方的 全球化理论的引入，在一部分热衷于与西方接轨的中国全球化论者中间同样开始出现了否认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在过去是 指导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但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全球化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国的当代社会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 性的变化，过去我们所熟悉和依托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曾预料、也不可能解释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最新变化。言下之意，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全球化已经落伍或失灵。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尽管全球化在近二十年为人所津津乐道，但是从来源上讲，全球化有一个漫长而清晰的发展脉络，其发展源头最早可追溯到15、16世纪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新航海的开辟，直接的渊源则是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精神生产方式的关联入手，天才地论述和预言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对于世 界一体化趋势的深远影响：“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 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 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 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 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正因 如此，西方论述全球化的理论大家，如美国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以及法国的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把马克思看作是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先驱，并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著述中吸取有益的养分。说马克思没看到、不懂得全球化显 然是站不住脚的。
当代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转型期，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事关当代中国如何发展以及向何处发展的重大问题。在过去 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成就。面对当今全球化时代纷繁复杂的世界发展大势，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理论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代中国的理性抉择。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盲目跟风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应该对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指导和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抱有坚定的信念和充分的自信。
其次，尽管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的物质生产整理关系出现了一些崭新的变化，比如，“传统的工业制造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的‘后工业 时代’——文化、通讯、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小规模的、分散的、多功能的和摒弃了等级结构的企业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各国政府纷纷放宽了对市场的限制，工 人阶级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政治上均受到猛烈攻击。传统的阶级忠诚日益淡化，区域、性别和民族的身份问题日趋突出。对政治的管理和操纵也都渐渐得到加强”，但 是，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全球化时代的物质市场关系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理论分析范畴，即“新的信息科技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 作用，而全球化进程本身就是一部分具有强大实力的跨国企业为了追求利益而在世界各地进行生产和投资活动的过程。大量加工业被外包给‘欠发达国家’劳动力价 格低廉的地区，让一些鼠目寸光的西方人误以为重工业已经从这个星球上彻底消失了”，另外，“从全球范围看，资本的集中度和侵略性都有增无减，而工人阶级的 数量也在实际上大大增加了。……就像马克思曾经预言过的那样，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财富分配不均已经大大加深。
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差距，帝国主义战争，得寸进尺的剥削，压迫性越来越强的国家……所有这些可以用来概括当今世界现状的重大问题，其实 都是马克思主义两百年来一直不断思考并着力解决的”。以此来看当今的中国在全球化的处境，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中国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的进步，但我们同样不能 忽视的是，相比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全球化中的强势地位，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世界全球化中的弱势地位，尤其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 对于当代中国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如何看待全球化物质生产关系的本质，以及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马克思 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说明，非但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最后，在论及申辩“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现实意义时，特里•伊格尔顿点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解读当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的”金融危 机的示范作用：“这次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至少意味着，此前长期掩盖在‘现代’、‘工业主义’和‘西方’等一系列漂亮假面之下的资本主义已经创新进入了人们 的视野。当人们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就已经说明资本主义出现了问题。因为这表明人们已经不再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空气般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不 久之前才产生的历史现象。……马克思第一个提出了‘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现象，他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兴起，如何运作，以及它可能的结局”。
当前，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衍生的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已经纳入到全球化经济秩序的中国同样 不可能置身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问题的提出，对于西方的后现代社会和中国当代社会，都是一个不容回避而必须给予正视的理论及现 实问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89期，摘自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