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论
77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标志着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起点。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灾难，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觉醒和顽强奋起，并由此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正义与邪恶决不容混淆，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今天，我们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对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是一次文明共识的汇合和凝聚；对那些罔顾事实、篡改历史的人来说，是一种提醒和警告；对于致力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次民族精神，民族魂的张扬和讴歌。
回望77年前那场令人刻骨铭心的“七七事变”，回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直接原因是国家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没有找到一条强国富民的发展道路。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铭记历史，越是要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是要自强不息、团结一致、共圆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时犯下的滔天罪行，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无尽创伤。亚洲各国人民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严厉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并且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深刻反省，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然而，七十多年过去，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并未结束。从否认野蛮侵略罪行，到参拜二战战犯亡灵，再到解禁集体自卫权、架空和平宪法……现实警醒我们，日本右翼势力有扩展泛滥的趋势，日本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的危险。这不仅是对历史真相和公理正义的公然藐视，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蓄意破坏。
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今年是中国和印度、缅甸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爱好和平并不是纵容罪恶，更不等于委曲求全。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77年过去，历史的伤痕还在，历史的警示还在，历史的教训还在。中国有句古话，“好战者必亡”，正义战胜邪恶、进步战胜反动、光明战胜黑暗，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谁违抗它，就会受到惩罚；谁尊重它，才能开创未来。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7月7日《人民日报》）
链接一：卢沟桥的枪声宣告：“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徐焰
1937年7月7日，是每个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都会牢记的一天，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从这一天正式打响。本人多次去过卢沟桥边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曾到过东京靖国神社旁边那个臭名昭著的为侵略者招魂的“游就馆”，亲眼看到中日两国对“七七事变”爆发的截然不同解释，不过双方都认为当天开始的战事改变了两国的命运。对中国人来说，正如革命音乐家麦新当时创作的《大刀进行曲》所唱的那样：“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从“九一八”开始的局部抗战，至此变成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日军铁蹄虽然踏上了平、津、沪、宁，蹂躏了中国腹地，却深陷泥潭并激化了同美英苏的矛盾，进而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中国对日抗战的胜利和日本侵略战争的惨败，正是在“七七”这一天所注定。
卢沟桥事变看似偶然，中日决战却是必然
★比“谁先打响第一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卢沟桥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若论起中日战争的“第一枪”，又根本不是在卢沟桥打响
★日本明治天皇亲自制定了以侵略朝鲜、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之后，日本便产生了各种版本的侵华构想
★“七七”枪声的意义在于，此前日军开枪开炮的结果总是迫使腐朽的中国政府求和息事，这天之后中国方面却不论日军如何进攻都以抵抗的枪声回击
笔者曾多次访问过日本，同一些右翼史学家也打过交道，发现他们热衷于讨论所谓“卢沟桥事变谁先打响第一枪”。这一命题的险恶用心，就是声称黑夜中意外出现“奇怪响枪”纯属偶发事件，想以此论证是中方“刺激”行为导致日军发起战事，本国侵略的罪责自然可由此抹掉。
对此，本人的态度是，中国人根本不用同日本人“讨论”这一问题，只应该先问一下对方──“卢沟桥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日军在黑夜中抵近中国在卢沟桥边的军营搞“实弹演习”，接着以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城搜查，遭拒后又以“遭遇意外射击”（还无伤亡）为由发起进攻，谁挑起战争还用得着研究吗？
若论起中日战争的“第一枪”，又根本不是在卢沟桥打响，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时便由日本首先开火。此后，日军又参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接着在日俄战争中蹂躏南满，1914年攻占胶东半岛，1928年攻入济南制造“五三”惨案，1931年侵占东北，接着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1933年又突破中国军队的长城防线直攻到北京、天津城下……几十年间，日本侵华的枪声可谓一直持续不断。自然，“七七”这一天的枪声确实有了新的意义，那就是此前日军开枪开炮的结果总是迫使腐朽的中国政府求和息事，这天之后中国方面却不论日军如何进攻都以抵抗的枪声回击，以持久抗战到八年后让日军缴枪投降。
当年日本要侵略并企图灭亡中国，是明治维新后确定的国策，至于选择某地进攻、寻找什么借口以及在什么时间挑起，则要视时机而定。自从明治天皇颁布诏书，鼓吹“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亲自制定了以侵略朝鲜、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之后，日本便产生了各种版本的侵华构想。日本那些疯狂的少壮军人，还经常不待政府首肯便主动寻衅，因而表面看似偶发的卢沟桥事变，实属必然。
1937年上半年，平津一带的中日两军已处于剑拔弩张状态。原驻当地的国民党中央军于两年前已被日方逼迫撤退，只剩原西北军宋哲元所率的第29军驻扎。当时日军公然到北平长安街进行步坦协同的巷战演习，西北军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大刀队演练。
7月6日，驻丰台日军列队强行要通过卢沟桥，被守桥的中国第29军拦阻，双方士兵近距离持枪对峙达10小时，日军指挥官见打起来占不了便宜才率队撤回。这些狂妄的东洋武士不肯善罢甘休，7日晚间又到卢沟桥中国守军哨所面前几百米处搞“实弹演习”。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故意寻衅，战事一触即发。
7月7日当晚在卢沟桥指挥发起进攻的日军联队长（相当于团长）是牟田口廉也，在1944年已升任在缅甸作战的第15军司令官。他面对日本败局已定，不止一次向同僚哀叹：“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
仔细而论，牟田口廉也懊丧时的哀鸣说得并不完全准确。一个日军联队长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只是点燃火星者，当时点火的狂妄日本武士又何止他一个。1936年已连续发生绥远事件、南京日人失踪事件、日人强行赴成都设领馆遭殴毙事件、北海商人事件，日本少壮军官都主张借机开战，能不能让火星燎原的关键是东京当局是否以政策浇油。卢沟桥战事发生次日，首相近卫文麿为首的日本内阁一度对发动大战时机是否成熟感到犹豫，曾提出“不扩大”方针，因此中日两军代表签订协议停止卢沟桥战事。事过三天，日本内阁和军方在11日召开会议，多数人又认定这是“一举解决支那问题”的机会，并得到天皇同意，于是决定派遣3个师团到华北，此前两军代表刚签订的停战协定马上被撕毁。7月28日，日军援兵到达后向北平发起总攻，29日古都沦陷，两国大战不可避免地全面展开。
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方面远比中国先进，战略思维却因过于狂妄而表现得十分低能。日军在华北开战后，军部头目和天皇保证“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即迫使中国屈膝，没想到已经觉醒的中国人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使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
疯狂的日本侵略者无视中华民族思想上的觉醒和社会环境的进步，犯下了最重大的战略错误
★落后固然可能挨打，落后加腐败就注定要挨打并被打得很惨
★中华民族已经觉醒，日本军阀一厢情愿的估算只能落空，而且只能进一步惊醒过去沉睡的东方巨人
曾被中国人称为“蕞尔小邦”的日本竟想以蛇吞象实现亡华，固然是狭隘岛国上滋生的扩张欲所驱使，从清王朝到民国政府的腐朽无能又为侵略者横行提供了条件。落后固然可能挨打，落后加腐败就注定要挨打并被打得很惨。过去我国众多宣传品揭露了日军屠杀、掠夺的凶残暴行，不过也应该进一步反省一下，人口只有7000万、面积仅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为什么敢于向当时拥有4亿多人口的大国发动全面战争？偌大的中国为何会被几十万侵略者所蹂躏？国人在不忘日本侵略罪行时也应该从本国当权者的表现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19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后，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的发展上便超越腐朽僵化的清王朝。进入民国年间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局忙于内战和搜刮民脂民膏，又以“不抵抗”政策弃守当时国内最富庶的东北，在经济和军事水平方面的差距同日本越拉越大。国民党当局曾宣传全面抗战前有所谓“十年黄金建设期”，其实从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的十年间，蒋介石政权一直忙于同其他派系的军阀混战和进行“剿共”战争，国内民生凋敝，在东南沿海所搞的一点建设规模也小得可怜。至1936年间，国内钢产量不过4万吨，日本产钢却达580万吨。国民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只有11亿元法币（折合3.7亿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八分之一和美国的八十分之一。当时日本和西方列强视中华大地为可以宰割可做交易的物品，就是认为古老的神州已衰落到毫无生机希望，熟读蒙元灭宋和清灭明历史的东洋军政要员都认为他们也能轻易地以小亡大。
近代中国一些人的民族精神缺失和洋奴媚外思潮出现，又为日本军阀提出的狂妄计划提供了佐证。当年日军侵入中国一城一地后，经常会有些民族败类出现组织“维持会”来媚颜接待，“九一八事变”后还出现了东北众多高级官员集体附日当汉奸的现象，溥仪等清朝遗老和不少北洋军阀以及国民党的失意政客更是卖身投靠充当傀儡政权的头目。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军部头目曾认定只要出动10至15个师团，以三个月作战便足以打垮中国政府军主力，南京政府或者降日或者垮台，关内各地随之也会纷纷建立像“满洲国”那样的附日伪政权。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军阀不仅大大低估了中国军民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没有看到当时中华民族已经觉醒，他们一厢情愿的估算只能落空，而且只能进一步惊醒过去沉睡的东方巨人。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民众面对战争大多表现得麻木不仁，日军能轻易取胜而清军一败涂地，从社会进程的角度看是一个走向近代化的国家同古老的封建国家较量的必然结果。进入20世纪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已经紧跟世界进步的大潮，国内已经建立了先进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知识界和众多民众有了民族解放的意识，抗日救亡已经成为国内多数人的自觉意识，如同1935年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至于像伪满、伪蒙政权的头目和汪精卫等民族败类，已成为根本不能代表大众的一小撮。
日本侵占东北和华北告急后，1935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赢得国内多数党派和民众团体的赞同，1936年末“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基本停止了中国内战。蒋介石在同意抗日的条件下从西安获释回南京后，也看到国内的民意难违，开始放弃剿共政策而准备抗战。此时日本当局却仍以甲午战争时看待清王朝的眼光审视中华，只看到中国经济、军事的落后而无视思想上的觉醒和社会环境的大进步，自恃军力强悍而在1937年夏进攻华北，接着又进攻上海，并认为只要“对支（那）一击”便可速战速决，从而犯下了一个最重大的战略错误。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开始，国民政府的军队输掉了一场场战斗，从北平、天津退到黄河，在华东也丢失了上海、南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随后却深入日军后方开展游击战，建立了广大根据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又阐明了中国拖住日本的正确方针。此时中国虽然丢失了近一半国土，却取得战略上的一大胜利，预示着必定能以“持久战”“熬时间”的办法把侵略者拖得灯枯油尽。
全面抗战让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也促成了伟大的社会进步
★卢沟桥战事爆发引来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也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地位
★一味以受害悲情乞求外国仁慈相救，只得到被嘲弄的结果。中国得到他国真正有力的支持，关键在于自己在抗战中显示出了抗击日本的力量
近代中国因为国力微弱，在国际上处于非常卑微和屈辱的地位。在一战中，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并以战胜国身份参加了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但自己的领土和权益却遭到了瓜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青岛和山东的特权，全部被转让给日本，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此后，中国人民掀起了伸张主权的运动，抗日救亡的意识从此高涨。
史称“七七事变”的卢沟桥战事爆发引来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也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地位。过去任列强欺凌的中国敢于抗击当时“世界六强”之一的日本，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同情、敬佩和支持，日本却因其野蛮侵略行为遭到绝大多数国家反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也由此奠定了重要基础。
庞大的中国在近代曾是列强共同争夺的半殖民地，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维持势力平衡曾一致同意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日本自甲午战争结束时被俄国、法国、德国逼迫向中国“归还辽东”后，侵华长期采取了“入股”方式，如参加八国联军、出兵夺取青岛时同英军联合行动。1922年日本还接受《华盛顿条约》规定的各国不得单独控制和夺取中国领土的要求，被迫从山东撤军。1928年日本关东军中的狂徒河本大作曾以炸死张作霖制造事端，想一举夺取整个满洲。看到英美脸色不对，日本当局又没有批准关东军行动。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日本的侵华行动受西方列强制约，基本还是“蚕食”而不敢“鲸吞”。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对华、对西方关系中都是一个转折点。日本看到西方因经济危机无力东顾，以突然袭击一举强占中国东北大地，并对国际联盟要其撤军的决议不再买账，接着又把侵略矛头伸向上海、华北。此时受到日本威胁的苏联积极促进中国团结抗战，美英等国也一改旧态表示赞成国民党同共产党合作抗日，过去在国际上受列强共同欺压的中国终于赢来了一个“得道多助”的有利契机。
然而，贫弱的中国要想抓住这个契机，得到他国真正有力的支持，关键在于自己能否显示出抗击日本的力量。俗语称，“人必自侮而后他人侮之”，同样的道理是，“人能自强而后他人助之”。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南京政府的口号是“彼有强权，我有公理”，一味以受害悲情乞求外国仁慈相救，在崇尚强权蔑视软弱的国际社会中只得到被嘲弄的结果。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后来曾悲痛地回忆说，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让他伤心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美英只发出希望日本撤兵的空洞言论，苏联同样只是增兵远东边境，都未采取实际援华的措施。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想独吞中国的野心为美英所反对，苏联更是希望中国能牵制日本。中国一旦实施了坚决抵抗，8月间苏联便对华签约同意提供军事援助，苏军的空军也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来华参战。此时美国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日益激化，看到中国的抗战能拖住日本的战略价值后，也从1938年春起开始对华提供经济贷款。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实际上不得不在三个战略方向分散力量，一面以陆军半数以上的师团陷入中国关内战场，一面集中精锐师团在关东军内防范苏军，一面以海军主力准备对美国和英国作战。此时日本的盟友纳粹德国远在西欧，实际上不能对日提供直接援助，东洋狂人们在东方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状态。日军在关内战场久拖不下，同苏联又在张鼓峰、诺门罕发生局部战事，为准备同美军在太平洋作战又要投入近半数军费扩充海军舰队。当时人称日本因过大的野心与实力不符，等于“同时追三只兔子”，哪一只也追不到并徒费了体力，中国的持久抗战又正是使其多头兼顾不能集中力量的关节点。
由于中日双方国力相差悬殊，加之当年中国腐朽的统治者指导不力，尽管国内军民以劣势装备持续奋战，对日作战在长时间内仍处于相持状态。1945年8月，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大背景下，中国迎来了对日抗战的胜利。历史证明，这一胜利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基础，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革命力量在抗战期间得到了大发展，从而为随后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雄厚的力量。当欢庆日本投降的鞭炮声举国响起四年之后，一个灿烂的新中国便自豪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七七事变”为标志开始的全面抗战虽然让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随后却也促成了伟大的社会进步，而那些想征服中国并进而征服世界的日本狂人则从此走向灭亡，历史的辩证法正是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7月7日《解放军报》）
链接二：老兵亲历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付鑫鑫 郑蔚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久为传唱的《大刀进行曲》，其原型是守卫卢沟桥的部队——国民革命军第29军。因为大刀是他们最主要的兵器，所以第29军也被称为“大刀队”，所以就有了这最初版的《大刀进行曲》。
卢沟桥之战，第29军将士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仅7月28日一天，第29军在北平地区就伤亡5000余人，牺牲了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两位高级将领。而日军承认的伤亡情况为：从7月27日至8月3日，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
那些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为中华民族存亡而战的官兵，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民族英雄。77年光阴似箭，如今他们大多已经离世，幸存者也垂垂老矣。在抗战史专家和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帮助下，记者得知在我国大陆还有4名幸存的第29军老兵，但其中两人已经因病不能接受采访，于是记者分赴成都和南京，采访了两位可以接受采访的第29军老兵。
在北京，记者还采访了佟麟阁和赵登禹两位将军的后人，试图通过他们和老兵的叙述，重回那77年前战火纷飞的岁月。无法切断的历史，我们努力找回的，无疑只是其中的只檐片瓦。英雄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背影却依然伟岸，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丰碑。
回望伤痛，不只是为谴责日军的罪行，更为尊重历史，还原时代，记取教训，面对未来。所有的英烈都将被铭记，而所有的罪恶即使可以被宽恕，却依然不可被掩盖，更容不得美化和鼓吹。
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的清水节郎中队，全副武装，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宛平第29军37师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第29军当即作了应变准备，严阵以待。到了晚上，敌始退去。
7日夜间，日军一个中队突然向卢沟桥守军发起攻击。佟麟阁代军长立即命令37师110旅旅长何基沣自卫还击。该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遂奋起抵抗。卢沟桥的枪声，响彻大地，中华民族历时八年的全面抗战，自此开始。
顾草萍：不当汉奸就被水银蜕皮
走进成都军区总医院的病房，95岁的顾草萍正躺在床上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的新闻是“《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发布，公布首名战犯：‘无人区’制造者铃木启久”。
去年11月下旬，顾草萍因双腿无力摔倒，住院治疗后发现是心脏功能退化，需要安装起搏器。为了更好调养，他便在军区总医院住了下来。听说是采访，老人家来了精神，强烈要求坐起身，将往事娓娓道来。
1936年，顾草萍在邢台中学初中毕业，本想去开封报考黄河水利专科学校。结果，学校关了，只得打道回府。在老家河北磁县，有同学拉他一起上北平读私立中学，于是，他便进到北平中华中学读高中。
寄宿制的学生公寓一个月要15块大洋，家庭负担不小。有一次，顾草萍到北平同仁医院去看当护士的同学，见到一队日本兵耀武扬威地从医院门口经过。当时，他心里很不舒服：“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凭什么给日本人占了！”
1936年年底，第29军正在招募学生，对外宣称是军事训练团，实际是“军士训练团”，为部队培养作战官兵。顾草萍毅然中断学业，投笔从戎，加入第29军。经过半年的新兵入伍训练，顾草萍因文化素质较高，被推选到参谋训练班学习。
在参谋训练班，主要学习两门课程。一是军用地图的绘制。顾草萍清楚地记得，老师拿着切开的萝卜教大家：“线条密集的，就表明地势高、山坡陡峭，线条宽松的表明地势低、山坡平缓……”另一门课是土木工程，即军队如何修筑工事。“浅战壕，要挖很多口子，用来架机枪；交通壕是深战壕，弯道要多，防止敌人炮击和轰炸。”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7月28日，顾草萍刚吃好早饭，就听见拉警报。日本人有20多架飞机自东向西飞，然后变成一列纵队，开始轰炸南苑。参谋训练班没有参战，在防空工事砖窑洞里躲飞机。
快中午时，听说132师师长赵登禹到了南苑。“据说赵将军还到我们营房门口来了。”顾草萍描述，“那时候，我只是小兵，也不知道哪个人是赵登禹。”
从砖窑洞出来，训练班学员跟着区队长，从西营房往北平撤退。南苑中间的演武厅和最东边的营房已经给日本兵占了，顾草萍等人只能跑一阵、歇一阵。
“路过北小街，有十几匹马从我们左边跑过去，区队长说这是佟麟阁的马。”顾草萍说，大家都忙着赶路，自己完全没留心。快到大红门时，已经听见打枪了。区队长带领队伍绕开日本兵的火力，好不容易到了北平城门口。结果，城门关了，通报是训练班学员，才开了一条小口子放进城。
天亮时，日本飞机又来狂轰滥炸。部队走了一天，没饭吃也没休息。半路上，发现一片西瓜地，吃西瓜充饥过后，顾草萍竟然找不到大部队，后来再追也没追上。
随后，他便辗转回了家，并在家人的推荐下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第14期。
顾草萍说：“日本人走到哪都是烧杀抢掠。我们老家磁县，有个2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听说日本人要来，有一家人逃走前给一坛咸菜下了毒。没想到，日本兵进村以后，真有人吃咸菜被毒死了。日本兵把村里所有人集中起来，全部枪毙，只有一个人一听枪声就趴下了，藏在死人堆里，侥幸躲过一劫。”
有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抓到，要他做汉奸，他不干。“日本人就把中国人的头皮割开，灌水银进去，整个人皮都蜕了下来，连救都救不了。”顾草萍说起往事，义愤填膺，“日本人杀人不眨眼，想杀就杀。那时候想着要让他们血债血偿，所以我才去参军！”
1938年11月毕业，顾草萍被分配到位于山西东南部的第14军10师，任排长、区队长4个月。因为看不惯国民党军中的吸毒、赌博等现象，顾草萍去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进藏，长期在西藏负责军队工作，曾任西藏军区副司令。1983年5月离职休养。
沈甸之：灭日复仇方显真英豪
今年94岁的沈甸之老人，因身体欠佳，不能接受采访。我们不得不通过抗战史研究专家方军的转述来了解他的英雄事迹——
1920年，沈甸之生于河南郾城，15岁在张家口当兵。经3个月的新兵训练，于4月1日补入国民革命军第29军37师217团3营12连4班。
在沈甸之眼里，第29军有别于其他旧军队：第29军原是冯玉祥将军所缔造的西北军的一部分，宋哲元是他的手下。冯玉祥主张以北伐军的革命传统教育部队，亲自主持编写的《革命精神》是部队的课本。他始终坚持以严明的纪律、勤俭治军的原则和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作风管理部队。
同时，第29军也是一支富有抗日传统的军队，很多老兵都参加过1933年的长城抗战，还有好几位班长参加过喜峰口抗战。赵登禹亲率五百勇士夜袭日本兵营，斩敌八百自伤过半的英雄事迹，在军中广为流传。连队中常唱的军歌，也都充满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精神，如《熄灯歌》中有“国耻莫忘了”、“灭日复仇显英豪”等。
1936年年中，3营营部驻地丰台发生“军马事件”。这次事件，本来是由日军强行夺去我方两匹军马和刺死我一匹小马驹引起的，而他们却无理地要求崔蕴秋营长一定要帮他们找回在当天晚上夜不回营的一名士兵，否则他们就不归还我方军马。双方互不相让，以至引发谈判。
谈判结果在北平各大报纸公布后，立即引起全军官兵，特别是高级将领的强烈反对。最后，宋哲元决定：一、3营全部调回西苑军营休整，而不是整训；二、营长崔蕴秋不仅没有“撤职查办”，而且还晋升了一级，少校变中校；三、全营奖励1000元大洋。
“军马事件”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我丰台驻军的一个连，在野外打靶归来的路上同日军一个骑兵分队迎头相遇。连长立即下令由四路纵队变为二路纵队靠马路左边（当时的交通规则是“行人靠左”）继续前进，把马路的另一边让对方通过。可是骄横的日军不但不从另一边通过，而是快马加鞭地直向队列冲来，当即踏死踏伤士兵多人。这时，被激怒的连长立即振臂高呼：“散开！打！”愤怒的士兵打死打伤多个日本兵。
开打以后又是和谈，只是结果与以往有些不同。一是《熄灯歌》歌词改了，最后一句“灭日复仇显英豪”改成了“复兴民族显英豪”；二是团部楼顶旗杆上的国旗已有两天不见了。直到第三天，营长崔蕴秋才向大家透露了一些情况。
“国旗已经有两天没挂了，我们的《熄灯歌》也改了，你们知道吗？这都是日本人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可是我方也都答应了！你们说这是不是国耻呀？”
“是！”
“日本人还提出来，要在我军每个团都设两名日军顾问，同时请几名日军教官。你们要不要呀？”
“不要！”
“你们说不要，可是他硬要来，你们怎么办呀？”
大家都高高举起拳头，大喊道：“打”。
崔蕴秋把胳膊袖一捋，拳头一挥大声说：“好！只要你们大家给我撑腰，我就敢顶！我们绝不能让日本人走进我们的营院一步！”
士兵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去同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早晨，沈甸之所在的学兵第二中队，出操跑步到圆明园，远方传来隆隆炮声和隐隐约约的机枪声。回营后，中队长王沛霖中校向大家宣布：“日军已在昨天夜里向我卢沟桥驻军发动进攻。”并命令我们立即擦拭武器，午饭后休息，随时准备出发。
14时左右，中队长王沛霖中校说：“我卢沟桥驻军在昨天夜间和今天上午，仅凭石桥的拦墙、沙袋和宛平城墙进行顽强抵抗，击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后来双方虽然达成了今天中午12时停火的协议，可是日军却又不遵守协议，在停火协议生效时间之后，又有日军40多人，利用青纱帐的掩护，对我铁桥东头的军士哨进行偷袭，但敌人的多次冲锋都被我方阻击，现在战斗仍在继续进行，大家随时做好立即出发投入战斗的准备。”
18时，全体同学全副武装，乘坐4辆大卡车，从西苑4营出发了。但目的地不是卢沟桥，而是位于八宝山北面的田村。当时，刚刚成立的以何基沣将军为前线总指挥的指挥部就住在这里。从这时起，沈甸之所在的学兵中队已成为指挥部的警卫连，并承担护送伤病员的任务。
1938年3月，沈甸之脱离第29军，参加八路军。同年5月2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他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指挥所所长、空司作战处副处长等职务。1983年5月离休。
王寿延：为将士看病的军医
家住南京市江宁区老虎桥的王寿延，高寿98。他是第29军的军医，亲历八年抗战，接触过很多第29军的高级将领。
1916年，王寿延生于河北高阳县，幼时上过私塾，和佟麟阁将军是一个村子的。1935年，在北平报考第29军军医处。1936年，第29军军部迁至南苑，王寿延在军部军医处制剂所注射室工作。
在营地，王寿延遇见过宋哲元、佟麟阁、冯治安等高级将领。他说，每逢周一，军部的八大处要集结在一起，进行“纪念周”活动，聆听军长宋哲元的训话。
王寿延至今还记得，第29军将领武功都很好，印象最深的是佟麟阁。在南苑营地的演武厅上，众将领立在台上，佟麟阁将军上前一步问台下的士兵：“你们的大刀快不快？”士兵会按惯例，从背上拔出大刀，从台下往上抛，佟将军能在台上稳稳地一把接住大刀。
进入6月份以后，日军几次在北平城郊演习，第29军就和他们在同一时间演习。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在哪个地方演习，第29军就在日军演习地点的两侧演习。部队将这种演习叫做“夹肉烧饼”式的演习。就是说，不论日军在哪里演习，第29军都要把他们包起来，要演习就演习，要打就打。
1937年6月，有批世界各地华侨捐赠的医药器械，共13车皮，被运至上海，王寿延和制剂所所长奉命前往接收。
七七事变后，王寿延随军撤到河南郑州，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总部军医处，升为中尉军医。一年后，升为上尉军医。1939年，王寿延被调到陆军第77军野战补充团当上尉军医。1940年，到贵州安顺市陆军军医学校医学专科3期深造学习。2年后，返回原部队。抗战胜利后，奉命到上海国防医学院（即原来的陆军军医学校）专科部第6期，于1948年提前毕业。1949年8月，携家属回到南京。
在王寿延看来，自己虽然没有亲见卢沟桥的惨状，但事后也听说了南苑激战和佟麟阁、赵登禹等壮烈牺牲的故事。
南苑激战，战况之激烈，从日军《大陆史书》中可见一斑：“日本军在空军的掩护下，进攻南苑和西苑，在这里守卫的是支那名将赵登禹。战斗是在雷雨中爆发的，尽管日军进攻猛烈，当时赵登禹防守十分坚固，几经阻战，无法轻易将他拿下，轰炸和炮击不断，此战惨烈至极。白刃战到处发生，如同铁石一般的坚阵，终于在下午1点左右，被日本军完全攻占。天空中停留着几点残云，士兵头上出现了阳光，地面上到处都是战死的尸体，这仿佛是一场白日下的噩梦。”
噩梦已然过去，醒狮正在崛起。“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目的是希望还世界一个真相。”中国四川巴蜀抗战史研究院副秘书长马正群说。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7月7日《文汇报》）
链接三：中国对日本法西斯的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黄培昭等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标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也标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即全国抗战的开始。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连日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外国友人纷纷表示，中国是最早与法西斯作战的国家，对日本法西斯的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美国蒙纳瑞克斯电影公司总裁、好莱坞资深导演克里斯•内贝刚刚从中国云南回到洛杉矶的家中。内贝1995年首次来华访问，在此后的18年里接连拍摄了10部关于中国的系列纪录片，总片名为《神秘中国》。从香格里拉到丝绸之路；从彩云之南的大理，到鱼米之乡的扬州……内贝以独特的视角向全球讲述着中国的故事。
“我正在拍摄一部反映二战期间滇缅公路和飞虎队的纪录片。”内贝对本报记者说，拍摄这部影片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美中两国曾在二战中并肩战斗、浴血奋战，现在也应当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防止军国主义在日本复活而共同努力。
内贝说：“中国是最早与法西斯作战的国家，在二战中牵制了日本军队主力，极大地减轻了美国等盟国在战争中的压力，使美国可以在欧洲战场投入更多兵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几千万中国军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为二战胜利作出的贡献值得世界各国和人民永远铭记。”
今年3月，内贝推出了纪录片《钓鱼岛真相》，呼吁日本政府正确对待历史，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该片在美中两国获得强烈反响。内贝说，现在的日本安倍政府不仅否认战争罪行，而且还公然挑战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这对日本、亚洲和世界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
英国老兵塞克在二战中曾经被日本军队俘虏，被俘期间遭到日军非人的虐待，不仅食不果腹，而且天天挣扎在死亡的边缘，随时都可能被日本鬼子砍头。塞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与美国、法国、英国相比，中国军队以完全不对称的武器装备，抵御住了日本的疯狂进攻，对日本法西斯的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塞克说，中国战场有力配合了反法西斯联盟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客观上切断了日本与德、意的联系，制约、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战略配合的企图。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中国战场，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战争的进程也会被拉长。
德国哥廷根大学现代东亚研究所所长施耐德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抗日战争期间，大约一半以上的日本士兵在中国。中国的持久抗战，使得日本不得不在中国投入大量军队，大大削弱了日本在其他战场上的实力，为美国和英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同时，中国抗战胜利深深鼓舞了那些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国家。中国是非洲国家的榜样。”马里前计划、财政和经济协调部长库亚特向本报记者表示：“非洲国家与中国一样，曾饱受侵略、压迫，我们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列强在亚非拉犯下的罪行。纪念就是为了不要忘记，提醒人们今日的和平与发展来之不易，让人们以史为鉴，更加热爱和平。”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56期，摘自2014年7月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