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雄
自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用俄文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近90年来，毛泽东著作的国际传播大致经历了萌芽、发展、高潮等不同阶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毛泽东著作海外传播的历程延续至今，生动反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果为世界所广泛接受、认同的历史脉动。
《红星照耀中国》风靡西方
早在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已用俄文发表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同年6月，《共产国际》（英文版）在转发该文时，加了如下编者按：“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清晰。”此后，《共产国际》陆续刊发了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章，并在报道中称毛泽东为“中国劳苦大众的领导者”。1934年，共产国际翻译出版了第一本俄语版“毛泽东文集”，书名题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内容包括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及其他若干文章。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等人被并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等随之相继发表有关毛泽东的专文。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深入陕甘宁边区，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其系列报道后结集为《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在伦敦出版的前几周即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该书还首次向西方披露了毛泽东著名的诗作《长征》，斯诺所摄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军帽的侧脸半身像堪称经典，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真实面貌，由此得以更全面、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后被摘编为《毛泽东自传》一书。1939年11月，苏联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传》，其主要内容即取材自斯诺所著《毛泽东自传》。
除国外主动翻译介绍之外，中国共产党向来也重视对外传播毛泽东著作。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已着手组织翻译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作，由周恩来领导、王炳南具体负责。翻译家许孟雄等人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译成英文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毛选》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有组织的大规模对外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条件相对成熟。1949年12月，中国国际书店（即今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组建，明确提出中国要输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介绍到外国去，特别要介绍给东西方被压迫民族。不久，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第一本为《论人民民主专政》，包括英、法、德、印度尼西亚、阿拉伯文不同语种版。英、俄文版《实践论》，英文版《矛盾论》随之出版。这三本书先后再版了13次，印数近百万册。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一方面，斯大林特派苏联理论家尤金前往中国协助《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审稿相关事宜，另一方面，毛泽东俄文翻译师哲（后任中共中央编译局第一任局长）被委任与苏联驻华使馆翻译费德林等合作，着手翻译毛泽东著作。《矛盾论》、《实践论》等俄文译稿先后定稿，斯大林阅后特别批示：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1952年、1953年，莫斯科外文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俄译本改为四册发行。
1953年5月，中国国际书店与英国共产党领导的劳伦斯出版公司双方代表签署协议，由劳伦斯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所有权三年，合同有效期满后仍归中方，英方交付中方的版权税，按销售册数的每本零售价10％计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委托翻译出版的书籍。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文版出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书稿都经毛泽东亲自选定篇目、修订内容或审定注解，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周恩来曾指示，要集中力量把英、法、西、俄、日等5种外文版出好。其出版、印刷和发行，由外文出版社和中国国际书店分别进行。
“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传遍全球
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鼓吹“天才论”、“巅峰论”等言论来称颂毛泽东及其著作，宣称“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句顶一万句”。为配合宣传“个人崇拜”等需要，受林彪指示，《解放军报》率先在报眼位置选登“毛主席语录”。按照林彪的要求，对于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1964年5月，《解放军报》编辑部将该报刊载过的毛泽东语录结集，加以补充编排，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名义选编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林彪专门为图书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该版本最初虽在军队内部发行，却迅速掀起“语录”热潮。一年后，修订后的《毛主席语录》公开发行第二版，因大多采用大红色塑料封皮，“红宝书”之名不胫而走。“手不离语录，口不离语录”成为社会风潮。
《毛主席语录》此后不断推出新修订的版本。“文革”时期，印制《毛主席语录》等领袖著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其外文版同时向海外发行。1966年10月，经中宣部批准，以第三版《毛主席语录》为蓝本，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俄文版《毛主席语录》，这是第一个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据不完全统计，至1967年5月，仅8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俄、英、日等14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有数据显示，截至“文革”结束，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以及若干汉英对照版，总印数达10.55多亿册。为此，《毛主席语录》有“东方《圣经》”之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其中写道：“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
时代政治的睛雨表
除《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外，《毛泽东诗词》、《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著作选读》以及各种单行本在毛泽东著作对外传播中同样占有相当比重。如1976年，为迎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再度访华，外文出版社特别赶制了《毛泽东诗词》精装豪华本以备相赠。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20多年间，中国国际书店向世界各地发行外文版毛泽东著作达3000多万册，这是中国图书对外发行史上发行量最大、发行地区最广的图书系列。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毛泽东著作为代表的各种时政类外文版图书一直呈下降趋势，1981年至1988年，这类图书的发行量几乎为零。
不难看出，毛泽东著作海外发行量的消长，与国内局势变化密切相关，可谓时代政治的晴雨表。此外，国际政治变迁的大背景也影响着毛泽东著作的传播效果。各国民族解放独立运动或社会变革勃发之时，毛泽东著作往往热销，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对外思想传播满足了各国人民的实际斗争和精神需求，诸多世界名流、政要还成了“毛主义”的“国际粉丝”。
“文革”结束后，“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狂热开始回归理性。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到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潮逐步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所取代，在出版领域，中国国际书店等对外传播机构也调整政策，从“政治宣传、推动世界革命”向“以销售为主，一般实行薄利多销”，文化政治转变为文化产业。然而，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可谓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思想传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在沉寂上百年之后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在全球产生了广泛影响。
（《环球视野》摘自《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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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贻林
2007年的一天上午，笔者随同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拜访了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稿费的知情者汪东兴，对毛泽东稿费有1.3121亿人民币的说法，向他了解毛泽东的稿费究竟是多少。
“有关毛主席稿费的事，我听说了，一些报刊搞得风风雨雨，说什么毛泽东的稿费高达1亿3000多万元。这太离谱了。据我所知，毛主席的稿费肯定没有这么多。我记得是120多万元，具体的数字可以到中办特会室去查一查。”汪东兴边说边看着吴连登。
吴连登告诉汪东兴，关于毛泽东稿费的具体情况，他已经与郑长秋同志谈论过此事。郑长秋从1952年9月到1986年离休时一直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他回忆，当时负责出纳的是一位老红军战士钟子山同志，专职保存财务票据。对毛泽东稿费的收入、支出及究竟有多害，郑长秋也认真进行了回忆：
毛泽东的全部稿费，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为止，共计是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准确无误的。
当时，毛泽东的稿费主要用于早年资助过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远在湖南的亲戚偶尔来京看望毛泽东，也是从毛泽东的稿费中开支食、住、行和看病等费用；还有不定期地给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有限，仅仅是作为解决临时困难之需。再就是毛泽东家里因工资不够的部分，也会从稿费中解决，以贴补家用。但是，毛泽东对稿费的使用是很严格的，要由吴连登等向他写报告，经他亲自批示同意后，才能从由中办特会室掌管的毛泽东的稿费中提出少量费用。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54期，摘自《党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