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历杭德罗•阿吉莱拉 魏文编译
美国政府在美洲40多年的军事行动中借口对付非法贩毒，坚持利用反对毒品的战争作为帝国在美洲的战略。
反毒战争是1971年由美国前总统里查德•尼克松宣布的，80年代由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实施。在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2013-2017）在处理实施反对贩毒斗争的方式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但是，实施反对毒品的战争方式的细微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对反毒政策的全面改革，这些政策的标志是连续的军事化。这些改革旨在掩盖在受到贩毒影响最严重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行动的军队、警察和私人制造的暴力，让他们逍遥法外。
回顾反对毒品的战争的历史，人们有两个基本的解读：减少贩毒明显失败，在本地区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保持渗透。但是最近几年这场战争出现了某些变化，主要是提出计划的方式的变化，出现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双项式”，以及它们的忠实机构美国禁毒局和美国国际开发署联手。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禁毒局从80年代以来一直在巩固它们在反对非法贩卖毒品斗争中的联系。其中秘密调查机构的参与上升，他们是极端秘密的精英特工团体，几乎总是由本地区的警察精英组成，为他们配齐装备，由禁毒局的特工进行训练和督查。它们的成员的背景应当经过审查，定期检查是否服用过毒品。它们能够得到禁毒局的情报数据。
还要加上与美国在本地区的使馆的坦率联盟，由中央情报局和南方司令部部署行动，特别是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内使用南方司令部与情报机构联合的特种部队，特种部队是设在佛罗里达基韦斯特的南方司令部的一个成员，同时使用无人机。
在反对毒品的战争中这种军事化的变革中还使用禁毒局在国外咨询的支持装备。这是一个进攻的战术计划，部署大约10名禁毒局的特工小队在全世界进行军事训练。这项计划在拉丁美洲的5个国家（海地、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和伯利兹）至少实施了15次。
在不同的国家部署特种行动部队反映了一种方式的变化，但是华盛顿的地缘政治有变化。因此对于考虑到本地区的国家的特点，在拉美和加勒比以及美国毒品消费的真实水平和类型，对反毒政策的全面改革继续持不妥协态度，将治疗吸毒者的消费作为健康问题对待。
在美国内部对大麻消费更多容忍的辩论赢得了空间，在华盛顿和科洛拉多两州的立法反映了这种情况。很显然，在本地区武器的贩运，对贩毒集团的战争和暴力与犯罪的扩散，面对美国的反毒政策传统上一直坚持一个方向，需要进行改革，走向更多的容忍。
在国际范围内关于需要对反毒政策进行重大的改革已达成共识。在2013年6月26日在维也纳举行的高级别特别会议上，提出了2016年需要重新审视毒品的准则。对此，联合国反对毒品和犯罪联合行动组织执行主任尤里•费德多夫指出：“对我们正在进行的讨论的途径我们已经达成一致。我希望它导致确认国际检查毒品公约的重要性，承认这些公约是人道的，强调权利和灵活性。还应当坚定地强调健康，我们应当支持和推动可持续和可选择的生活方式。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承认在反对毒品的世界问题的斗争中刑事司法制度发挥的重要作用，必须改进在化学物质领域的工作”。
更多的容忍的政策受到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一些政府的支持，开始进行关于大麻的合法化和不定罪的辩论，后者通过加勒比共同体在次地区进行辩论。在受到影响较多的国家其出发点是将毒性较小的因素合法化的逻辑，根据每个国家的特点、它的文化和政治机构的形势而定。
在加勒比地区，种植、销售和消费大麻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在牙买加一个世纪以前就是这样，但是对拥有少量（最多14克）大麻作为个人消费在大多数国家当局是容忍的。
加勒比的形势今后几年将引起很多关注，因为这个地区重新成为贩运毒品的通道，华盛顿的操纵有利于它增加本地区的军事化，坚持使用无人机和特种行动部队。为了这些目标和其他没有宣布的目标，2008年夏天美国还重新启动了第四舰队。
从2012年1月份起，美国在加勒比和墨西哥湾的部署中强调“锤子行动”。其“理由”是这个地区贩毒增加。2013年美国国务院国际控制毒品的战略报告估计，2012年贩运到美国的可卡因80%以上通过中美洲走廊。
南方司令部的负责人约翰•克里将军认为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他估计运到美国的可卡因92-94%通过中美洲，2012年南方司令部通过“锤子行动”查获了152吨可卡因。
该报告指出，南方司令部所属的设在洪都拉斯布拉沃的特种部队、南方海上部队（即第四舰队）、南方海军部队等参加了“锤子行动”。美国国家安全部的所属机构包括海岸警备队和美国边界保护与海关办公室也参与该项行动。
为了加深对中美洲和加勒比的关注，南方司令部采取了两项次地区措施：中美洲地区安全倡议和加勒比流域安全倡议。前者得到国务院毒品和检查国际事务办公室、联邦调查局和跨国反对犯罪团伙机构的支持，后者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称为北部三角）的警察机构，它们与美国的机构共享关于贩毒团伙活动的信息。
引人注意的是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下降时，对特种行动部队的安全资助和中美洲、加勒比、秘鲁的安全倡议的拨款却增加了。在安第斯次地区秘鲁的地缘政治地位正在巩固，以至美国在这个国家建立了9个军事基地。
南美大国巴西被美国的25个军事基地（其中23个在陆地）包围，因为巴西对南美洲和亚马孙地区具有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巴拉圭和巴西之间的边界的脆弱性和美国在三国边界（前两国加上阿根廷）地区的利益威胁到本地区的计划。
特种行动部队的出现增多，与情报人员和所谓承包商的行动一起使华盛顿在本地区的国外安全计划的透明度更低，涉案人员逍遥法外。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在美国机构的支持下卷入在国外训练军人和警察，美国情报机构对一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安全机构的成员的影响增加了。
对美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反对毒品战争趋势的分析
毒品的非法贩运是一个全球的问题。这种犯罪活动对人类影响的后果不可估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生活质量、政治的稳定、公民的安全、国家的治理和民主的共存，本地区的国家受到贩毒的严重影响。
为了更全面地评估拉丁美洲现在的形势，应当考虑非法毒品的生产和消费的趋势和美国政府在本地区采取的应对贩毒的政策。腐败、机构的脆弱、贩毒团伙之间以及贩毒团伙与反毒部队之间的战争造成一种暴力和犯罪的气氛，影响到社会所有的阶层。
这些情况在较大的国家造成不稳定的困难局面，限制这些国家单方面提出连贯的政治计划的能力，因此在本地区范围内寻求共识和与美国政府合作是不能回避的。在这方面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调整这种合作以便受贩毒影响更多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不遭遇危险。除了这种复杂性，还有美国政府实施的打击贩毒的政策与拉美国国家的国内准则之间的矛盾。
美国现在保持成为毒品的主要市场，是全球范围内第一大武器生产国。此外，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所提出和确定的反毒政策在战略上的失败美国无可争议地处在首位。美国的反毒政策没有效力，比如1999年的“哥伦比亚计划”，2001年“安第斯地区倡议”，2007年的“梅里达倡议”，“中美洲地区安全倡议”和加勒比流域安全倡议，都反映了美国反毒战略的局限性，没有提出对非法贩毒现象的综合关注。从根本上说不可能有打击贩毒诱惑的政治计划。
这个基本的问题阻止了在每个国家和地区推动有连贯性的反毒政策，没有将公民包括在社会的政治计划中。其背景是保持一种单一方向的视角，将边界的安全和美国的利益放在优先地位，结果使反毒政策没有效力，不论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还是在美国本土都是这样。
但是，受到反对毒品的战争持续军事化影响最大的本地区的国家，多年来不仅扩大了本地区与美国市场的联系，而且使贩毒的通道和非法毒品的消费普及到整个地区，给公民的安全、犯罪率、人权、腐败、受影响较多的国家的政治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受到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困扰的情况下，在本地区多数国家贩毒的扩大导致美国一系列对外计划与安全计划的调整。这包括在本地区进行军事化的方式，使外交的、经济的和情报的计划都服从美国的最大利益。
根据这种现实，美国减少了大量军人的部署，由更多使用特种行动部队和所谓“第四代战争”所取代。为此更多地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和无人机进行跟踪，应对跨国的非法毒品的流动。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拉美国家加大了在政府层面和民间社会对逐步实现将某些毒品特别是大麻和某些合成与半合成毒品的消费合法化和不定罪的压力。
随着在这些国家对非法毒品的需求继续增加，使得阻止毒品的供应更加困难。与此同时，非法毒品带来的巨额利润使腐败、洗钱继续增加，推动形成“税务天堂”和离岸中心，这对参与的银行和跨国公司的资金有利，或是从中受益，它们以某种方式参与贩毒的不同阶段。
尽管洗钱的罪行、腐败、贩运武器和化学物质是犯罪链条的主要部分，使毒品的交易得到支持和重复，这些方面受到的打击比毒品的生产领域受到的打击更少。这有明显的地缘战略的原因，因为对于美国政权的精英来说，它的对立意味着可在有巨大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地理的地区部署军队。
这说明在本地区关键的地方继续进行政治、外交和安全的渗透，其中突出的是亚马孙地区和三国（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边界地区，但没有忘记墨西哥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其次是受影响较大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
最近几十年美国企图对本地区的军事化进行辩解，其中之一认为非法毒品在拉美国家造成更大的损害，这成为深化在反毒政策中军事支柱的借口，尽管已经表明它的失败。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和欧洲）主要的毒品市场上消费模式的变化与反毒政策导致更多的容忍、对文化和每个国家与地区的形势的评估有联系，使得美国政府在反对毒品的战争中的妥协退步了。毒品消费的变化突出了贩运化学物质的高涨，增加了合成毒品的消费。
合成毒品生产的力度、它的类型、贸易方式的多样化瓦解了传统的控制和禁止毒品的渠道。仅在欧洲2011年出现了49种新的合成毒品，创下近年来的新纪录，几乎平均每周有一种新的毒品进入市场。从2010年到2012年提供在实验室生产的毒品的网页增加到690个，被称为“设计的毒品”。其名称为“法律高点”或“草药高位”。
尽管有这些变化，华盛顿继续实行反毒的铁腕政策，辩解说对拉丁美洲需要禁止可卡因，而国际上更深入的研究表明毒品消费的变化，合成毒品处在优先的地位。这项政策的严厉可以解释为它包含着华盛顿在本地区构建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连带的利益。
现在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审视，评估美国防务司令部的调整，有兴趣的是反毒战争得到的地位以及适用于拉美地区不同的安全机构的职能的准确划分。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将继续使反毒战争政治化，这不取决于美国国务院和安全部正在进行的官僚机构的变化。为此不断完善用于本地区的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和信息的实力，包括美国政府军事力量的渗入和为它服务的承包商与分包商的渗入。反毒战争赋予美国政府在本地区地缘战略利益的控制和势力份额，便利进行必要的变化和调整很容易，以便在必要和可能的时候延长对贩毒团伙的武装打击。
分析反毒战争在美国提出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中的演变和趋势表明，美国的反毒政策在美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之间政治、外交和经济的力量中更为重要，美国的跨国资本参与的洗钱活动增加了。
此外，出现了将大麻和某些合成毒品的消费不定罪和合法化的倾向的高潮，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化的后果；这牵连到北—南关系和华盛顿错误的反毒战争的坚持。这种现象受到乌拉圭政府以及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政府的推动，危地马拉总统莫里纳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这些国家将毒品消费自由化已经较长时间。
在中期和长期内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毒品主要是软毒品消费的不定罪和合法化，不排除其他合成毒品的消费将导致美国反毒政策发生重要的变化。
美国政府面对社会运动和本地区的政府关于某些对人的健康毒性较小的毒品不定罪和合法化的压力随着时间似乎表明严厉的立场。另一方面，在华盛顿州和科洛拉多州大麻消费合法化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辩论不仅对提出对外政策具有重要性，而且对国内秩序也是重要的。在这个国家毒品消费的历史问题迫使政府对其视角和政府在这个方向可能采取的行动重新进行评估。
2012年4月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举行的上次美洲峰会上，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府表现出对某些自然的毒品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不定罪和合法化的好处研究的意愿，这些毒品在当地进行生产、消费，并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市场。
为了更多地对毒品非法跨国贩运进行历史的分析，将非法贩运毒品的问题与它遇到的将武器运到本地区的问题相互联系是适当的，美国政府卷入了在拉美地区贩运武器的丑闻，如“快速和疯狂的行动”以及“海上失事”的事件。
毒品交易与拐卖和贩运人口、非法贩运武器、洗钱、贩运化学物质等罪行的关系导致对跨国的非法流动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由于合成毒品消费的力度大，化学物质的贩运在加速。由于生产的便利和不需要专门的土地，实际上贩运的途径在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增加使用信息和通信的技术和海上及空中更现代化的运输工具，使用特种行动部队，让承包商和分包商介入反毒战争，这就可能出现更有效的军事化，因而用更少的人就能够搞乱事情和减少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压力”。
与此同时，继续缺乏反对非法贩运毒品及其对社会不同的后果和国际的政治稳定的具体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没有以适当的方式将戒毒治疗界定为健康的问题以及它对受毒品的生产贩运和消费打击最大的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的影响。
在毒品问题上更深入地关注公共健康的需要继续处于第二位。但是尽管（合成）毒品是合法的，公开销售，甚至是通过因特网，可能比传统的毒品更危险得多。这些毒品在街头人们知道的名称诱使青年误解，认为这是低风险的娱乐。
这些缺陷限制了公共政策的作用，因为对反毒政策的信誉和效率来说没有重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为此需要一种真正的合作，考虑到双方的看法和每个地区文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经济的特点，使提出的公共安全政策对发展的合作是可行的。
美国反对毒品的战争失败的后果包括非军事的多方面的问题，有助于承认应对传统的非法毒品流动对政治、外交和社会经济部门的其他难点。这与公共政策、让公民参与的计划、减少社会经济的差距、降低如今影响本地区的暴力和犯罪率有密切的联系。这不是严格的军事问题，而是影响到公民安全、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大问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最近几十年发生的变化是合成毒品的生产和消费增加了。传统上毒品的生产国或毒品通道国毒品消费的指数上升了。这个问题从安第斯次地区扩大到整个美洲，特别影响到中美洲和墨西哥，美国对反对毒品的战争持双重标准。
与此同时，可卡因的生产继续下降，2011年估计生产了776-1051吨可卡因，与上年度持平。世界上没收可卡因数量（不按纯度算）最多的国家是哥伦比亚（200吨）和美国（94吨）。在美国可卡因的消费继续下降，美国是世界上可卡因的最大市场。相反，在亚洲、大洋洲、中南美洲和加勒比2011年没收的可卡因数量大幅度上升。
在非法贩毒中增加使用加勒比的通道表明需要加强对这个战略地区的控制，美国政府在本地区加速其他双边行动中应当增加与古巴共和国的双边合作。
美国坚持军事的方式和继续使反毒斗争政治化表明美国在制定对美洲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时对反对毒品的战争采取双重标准。面对这一现实，需要协调政治力量和不同的阶层，实现真正的对发展的合作。这将引起重大的变化，在对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与美国之间在非法贩运毒品相联系的各种问题上脱离关键的、跨部门和地区的焦点，这样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的部门为了提供合作政策的选择，应考虑到贩毒现象的跨边界和跨地区的特点。
我们的美洲面对华盛顿反对毒品的战争
国际范围内的非法贩毒创造的红利每年超过200亿美元。估计贩卖可卡因的金额每年达到850亿美元。
世界上有组织犯罪每年操纵8700亿美元。其中贩毒集团操纵3200亿美元，贩卖人口达到320亿美元，围绕非法贩运移民获利70亿美元，与木材和动物种类有关的犯罪交易金额几乎800亿美元，非法赌博金额达到1400亿美元。
但是，其他来源的数据超过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米格尔•因苏尔萨确认的数字，2013年他在参加关于拉丁美洲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指出，“在世界上毒品是一项每年操纵840亿美元的交易，因此重要的是采取以综合的方式应对这项犯罪活动的政策”。
这种形势增加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冲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使其变得困难，因为面对国家表现出的安全和社会救助的脆弱，它开辟了很广泛的犯罪机会。
跨国犯罪的途径加剧了拉丁美洲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对选举进程、政府的计划和地区领导人的对外计划产生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南美洲防务理事会决定选择应对贩毒，至少是以更加自主的方式进行。这个机构的建立是本地区对巴西前总统卢拉在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框架内的建议，对危及拉丁美洲的和平与安全最紧迫的问题做出回答。
面对美国南方司令部的计划和在本地区军事霸权条件的完善，并将其与一揽子在法律和警察的咨询和“机构支持”相结合，以强调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从南美洲加强对应对反毒是一种存在的需要。
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值得考虑的是巴西作为地区的领导发挥什么作用。墨西哥困难的社会政治形势要求集中它的力量制约贩毒集团和血腥的反对毒品的战争，贩毒罪行每天都夺去生命，这阻止它提出一项对拉丁美洲更有影响力的计划。巴西作为主要的角色地位巩固，因此需要加强一体化的格局，以便推动阻止美国在本地区巩固霸权的措施。
奥巴马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完善美国对西半球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根据国务卿约翰•克里的建议将向哥伦比亚政府提出与拉丁美洲关系的范例。
反对贩毒集团的战争的军事政策继续夺去生命，将“哥伦比亚计划”扩大到整个西半球将带来相似的死亡。但是，应当特别考虑到承包商和分包商更多地参加所谓反对毒品的战争。这种倾向来自于鼓励军工复合体发展的理想方案，这对美国是很需要的。
利用承包商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普遍的政治–外交实践，不仅是将政治的和外交的官员派到我们的美洲，而且更多地使用特种行动部队。这些行动反映出他继续执行前总统布什政府（2001-2009）的计划，但作了必要的调整，使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更加灵活，从巧实力的提出到三D做法（重视外交和发展以及作为补充的防务）。
“哥伦比亚计划”已经失败但仍在执行，安第斯地区倡议已经死亡，将“哥伦比亚计划”扩大到“墨西哥计划”但重新命名为“梅里达倡议”，这被认为是一项正在形成和巩固的统治的地缘战略，通过反对贩毒的政治—外交理由，目的是加强美国对本地区的渗透，决心不失去它的霸权主义的平衡。
从这种前景来说，美国政府加强了反毒战争，授权使用无人机跟踪贩毒分子和移民，以便增加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安全，美国对墨西哥的土地和海洋有兴趣。
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最后的变革承认，不顾军费开支的预算的削减，要更多地利用特种行动部队和更现代化的反毒战争的技术，这是军事的支柱，而控制非法毒品的消费和推动社会求助计划是不可回避的。这项没有效率的战略阻止了更多地推动消除缺乏就业和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这将减少对非法毒品交易的刺激。
本地区一些国家不安全和暴力的形势需要进行关键的分析和旨在对美国在我们的美洲反对毒品的战争进行全面改革的建议。
结论
非法贩运毒品在有组织犯罪较严重的国家对社会公民的安全、人权、法制国家、治理和民主的共处的巨大影响日益增加。美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责任分担没有被这个强国严肃地接受。
美国设计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倾向表明它在利用反毒斗争作为重新加强它政治和军事统治的理由。美国通过反毒战争巩固它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实力，从军事和情报的领域完善其地缘战略地位，这意味着将进行的技术和方法的现代化以确保它在这方面的霸权。
美国在反对非法毒品的斗争的中心大国中间巩固其领导地位，在它的战略中将其他被称为“朋友的团伙”的政府包括在内，对拉丁美洲进行更多的控制。
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应对非法毒品贩运中实行不连贯的政策，在取缔作为非法毒品原料的作物时采取不对等的战略，这符合它在每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利益。
美国媒体的宣传利用它的形象以便控制自然资源，部署它的军事力量和情报人员，在拉丁美洲使左派或改革派的进程非法，其意图是阻止它们结成联盟。本地区以自主的方式实现稳定被北方的帝国拒绝，它只承认那些符合它的利益的计划。
美国在反对贩毒的战争的借口之下采取的极端措施和对别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损害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和公共国际法的一些原则。在多边主义的外衣之下实施的理论是，当现实支持每个国家的双边政策时，这不影响反对非法贩运毒品的斗争，保护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
在毒品的生产和非法贩运与从事拐卖贩运人口、洗钱、贩运武器和加工毒品使用的化学物质犯罪活动的合法企业之间的联系密切了。
毒品市场的多样化和毒品生产与消费的高水平在美国继续占有优势，其趋势是合成与半合成毒品消费的增加，这表明这个国家的政府推动的反对贩毒的战略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目标的单边性质，表明它的计划是没有效率的。
反对毒品生产和贩运的斗争的军事化，特别是来自拉美国家自然来源生产的毒品，引起暴力和公民不安全的增加，这些因素被统治阶级利用来对社会的抗议定罪和镇压他们。
在生产和出口指数更高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政治议程中发生了一种转变，即将公民的安全放在其他社会政治要求的优先地位。
最后，可以确定美国在推动反对贩毒和其他有关的罪行的“多边”战略，作为重新加强它的政治—军事统治的借口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49期，摘译自2014年4月16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