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自由主义:资本向劳动进攻的理论武器

作者:陈莉 叶劲松

发布时间:2014-06-17 来源:中国经济信息

不考虑大资产阶级的作用,学究式地谈论新自由主义,不是幼稚就是骗人

美国学者希尔曾经说,由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完全受一些大的跨国公司支配,”以致任何不首先考虑这些大公司的作用而要讨论我们的突出问题(不论是通货膨胀、浪费、失业、还是厌倦文化)的企图,都是骗人的勾当。”(《尼克松以后的美国》第2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希尔这话说得好。的确,不考虑大资产阶级的作用,超利害地、学究式地谈论自由市场经济或新自由主义,不是幼稚,就是骗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受到资产阶级的钟爱,因为宣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既能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又能”论证”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向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攻的合理性。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由于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能获得本国经济条件所提供的生活保障,这些对西方工人的吸引力增大,另外,由于西方工人运动的发展,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增强,各西方国家先后推行”福利国家”政策。”福利国家”政策的推行,是为了抵销社会主义对工人的吸引力,缓和劳资矛盾,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瓦解他们的阶级斗志,以使资本主义社会永续长存。19世纪就搞过”福利国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就说过:”一个盼望得到老年津贴的人,一般不会好斗,且易于管理。”而资本主义推行”福利国家”的经济根据,则是上世纪30年代危机的经验教训,以及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提供的经济理论。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必须扩大开支来增加需求。而增加社会福利开支是扩大政府支出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和国家从事公共工程设施建设,扩大就业等,都属于国家扩大支出干预经济的表现形式。

因此可以看出,”福利国家”论的提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政治上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避免资本主义制度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经济上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

“福利国家”论提出的平等、充分就业、社会保障等都远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的实际社会福利状况与”福利国家”论也有很大差距。但是,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给予人民社会福利太多,带来一系列弊端。所以新自由主义要求大大地削减社会福利。

70年代以后,尤其是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上台后,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在西方占据统治地位。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混合经济”、社会福利制度等进行了猛烈攻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全都违背了自由市场经济原则。

新自由主义虽有”自由主义”称谓,但它并不是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而是持保守主义立场。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托宾在1981年12月3日的美国《纽约书评》发表了题为《里根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文章。文章一开始就写道:”里根行政当局的经济计划和英国撒切尔政府一样,在经济政策的理论、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都表现了保守的反革命性质。这种反革命的目的在于缩小政府的,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经济影响。”新自由主义以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减轻国家支出负担为理由,对国有企业、社会福利制度等发起进攻。按照他们的观点,不仅企业要”私有化”、”市场化”,而且福利也应”私人化”、”市场化”、”商业化”,各人所得福利的多少依据他的支付能力大小而定。这必然要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福利收入差距的扩大,保持和加深社会的不平等。而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样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弊端,可以刺激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有利于经济发展。为此,他们论证了不平等的”合理性”。新自由主义中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指出,为了使自由市场有效运行,不应实现”福利国家”论者主张的”平等”,而应当保持”不平等”。他说:”一个社会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相反”一个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国家最终作为可喜的附产品,将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关于自由与平等关系之说。不过是资本”自由”剥削劳动的辩护之辞,是愚弄人民的欺骗之说。不管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当资产阶级能自由地剥削工人阶级时,国家不会有”更大的平等”,只会有更大的不平等。工人除了接受贫困这一事实外,没有其它自由的选择。

如果说货币学派在自由与平等问题上还有一层簿簿的欺骗面纱的话,新自由主义的另一流派–供应学派干脆将这层面纱也扯掉。积极支持里根的”右翼思想家相信,’自由’与’平等’可以扼杀人类的活跃精神;政府不应控制经济,有了不平等情势,方可产生出经济竞争……里根的政策–所谓’供应学派经济’原则是阶级间的区别越大,人民进益之间的区别越大,越会刺激经济的发展……”(《介绍美国保守派的第一支笔》董鼎山《编译参考》1982年第6期第73页)”不平等合理”论既可用来论证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合理性,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还可用来向主张”平等”的”福利国家”论进攻,向社会福利进攻。

新自由主义在论证削减乃至取消社会福利会刺激工人积极性时说,包括失业救济、食品救济等社会福利直接歪曲了”合理工人”的意向,使他们依赖救济而游手好闲,不去寻找工作岗位,从而导致失业增加。因此,似乎工人失业后不给予任何救济,迫使工人失业后”饥不择食”地接受任何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从而保证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才是值得称道的”合理工人”意向。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人失业是由资本积累和人口规律的作用决定的,根本不是所谓使劳动市场”变形”的社会福利决定的。资本主义失业救济有许多限制条件,许多失业者是领不到失业救济的。另外,失业救济金数额很低,绝大多数失业工人及其家庭是在西方的贫困线以下生活。所以至今没有能证明关于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对工人选择意向产生”消极”影响的统计数据,也没有表明工人”自愿”参加失业大军以便去游手好闲的证据。相反,比比皆是的关于几百个工作岗位有上千人甚至上万人去争抢,以及工人反对裁员、反对失业的罢工和示威游行的报道都表明工人不愿失业。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布伦纳的调查,美国失业率每上升1%,监狱里的囚犯便增加4%;被谋杀的人增加5.7%;自杀的人增加4.1%;到精神病院看病的男子增加4.3%、妇女增加1%;死于心脏病、肝硬化和其它疾病的人增加1.9%。事实表明,失业给失业者带来严重的心灵创伤和极大苦难,也给在业工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世界知识》杂志1979年20期,刊登了李利题为《西方国家的失业问题》的文章,文章写道,”劳动者即使暂时还有职业,也还是为随时可能的解雇而提心吊胆。……失业阴影的威胁,对劳动者产生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一旦失业来临,劳动者所受的精神创伤更加严重。法国《快报》指出,由于失去了工作的权利,社会地位下降,失业者感到’羞耻’,感到’犯了罪’、失去了尊严、被人抛弃了似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承认,失业’不仅使人遭受损伤,而且使人遭到毁坏’。”即使在”里根革命”大吹社会福利前,从西方的调查和报道中也只能看到失业的痛苦,哪里有新自由主义者说的愿意失业,以靠失业救济去”游手好闲”?

对于人民的贫困、失业和不幸,新自由主义不是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找原因,而是归结为个人的”过错”和”自由市场竞争中的失败”。因而认为解决他们的贫困和不幸应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他们申请社会救济,就等于把自己”失败”和”过错”造成的后果推给社会,”加重公众负担”。新自由主义企图从这方面来论证社会福利的不应该。当然,这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发明。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一书中就写道,经济学应在群众中传播的主要训条之一是:”民众应该把自己的灾难归咎于自己”。

“福利国家”论还说国家有责任帮助贫困穷人,以实现平等化。新自由主义却说自由市场经济给了你参与自由竞争的机会(即所谓”机会平等”),你的贫困是因为你的无能。新自由主义就是以”结果不平等才有高效率”,”市场经济给的是机会平等”,”你的失败是因为你的无能”等滥调来转移人民对日益增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注意力,并将自己遭受的不平等归咎于自己的”无能”。J.托宾在《里根经济学和经济学》一文中揭露了美国的”机会平等”:”机会均等一向是美国的理想或美国的辩解借口……当然经济和社会成果是极不平均的。其辩解的借口是大家的机会都是平等的……然而实际上机会是极不平等的。美国虽然没有旧世界的封建等级制,却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特有的种族、宗教和民族方面的障碍。即使克服了这些障碍,收入多、地位高的父母,其子女会在竞赛中得到优先起步的地位,这仍是铁一般的现实。……他(里根)肯定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把财富、权力和发展机会重新分配给富裕而有势力的人们及其子女而已。”新自由主义要求大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降低国家在这个领域的作用。他们的这些要求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这样能保证资产阶级在社会保障、教育、保健等领域的自由。而这些领域是关系工人阶级生活和就业的重要领域。资产阶级能由此向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攻,使其依附自己。还有,减少福利开支重新分配预算拨款,对大公司尤其是军火垄断组织有利。这从社会福利支出趋于削减而军费支出趋于增长中明显表现出来。

新自由主义不仅从各个方面来论证削减社会福利的合理性。而且还积极”论证”国家调节失业率的不合理性,及工会存在的不合理性。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劳动市场可以通过工资涨落和劳动力供求间的自发调整而实现充分就业。虽然这赞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教条早已被30年代大危机及以前的历史所粉粹,新自由主义仍拾起这破粹的”法宝”来攻击国家的干预和工会的作用。例如,弗里德曼就认为,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应该取决于政府的措施。他还认为,如果取消了限制工人之间的竞争的”工会垄断”,那么失业水平就会下降。按弗里德曼的说法,失业竟成了工会的”罪过”,而这种说法也是与资本主义的现实不相符合,因为工会多少能够起到减缓失业增加的作用。

弗里德曼的话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企图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工人间的竞争,建立单个工人与企业间的关系来离间工人团结,破坏工会等工人组织的集体抵抗力量,剥夺工人起来保护自己集体利益和斗争成果的权利。现实中,西方的确通过限制工会权利的政策来对工会进行打击。另外,西方越来越多的不完全工作日、临时工和服务行业工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通过工人间竞争实现劳动关系个性化,使被雇工人失去工会的保护。1984年1月14日,美国《民族》周刊刊登了菲利的题为《美国失业增长和’失业委员会’》的文章。文章写道,美国钢铁工业”工人都参加工会,工人的工资每小时12-15美元,另一方面,具有’高级技术’的计算机操作员每小时工资通常只略多于3.85美元,因为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不参加工会”。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建立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来惩罚工人阶级,把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劳动条件、组织性和战斗性都拉回到几十年前的状况。

限制工会权利和停止国家调节失业率,以使劳动力市场”正常运行”的思想,实际意味着赋予资产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受限制的自由,有按自己意志支配成百上千工人命运的权利。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大规模失业作为压低工资并加大工人劳动强度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并以此打击劳动者的战斗精神和工会力量,迫使工人更加依附自己。

西方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结合最紧密的部分,决定了它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的特点。而被凯恩斯分子称之为具有”保守的反革命性质”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其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论比凯恩斯理论更加脱离资本主义现实,基本上是重弹被30年代危机击得粉碎的旧时庸俗理论的老调,是西方经济理论的”返祖”、退化。但因为它对工人阶级的毫不妥协态度,及充分”论证”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攻的合理性,并对资本主义有更多的赞美,而更受资产阶级钟爱。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作用时所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1972年9月第1版)

我国的一些”学者”宣扬新自由主义,却不能像资产阶级学者希尔要求的那样在讨论新自由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时”首先考虑这些大公司的作用”,也不能像托宾指出它的”保守的反革命性质”。这就使人怀疑:他们到底是幼稚呢?还是骗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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