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艰难探索——从温州模式广东模式到重庆模式

作者：博采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用总设计师的话说，叫着“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由“温州模式”到“广东模式”，再到“重庆模式”的发展、变迁。这个发展变迁与众说纷纭，堪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

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涌现出不少的“模式”，有三来一补的“珠三角模式”，内引外联的“晋江模式”，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市场经济的 “温州模式”，资本主义的“深圳模式（广东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庆模式”，等等。但影响最深，示范效应最大的莫过于温州模式、广东模式和重庆 模式。

“温州模式”的核心就是“彻底市场化”、“与政府的政策博弈”，它的实质就是靠民间商人的逐利动机配置社会资源来实现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有这样几个特 点。首先，温州商人始终立足于老百姓的需求做生意，不是跟着政府指导、被‘计划’引路。其次，温州商人始终在与政府的政策博弈，有自己的生意经和投资经。 最后，温州商人是从实业起步，逐步聚焦到金融”。这个模式在浙江、福建地区被广泛采用，其经济发展之迅速、民间财富之巨大，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流学者 赞叹不已。希望能将温州模式改良、推广，以解决全国的发展问题。“之所以有温州模式，恰恰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温州始终是彻底市场化的区域，是一个参照 系。”（王巍《我们救温州还是温州救中国》中国企业家网）。

温州地区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到半亩。交通条件差，没有机场、铁路，只有一条通上海的水路和一条104国道与外界相接。而且乡村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导致温 州的集体经济一直没有起步，而家庭经济和自发手工经济则一直在顽强地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发发展的非农产业自然选择了家庭企业的形态，靠手工生产技术 简单的小型产品，并大力推销。1982年，温州当地个体工商企业就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10%；30万经销员奔波于各地，以低廉的成本，契而不 舍、不择手段的营销让国营企业头疼不已，称其为“蝗虫大军”。个人发财欲望带动了强大的经济潮流，一个小小的纽扣，1983年温州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专业纽 扣市场。此后一个个小商品专业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温州迅速成为资金汇流的热点。

这股以个人发财欲望掀起的经济大潮，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损人利己的色彩。这与当年“有水快流”的指导思想一拍即合，其结果就是假冒伪劣盛行。“温州 货”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这种“急功近利”与“有水快流”的合流，必然形成把低成本扩张建立在肆意污染环境和剥削工人的基础之上，带有资本原始积累 的血腥。据2001年丰、枯水期两次水质监测结果表明，温州全市内河河网没有发现优于Ⅲ类水的河段。主要污染特征因子为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指数、亚硝 酸盐氮等（见温州市水文站刘捷等《温州市河道水环境污染状况与防治对策》浙江水利科技 2007年第4期）。浙江11个地级城市的灰霾记录，临海的温州，年均灰霾天数为24天，仅比内陆的杭州少1天。2010-12-20日，浙江日报《温州 整治污染物排放吹响“水陆空”集结号》说，“温州的雨怎么会是酸的、温州的水不再清了、温州的蓝天变少了”。

浙江工商大学张仁寿在《温州模式研究》中这样描述温州模式：“温州是走的是一条内源性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先在国内发展区际贸易，再开拓国际市场； 先开拓产品市场，再发展要素市场，然后到全国各地和境外投资。”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典型道路。“小商品、大市场”使温州资本家可以从全省、全国范围内 汲取利润，随着资本的积累，其牟利的视野扩大到全球。温州的实践证明，温州模式建立在外部利润源的基础上，四川是温州外部利润源的明显例子。“目前，在四 川的温州人有12万之多，他们经商的足迹踏遍成都、绵阳、德阳、自贡、广元、乐山、凉山等地。

大到水电站的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中到服装、鞋类、家用电器、小五金等产品的生产和印刷包装业的经营，小到纽扣、拉链、眼镜、打火机、剃须刀的销售等， 温州人的生意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四川省温州商会1997年11月11日成立时，会员企业仅有700多家。如今，这个民间商会组织已发展成为拥 有14家地市级温州商会、12个直属行业分会、1万家会员企业的特大型商会组织。

在成都，他们的直属行业分会已细分至印刷、机电、鞋革等12个行业。放眼巴山蜀水，四川省温州商会的会员之多、网络覆盖面之广、影响之大，均为四川之最， 是外地人在四川形成的最大的“商业部落”。而在温州当地媒体看来，四川省温州商会又是温州人‘在外成立的规模最大、区域最广、会员最多的温州商会。’” （王雪娟等《温州商帮：12万大军“西征”四川》成都日报2007-4-17）。

资本高效积累的对应物就是消费能力的相对下降。而资本利润归根结底来自消费资金。于是这一过程表现为对利润的渴求呈指数增长，而社会贡献利润的能力却相对下降，“古典式市场经济”中不存在遏制这一失衡的机制，于是“古典式市场经济”每天都在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

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证实，温州产业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生存环境越来越差，基本年利润约在3%至5%之间（见沈锡权《债务危机暴 露温州模式过度投机等三大软肋》经济参考报2011年10月13日）。表明实业空间已被膨胀的资本填满，资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于是温州资本家走上了 “炒”的道路，炒房、炒绿豆、炒蒜、炒姜、炒糖、炒古董、炒银、炒工业原材料、炒煤、炒稀土。

温州天浩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鸿认为，在温州游资中，70%-80%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高利贷成慢性毒药 七成温州游资涌向房地产》中国证券报2011年09月28日）。炒绿豆、炒蒜、炒姜、炒糖加速通胀，引起公愤；炒工业原材料、炒煤、炒稀土、炒楼危及国家 核心利益，结果招致政策打压。究其根源，“炒”主要造成逐利资金的再分配，无法提供真实的利润。炒出来的泡沫终将破灭，随着一个个泡沫破灭，温州资本家的 资金链越来越紧，只能求助于高利贷。结果在“人人想发财”的温州，激起了高利贷的狂潮。

2010年6月，温州的贷款余额5050.21亿元，比年初新增656.48亿元，余额同比增长25.8%（见陈周锡 《温州满城皆放高利贷 买房造房疯狂》经济观察报2010年12月18日）。高速扩张的信贷规模并未流入实业生产，在“炒”风炽盛大环境中，资本家对信贷的需求已不是用于扩大生 产，而是用于挽救越来越紧的资金链了。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1-10-09报道，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 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利率高达180%。基本年利润仅在3%至5%之间的实体经济，如何能支撑如此之高的贷款利息？2001年4月份开始，温州 部分企业的资金链断裂，有多达90个企业老板因欠下巨债而外逃，初步估计相关的信贷规模达到了200亿元。

“古典式市场经济”道路是依靠、鼓励每个人的发财欲望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它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逐利资金的积累速度远高于消费资金的增长，导致单位资本对应的利润源日渐萎缩。但据此就说温州模式是“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未免失之偏颇。

杨海鹏调查了浙南社会，他在中欧商业评论2008年9月号《为温州模式卸妆》中说，在台州和温州，最有组织力的民间力量是宗族。一个苍南龙港的商人这样论 述家族之于他的重要：“我的企业管理职位只用亲人，只会在本家族或者妻子的家族中挑选。用外人会跳巢，带走我的商业机密和技术机密，还有订单，那我就什么 都没有了。如果亲人这样做，他会面对整个家族的抛弃。做生意难免会要融资，家族成员的借款比钱庄要利息小得多，展期也容易。就是我彻底败了，我有经营经 验，也会被亲戚的企业雇佣。”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延续了明清到民国工商业发展的路子：在组织资源上高度依赖宗法社会遗产，与现代社会的权力寻租、腐败相 结合，对环境资源的疯狂透支，对社会人力资源、劳工的大肆盘剥。加速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民族的分裂。

温州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形’，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 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10万元。从乐清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的可行路 径。”（葛如江等《天价豪宅VS棚户区 一墙之隔的贫富两重天》半月谈2009年11月30日）。但是，他说的“橄榄形”社会并不包括当地300多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人的月均收入只有 1000元上下，社会保障很不健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种带有宗族血统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损人利己的色彩。必然形成把低成本扩张建立在肆意污染环境和剥削劳动工人的基础之上，带有 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而当地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做正面调控引导，反而助纣为虐，发展到极致就会颠覆劳动创造价值的体制，扰乱国民经济体系，侵 害国家核心利益和绝大多人的利益，走入穷途末路。

而现在与“重庆模式”相抗衡的“广东模式”，是从引进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圳特区模式发展演变而来。“广东模式”认为，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经济效率比社会公平、分配合理更重要。提出，进而炒作、推进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广东和深圳等地的执政者看来，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公民一员。在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大搞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改革，学习西方的自由主义普 世价值，其本质就是要让新生的暴富阶层、新生的资本家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分享政治权力。认为改革的主力军是个体户、民营企业家、“星期六工程师”、海归 精英，而广大劳动群众、工人阶级只是陪衬。在他们眼里，两极分化不是问题，外资泛滥也不是问题。

汪洋主政广东后，力主赋予“深圳模式”以政治、文化与精神的内涵，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广东各地出现了诸多体制改革，有东莞的“腾笼换鸟”、广州的财政公开、顺德大部制改革与深圳的权力制衡试验等等。

2011年1月2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南方日报》刊登题为《新“广东模式”向纵深化延伸》的文章，认为目前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很多 根本性的矛盾单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无法完成,改革的基本停滞带来的是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革束缚经济发展的僵硬 的体制机制,这个体制机制必须而且已经开始从以经济改革为主转化为以政治改革为主。

广东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观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如推进依法治市，扩大社会组织的自主管理权限等等。在社会治理层面，广东的“官员认为老 百姓不听话，老百姓认为官员不像话”。导致群体事件不断，如“曾城血案”、南海本田罢工和南沙丰田电装厂罢工事件等，包括深圳清理所谓“不安定人群”。

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也就是放大了的“广东模式”，等于将国内的资源加工成蛋糕，由于国内分配不均，老百姓没有购买力，蛋糕大部分都不能在国内实现销售， 只好出口换成美元欠条。在当前的发展模式下，不解决分好蛋糕问题，以前换来的美元欠条也无法使用。但美元是不断贬值的，40年前，1美元能换回1克黄金， 现在只能换回0.02克黄金，其购买力仅等于40年前五十分之一。压低老百姓收入，搞出口导向，让生产的产品出口换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以一个国家的资源 去资助全世界富裕国家的消费，物质财富就会随出口的商品而流出国门，资源就会逐步减少，乃至迅速枯竭。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是违背中国国情民意的，是不 可持续的。

2007年12月初，58岁的薄熙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初到重庆，迎接薄熙来的是一场出租车罢市风波。正是从这个看似平常的民 事事件中，他看到了影响重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后来薄熙来轻松地说：“媒体的朋友都很关注重庆‘打黑’。其实，‘打黑’并不是我们刻意而 为，而是不得不做的事。”

当时，公安部挂牌督办未破的命案就有1400多件，这会引发多少人的痛苦? 我们常讲民主，而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是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要靠国家权力来保护和实现。共产党为政一方，如果破不了大案，打不掉黑恶势力，那政府的公 信力何在？何以面对公众？又如何维护人民民主和社会正义，实现和谐社会？所以要痛下决心“打黑”，以消除这些家庭积压多年的心头之怨。

薄熙来从辽宁调来了“打黑英雄”王立军，从人事安排着手进行战略布局。重庆在“打黑”过程中与反腐相结合，挖出了文强、陈洪刚等一批腐败分子。市委市府还 组织了20万机关干部“大下访”，开展“三进三同”、“三项制度”。作为执政党，就得关心人民大众的疾苦，就要有所作为，为他们排忧解难。与此同时，以 “唱红”为先导，用 “唱读讲传”来树立正气、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确保取得“打黑反腐”的决定性胜利。于是，“重庆模式”浮出水面，很快得到社会中下层劳动群众的广泛认可， 成为人民群众心中的向往。

薄熙来是位深得毛泽东思想真传和政治智慧的执政者。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只讲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他背毛主席语录，基 本上出自《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他常提“邓小平理论”，说的都是“共同富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的做的正是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心愿，是人民群众最拥护的事。

薄熙来说，一个地方的工作头绪再多，其核心还是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大家经常讲到两个概念：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是“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而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和西方的发展与追求有什么不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目的是什么？怎样转变？依我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 共同富裕，都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中央、国务院对重庆发展高度重视，锦涛总书记作出“314”总体部署，将重庆定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西部地区重要的增长极和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验区； 家宝总理亲自率队来渝，随后国务院就为重庆出台了“三号文件”，还批准重庆设立了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使重庆发展如虎添翼。

“一个地方要振兴，首先是领导集体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开创的勇气”。

薄熙来说，要坚持原则，秉公办事，而不是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看人眼色行事。执政者永远不要期望100%的支持，只要大多数百姓赞成、支持、满意，就要坚 定不移地干下去。薄熙来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勇于创新、廉洁开放的执政为民的形象，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其间也有人攻击他是“封建残余”“文革 遗毒”，“搞运动”。但他做的事，他说的话，都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打黑除恶”是这样，“唱读讲传”、“建设五个重庆”也是这样。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始终不忘宗旨，不骑墙，不偏激，无私无畏，做自己应做的本分，就能 稳定一方，造福桑梓。如果我们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市县，直至省区的主要执政者，都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尽心尽职做好自己的本 分，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重庆模式”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树立了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的标杆，对中国社会所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是巨大而深远的，它给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带 来了愿景与希望。“重庆模式”是对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继承与创新，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的“温州模式”、“广东模式”的扬弃。从 国际视野和国内社情民意来看，“重庆模式”更具备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追求社会公平，在社会稳定的状态下，逐步改革和完善现行体制。

旅美经济学家黄树东说，西方经济学运用大量的数学模型，严谨的推导过程非常令人着迷。让涉世不深的发展中国家学子不得不信奉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是万 能的。但黄树东在2000年时发现，现有西方经济理论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已经走到尽 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危机，而且也将发达国家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美国面临着消费者债务过度和政府债务过度的双重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近三十年来，美国中下层的相对工资收入不断下降，难以养家，出现 了许多双薪家庭。即使这样许多中下层仍然难以度日，不得不从银行和信用卡上打主意，靠借债补贴家用。结果就出现了家庭债务过高的恶果。收入不公的另一个方 面是大量减免富有阶层的税负。美国政府债务是由于大量减税导致的。在美国，共和党主张减税，而民主党主张社会保障。两党较劲的结果，一方面减税，一方面维 持社保，历届美国政府只好举债，债务迅速上升。

工资总额在GDP中的占比，在经济学上叫分配率，它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 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占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公平。过去三十年，西方这个比例大幅度下降。欧盟27个国家2007年的分配率为57.1％，美国为 51.6％。而中国只有36.7％。衡量收入分配的另一个指标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过高容易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美国两次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都发生在基 尼系数创历史最高点的时刻。

否定劳动价值论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的推手。而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效用价值理论，则产生于19世纪的那场所谓的“边际革命”。其主要观点就是劳动不创造价值， 劳动是效用。效用是主观创造的价值。对于效用价值论的错误，黄树东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如果价值是主观的，劳动者肯定就不创造价值了。这一 点动摇了，整个劳动价值体系就会动摇。第二，价值究竟是劳动者创造的，还是享受劳动成果的人创造的呢？假如是享用劳动者创造的，那就是说奴隶主、地主、资 本家在创造价值。奴隶、农民、工人不创造价值。第三，如果劳动不创造价值，劳动者就是寄生虫，应该感谢资本的所有者。劳动者在分配中占有少数就是理所当然 的，贫富悬殊也就是合理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言必称亚当•斯密，却抛弃了亚当•斯密的核心价值。自由竞争和劳动创造价值是亚当•斯密理论的两大支柱，而自由竞争的落脚点是劳动价值论。 如果劳动不创造价值，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巧取豪夺的赌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最可怕的是形成一种奖励不劳而获的体制。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 资本泡沫化现象正在不断加强，希望靠投资一夜致富不光影响着很多普通人，而且也影响了很多企业家，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实业投入到炒房炒股中来。与资本收益增 加越来越快相对应，是普通工人农民劳动的收入增长缓慢。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奖励劳动的理论，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我们发现公平不只是道德范畴，而且是经济范畴。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成果（GDP）必须主要归劳 动者所有，这就是公平。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要尽量偏重于实体经济，不能放任资本泡沫化的发展。从历史经验看，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富强 繁荣，一定要建立起一个激励劳动的体制。对中国而言，尽管存在着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但体制的精神还是公平的，这个体制真正和最终的依靠对象还是广大中下 层劳动人民。它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还是共同富裕。在世界大国里，中国是唯一将解决贫富悬殊、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作为国家战略的国家，这同美国回避自己的经济问 题是不一样的。

单靠中国一家债主远远撑不起西方七国的巨额债务，他们想在20国平台上逼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就范也是枉然。美国债务占GDP100%，日本占 220%，欧洲各国大体介于两者之间。其实，最大的债主是各国的大财团、大银行、大资本。大财团购买本国国债，国家以税收为担保发行国债，以警察、军队为 后盾征缴税收，吃亏的还是本国老百姓。旧债还不起了就发新债还旧债，没有人购买新债没关系，提高国债利率。同时，债主逼迫国家削减福利，减少公共教育经 费，减少公共医疗经费，减少对单亲家庭的补助等等，向社会转嫁危机。

正如韩德强说的，把一条街做的事，变成了全世界的事；把1%的人做的事，变成了99%的人的事。国家债台高筑，百姓腰包越来越瘪，大财团、大银行、大资本 却越来越富足，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恐怖主义越来越猖獗。于是英国伦敦、伯明翰等城市发生了骚乱，北欧福利国家发生了爆炸、枪击连环案，美国出现“占领华 尔街”运动。美国政府不惜违背宪法精神，侵犯公民隐私权，窃听、搜身、监视居住，无所不用其极，以防止恐怖事件发生。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即国家是 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公共机构还是为极少数大债主服务的阶级专政工具?

以前我们相信尽管市场经济会导致两极分化，但民主政府可以用一人一票约束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福利国家。如今，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却在颠覆我们的 信念，国家不再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公器，而是大财团盘剥全社会的工具。市场经济内在地具有一种不受政府约束，反而约束政府、控制政府、操纵政府的潜力。市场 经济形成的世界级的大财团、大银行、大企业有能力在全球各国兴风作浪，吞没各国政府，迫使各国政府沦为资本财团的打工仔。对内盘剥、镇压本国百姓，对外进 行经济侵略和军事占领。现在，我们目睹的正是这样一场全球性的滔天巨浪。

中国国内目前存在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把现行体制描绘得一团漆黑，鼓噪全盘西化，推行“普世价值”，也就是所谓的“沉船派”。另一种是攻击现行体制，主张 全面回归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所谓的“彻底革命派”。这两股极端势力不论哪一方得势，必然遭到多数人的抵制而造成国内动乱，进而帝 国主义列强干涉，出现民族分裂，国家被肢解。

正是看到了这个结局的严重危害性，执政党内的进步力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主张，创造出代表国内社情民意的“重庆模式”。“重庆模式” 回归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追求社会公平，坚持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渐进式的逐步改革和完善现行体制，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这才 是人民期待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现阶段的中国谈兼容，无论是谈社会思潮的兼容并包，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还是谈经济社会的包容式发展，都无法回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如何兼容这个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后的20年间，经济理论学界就一直争论不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担心市场经济会侵蚀社会主义，但又改变不了大势所趋，只好强调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以限制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学家怕社会主义这个紧箍咒会伤害了市场的自由，变成“伪市场经济”，因此要千方百计地在市场经济前面去掉这个“社会主义”。中共党代会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初衷是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起来，但又没有明确界定，也没有组织经济理论工作者去做所谓的顶层设计。从理论上说，社 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和方向的确是相反的，两者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然而，用哲学的观点，运用事物对立统一规律，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规律来看这一问题，任何生命体内部都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新陈代谢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社会主 义与市场经济充满着斗争和较量，但并非完全不可兼容。在中国怎样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运行法则？如何将社会主义觉悟 与市场运行的自利性结合起来？这都需要顶层设计。

20年的实践证明，谁也不相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可以稳定的经济体制和成功的经济模式。于是，谁也没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顶层设计，做社会主义与市 场经济如何兼容的工作。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政商精英和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强势地推进市场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完全照搬照抄美国的经济制度与政 策。

打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旗，实现着去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心急火燎地要保卫社会主义，将一切市场化都看做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拼力推进市场化，将一切社会主义因素都当作反市场化的力量来排斥。

其结果是，市场经济逐渐失去社会主义制度的约束，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道德沦丧，自主的技术和工业体系被外资摧毁，金钱万能，个人主义至上， 不劳而获的风气弥漫，官商勾结，权力寻租现象愈演愈烈，成为比资本主义更坏的“权贵资本主义”。党群关系日渐疏远，主张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共产党的执政 地位受到空前的严重挑战。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畅行无阻的20年，再一次证明，一边倒的对抗，不是极左就是极右，都会给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灾难。左与右，只有在动态中才能实现平 衡，这就是中国文化所持的中庸，西方文化所行的兼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其实质是用社会主义制度来调整、制约市场经济的偏颇。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体现在令行禁止，集中力量办大事上。这实际上就是要适当强化中央集权，避免市场经济中的纯利益驱动而形成的 诸侯经济，各自为政。它的制度保障，就是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保持国有企业在自主知识创新和技术研发上的主导地位，增强 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减少直至消灭剥削、压迫，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国民财富的创造和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中用“看得见的 手”，调整、约束“看不见的手”，运用税收调节，财政激励政策推动实现社会公平。坚决纠正在国民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上的过度市场化行为，动 用财政资金或国债资金建设廉租房、保障房和经济适用房，维护人民的基本生活权利。通过经济和行政的措施，将一部分重大新兴产业、军工产业部署到西部地区， 带动人才和资金流向西部，以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求国家强力部门，公共权力部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在市场化过程中，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出现的嫌贫爱富，唯 资本的马首是瞻，在国家强力部门设置保护富人机构等违背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和行为要坚决取缔。公共权力部门，国家法律法规必须保护劳工权益，保护弱势群体 利益。必须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有制企业发展。对食品生产销售企业实行凡有一次不良从业道德记录者，永远不得再经 营食品。警惕和严格限制转基因主粮等农副产品。

——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维护人类基本道义，反对霸权，建设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 坚决抵制新殖民主义经济对国民财富的侵蚀，在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要更有利于国内自主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在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 不能再享受超国民待遇。对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产业要考虑用外汇储备回购在华外资企业的股权。对铁矿石采购和稀土开采销售等优势领域，实行集中采购、 集中销售，以降低外方原材料采购价格，提高我方原材料或珍稀农副产品的销售价格，理直气壮地捍卫国家经济主权，维护国家利益。

市场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但各国人民有权自主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多元文化，多元投资主体，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兼容并包，兼收并蓄。中国有海纳百川的气魄，但有条红线不能碰。这就是绝不容许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

2007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次绝好的机遇。金融危机掀开了笼罩在资本主义头上的美丽面纱，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破产。如果这时中国抓住 机遇，亮剑一搏，趁势整顿被外国资本控制的金融信息产业，收购和改组国内的外资企业，购买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优化自己的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扶 持农业走集体化道路，就可以加速发展，一举实现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一些投降卖国的精英权贵却反向操作，高喊着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使 中国人民含辛茹苦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被帝国主义吸血鬼们吸榨殆尽，国内巨大的劳动力资源闲置，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通货膨胀蔓延，社会矛盾加 剧。

在思想文化领域，汉奸舆论日渐猖獗。妖魔化人民领袖毛泽东，丑化民族英雄，革命先烈盛行一时。在鲁迅先生去世后，郁达夫撰文纪念说：“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 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而有了英雄人物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 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习仲勋同志28年前在韶山的题词，说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念和殷切期盼。科学家钱学森说： “丢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中国就完了。”内忧外患要求中国人对人民领袖毛泽东，应该怀有对神灵般的敬仰。连美国战略家基辛格都说：“毛泽东的存在本身 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对中国眼下时兴的妖魔化毛泽东的丑恶现象，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认为：“本着友好的态度，应该提醒一下，目前中 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一个民族的长辈，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受到恶意谩骂。就拿全世界人人声讨的希特 勒、日本天皇来说，你们见过几个德国人、见过几个日本人像中国人这样恶毒谩骂过他们？他们可以忍受外国人对自己先辈过错的指责，但是绝对不会容忍本民族的 人侮辱自己的先辈。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一个人的气节。很简单，如果一个德国人或者日本人在纽约街头恶意辱骂他们的祖先，他能得到的也仅仅是好奇或聊以解 闷的目光，转而就会遭人不耻，因为他是在侮辱他自己的民族，也是在侮辱他自己，一个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热爱、连自己的先辈都能出口肆意谩骂的人，谁会看得起 呢？“家丑不可外扬”出自中国，全世界都认可的哲理，而你们中国人现在却在违背。这是在自毁民族啊，是会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的。中国人应当自省啊。” （《美国教授认为“对毛的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http://club.mil.news.sohu.com/newclub/show.php?forumid=shilin&threadid=2144366&pageid=1）

中国不能再做数祖忘典，认贼为友的蠢事了。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公布了希拉里的专访内容，当记者问道，中国领导人是否已被中东的颜色革命吓倒了？希拉 里回答说，“是的，他们很担心，而且他们正在试图阻挡历史，这简直是傻瓜在瞎折腾。他们做不成的，但他们能拖多久就会拖多久”。这篇专访是4月7日完成 的，却选在中美对话结束后才发表，显示美方早有预谋，就是不想在对话前激怒中国。但对话一结束，美国便公布希拉里语带侮辱的讲话，这摆明了就是要先欺骗中 国签订条约，然后再翻脸不认人。

美国通过这次战略对话，进一步打开中国金融市场，倾销垃圾债券，并得到人民币继续升值的承诺，收获颇丰。中国得到的无非是承诺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并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合作的方式迅速、全面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代表团为此欢欣雀跃。

外电评论说“国务委员戴秉国称，自己已七十岁，不能让子孙后代失望。但如果中国一边无休止地向美国送钱，一边又遭受美国无休止的打压，子孙后代不仅将大失 所望，甚至还会戳着这些参与对话的中国官员的脊梁骨，骂上千秋万代”。对这种自以为是的官员得到上峰点头就恣意妄为的德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进行 问责和质询，审慎批准有关条约的实施，坚决制裁逾越红线的违法行为，以维护国家利益。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成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1992年至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国畅行无阻了20年。又一次证明一边倒的对抗，不是出现极左就是出现极右，都会给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灾 难性的后果。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可以分为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自1921年创立至1949年建国，左与右的斗争，在动态中实现了相对的平衡，中 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三十年，是1949至1978年，是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三十年。通常被称为改革开 放前三十年。这三十年，尽管出现反复，但从总体上说是反右一边倒的年代，结果必然会导向极左。第三个三十年是指1979年至2009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 年。这三十年，曾经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反右，叫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都被“主要是反左”所淹没，从总体上说是反左一边倒，而极 右就是其必然的归属。

2009年末，尤其是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后，对改革开放出现的重大问题，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党内进步力量开始公开表达真知灼见，要求 回归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彻底清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群众，通过唱红歌，祭先烈等方式表达对共产党，对走 社会主义道路的热切盼望。希望共产党尊重并聆听人民的呼声，切实吸取左派力量中那种心怀百姓苍生的精神和情怀，尊重他们对于这个民族的忧思，并合理的采纳 其对于政策的建议，这也是党保持与群众血脉联系的重要纽带，是党保持其革命性的力量源泉。

对于所谓的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这些势力已经形成中国的富人阶层，产生了强烈的政治诉求。由于这种政治诉求与西方倡导的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相一 致，于是，他们便与西方思潮合流。如果不加限制，就有可能成为汉奸卖国贼。在整个世界陷入金融危机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经济也将面临滞涨的严峻形势。这种 矛盾必然延伸反作用于政治层面，最近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就是一大明证。但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建立在经济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矛盾 日趋缓和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应坚持的民主路线是“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之后选择大众民主的模式。

从为民做主到让民做主，这个历史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的是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公民意识的普遍增强以及各种社会制度和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无产阶级政党 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工农联盟的代表到“三个代表”，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状态到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和合作，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与时俱进。中国改革 开放的三十年浓缩了整个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严重问题，以惨重的代价换来了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与世界保持同步，为发展新的生产方式 建立起丰厚的物质基础。但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在与外资的合作上要遵循辩证法的思维，既要合作又要斗争，既要用又要防。资本不是天使，但也不是魔鬼，要学 会驾驭和引导资本，将其当成一种生产资料来对待，使之造福而非危害中国社会。

我们长期奉行了过度引进外资的政策，使其对于中国经济的控制已经超过了一定的限度，这些境外资本与权贵资本的合流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现在的政治 体制改革压力就是由于他们向上逼宫所造成的。而且，这种逼宫还裹挟着那些权贵官僚们破坏党群关系所造成的大量民意，以至于给人这样一种假象，那就是政治体 制改革不但是这些人的呼声，也是广大民众的呼声。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顶住内外压力，还要给左派进步力量以更多的话语阵地，逐步隔离切断权贵资本和境外 资本的联系，使权贵资本重新回归全民所有制的轨道上。辩证吸取各方的合理诉求，使之化成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将各方的力量引导汇聚到经济层面，引导到精神 生产方式这一未来发展的时代课题上，而不是听任其成为危害政治稳定的破坏力。

在这种新旧矛盾冲突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势力也将渐露狰狞，面对自己无法驾驭和支配的崭新生产方式，不甘心没落的资本还会拼命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 不但会继续在产业领域加强垄断，而且还会在金融市场继续加强投机，动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维护自己在世界的统治地位，以期继续奴役和支配落后的国 家和民族。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最不希望农民也变成地主；同样，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也不希望穷人掌握资本，就像老板们都不希望打工者也都变成老板一样， 他们喜欢的就是一群打工者纷纷自贬身价竞相为自己卖命，这种思维如今已经扩展到世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以至于发达国家都不希望发展中国家发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